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你脱口而出的会是什么呢？是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甚至敢于打龙袍的包青天，还是杨家将抗辽的悲壮故事？是张择端描绘东京汴梁繁华盛景的《清明上河图》，还是“靖康耻、犹未雪”的《满江红》？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p class="ql-block"> 在大多数人们的固有观念中，宋朝是一个只有半壁江山的“窝囊”王朝。他软弱无能、冗官冗兵，武力值与汉唐等王朝比起来明显偏低，不得已向大辽、西夏提供岁币。北宋末年金国大军南下直逼汴京，将徽钦二帝及皇室宗亲、部分官员、工匠、艺人共15000余人掠到苦寒之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高宗偏安东南，不思收复山河，建立南宋，后被蒙古灭亡。</p> <p class="ql-block"> 但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宋朝，它又是星光璀璨的：唐宋八大家，竟有六位都是出自赵宋王朝（确切的说是北宋），其中苏轼更开创宋词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篇等流传至今；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在宋代进入高峰，沈括的《梦溪笔谈》成书，秦九韶撰《数书九章》，苏颂制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宋代还创新了水密隔舱等船舶制造技术；宋代新儒学百家争鸣、大家辈出,形成了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等诸流派，“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还有南宋时集大成者朱熹，可谓名震寰宇。</p> 其实，我最初对宋朝感兴趣，始自文艺作品。小时候看过电视剧《岳飞》、《杨家将》、《包青天》，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水浒传》，后来又听《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单田芳的评书，上大学以后又看金庸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故事都发生在宋代。这些故事的主角，要么是统帅三军的将帅，要么是武功高强的大侠。爱屋及乌，不仅让年少的我对那个朝代也心驰神往，同时也不尽感叹，宋代真是个传奇时代，大侠客真多啊。 <p class="ql-block"> 这样的宋代就在我的印象中模糊存在着，直到2014年左右我追了专题片《中国通史》，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宋代有了初步了解。虽然赵宋武备孱弱，但是科学文化水平在古代高出了天际；澶渊之盟中给大辽岁币虽然觉得憋屈，但它却换来了宋辽边境一百余年的和平；宋朝享国300余年，最后亡于蒙古铁骑，但它却是为数不多不是由于自身分裂或者臣民造反亡国的古代王朝。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在历史上也有着不同于长安的繁华，“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p> 2022年初，我有幸发现了吴钩说宋系列从书，它包括《宋——现代的拂晓时辰》、《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知宋——写个女儿的大宋历史》，以及《宋仁宗——共治时代》。从下单到收货不到三四天，但是面对着每本书五百多页的篇幅，读起来还真是要有些决心和恒心。 我从《知宋》读起。虽然历史浩如烟海，纷繁复杂，但作者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宋代故事或者人物切入，进而分析背后的相关制度和社会形态，让读者有很强的带入感。在这里列举本书中的一篇：《两处名胜背后的腐败故事》。大家都应该知道《岳阳楼记》吧，在此章中，作者讲述了滕宗谅因任庆州知州时挪用数万贯公用钱遭人检举（其实滕并不贪财，只是喜结交朋友，行事豪迈，出手慷慨，花费公款确实是大手大脚，但并未中饱私囊），后“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变向对抗审查，台谏官揪住不放，滕被调整到湖南岳州任职，最后在那里“众筹”重修岳阳楼的故事。原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公案。同样，仁宗朝进奏院长官也是大书法家的苏舜钦也因为私自盗卖单位的旧朝报（可以理解为一种报纸）换钱喝花酒，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后被以“监主自盗”之罪名开除公职，之后寓居吴中，购废园、买水石，造沧浪亭并为记，名传至今。在这两则故事中，滕、苏二位主人公的私德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但在遵守制度方面确实要求不严，最后受到处理也并不冤枉。我领教了北宋仁宗朝台谏官的惯常作风，他们“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甚至可以“风闻言事”，以紧紧盯住政府官员的差错为天职。当然，对两桩公案也有党争倾轧的说法，但作者对当事人及他们背后的高官（如范仲淹、欧阳修、王拱辰、郑戬等）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起码让我感觉滕、苏二人虽因台谏官死磕改变了政治命运，但并不是空穴来风，死磕二人的台谏官也可以说是认真履职，私人关系的好恶并没有影响事情的走向，彼时私人关系密切、公共立场各异的情况也比较普遍。文章中还交代，后来滕宗谅请苏舜钦手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让这两位并无太多交集的士人因为命运的阴差阳错获得关联，也算是一段佳话，作者将这两个故事编排在一起真是构思精巧。本书选取的25个历史故事或者事件，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并不乏味。作者分析入情入理，依据翔实，而且从具体事件升华到思想和行为观念，让我对宋代（至少是北宋）的政治制度，如相对独立的台谏系统及分权制衡、纠错机制、中央各种政策或者命令制发的严密审核制度、对古代皇帝及内廷权力、欲望的制约，以及司法领域中的“鞫谳分司、翻异别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如果说《知宋》选择故事侧中于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那么其他几本就是全景式解读宋代生活。《风雅颂》选择了若干幅具有写实功能的宋画作为参考，展示宋人的起居饮食、焚香点茶、赶集贸易、游园赏春等风雅生活图景；《宋》则从市政配套建设、文化生活、商业活动和管理、行政司法等板块进行了更为全面和详尽的说明；《宋潮》仔细考察了25项极具近代文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现，呈现了种种近代化的端倪；《宋仁宗——共治时代》以时间为线索，详尽讲述了宋仁宗的一生，以这位“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的君主的经历来一窥当时的政治风气和国家治理情况。 读罢吴钩老师这几部书，我对宋代（尤其是北宋）的认知又丰富了几个等级。虽然它确实存在着软弱、贪腐、冗官冗兵等积弊，但也确实存在超越汉唐等王朝的优点： 一是人才培养选拔上，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以科举取士的时代。作为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虽然说科举制度草创于隋，发展在唐，但程序日臻完善并大规模为国家选拔出经世之才却是在宋。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而且宋代科举不再允许公荐，而是可以公开报名，更难得的是政策还有意向寒门倾斜，这就大大提高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性，让更多的读书人和饱学之士可以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实现人生理想与抱负。在具体操作层面，宋朝相继创制了“锁院制”（所有考务人员与外界隔离）、“弥封制”（密封考生个人信息）、“誊录制”（誊抄考卷后不能辨认字迹）、“三级考校制”（对考卷成绩的初评、复评、综合评）、“别头试”制度（类似与今天的回避），使得科举考试过程最大程度的做到公平公正，将人情的影响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中受益最大的，当然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学子。因此，宋代进士多出身寒微，《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但出身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从南宋宝佑四年（1256）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我觉得科举取士，让许多人读书有了用武之地，在古代也算是有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通道。同时也积极刺激的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家庭如有条件，都会让下一代读书。通过读书受教育，对于个人可以通过科举成为朝廷的官员光耀门楣，对于社会则可以通过教化之功优化社会风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 <p class="ql-block"> 二是宋朝社会商业的发达程度。想必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同学们都有印象，电视剧一开篇就反应了长安城开市的一幕。没错，唐代的长安城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有坊墙相隔离。街道不允许摆摊开店，要做生意只能去东西二市，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和“夜禁”制度，城门“昏而闭，五更而启”，禁止市民夜行。而当你展开《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时，出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只见街道纵横交错，居民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酒楼歌馆遍设，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商旅云集，车水马龙。而且“夜禁”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繁华的夜市。浓浓的商业气息扑面而来，实实在在的东京梦华跃然纸上。纵观历史，大多数王朝都有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但宋朝是个例外，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商业环境最为宽松。赵宋立国，即颁发“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同时，“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松动了，“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宋朝时，在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政府邀请为座上宾，参与修法，能够吸收商人意见，这在其他封建王朝也是不多见的。在这样“重商主义”的氛围下，宋朝的经济发展空前繁荣，不仅茶楼酒肆、勾栏瓦舍等工商服务产业日趋繁荣（出现了商标和广告），手工业（兵工、制盐、酿酒、造船、陶瓷、纺织、造纸等等）、采矿业（金矿、银矿、煤矿等）、房贷业（开设当铺）、仓储业（时成“停塌”，仓库为“塌房”）亦蓬勃发展，甚至还出现了由政府设立的多种官营金融机构，包括交引库（负责印发各种有价证券，如盐引、茶引、香药引等）、榷货务（向商民发行及兑收各类有家证券）、交子务（印制发行各类引用货币，交子、会子）、市易务（接受城市商人的抵押贷款申请，提供经商资本）、检校库（类似于今天的金融信托）、抵当所（国营存贷款机构）等等。宋代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体现在货币量。虽然不能认为“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但在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货币量确实是国家财富与经济规模的体现。据记载，宋“国朝初，平江南，岁铸七万贯（铜钱，一贯为一千文）。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已后，岁铸铜钱六百余万贯。”真可谓“藏富于民，留钱于地”。唐玄宗天宝年间是唐代铸钱额最高的一年，大概也只有不到三十三万贯。而明代政府最为消极，从1368年1572年200年间总计铸铜钱四百万到六百万，只是北宋熙宁变法期间一年的铸币量。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明代的民间交易还用着从宋朝流传下来的铜钱。因为宋朝铜钱制作精良、币值稳定，且当时航运发达、鼓励通商，遂宋钱差不多成了日本、东南亚、阿拉伯等贸易区的国际货币，购买力十分坚挺，“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数。”是的，解脱了坊市制的束缚，人们不在惮于言利言商，政府对商业、商人的鼓励，加之海外贸易的高度繁华，宋朝在商业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p> 三是共治天下。这是帝制统制时期难得的政治理念。我们印象中的封建王朝，皇帝的权威与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杀伐决断，说一不二。而且作为帝国的主宰，皇帝还操控着整个帝国的运行管理，每日看奏折、处理政务，日理万机，纲常独断。是的，在离我们最近的清王朝就是这样，正如康熙自诩“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但在其他政治修明之世，特别是在宋代，皇权并不专制。宋朝的政治理念，类似于今天的“虚君实相”，君主地位超然，不亲细务，垂拱而治；国家的治理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对政府的监察权则委托给台谏系统。其实，我觉得这种治理框架在汉唐早已有类似的雏形，但在宋朝却因为文官集团素质的整体跃升使这种治理落实的更好更有效。这首先要得益于科举制度为宋王朝官员系统输送了大量人才，文官集团做大做强，这些入仕的公职人员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德才兼备，深厚的儒学修养让“公天下”理想深植他们的血脉，并以“回向三代”为志，比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更加自觉的强调“天下为公”。北宋学者王禹偁说：“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朱熹也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更有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要得意于赵宋立国之初赵匡胤立下的誓约。据南宋笔记《避暑漫抄》记载：“艺祖（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以后每有新皇帝即位，都要独自在碑前拜跪瞻默诵讫，其他人均不得知其内容。后来靖康之变，开封城破，门洞皆开，碑文内容人们得以一见。其中最重要得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附加“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条誓约成为祖训，基本上得到了赵氏子孙的遵循。寥寥数字，为恪尽职守的官员按职责办事、台谏系统敢于发表意见提供了制度保障，“异论相搅”成为朝堂的常态。纵观两宋三百余年，几乎未有诛杀上书言事之士民，真可谓意义非凡（和明朝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基于文官集团的高素质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誓约，宋朝出现了封建王朝最不坏的政治体制——天下共治。在国家层面，诏令不可出自君主独裁，而是必须“经大臣议论而行”，“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既有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台谏劾举之”，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执政-台谏，在加上端拱在上、最终“拍板”的君主，形成类似君权、政权、监察权共治的结构，并且最大程度的驯服了皇权。这里还是要肯定一下大宋的文官集团，虽然其中也有大家痛恨的权相奸相以及贪腐之臣，但其中大部分人还是怀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使命，并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完善了各项制度。使得从官员选拔、考核、晋升、去职到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问责以及各类法律制度的制定、优化（司法制度中出现的鞫谳分司、录问、翻异别勘等异常繁密严禁的程序），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循，而且分权制衡，从而最大限度的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以皇帝直接授意的诏书起草过程为例，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觉得不合法度，可以拒绝草诏，“封还词头”；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核过程中认为“政令有失当”，可以行使封驳权，不予通过。当然，执着的君主也可以绕过中书舍人、给事中审核这样的法定程序，直接下诏，称为“手诏”、“内降”、“内批”，但这样的诏书是“斜封墨敕”，缺乏合法性，宰相可以拒绝执行。难怪宋神宗曾声色俱厉地抱怨：“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当然，这期间也有大臣提醒皇上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要彰显皇权的不容挑战。面对这样讨好皇帝的建议，宋仁宗赵祯给出了权衡利弊的回答：“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在宋朝天下共治的氛围当中，给我印象最深是台谏系统的强盛。汉唐时，台谏只是宰相的属官，而在最为重视台谏的宋朝，台谏系统则与政府系统是平行的，不归宰相任命与统属，直接对君主负责，独立行使监察、审查、弹劾之权，“诏令乖当、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赋敛繁暴、狱犴嵇滑，并令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更何况还允许“风闻言事”——我听说的但未核查属实的事也可以进行弹劾，“弹击之际，无所顾避而尽得公议也”。尤其在仁宗一朝，台谏权力极重，对君权与相权均构成了强劲的制约：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是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我们熟悉的包青天包拯，就是任过谏官的。仁宗宠爱张贵妃，想任命张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史（一个尊贵但没有多少权力的官职），却遭到时任谏官包拯的强烈反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争执起来甚至都把唾沫星子喷到皇帝脸上。当然，士大夫的执着敢言和君主的宽容纳谏构筑了仁宗朝开明的政治风气。后来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君相一体，为了能够减少杂音，许多提意见的台谏官无奈去职，台谏系统的正常运转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复往日之雄风。宋徽宗当朝时，更是祖制败坏，加之蔡京当国，“台谏不得言，给舍不得缴，监司不得问，而纲纪坏矣”。 当然，宋朝也有它的短板和陋习。比如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女性的缠足就始于北宋的宫廷，而后成为延续至明清的畸形审美观。而我觉得最致命的就是武备孱弱、文盛武衰。宋朝开过后确立的军事体制，一改地方藩镇割据和中央禁军频繁兵变等不利于统制的特点，藩镇兵权收归中央，中央禁军兵权收归皇帝。这样确实大大降低了武装叛乱的风险，但这种体制的确立，却是以削弱军队战斗力、损害国防安全为代价的，更何况周围还有大辽、西夏、金等强蕃劲敌。“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政策制定之初，宋太祖等人是从消极的方面、抑制武人干政考虑，重点放在实现防范可能导致动乱的各种因素，而不是考虑如何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处。后来赵宋以文统武，设立监军，兵将又实行轮换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而且由于文官集团是统制层的主流，对军中有才能的将领武人多有排挤，导致这些武将缩手缩脚，难有作为，不可避免的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以北宋最能打的狄青为例，狄青平定广南叛乱后，朝廷对他的嘉奖意见一直存在分歧，后来还是在仁宗皇帝的坚定支持下，擢狄青为枢密使（主管军事的领导），但在此任上，狄青一直谨言慎行，很少对朝廷事务发表意见，与纵马疆场时判若两人。由于他的战功，自然拥有很大部分的铁粉儿，“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五代未远，兵骄将傲的教训历历在目，狄青受此拥戴，自然让士大夫非常忧虑。据说，1056年5月都城大水，狄青为避水，“徙家于相国寺，行坐殿上”，仿佛有帝王相。当年8月，狄青罢枢密使，出判陈州，于次年病逝。这距他任枢密使，才不过三四年而已，一代名将的结局令人唏嘘。 <p class="ql-block"> 吴钩老师全方位介绍宋朝的丛书内容十分丰富，我这短短的小作文容量有限，重点写出了我读书的感悟，以及从吴钩老师那里搬运了若干文字择重点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宋朝。后来我又看了《大宋之变》（赵冬梅著）、《大宋开国》（范学辉著）、《宋徽宗》（伊沛霞著，韩华译），也都让我受益匪浅。也许有人觉得宋朝也不过如此，即便三权分立、台谏强盛，即便商业发达、东京梦华，也依旧阻挡不了摧枯拉朽的蒙古铁骑。没错，时代在发展，落后的终将被淘汰，但宋朝的文明、良制以及对后世的镜鉴，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历史的天空中依然会闪耀着它的光辉。</p> <p class="ql-block"> 最后用陈寅恪先生之语作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