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张心健

风舞云飘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很多情况下，出生也决定命运。

我的高中（中专）同学张心健是著名画家张大千的幺儿。

张大千（1899年—1983年），四川省内江市人，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港人，斋名大风堂，中国近现代国画家，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1919年，张大千的未婚妻谢舜华（也是其表姐）去世，他到江苏松江禅定寺出家，法号大千；3月后还俗，奉命归川，与曾正蓉结婚。

张大千一生有4位妻妾，共生有九子七女。

第一位夫人曾正蓉，父母包办婚姻所娶，旧式家庭妇女；第二位夫人黄凝素，后与大千分离；第三位夫人杨宛君，原是北平唱京韵大鼓的艺人；第四位夫人徐雯波，是其女儿张心瑞（黄凝素所生）的同学和闺蜜。1947年张大千48岁娶她时，她年方18岁。

张大千与四太太徐雯波

　　1949年，徐雯波生下张心健。

徐雯波与女儿张心碧、儿子张心健

　　那一年，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争夺政权的战争中失败，蒋介石率残兵败将逃往台湾。张大千也准备离开大陆。但当时机票紧张，不能带更多的亲人走，他最终决定带上四夫人徐雯波以及黄凝素之女张心沛，从成都飞赴台湾，而将尚在襁褓中7个月大的幺儿——张心健留下，交给一位熟识的裱画师钟先生抚养。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按人之常情，张大千既然在关键时刻，选择带最宠爱的四夫人徐雯波，那理所应当同时带上徐为自己所生的幺儿一同出走。可是，为什么张心健被留下了呢？网上有人撰文解释：由于张大千对徐雯波非常宠爱，而二太太黄凝素眼看丈夫娶了一个又一个女人，不免心灰意冷，最后决定离婚，将女儿张心沛留给张大千抚养。对此，徐雯波或许是出于对黄凝素的歉疚之情，因此才将其女带上飞机，而抛下自己的幺儿张心健。
　　在旧中国，经济条件许可的男人，都可以名正言顺地三妻四妾。要说后来娶的妻妾对前面的妻妾有什么歉疚之情，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有歉疚，也应该是丈夫歉疚吧。
　　据张心庆说：

“小多毛——心健弟1949年4月19日出生，是雯波妈的儿子。当时，雯波妈还有个三岁大的女儿心碧妹。小多毛刚出生半年，父亲和雯波妈就在11月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把当时三岁的心碧妹和不到一岁的心健弟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年龄太小，带着出门的确很不方便。”
“那时，素凝妈刚和爸爸离婚，素凝妈的女儿满妹（张心沛）在成都布后街由保姆李秀云带着。父亲去那里拿东西，满妹只有三岁，吵着要爸爸、要妈妈。父亲心里一疼，顺手就把孩子抱在手里，毅然决定带满妹走，而留下了心碧。我想，父亲大概觉得，心碧还有机会见到妈妈；而心沛的娘已经离开了，孩子很可怜。这个决定使得她们姐妹二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心沛跟着爸爸、雯波妈妈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而心碧妹却不幸夭折了。”
而邓贤在《五百年来一大千》中写道“眼看到了12月中旬，画家（张大千）好容易通过张群、陈诚和胡宗南的关系获得两个登机特许证，......”
“万般无奈之下，大千决定带四太太徐雯波登机去台，......”
“去新津机场登机头天，幼女心沛忽然生病发起高烧来，张大千眼看幼女饱受病痛折磨于心不忍，临时决定放弃部分随身行李，而这些行李中都是他从敦煌带回来的草稿、创作和临摹画，遂换得军方同意将幼女抱在怀里登机。”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中也肯定“三十八年（即1949年）十二月初，（张大千）由成都逃到台湾，旋即转赴香港，......”
历史烟云扑朔迷离，许多往事犹如雾里看花，真假难辨。按理说，张心庆是张大千的亲女儿，所说应该不虚。但父亲决定带心沛走，当时她未必就在现场。从另一方面看，邓贤与高阳都是严谨的历史传记作家，他们所写，也不会是空穴来风，道听途说吧？存疑待考证。
不管怎么说，反正张大千在一念之间，决定带张心沛走，而留下张心健与张心碧，那可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张心健的最终结局，也许在那时就已经注定了——难道这就是谁也逃脱不了的“因缘果报”吗？
张心健离开父母时尚是婴幼，懵懂无知；待长大醒事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著名的大画家。
地球虽然只是一个“村”，但中国与巴西（张大千后来长期定居该国）相隔几万里，天远地远。谁料1949年骨肉分离，竟成永诀。张心健自幼失去亲生父母的爱（他自己都认为“我是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孤儿”），直到他离世，从来没有机会喊一声张大千“爸爸”，喊一声徐雯波“妈妈”！
1953年，因为张大千少有寄钱，又不通消息，裱画师钟先生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实在不能继续抚养张心健，只得敲开张大千原配夫人曾正蓉的家门，将其交给她照管。
曾正蓉是张大千母亲的侄女，孝顺体贴，贤惠能干，勤劳理家，是封建社会标准的“贤妻”。幼时受教于私塾老师，略通文墨。但她不懂绘画，与丈夫缺乏交流；再加上是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基础，因此夫妻间关系比较淡薄，结婚两年多，也没怀上孩子。在张大千迎娶第二位夫人黄凝素几年后，也就是曾正蓉嫁给张大千十一年后，她才有了自己与丈夫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张心庆（女儿，小名“十一”）。
曾正蓉生性善良，大度宽容，虽然张心健非亲生骨肉，而且自己生活也不富裕，但还是毫无怨言地收留了他。那时曾正蓉主要靠做缝纫活路，与女儿张心庆相依为命。
曾正蓉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一生都在期盼和等待中......”
“我今天真后悔，为什么要打小多毛（心健）？他是个孩子，调皮不懂事。婴儿时，父母就把他扔给别人，没人管。而我呢？长时间没和丈夫在一起，我们都是在感情上被遗弃的人，我们就是孤儿寡母，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我应该加倍地爱他才对。我发誓，今后再也不碰小多毛一根寒毛了。”
曾正蓉内心的凄苦、本性的善良，可见一斑。
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张心健儿时还是比较调皮的。例如，他在读酱园碑小学时，曾玩火点燃堆在田边的草堆，殃及农民的草房，差点闯下大祸。张心庆只得将他转到支矶石小学读书。

张心健在支矶石小学的同学、朋友易先德回忆道：

“我和先明（易先德的妹妹）和心建与他姐姐很熟悉。那时正值困难年代，成天觉得肚子饿。先明和我常放学后到他们家去玩（那时就我和先明两人住在桂花巷29号，斜对面就是仁厚街小学开在桂花巷的一个小门），张心庆就会煮白米饭拌花生油来招待我们。那时张大千会从巴西给他们寄吃的，花生油就是寄来的，20——30斤的圆铁桶装。有时我们就留宿在那里（记忆中好象是东门街36号），和小咪（叫张敏）一起在很大一张床上‘狂'。小咪很巴我，她那时大概4——5岁，上西马棚幼儿园。我有时去接她放学，还要我背她回家。”
张心庆自幼喜欢唱歌，1950年考上四川艺专（四川音乐学院前身）学习声乐。1951年离开成都，参军到了部队文工团。1955年，张心庆复员，从福建回到四川。因父亲张大千对新政权心存疑虑，定居海外拒不回国，影响到她就业，她只能到农村当了农民。

1951年穿上军装的张心庆

　　张心庆既有音乐特长，当然不甘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她参加教师省考，于1956年成为成都市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同年，张心健刚好上小学一年级。
　　1958年，张心庆生下女儿“小咪”（张敏）。而在小咪出生前三个月，张心庆的丈夫、小咪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到四川汶川煤矿劳改。两人离婚。
　　张心庆从酱园碑小学（后改名为草堂小学）转到仁厚街小学后，该校的体育老师龚万兴（运动员转业）一个劲地追求她，最终与她结婚。
　　1961年，曾正蓉因病去世，张心庆挑起起亦姐亦母的重担，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孩子，还要抚养弟弟张心健。1982年，张心庆到美国探亲。此时张大千住在台湾，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到美国与她相聚。张大千在电话中对张心庆说：“你娘是阿婆讨的媳妇，跟我没有感情，她生前我们很少在一起，死后我连棺木都没给她买一副，我深感内疚与痛苦。”

可惜曾正蓉再也听不到了。
龚老师后来调到林家巷小学教体育，我夫人的姐姐曾是他的学生。她描述龚老师“高高大大的，形象不错”；张心庆“漂亮”；她的女儿“小咪”也“漂亮”。龚老师岁数比张心庆小很多，熟悉的人都说，他找了一个有钱人结婚。我夫人的姐姐与同学还到龚老师和张心庆家里去玩过，吃过他们给的蜜饯。也见过张心健，说他“个子小，很瘦”。还说张心庆当时出售的张大千画作，“才100元钱一幅！”
1963年，派出所交给张心庆一封父亲从境外寄来的信（当然是经过审查的），父女恢复了联系，从此张大千才能给她寄钱。

张心庆叙述：“1963年，我曾去香港看望父亲。当时，小多毛（张心健）还在上小学。本来申请让他和我一起去看爸爸，但组织上没有批准。我特地去问了原因，被告知，学生在上学期间不能出国。”

1963年，张心庆到香港探望父亲张大千。

　　张大千是世界知名画家，在国际上有影响，而张心庆是张大千惟一嫡女，如果张心庆能当面劝说张大千回到国内，当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胜利，以证明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关方面考虑到，张心庆在国内有家室，按人之常情，不太可能一去不返，所以才放心让她出境。而张大千的幺儿张心健单身，无牵无挂，如果出去了，很可能就跟随父亲，不再回来。

在那个年代，中国与外国或香港等地人员之间流动很少，尤其是中国人出国出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政审”就是一道极其严格的关卡。如果有人出去了拒不回国，不但会背上“投敌叛国”的罪名，而且也被认为是当局在政治上的失败。
因此，张心健无缘去香港见亲生父母。
张心健小学毕业后，进入成都市东风中学（成都市政协办的一所专为解决政协成员与共产党干部子女读书的学校）读初中。前川军将领潘文华的孙儿潘锡强是他同学。

初中时的张心健（前排右三）

张心健初中毕业照（第四排左二）

张心健与同学在成都望江公园（第二排右五），拍摄时间不详。

　　东风中学坐落在成都西城区东二道街，曾正蓉与张心庆、张心健的家在附近的灯笼街。而当时我住家宁夏街成都市妇联机关大院，后门就开在灯笼街。我上学的成都十三中，也在不远的青龙街。其实我们同在一个片区，只是当时互不相识，“比邻若天涯”罢了。

初中的张心健体形瘦小，神态机灵，同学们戏称他为“金丝猴”。上课时，后座的一位同学喜欢恶作剧，经常骚扰他，有时他受不了会惊叫。班主任老师知道后，避开张心健，召集全班同学叮嘱道：他（张心健）的父亲是华侨，在国外，他在这里相当于孤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不要欺负他。

1965年，张新建与潘锡强被分配到成都市农业职业学校读书，我也从成都市第十三中学初中毕业被分配到该校。成都市的中学，除了四、七、九这几所一流学校外，十三中算是排名靠前的好学校。我就读十三中时，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曾担任外语（俄语）、美术科代表、军体委员（体育科代表）。中考时，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农业职业学校”，报考志愿里也没有填它。可为什么会被“发落”到这所学校呢？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另文再叙。

1965年秋，我到农职校报到，被安排在机电排灌102班，与张心健同班。潘锡强在机电排灌103班，他与张心健是朋友，关系比一般同学好。张心健个子瘦小，肤色较黑，脸上汗毛较密（其父不是大胡子吗？肯定有遗传，所以曾正蓉与张心庆称他“小多毛”），背微驼。下巴尖，浓眉大眼，透着聪明劲，也隐隐透出一种忧郁的神情。

大家都知道他是张大千的幺儿，但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他和同学相处尚融洽，不爱出风头。只是遇事爱较真、爱掰道理，得一绰号“曰儿”（成都人定义喜欢引用书本理论与人争辩，言谈举止有书呆子状的人，谓之“曰”）。
　　张心健曾拿出其父从巴西寄来的袜子给我们看（好像是羊毛的吧），感觉质量非常好，至少当时国产的袜子比不上。同时，我们还见过其父寄来的饼干等食品。在物质不太丰富的年代，已经很不错了。
　　农校地处成都东郊大观堰，距市中心八、九公里，学生平时都住校。而绝大部分学生的家都在市区。星期天回家，为了节约一两角钱的公共汽车费，很多同学都选择步行。进城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经过静居寺、九眼桥，另一条是经过沙河堡、钢管厂。张心健有时也和我们一道步行进城，回姐姐张心庆家（在横小南街附近，也是他在成都惟一的家）。
　　1966年，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发表，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戴上红卫兵袖章，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至此，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大串联”浪潮汹涌澎拜，迅速席卷全国。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农校不是世外桃源，同学们纷纷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为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我和张心健等同班同学共5人，相约踏上赴京“串联”之路，憧憬着被伟大领袖接见的幸福时刻。
当时我母亲是“四清”工作组成员，在成都近郊罗家碾开展工作，我匆匆到她住地要了5元钱，就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征途”。
学生“大串联”，乘坐火车、汽车、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都免费（当然飞机不敢免费，成本太高，而且那时中国的民航业也不发达，飞机不多）。但是普通乘客加上学生，车上爆满，常常是人挨人，人贴人，一座难求，只能站，“站”过一站又一站，一天又一天，直站得腰酸背疼腿抽筋。不过那时我们年轻，倒也能坚持。如果运气好，可以在厕所内抢到一块巴掌大的地盘坐坐，也顾不得脏与臭了。
后来，我们“发现新大陆”，找到特殊“卧铺”——钻进长座椅下或爬上行李架，就可以“躺平”，比起站十几个甚至几十小时来说，不啻是莫大的享受。
车上人多空间小，难免空气极差：体臭、屁臭、汗味、烟味等等闻了不少。要是放在今天大家如此讲究环保、讲究空气质量的前提下，简直不可想象——是可忍？孰不可忍！
听说有同学的弟弟坐在靠窗的小桌子上，夜里太疲倦睡着了，从打开透气的窗户掉下飞驰的火车，命丧铁道线。“出师未捷身先死”，悲哀。
当时虽然全国人员流动规模空前，乱是乱，但基本没有浑水摸鱼的小偷或者抢劫、强奸等刑事犯罪案件出现。为什么？值得研究。
熬过几天几夜的车上时光，终于到了首都北京。第一件最重要的事，便是到天安门广场“打卡”：手捧“革命群众”必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摆好造型，快门一响，留下时代印记。

前排右为张心健

我们落脚清华大学，吃住免费（因为是“毛主席的客人”嘛），在学生食堂就餐，几乎每天都是猪肉粉条炖白菜。味道虽然比不上川菜，倒也不难吃。饱餐后，除了在清华园内，还奔赴北大、北航等大学，抄大字报，看“内部”消息，了解文革进展情况。
在京期间，我们满脑子只有“革命”，根本没有旅游的概念和愿望，就连最著名的景点如颐和园、长城等等，都顾不上“到此一游”。
　　在北京等了几天，没有毛主席要接见的消息（不会提前预告的），我们以为他老人家不会再接见红卫兵了，于是转往上海。岂料，在火车上听到9月15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心里不免遗憾，但也无可奈何。
　　此后，从上海乘江轮经武汉、重庆，回到成都。
　　在外地去学习了“革命造反”的经验，洗了脑，“革命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仿佛打了不止一针鸡血，浑身热血沸腾，“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万丈，就像四川人说的“劝都劝不到”。回校后，我和张心健等七位同学在班上发起成立“十.一一”狂飙战斗组，用实际行动开始“革命”、“造反”、“打倒”、“保卫”。
　　成立宣言是我起草的，其中对组员的标准第一条是：“在运动前期决不收黑五类子女......”而张心健能够成为战斗组的发起人之一，说明他的家庭成分不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大家对他有海外关系的身份并没有歧视与排斥。

　　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我和张心健都加入了农校最大的造反组织“红八月战团”（其骨干分子是“八.一八红卫兵”），“十.一一”狂飙战斗组不复存在。
　　再后来，“八.一八红卫兵”被成都市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之一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收编，成为“正规部队”——“成都市红卫兵部队农校支队”，其外围组织依然叫“红八月战团”。
　　张心健不是红卫兵，仅是“红八月战团”成员。

　　1966年12月28日至31日，上海爆发康平路武斗事件，吹响了全国各地武斗的号角。
　　1967 年 7月22日，江青提出了 “文攻武卫”的口号，23日上海《文 汇报》公开刊登了该口号。此后，全国各地武斗事件不断发生。
　　9 月5 日，江青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时再次大谈“文攻武卫”，中共中央办公厅于9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江青9月5日的讲话。于是“文攻武卫”的星星之火，迅猛发展成燎原之势。“造反派”与“保皇派”打，“造反派”与“造反派”打，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直杀得天昏地暗，不断升级，甚至发展到破坏交通设施，抢夺部队武器装备等等——不是内战，胜似内战。
　　虽然农校的造反派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武斗之中，并在农校所处的成都东郊大观堰、沙河堡、乃至大面铺、龙泉驿地区“杀出”名声，但张心健除了有时摸摸枪支，并不是武斗的积极参与者。

　　1967年夏天，张心健参加“红八月战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担任“三句半”节目念诵最后半句的演员（三句半：曲艺曲种，以一组表演词仅三句和一个短语而得名。表演者为四人，前三人每人说或唱一句，第四人则念诵归纳前三句内容的词或短语，反复循环，直至结束）。随队徒步或搭乘汽车，从成都一直到了陕西略阳，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
　　1968年初，农校“红八月战团”成员、我与张心健的同班同学邱云清被另一派的人打死，张心健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及安葬活动。

　　“文革”后期，打倒了“走资派”，又开始收拾打“走资派”的“造反派”。毛主席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红卫兵运动到了尾声，大、中学校进驻“工宣队”、“军宣队”，清算造反派“武斗”与“打、砸、抢”的“罪行”。农校也不例外，造反派骨干被抓起来，在校内监禁、批斗。张心健虽然参加过造反派“红八月”战团，但仅是一般成员，也没有积极介入武斗，所以不但没被清算，还担任了看守被监禁人员的任务。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农校被监禁的某红卫兵听到广播里说，中央决定还是要给刘少奇出路时，不免对着张心健发了几句牢骚（因为平时与张关系还不错）。大意是说，既然刘那么大的罪行都要“给出路”，而我们是响应号召反对刘的，为什么犯了一点错误（连毛主席都说是“小将犯错误”）就被如此对待？没曾想，张心健转身就报告给“上面”，以致在随后的批斗会上，这些话又成了该红卫兵的一条新“罪状”。

　　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与人斗，其乐无穷”，逼出了人的本性中负面的潜质。

　　1968年底，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普通中学大批学生都被安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农校因为是中专（文革初期，农校学生中的“造反派”进驻学校的业务主管单位四川省水电厅施压，逼迫其将“成都市农业职业学校”更名为“成都农业学校”），学生不用“上山下乡”。可是，因为“停课闹革命”，有关农业的专业知识又没学多少，所以就被“一锅端”地分配到成都铁路局就业。

　　张心健被安排到成铁局绵阳供电段马角坝电力工区当工人，好朋友潘锡强在马角坝养路工区，同住在马角坝火车站。张心健工作上踏实肯干，同事之间关系融洽。据他的同事、同学、朋友回忆，领导曾将他列为“吐故纳新”的“新鲜血液”，培养对象。

而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中说：“他申请入团，但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未被接受。据说，当时是这么答复他的：‘你父亲张大千是叛国分子、卖国贼，你还想入团？'”

两种说法，完全不同。存疑。

都说“长女如母”，4岁的张心健来到曾庆蓉家时，张心庆已经是23岁的大姑娘，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既是大姐姐，更像母亲。因此，姐姐的家就是张心健在成都唯一的家、相对安全的避风港。但在1970年前后，姐姐与姐夫龚老师关系越来越糟，矛盾不断，这个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和吸引力，他再也不愿回去。

1970年秋天，潘锡强参加成都铁路分局革命样板戏宣传队到马角坝演出，张心健向他诉说龚老师对姐姐不好，家庭矛盾尖锐，气氛紧张、压抑，再也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甚至说出“不想活了”的话（后来，张心庆与龚万兴离婚）。

正当张心健在大山深处的铁道上，日复一日地打发着漫长又无聊的时光，心里难言的苦闷无处宣泄时，阴霾的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一位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名叫邓菊仙，是来自内江的一位小学超龄生，单位上的同事，工人家庭出身。姑娘并没有因为张心健不是“红五类”而嫌弃他，接受了他真诚的爱，也给予他爱的温暖。初恋的感觉是美好的，它能抚平张心健心灵的创伤，暂时忘掉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与烦恼，对未来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苗。

但好景不长。起因是单位的负责人张正高（转业军人，电力领工区“连长”，相当于车间主任）找姑娘谈话，说张心健的父亲是逃到外国去的“叛国分子”，他有海外关系，你和他交往，在政治上会受影响，是没有前途的。

要知道，在“政治挂帅”年代，一个有“海外关系”的人，等于被贴上“政治上不可靠”、不能被信任或重用的标签，是被“打入另册”的人。

当时姑娘正追求进步，争取加入共青团，她柔弱的身躯怎能承受住“政治”这座大山沉重的压力？在爱情与政治前途之间，她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与张心健分手。这对张心健来说，不啻当头挨了狠狠一棒！

天空中的彩虹消失了，照亮生活的最后一缕阳光，也被乌云遮住了。看不到希望，前途一片漆黑，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吗？ 1971年7月的一天下午，马角坝火车站，满怀心事的张心健来到距自己宿舍不足200米的好朋友潘锡强住处找他，被人告知潘回成都休假了，只得失望而归。而其他同学兼工友，此时也都不在。

残阳如血，天色渐暗。黑夜如潮水吞没了世间一切。大山魅影叠嶂，山风呜咽，如泣如诉。张心健倍感孤独落寞，心中郁积的苦闷向谁倾诉？哀莫大于心死！万念俱灰的他，徘徊踌躇，望着车站上一列即将启动的火车，仿佛被宿命推着，走向铁道，躺在冰凉的铁轨上，准备结束短暂的一生。

当火车巨大的钢铁身躯迎面扑来，车轮与铁轨冲撞的轰隆声与尖锐刺耳的汽笛声，似乎又唤起他求生的欲望——是想回成都与自己唯一牵挂的、至亲的亲人心庆姐再见一面，还是再等等、再等等，或许可以等来与亲生父母团聚的机会?他挣扎着向铁道外爬去......但为时已晚！呼啸而过的车轮将他一双小腿齐齐轧断，霎时血流如注，染红了锃亮的铁轨与路基上颗颗石子。

很快，张心健被人发现，送到成铁局马角坝卫生所抢救，做了截肢手术。

卫生所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大夫叶医生（上海医大毕业），是不是他为张心健做的手术待考证。工友李云鹏（北京南口技校毕业）给张心健输过血。

本来，大家以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是工伤。因为那时铁道线上被火车轧断腿脚的事故较常见。但随后，几位工友在张心健的宿舍里找到他写的遗书，字里行间，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发出了悲愤而绝望的抗议。单位军代表看到遗书后，说张心健是自杀，是“自绝于人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政治问题自杀者，都被定性为顽固到底，以死来对抗D和人民，称之为“自绝于人民”）。因此，卫生所便不敢采取转院等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抢救。

张心健被救治期间，几位农校同学（马角坝工务段的工友）曾到卫生所看望他，被绵阳供电段派来处理此事的人认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告发到工务段，希望“理抹”（追究）他们。所幸工务段有关领导是一位南下干部，政策水平较高，也比较通人性，将此事压了下来。

三天后，从成都赶来的姐姐张心庆见到弟弟最后一面，除了伤心，也无能为力。

7月盛夏，天气闷热，但张心健的心却如严冬一般冰凉。因为自己本人所不能决定的出生问题，这个社会就对他如此冷酷，这是为什么？他想不通！就这样，在卫生所简陋的病床上，张心健，一个22岁的年轻生命，带着“不愿有来生”的极度失望与悲愤，离开了人世。

张心庆回忆：“他临死前，抱着我叫了一声：‘姐姐，我想叫你一声妈妈，可以吗？'我抱着他说：‘只要你高兴，叫我什么都可以，姐姐永远爱你。'最后，他叫了一声：‘姐姐，你是我的好妈妈！'泪水滴在我脸上，我再也叫不醒小多毛了。”

张心健写给姐姐的遗书：“姐姐：你的命运悲惨，但我不一定比你幸福。我是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孤儿，却被认为跟海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只有你知道我是爱国的。为了你的一对儿女，你要坚强地活下去，不要选择我这条路。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的好姐姐，永别了！

你的弟弟：心健”

张心健的遗书共有3份，其中一份给姐姐张心庆、一份给好朋友潘锡强、一份给其他几位同学。据潘说，遗书当时就被单位上全部收了，至今未看到，其内容当然不得而知。

张心健的死讯上报到成都铁路局，分管侨务的一位领导指示，不能定性为“自杀”，只能定为“工伤死亡”。该领导颇有政治远见，他考虑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政治风向转换不定，万一哪天张大千在国内又成了“香饽饽”，而他的幺儿是被逼自杀的，铁路局怎么向各方面交代？

张心庆失去弟弟，虽然万分悲痛，但并不敢立即将这一噩耗通知父亲和雯波妈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因为怕他们责怪自己没有看护好弟弟。其实，这哪是当姐姐的错呢？在狂风骤雨般的政治大潮中、在婚姻家庭的纷繁困顿中，她也自顾不暇啊。

也许是心灵感应吧，张大千在1974年从美国发出寄往中国大陆、给三哥张丽诚夫妇的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心健侄（信中以三哥丽诚口吻称之）十年无音讯，想已死亦。兄有否闻。倘有所闻望告知，弟决不为此伤痛也。”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张心庆才在电话中告诉父亲张大千，弟弟心健已经离世。潘锡强说，当时，电话那头，张大千老人哭得“瓮呀瓮”的（成都方言：嚎啕大哭），心中悲恸，无以言表。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一大悲哀事啊！肯定，对自己遗弃在祖国大陆的幺儿，他心中一定有深深的歉疚吧！

张大千1983年4月去世。

2010年，张心庆《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出版，她赠书给心健弟的朋友易先德，并题词写道：“时代的苦难，他走了，我虽然不信奉上帝神灵，但心里却充满了奇异的幻想‘他是在天堂与父母团聚了'！”

图中为张心庆，右为张敏（小咪），左为易先德，拍摄于2010年，美国。

　　但不知，张大千、徐雯波夫妇与他们的儿子张心健在天国团聚时，是感到激动、高兴，互诉衷肠，还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张大千晚年与徐雯波在台湾“摩耶精舍”

　　张心健死后，棺材是用铁路供电段电杆横担的木材做的。出殡那天，只有一些农校同学（也是铁路工友）为他送行。他被埋葬在马角坝铁道旁一处山坡上，向着成都的方向。没有墓碑，没有花圈，只有一座低矮的土堆。曾经有无限可能的人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数年后，有同学前去探望，只见满山野草青青，葳蕤茂密，绵延直到天边。那坟头，已不复存在，隐入尘烟了——孤魂无依！

只有，只有知情者的记忆留在世间。

张心健的死，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当时的政治氛围，自幼被亲生父母遗弃，失去家的温暖与依靠（姐姐与姐夫关系破裂，家庭关系极度糟糕），失去亲情的支撑，他就像一棵无根的小草，飘摇无定，独自承受风吹雨打。至于失恋，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击垮他心理承受力的致命一击，选择自杀的直接诱因。有同学分析，如果那天他找到了同学、朋友，一吐心中苦水，或许就不会走上不归路。

或许，这印证了：出身决定命运，性格也决定命运。

逝者为大。在此，就不过多探讨了。

这是张心健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极“左”时代的悲剧。

但愿，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张心健安息。

（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除了查阅有关资料外，还得到一些朋友、同学的大力支持，并提供宝贵的照片与信息。在此谨表衷心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