歌声很短，思念绵长

北国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没上学，家里没有条件把我送到幼儿园，我就成了全家人的“累赘”，毕竟总要有一个人在家照看我。可我才不管自己是不是“累赘”呢，每天都觉得很快乐。

我喜欢跟着我妈去河边给大鹅割草，喜欢看我姐她们在大门口跳皮筋。也很喜欢听每天街道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如果赶上我妈不用去上班，我姐她们就不用在家带我，她们去找她们的伙伴玩，我就坐在炕上摆扑克，折纸玩，而我妈在炕上一边缝着棉裤棉袄，一边嘴里哼着歌儿。

从小到大，我只听妈哼唱过唯一的一首歌——“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这首歌我好像没听大喇叭里播放过，也不知道这新苫的房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以为是新鲜的房，心里想，我们家的房子也不新鲜啊。窗户小而旧，距离外面的地面只有半尺高。我经常从窗户跳到外面，去找我家房后的古林英玩，我俩同岁，后来上学还在一个班，要好得很。

如果从大门进我家，不大的小院子满满当当，烧柴和煤要放在柴房，杂物堆在另外一面木板房里，这木板房里还有一个地窖，放冬天吃的白菜萝卜。剩下的地方种点小葱小白菜，还有养的鸡呀，大鹅等，房檐下是鸡窝，进屋里要往下走三个台阶。进了门是厨房（外屋），左右两边是一大一小两个房屋，厨房里有一大一小两个灶台，煮饭，取暖，烧炕烧火墙都靠这两个灶了。大灶是一口大锅，全家人吃的大锅饭全靠它。常常是一大锅的土豆酸菜，锅边贴一圈玉米面大饼子。小灶主要是烧开水，逢年过节也用它炒菜，谁若生病了也可以吃到小灶上煮的面条。这房子真不能说是新鲜的房。

但我家的墙的确是雪白的，每年过年，我哥姐都会把墙刷得雪白，地板刷上红油漆，炕上铺的纤维板也会刷上绿或黄色，窗帘洗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镜框里镶着毛主席像章，我记得有瓷的，有铁的，还有晚上关了灯以后会发光的。

我妈一边干活一边哼唱，所以声音并不大，但我听得出，妈妈声音好听，唱歌不跑调。

想起我妈，不觉也想起了我爸。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他唱歌，但是他喜欢听。他说他很爱听学校里放的运动员入场时的乐曲，这总是会让他想起自己多灾多难的童年，进而热泪盈眶。

爸的童年充满血泪。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日本人在屯子里做细菌实验，屯子里孩子都生疥疮，有钱人的孩子有药治，我爸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无钱医治，十几岁的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就这样含恨而死。爷爷先是疯癫很快也离世。奶奶哭坏了双眼，她抱着襁褓里的叔叔，牵着年幼的我爸，只想一家人去地下团圆，同族人施以援手，救了这可怜的三条命。

后来，又是在同族人的资助下，我爸进了屯子里的学堂。这是日本人办的学堂，所以老师用日语教学，我爸不想学日语，被罚站在操场上一整天，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去过学堂。母子三人艰难度日，最苦的时候甚至要讨饭。后来，解放军来了，奶奶把我爸送到部队，在部队里，他才有机会学习文化，后来还当上了通讯员。

我刚上一年级时，每天晚上，我爸给我削铅笔，帮我在白纸本子上划上横线，让我好好写字。我不知道我爸有没有给我哥姐他们削过铅笔，有没有跟他们讲过他的苦难的童年。

铅笔削好了，我趴在炕桌上写作业，我爸在炕桌边继续给一大盆的土豆削皮，这样我妈早上起来烧白菜土豆汤或者萝卜土豆丝汤什么的能节省不少时间。老师会让我们把每个新学的字写满一页田字方格。我一字一字认真写，我爸一个一个土豆认真削皮。看着我作业本上的100分，他也不会表扬我一句，也不会笑一笑，但我能感觉到他其实挺高兴的，那时候我爸是一厂之长，但在家，跟我们一样都听我妈的话。

很快就到了八十年代，家里日子越来越好，还搬到了楼房。自从有了春晚，我家也充满了歌声。我哥买了一个唱片机，我大姐夫的二姐夫帮我们搞到好多唱片，我姐姐她们喜欢听李谷一，我妈最爱听的是黄梅戏《女驸马》，我觉得黄梅戏也很好听。

在楼房没住多久，我们又搬到大平房里。我爸妈觉得平房可以自己种菜，更自在。

1986年，我去读大学了，家里就剩下我爸和我妈两个人了。我爸也退休了，他没事开始研究菜谱，还去书店买了一本《豆腐的一百种做法》，这本书只有薄薄的几页，可惜我都没去读一读，只觉得我爸烧的豆腐真的比以前好吃多了。

这时，我哥又给我爸妈买了卡带录音机，我爸自己去商厦买了好多磁带，不是流行歌曲，都是广东音乐，还有二人转。我爸他喜欢听广东音乐《步步高》《雨打芭蕉》等等，而我妈说吱吱呀呀一点都不好听，她喜欢听我爸买回来的二人转《回杯记》《马前泼水》《包公赔情》。于是，我爸也就不去听他的什么广东音乐，跟着我妈一起听二人转。

我不知道他俩第一次听二人转是在哪里，那时的他们是否相识，不过我猜应该就是在海伦县长发屯，那个我从小到大填写在“籍贯”一栏但却从未去过的地方。

我想，那时的爸妈应该还没结婚，因为听我姐说，爸和妈其实是从小的邻居，是姥姥和奶奶两人做主，所以爸妈是属于包办婚姻。我爸在部队表现出色，我叔后来也当了老师，我奶奶是不是很了不起，孤儿寡母的，不仅把两个儿子养大，还让他们在屯子里出人头地。

那时，我姥姥不嫌奶奶家穷，要把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儿嫁给我爸，我不知道妈是否乐意，爸是不是很想娶我妈。我姥爷别看是土生土长的屯里人，但不耕种不劳作，喜欢吃喝玩乐，一大家人全靠姥姥撑着。姥爷跟我奶奶要了很多彩礼，奶奶东挪西借，总算把我妈娶进门。我曾听我妈说过，我爸结婚那天穿的新郎服都是借来的。早上起来，连被褥都还给了人家。我爸在家里没呆几天就回部队了。

再后来，爸跟着他的战友们乘着绿皮火车，携家带口从海伦来到伊春市红星林业局，参加林区建设。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全家又从红星林业局搬到了伊春市区。

爸退休以后最喜欢侍弄菜园子，所以，我家后来的大院子里，有三棵果树，一棵红沙果数，一棵黄海棠，一棵樱桃树。树下是我爸种的茄子辣椒西红柿小葱小白菜，窗前是我妈喜欢的大丽花，格桑花，只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我们当时竟然不知道，我们把大丽花叫做土豆花，把格桑花叫做苕周梅。

窗前还有一道风景就是我家的大酱缸。每年入冬，我妈领着我们去粮店买好多黄豆，有时候，三姨也会带来很多。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我妈把黄豆洗干净放大锅里煮上半天，然后把煮烂的黄豆捣碎，用手团成长方形的三四块砖头那么厚那么大的块，用报纸或白纸包裹好，我妈叫它大酱块。

这些大酱块在我家温暖的火墙台上静默着，直到春暖花开的某一天，我爸妈把大酱块掰开，洗干净，然后放到一口大大的缸里，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我家那口大酱缸，土黄色，半人高，洗脸盆口那么粗。至于酱块放在缸里，是否需要放水，放盐，放多少，我是一概不知，在爸妈身边生活了二三十年，竟然一次都没看过我爸妈怎么把酱块变成香满院子的大酱的。就记得酱块放到缸里以后的若干天，我爸每天早晚都坐在酱缸前，手拿酱耙一下下捣酱，就这样捣啊捣啊，忽然有一天，餐桌上放着一大捆小葱，还有黄瓜，萝卜，干豆腐，刚出锅的二米饭，然后一大碗大酱摆在桌子中央。这碗大酱简直就是众星捧的月，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我们争抢着吃着小葱黄瓜蘸大酱，而这个香味，自爸妈离世后，就如同他们唤我的专属称呼“老姑娘”一样只能出现在梦里了。

延着院墙，我爸还喜欢种向日葵和窝瓜。他实在是种地的好把式。窝瓜接得是一个一个又一个，西红柿一串一串又一串。葵花朵朵向太阳。

我们早都长大了，也当了爸爸妈妈了，心安理得地把孩子交到爸妈手里，从不觉得他们会累，因为看到他们脸上总是爬满了笑。

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离合悲欢，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1998年腊月初一半夜，我妈妈走了，2001年中秋佳节上午，爸爸走了，我不到三十岁就无父无母，就像那浮萍，没了根，没了家。

2002年，我们三口人离乡背井来到上海，到如今竟也走过了二十多个暮暮朝朝。

爸妈走了，我一开始很排斥听人家唱关于爸妈的歌，那些跟爸妈有关的节日，节目，我都很排斥，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我把关于爸妈的回忆打包密封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心的某个角落，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假装他们还在，然后在心里和他们说说话。现在，我终于说服了自己，开始养爸爸喜欢看的花，学着做爸妈喜欢吃的饭菜，听爸妈喜欢的二人转，和人家说起爸妈在世时的点点滴滴。

我常常想，我爸他到底会不会唱歌呢？我想他一定会唱，一个喜欢广东音乐的人肯定有基本的音乐素养，我也想，如果让我爸唱歌，我爸一定是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共产党。

记忆中，我爸做过厂长，当过总经理。立过功，得过表彰。他管理有方，领导能力强。我曾看过我爸自己在家写的发言稿，洋洋洒洒，好多页，可惜那时我不懂，也没想着保存下来，但如果那时有手机，我肯定会拍下来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

我妈病重的时候，我大姐夫买了当时最时髦的大哥大，我妈坐在炕上，拿着大哥大给我大姐打电话。电话接通的一刹那，我妈激动得流下眼泪。眼看日子越来越好了，妈却无福消受了。时隔三年，我爸病重，我儿子才三年级，他给我爸用红纸折了一面小红旗，我爸爱不释手，每天盼着我儿子放学回家。尽管卧病在床，爸依然喜欢看新闻联播，而自我妈去世以后，他再也没听过二人转，那些唱片、录音带也都不知所终。

老房拆迁了，爸妈走了，家散了……

悟得太迟，醒得太晚。

若有来生，一定带着爸妈去唱歌去漂流，去滑雪，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妈妈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托照相馆的人帮忙翻新了。

1959年，我爸还很年轻

1977年五一节

记不得是哪年拍的了。

大概是1995年，我儿子三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