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军旅生涯

笑对人生

我们的青春年华在军旅中度过

1969年12月初，我应征入伍，由一个农村青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正式踏上了军旅生涯的征程。经过绿色军营生活的锤炼和风风雨雨坚苦的洗礼，不但健壮了肌体，增长了知识，更是磨练了永不言弃的坚强意志和战斗作风。年轻的战士赋予了军营朝气蓬勃的生命；绿色军营则给予了我们青春永驻的话力！

随着五十多年时光的流逝，那些尘封的往事已渐渐远去，变得有些模糊，有些战友的模样也记不清了。俗话说，往亊如烟，但是，岁月有痕，军情无限，每当我回忆军旅生涯，往事并不如烟，依然历历在目。怅然回眸，细细品味，脸上总会洋溢起欣慰和自豪。一旦我们当过兵的人在一起聊天，总会激发起我们沉睡的记忆。尽管那些记忆并不都是美好的、快乐的、幸福的，其中不乏也有痛苦、也有伤感、也有迷茫。但是，当我们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段摸爬滚打的军营日子，那些花样年华们火热生活，一切痛苦、伤感、迷茫通通抛至脑后。下面，让我回忆那些精彩的军营生活片段和花絮，与大家一起分享，让这些回忆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回到那个点燃我们激情年华、青春岁月的年代，一起谱写我们绿色军装和钢枪大炮筑成的光荣军旅篇章！

————引子

我们几位新兵与同学拍的入伍纪念照片

我入伍不久拍的照片

新兵入伍时的欢送场面

珍宝岛自卫反击场景

人民解放军在珍宝岛巡逻

珍宝岛自卫反击照片

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

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

一、踏上从军征程

1968年9月，已进入“文革”的第三个年代，人们从狂热中逐渐清醒过来。前几年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大串联”、“文攻武卫”、“抢班夺权”等等动荡的日子趋于平静，青年学生们也开始回校“复课闹革命”。1969年初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下半年第二次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从小就有当兵的志向，听到征兵的消息后，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回家，决定投笔从戎，实现我小时候的梦想。

通过一系列的体检等，一切都很顺利，我如愿以偿被录取入伍。几天后，我们新兵在常熟虞山大礼堂集中，开始换装，绿军装、棉大衣、布棉鞋等全是崭新的。换装后的第二天队伍就开拔。我们常熟二干多名新兵先坐大卡车到达无锡，然后再登上火车离开无锡。离别家乡那天，父母亲及一些亲戚都到现场送别，尽管当时与亲人有点难舍难分，但并没有象电影景头中那样相拥而泣、流泪满面的情景，相互之间挥挥手就此告别。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驶离无锡站。我们坐的是辆闷罐列车，一个车厢里30余名新兵席地而坐。第一次乘坐火车，难免有点好奇。火车一路往北而去，弄不清开向何方，只感觉到越来越冷。列车在中途停过几次，让大家下车方便。下车后只见四周旷野，或是一望无际的田地，或是连绵起伏的山丘。新兵们都是热血男儿，在那荒山野岭随便找个隐蔽点都能拉屎撒尿。坐车期间基本上都吃一些压缩饼干和喝大木桶装的水。记得在一个车站停下后，当地驻军给每个车厢送来一大桶热饭和热菜，大伙纷纷拿出茶缸盛饭打菜，一个个狼吞虎咽，总算吃上一顿热饭热汤。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第三天傍晚到达天津郊外的的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是杨柳青。虽然只是12月初，那里已经是冰天雪地。新兵们陆续下了火车，根据一位首长的点名，大伙分别乘坐不同的大卡车到了各自的连队。我和二十来个新兵被分配到198师独立高炮营四连。当时的连长叫杜绍胜，指导员是彭志良。我被分到三班，班长是位个子较高、壮实粗犷的北方汉子，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崔更子。

当晚一到驻地，连队食堂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和棒子面窝窝头。我们南方人从未见过黄灿灿的窝窝头，都以为是鸡蛋拌面做的馒头，当时正好饥肠辘辘，于是大伙争先恐后拿着碗装满了窝窝头，结果刚咬第一口，就感觉不对劲，也不知道神马东东。有的新兵蛋子当时一下拿了6、7个，当吃到第二个时就怎么也咽不下去了。我当时肚子饿，勉强和着小米粥吃下了两个。

我的军旅生涯就此拉开了帷幕！

新兵乘坐的闷罐列车和新兵在车厢里情况

新兵训练场面

二、冬季野营拉练

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野营拉练史。如果哪个从过军的人在朋友中闲聊时不谈起野营拉练中的段子，或者拉练中脚底下没有留下几个水泡的回忆，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过兵。

1970年2月，毛主席在总参谋部关于沈阳、新疆、济南三个军区野营拉练的情况报告上批示：“这样训练好”！从此，各军区纷纷成立了野营拉练指挥部，每年进入冬季，在祖国的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野营拉练的战备热潮！

野外拉练，这不是去观光赏景，而是去磨练意志。野营拉练是比较艰苦的，主要目的是锤炼部队官兵“走、打、吃、住、藏”的应变能力。野营拉练中的“走”是重头戏，冒着零下十、二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没膝的积雪，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步兵拉练是属于一种高强度的徒步行军；而我们炮兵则属于温火慢炖型的摩托化行军，我们有时也会下车进行徒步训练。在拉练中都要进行一些军事化演练，设置一些假想敌人，模拟一些进攻、撤退、躲藏等行动，提高实战经验和水平。在拉练途中经过村落和人多的地方，我们会高唱革命歌曲，高喊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练好铁脚板、打败帝修反”等等，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但不管是徒步行军还是摩托化行军，都要经历千辛万苦，一天行军五、六十公里是家常便饭。更恼心的是，有时刚歇下来，甚至刚放下背包在老乡家住下，烫好脚，挑好泡，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吹响了，战士们只好重新打好背包行襄冲向集结地。首长宣布命令：发现敌情，要紧急转移。

总之，拉练中吃不好睡不香，每次外出拉练，大伙都有这样的感觉，第一天精神抖擞，第二天没精打采，第三天沉默寡言，第四天愁眉苦脸，第五天快要崩溃。

野营拉练大都是住在农村老乡家，到了宿营地后，村干部会到我们驻地慰问，乡亲们也会送一些咸菜、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给我们吃，尽管我们不会收，但充分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场面。野营拉练除条件艰苦环境差外，也免不了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我们拉练到河北宝坻县，晚上分散住在老乡家里。那时农村住房比较简陋，进了院子就是三间平房，房间前后很窄。一进门中间房间两边除各有一口大锅外什么都没有，东边那间由房东家人居住，西边那间则由我们居住，我们五六个人挤在一个炕上，象当地卷的旱烟排列在一起，连翻身都很困难。

那时北方农村房间不安装门，只挂一条布做的门帘。由于环境不熟悉，战士们半夜起床方便后迷迷糊糊或者站岗放哨回来时，难免会走错房间，走进老乡房间，闹出笑话。甚至我们几个老乡讲家乡话，也会引起房东大嫂的好奇，跑到班长那儿问，他们是啥地方人啊，咋说话那么“侉”呀，象外国人似的。更有一次好笑的，一天早晨，大嫂到崔班长那里告状，说你们那里有个流氓，一边说一边望着一位叫陈某某的新兵。啊，有人耍流氓？大伙大吃一惊，后来弄清楚了，原来是陈某早晨起床后在院子外墙洒了一泡尿，正巧被房东大嫂发现。当地风俗男人是不能随地小便的。对此，陈某免不了被班长狠狠批评了一顿。其实，陈某此人脑子本来就有病，按北方人说法，就是个“二百五”。

在野营拉练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是1971年11月底，我们全营拉练到达河北省丰润县，我们四连驻扎在左家坞乡叩甲寨大队。这里离我们每年实弹射击的地方不远。白天我随连队去训练靶场，一旦发生受伤什么的可以及时救助。晚饭后我隔三差五的背着药箱挨家挨户到战士们居住的房东家看望战友，遇到有头痛脑热配点药，有划破皮肤的涂点红药水或者简单的包扎一下。

有一天，我象往常一样去串门，在一家姓陈的房东家，看到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腿脚不便走路支着拐杖。经了解，这小女孩是房东陈国云的女儿，在她三岁左右时发高烧生了一场病，从此落下了残疾。我立即意识到小陈姑娘患的是小儿麻痹症。该病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发病初期如不及时治疗，就会造成肢体畸形，行走不便，严重者导致终生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由于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匮乏，加上营养不良，发病时根本不知道什么病，更谈不上治疗了。如果年龄小，发病时间短，肢体萎缩不明显的话，有的通过理疗可以治愈。我在家乡曾看过师傅孙医生用针灸、推拿的方法治疗过类似病者。所以我果断提出要给小陈姑娘进行治疗，我的想法得到了其父陈国云的支持。我拿出细细的针灸针，在患者的扶承、阴关、足三里、大椎等穴位进行针刺，同时配以推拿，每天半个多小时。我很佩服小陈姑娘，她很坚强，从不叫痛，每次都面带微笑。

象这种理疗，需要三个疗程，一个疗程要一个月左右才能见效。我连着给她治疗了一个来月时，部队野营拉练和实弹射击训练结束要返回营房驻地，我十分遗憾的告别了小陈姑娘。我相信，如果能坚持治疗的话，奇迹一定会发生。虽然没有彻底治愈，但她还是有所好转。临别时，陈国云赠送了我一本当时来说很珍贵的硬皮日记本，并在日记本首页郑重写下赠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本日记本至今我还完整的珍藏着。

这是陈国云赠送的日记本

野营拉练照片

野营拉练途中老乡儿童娱乐图片

战士们在与农村小朋友讲故事

村干部慰问部队官兵

三、夜间紧急集合

部队生活中比较有刺激的就是紧急集合，特别是在夜间紧急集合，带有突然性、紧张感。对战士们来说，也真是一种考验。俗话说，新兵怕哨，老兵怕号，哨和号声是部队在紧急状态下的两种预警信号。往往是半夜战士们在沉睡中突然军号呜响、哨声大作，一个个被惊醒——紧急集合了。战士们在曚曚曨曨中穿衣裤，打背包，扎腰带，乱作一团。在营房还好点，特别在野营拉练中住在野外或老乡家中，一个坑睡五六个人，东西容易放乱，黑咕隆咚的，大伙乱摸乱抓，有的找不到鞋子，有的穿错了衣服，有的裤子穿反，提着裤子奔出门外，有的不戴帽子，也有的把被子乱捆一通抱着就出来了，结果刚走不了多远被子就散了。真是五花八门，狼狈不堪，洋相百出。总之，严肃的军号声，急促的哨声，匆匆的脚步声，整装、到位、赶到集结地，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又好笑，又显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部队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方式，有些新兵一开始还真吃不消、受不了。一旦有的战士出了问题，免不了会遭到连首长的一顿批评。

每次紧急集合后，连长就会点名，并下达命令，无非是有紧急任务或者是发现敌情。作为军人，不管真假，服从命令是天职。每次紧急集合，都是全副武装来回跑五公里左右，前后大约一个小时。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全连紧急集合后，连长传达上级命令：苏修有可能向我国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必须作好战斗准备，并作好隐蔽。前两天这里正好下过雪，外面一片白茫茫的，冰天雪地，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随后连长就带领我们跑步赶到一个四周见不到村庄的野外小树林里，各班分散趴在雪地里隐蔽。也许是紧张的原因，一开始也不觉得什么，就像趴在天鵝绒上，时间一长，就有点受不了啦，身体像钟摆一样哆嗦起来。全身的激情和体内的热量最终战胜了寒冷，我们慢慢的缓过劲来。

夜间站岗放哨也是好戏连台、故事不断。夜间站岗放哨每两小时轮换一次，平时还好点，到了冬季，大冷天的，外面寒风凛冽，轮到第二、三班的人，睡得正香的时候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叫醒，真不是个滋味。有时迷迷糊糊地抱着枪，不停地打着哈欠，努力让自己清醒，心里面还要默默的一地背着当晚口令。但是，既然来当兵，就知责任大，站岗放哨是军人最起码的职责。

当时，正逢国内外形势十分紧张，南边蒋介石整天叫嚣着反攻大陆；北边“老毛子”在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那时候大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别紧，所以在站岗放哨时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以为是敌情。远远看见一个人影，就以为阶级敌人来搞破坏；天际边升起一颗流星，也以为是敌人放的信号弹。当时部队配备的是半自动步枪，尽管枪里没有子弹，也把枪握得紧紧的，反正外人不知道，拉拉枪栓也能吓唬吓唬人。

我在前章讲到的那个新兵陈某某，有一次在放哨时靠在高射机枪旁睡着了，当连长查哨走到他身边拍了他一下，他才惊醒过来，一边慌不择路的往后退，一边还不忘乱拉枪栓，结果被炮轮子给伴了一下，摔了个仰面朝天。

我在站岗放哨时也曾经耍过小聪明，有一次我围着停炮、停车场地转了两圈，感觉天气实在太冷，就拉一辆辆汽车的车门，竟然发现有一辆车门没有锁住，我乘机坐了进去，后来看到连干部查哨的过来了，就偷偷急匆匆的下车，躲到车后边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事后还偷着乐呢。

战士们在吹军号图片

紧急集合照片

紧急集合后徒步训练

四、医院学习培训

1970春节，由于战备需要，全营紧急集合开拔去天津军粮城。当年7月，也许我有当过赤脚医生的经历，被推荐到师部医院参加学习培训。师医院当时驻扎在杨柳青，属于野战医院的性质，其医疗设备、条件等与后方医院有诸多差距和不同。

参加学习培训的共22人，分成两个班，一个班十个人全部是女兵，班长叫宋凯，副班长叫张建英。另一个班十二个人，全部是男兵，班长叫常有全，我是副班长。

我们参加学习培训的日常生活与连队差不多，也是早上集合出操，上午学习、培训，下午学习、业务交流、现场观摩，晚上学习毛选等政治理论、补习文化知识，也开展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等。每个星期还会安排一次力所能及的劳动。除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可以在医院和营房内休息和自由活动外，其余时间不能外出，由医院统一管理。

学习培训的前阶段主要进行书面教程的讲授，由于来参加学习的卫生员都是新兵，没有医疗基础知识，文化程度又普遍不高，所以学习起来很困难，根本听不懂。于是，老师在上面讲得有声有色，下面干什么的都有，个别的还打瞌睡。一开始老师还说道说道，后来也干脆只当看不见，讲完就一走了之。

最有意思的是现场实战模拟——打针操作。打针分为皮试、输液、打屁股和打大臂几种。有个年长一点的护士给我们做示范，她讲得很耐心细致。接下来让我们各自找对，互相试着打，结果有几个人就是找不到搭子。无论是皮试、输液还是打屁股，第一次都很怯场，战战兢兢的，拿针的手直发抖，不知从何下手。护士给我们讲述，在屁股上打针，先在屁股上画个圈，确定好位置，避开神经系统，然后进行消毒。拿针要象拿飞镖一样，看准位置后直接扎进去。结果呢，什么情况都有，洋相尽出，经常出现被打的人痛得噢噢直叫，我在一旁看得也胆颤心惊。我在地方学习过，打针对我来说小菜一碟，所以好多人都愿意找我搭档。

那个年代连队生活不光是苦和累，还枯燥无味，唯一的娱乐就是唱唱歌，不象现在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那时部队纪律也特别严，所以与异性交往，更要小心，来不得半点差错，哪怕是捕风捉影的八卦都不能有。因此，面对异性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脸严肃，装正人君子。但是，人毕竟是高级动物，人性也是无法抗拒的。那时在部队医院住院的病人，大都是年轻战士和家属。有些住院的战士病情好转后就不安份了，对整天进进出出的、年轻漂亮的小护士着了迷，多给几个笑脸就神魂颠倒。尤其是那些城市兵，他们也容易得到小护士的青睐，个别战士一住进医院就想长期泡病号，赖着不出院。

对于我们来学习培训的新兵来说，尽管成天与女兵们接触，但是在平常的学习培训中还是很守纪律的，平时也保持距离，不苟言笑。当然，一旦搞文体娱乐活动或者一起参加劳动，气氛就明显不一样，顿时活跃起来，充满了欢声笑语。那些平时喜欢耍滑偷懒的，手脚也勤快了；爱调皮捣蛋的，也守规矩了；平时不爱说话的，话也多起来了。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一点不假，这比抓多少学习、做多少思想工作强得多了。

还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有一天，我们高炮四连一位来自河南鲁山的王天庆文书来师部办事，顺便来看望我。他一见到我，便话里有话地跟我说；“与女兵们相处，精神多了！”。更搞怪的是，他还特地来到我住的宿舍，爬到我睡的上铺，摸了摸，鬼黠的朝我一笑说；“还行，很干净”。半晌我才反应过来，明白他说得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就不解释了，你懂的！

一显四个月的卫生员学习结束了，医院召开了结业典礼，院领导作了讲话，并对我们反复嘱托，勉励我们回到连队要学以致用，做好本职工作云云。参加学习培训的全部女兵和个别男兵留在医院外，其余全部回到连队。尽管相处时间不长，我们分别时还是有点依依不舍。

至今已经分别50多年了，对于那几个女兵，记忆中已经很模糊，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宋凯、张建英、廖远征几位，其中两个后来嫁给了我的老乡，成了我们常熟媳妇，目前都定居天津。

战士们在学毛选

我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留影

我在进行手枪射击训练

五、农场种植水稻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有一段难忘的回忆，那就是在71年初接上级命令，开赴汉沽农场搞生产、种水稻的日子。

汉沽被称作“千年盐城”，位于天津市东部，濒临渤海湾。我们部队农场在汉沽的东南方向，这里方圆几百里都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从汉沽镇到农场，汽车开一个多小时见不到一个人影和飞禽。

整个农场有好几百亩地，由于多年无人耕种，土地荒芜，水渠塌陷，我们到达农场后第一件事就是修建水渠。当时天气还比较寒冷，水渠的表层结了薄薄的冰，有时还下一些小雪。刚开始修渠挖沟都是人工干的，战士们都脱了棉裤，穿着内裤，卷起了裤腿踩在水沟里挖泥清淤。起初还觉得有点冷，干了一会，混身就热烘烘的，加上指导员拿着小喇叭不断的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给战士们加油鼓劲，大家更是干劲十足。三天后张副师长到农场来视察，得知这种情况后把场部负责生产的黄科长狠狠臭撸了一顿，斥责道：“有你这样干的吗，有挖掘机不用，不是糟蹋我的兵吗！”之后，就用挖掘机去泥清淤，我们只在水渠上平整泥巴，做些辅助工作。

种植水稻从下种到收割，需要进行耕田、耘地、育苗、插秧、除草、杀虫、施肥、收割、脱粒等过程。耕田、耘地就是先把土壤按程序翻过，然后耘平，使土壤松软，再灌水润田；育苗就是选择一块田培育秧苗，等秧苗长出七、八公分高时就拔起来捆扎后运到灌好水的稻田里开始插秧；插秧就是将秧苗间隔整齐、排列有序的插入田中。接下来近半年多时间里不间断的进行除草、除虫、施肥等管理。到了金秋十月，当稻穗垂下，颗粒饱满时就到了收割的季节。直到将稻穗扎好送到稻谷场进行打谷时。大家才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收获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成果。

那时，整个种植水稻的过程都是靠人工操作，不象现在都是机械化了。所有的农活中，除挖沟清淤外，最累的就是插秧、施肥和人工收割稻穗了。插秧时人员排成一字型，左手拿着一把秧苗，右手边掰边插，每束两到三棵，边插边往后退。秧苗与秧苗之间的间距、行距要排列整齐。施肥时，一百多斤重的化肥常常把肩膀压得红肿红肿的。收割水稻时也是用镰刀一束一束的割下，整齐的排放在身后。无论是插秧还是收割，都是弯着腰干活，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腰来。我看到有的战士累得蹲在地上割，有的累得躺在割下的稻穗上半晌才起来。一天劳动下来，就是休息一个晚上，还感觉酸痛、直不起腰来。一旦闪坏了腰，就得躺几天了。至于划破皮肤、割伤手指流点血的那是家常便饭。

俗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那地方还经常下点雨下点雪的，且道路坎坷不平。从我们住宿的地方到稻田有一公里左右，我们每天起早摸黑，从营房排好队列，精神抖擞的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出发，而当收工返回时，尽管已经累得走路东倒西歪，还是要列队返回，并高唱着打靶归来等的歌曲。

虽然连队的指战员们基本都来自农村，但对北方入伍的新兵来说，有的人恐怕没有见过插秧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自南方的兵多多少少还干过插秧之类的农活，所以无论是插秧还是收割，南方兵比北方兵干起来得心应手，象那么回事。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思想比较单纯，头脑简单，认为既然当了兵，就把自己交给了国家、交给了党，所以干起活来干劲都很足，苦活累活都抢在前头，很少有偷懒耍滑的。

我当时虽然是连队卫生员，但能处处带头，基本上每天都随连队去农田第一线，除了给一些负伤的战士抹药包扎外，大部分时间都参与劳动。那时我刚入党不久，自然要作出榜样，起到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所以积极性很高，无论是挖渠清淤，还是耕田耘地、挑担施肥、插秧割稻等都冲在第一线。服役前我在农村也干过一段时间农活，对种植水稻相对有点常识，所以除了能亲自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去外，还经常给连首长出点注意，并指导大家如何插秧、如何收割，为此多次受到连队的表扬。

回忆起汉沽种水稻的那些日子，真觉得苦不堪言。但是，恶劣严酷的环境和生活条件，确实能极大地磨炼人的意志，锤炼人的耐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当你有了这段经历后，你会发现以前你觉得很多艰难困苦的事都算不了什么，今后再遇到挫折也都是眼前浮云而已。

我与连队部分战友们的合影

我与连队文书李艺的合影

我与连队饮事班长熊得志的合影

与熊得志在天津水上乐园的合影

六、校园杂记之一

1972年春节过后，我们全营除二连外全部进驻东局子营房。大约在3月底4月初，连长通知我到营部，说马政委找我有事。到营部敲开马瑞林政委的门后，见房间里坐着一位师里来的干部和两位地方人员，作为一个当兵时间不长的我来说，略显紧张。马政委先向我介绍了三位，方知一位是师直工科的干部，另外两位是山东大学的教师。山东来的两位老师先问了我一些家庭状况、文化程度以及是否了解外语特别是俄语的情况。在上中学时，我正好学过俄语，能说几句简单的单词和对话。他们走后，马政委告诉我准备推荐我到山东大学外文系上学，让我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到了4月下旬，忽然又通知我到营部，这次是天津南开大学来我师招生，招生老师与我简单的交流面试后，就让我回连队等待。5月1日，正逢节假日，马政委通知连里说，今天就送我到学校，免得再变卦。事后我才得知，我原来去山东大学的名额被人顶替了。真是歪打正着，坏事变好事，南开大学名气毕竟比山东大学大。

事不宜迟，5月2日，我打好简单的行装，连里用大卡车把我送到南大。学校大门口拉着长长的欢迎横幅，报名现场人头攒动，办好简单的报到手续后有专人把我们带到宿舍。我被分在72级中文系6组，6组共10个人，6男4女。组长是王国玲，另外还有张杏坦、刘兰香、魏元琴、李占永、张振明、蒋元明、韩旭畅、樊金树和我，我们6个男生住一个宿舍。那年南大中文系72级共招生64名，64名学生中大部分来自山西、河北、内蒙古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农民、工人以及各军兵种的解放军。其中来自部队的学员共18人，两女十六男，班里称我们是十八棵青松。这里加一段小插曲：16个男生中有一男生，姓曲，东北吉林人，来自空军地勤，在部队已经提干。他在老家曾谈过一个对象，到学校后他想中断这段感情，不料那个女的死活不同意，并写信给校领导。这事拿到今天根本不算个事，可那个年代不一样，这方面抓得特别严，学校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后，把他退回了部队，十八棵青松就此少了一棵。

我们班还有一个趣闻，即有三个瘦高个男生，都超过1米80以上，那个高度拿到现在司空见惯，可能不算怎么高，可那时候令人刮目相看了，所以大伙戏称他们为“三棍”，哈哈，没错，就是佘棍、陆棍和曹棍，这在其他班可能不常见。

“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队伍的传统，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正如歌曲所唱，工农兵学员是一个优秀的群体，当时推荐和审查学员的机制和标准还是相当严格的，除了文化水平和基本身体素质外，政治条件和政治表现是绝对放在第一位的，经过层层推荐、审查和考核。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可以说是干里挑一、万里挑一。当时我们学员中有务农的、有当工人的、有担任老师的、有解放军学员。学员之间年龄差距较大，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八九岁，文化基础也参差不齐。但是，我们大多数学员都曾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营历练。学员之间有着相同的思想情结，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所以学员们很快融合在了一起。

72年初，文革初期大学校园内山头林立、派仗不休的混乱局面已经结束，校园的生活、教育秩序也已逐步纳入正规。入学后我们首先开展了二十多天政治理论教育，一般是白天学习，晚上组织讨论。重点围绕学习的任务、目的，首先要求每个学员认真学好文化知识；其次明确学员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学校的管理；最后强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即所谓的“上、管、改”。其实学员们对此并不感兴趣，时间一长，就大都抛到九霄云外了。现在经过回忆，才蒙蒙胧胧记起当时学习的一些场景来。

当时系里还驻有工宣队员，主要负责抓一些政治运动和平时的政治工作，但后期也基本上什么也不管了，成了聋子的耳朵——摆式。所有政治工作、学员的思想工作和班上的活动安排，基本上都有由班主任统一负责，我们的班主任是高维国老师。

学校的教学活动开始趋于正常，我们中文系开设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理论、鲁迅文学研究和写作等课程，教学计划安排也很周密。南开大学的中文系在全国大学文科中有一定影响，有不少有名望的老师，如鲁迅研究专家、系主任李何林、著名教授邢公畹、孟志荪以及后来成名的中年教师宁宗一、刘叔新等。那时老教授及中青年老师们的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多样，十分注重启发式教学。系领导除抓一些党务工作外，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他们非常注重和学员打成一片，下了课后经常和学员们一起谈心、探讨问题、开展文体活动，和学员一起深入到工厂、农村，师生关系处得十分融洽，颇受学员欢迎。我们学习的目的性也很明确，就是珍惜这次机会，争取多学一些文化知识，把“文革”中的损失补回来，不辜负单位的嘱托和期望。所以在学习中都很用功，比较刻苦、认真，没有人无故缺课的。就是课余时间也抓得很紧，包括节假日，大都泡在教室里、图书馆。老师布置的作业和写作任务，也努力争取完成得更好。记得第一年暑期我都没有回家，除了回过几次连队外，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翻阅资料。

在学习期间我们还分批组织学员到天津日报、河北日报和北京出版社等业务部门进行实习。我与一部分同学在天津日报实习过约三个月，我当时被分配在新闻部的政教组，有时跟着记者外出采集一些社会和企业开展毛泽东思想学习以及参与政治运动的先进事迹和新闻；有时在办公室整理和修改一些报社通讯员寄过来的稿件。通过实习，掌握了采访新闻的一些基本常识，对新闻媒体的一些内部运作有所了解。

那时还处在10年文革的后期，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入学不久，“十大召开”，学习十大文件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紧接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又莫名其妙的开展“评水浒”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这些走马灯式的运动接踵而来。运动一来，所有教学活动就要围着运动转，这样难免会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我们的文化知识学习。

南大72级中文系6组全体同学合影

6组男同学合影

6组男同学在校门口合影

七、校园杂记之二

开门办学，是那个年代的新名词，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在和平时期，除了军事训练以外，也要学工、学农-----，同时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后称为五七指示）。于是，大、中、小学校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开门办学当成头等大事，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社会，打破传统办学形式的条框束缚，把教学搬到工厂去、农村去、社会实践中去。业务课也基本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回绕一些课题开展一些活动，是走出去开门办学的关键环节。如到工厂去了解生产实践，听取工人阶级中的先进模范事迹，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忆苦思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二次。每次出去开门办学，班里分成若干个小组，由老师或辅导员带队。到了农村都分散住在村里农户家，睡土炕、吃派饭，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依稀记得曾先后到过天津市的某个机械厂参观、劳动了三天，我们分别串插到车工、刨工、钳工等小组，第一次听到高大厂房里机器的轰鸣声，看到了工人们有条不紊的生产，倍感新奇。我们到过塘沽港口码头，上过大货轮，听过码头工人吃苦耐劳的先进模范事迹，真正体验到了那时流行的“码头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气概。我们也到过当时的河北蓟县，记得到达蓟县后，打地铺住在一所小学里，白天出去参观学习、调查研究、劳动锻炼，晚上在教室里复习自学。有一天，我们班同学钱新中请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到蓟县城里吃晚饭，当时点了三个菜，其中有一个是炒猪肝。现在，特别是对一些年轻人来说，炒猪肝根本算不了什么，甚至不喜欢吃。但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美味佳肴，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对于那顿饭、那炒猪肝，我至今回味无穷。

我记忆最深刻的、也是最有故事的是去河北宝坻县。那是1974年12月份，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到宝坻县开门办学。我和孙祥玉、孙淑英、卢晓渤一组四人，有班主任高维国带队，住在林亭口乡季庄子村一家农户。那家房东条件不错，靠南面那幢稍新一点的房屋由房东一家子住，隔着一条小路正对面的那幢房屋也是那家房东的，就腾出来给我们住。我和高老师、孙祥玉住在进门左侧的那间房的土炕上；孙淑英和卢晓渤则住在右边那间房。这次去宝坻县开门办学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有半个来月。期间，无非就是听生产队长介绍如何坚苦奋斗学大寨、战天斗地搞生产，同时和当地农民一起摘棒子、打高粱等劳动。

季庄子村附近有个知青点，一天吃过早饭后，我和卢晓渤同学向当地村民借了两辆自行车，去知青点采访。从我们住宿的地方到知青点约有二、三公里路，一出村都是崎岖不平的土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荒野，其中有一段土路左侧是荒田，右侧是一条小河浜。当时我骑车在前，卢晓渤紧跟在后。骑着骑着，一阵狂风吹来，只听到身后一声巨响，我回头一看，卢晓渤连人带车倒在小河浜里，半截身体浸泡在水里，我赶紧跳下车来奔过去把她拉起来，并从小河里拖起自行车。她的棉裤基本都湿了，军大衣也浸湿了一部分。我们快速整理了一下，继续赶路，好在知青点不远了。到了知青点，晓渤立马到女知青宿舍更衣洗涤，把换下的湿衣服挂到火炉傍烘干。卢晓渤不愧是位军人，身体素质很好，事后一切安然无恙。

我们住宿的房东家有一个20岁左右的大姑娘，长得很俊，尽管当时衣饰朴实，但仍然亭亭玉立，人见人爱。我们小组的孙祥玉同学一闲下来就往房东大娘家串门，并大娘长大娘短的叫着， 嘴巴甜甜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要不跨越红线，大伙也就是听之任之。有时我们也当面调侃他：孙猴，看上人家大姑娘啦！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没有的事。回校后，大伙也就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了。不料，毕业回部队之后，他真与房东那家子扯上了关系，和那个房东姑娘季学敏比翼双飞，结婚成家。孙猴，真有两把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把这秘密藏得严严的，连班主任高维国都被蒙在鼓里。现在，只要我一听人家唱起“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就会想起我的同窗孙祥玉。“小芳”本来是那个年代藏在知青心中的歌，如今“小芳”却成了我们的军嫂。

客观的讲，开门办学能让学生体验一些社会实践，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但它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占用了大量学习时间，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业。

还有一个小趣闻与大家共乐。大概在1975年4、5月份吧，一天，我和蒋元明同学去五组赵明信他们那个宿舍里玩耍，闲聊中谈起张春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蒋元明同学说，那篇文章毛主席给了三个字的评价：好、好、好！陆凯军同学听了之后笑喜喜的说，我给他六个字的评价：好、好、好，好个屁！陆凯军说完，蒋元明惊讶地说了句“格老子，不得了了！”转身就往门外走。当时在场的好像还有赵明信、段福生、余佩霞、郭武群等人，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什么。现在想想，在那个特残年代，陆凯军同学能毫不回避地说出那种话来，胆子也够大的，弄不好是要出事的。

工农兵学员，在共和国的史册里有非同寻常的记载；在共和国的大地上是一批与众不同的群体；在共和国的辞海里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词汇。尽管当前社会上有一些人对工农兵学员不屑一顾，甚至有些非议。但是这些从实践中挑选出来的天之骄子，他们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奋发努力，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极大的艰辛来弥补先天不足，走出了困境，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和贡献。我们班这批工农兵学员中也有不少同学无论在政界还是文坛，都小有名气，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工农兵学员是“文革”时期的新生事物，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但也是那时严冬里的一缕春风；是黑暗中的一丝曙光；是民族危难时的一线希望。

每当看到那一张张似乎有点泛黄的毕业照以及和同学们离别时的合影，情感之树便会泛起一抹情缘；每当回忆起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平静的心中便会荡漾起阵阵涟漪。在那个年代，三点一线，寒窗苦读，开门办学，深入基层，忽儿指点江山，忽儿激扬文字。所有一切，真真实实地诠释了“同窗情一世缘”的深情厚意。

当年离开校园之后，我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奔赴各方，或远走他乡，或留守本土，或到了皇城根下，或远赴山城僻壤。有的周旋于官场宦海；有的在高校书堆耕耘；有的在职场商海拼搏；有的在军营沙场驰骋。如今，有的功成名就，有的战果卓越，有的桃李满天下。

自从校园分别之后，同学们就象蒲公英的花絮一样漂落在天涯海角。同学之间能匆匆见上一面已经是奢望，能相聚几日或大范围的聚会更是很少。有的同学分别至今未曾见过面，有的甚至永远离开了我们。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这把无情的刻刀，已经把我们刻成了花甲、古稀、耄耋老人，我的同窗好友，你们还好吗？所有健在的同学们，渴望在有生之年再相聚一回。

部分同学在天津日报实习结束时的留影

南开大学中文系72级毕业留影

八、夜间查岗查哨

站岗放哨是当兵执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每个当兵的人应尽的义务和义不容辞的职责。正是有了成千上万的解放军战士时时刻刻守卫在祖国的边疆海防，日日夜夜站岗放哨，我们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过着详和、安逸、幸福、和平的日子。

站岗，岗位相对是固定的，如营区大门、重要桥梁等。我们都见过，站岗的战士呈现出笔挺的军姿，每当首长或车辆经过时，就会“啪”的一个标准的军礼。而放哨，相对是流动性的，弹药库、仓库、车场、炮地等军事要塞和重要设施，都会安排战士放哨。

有站岗放哨的，就有查岗查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例》规定，连队干部都要安排查岗查哨，特别是夜间，每晚必须安排两次，上下半夜各一次，凌晨00点到1点，必须安排一次。在野营拉练或野外训练、宿营在外等情况中，查岗查哨尤为重要，不能有丝毫疏忽和大意。

1976年春节前夕，我们野营拉练到河北省黄骅县，宿营在农村。北方的天气确实很冷，白天还有一丝阳光，到了晚上，朔风劲吹，冷飕飕的，特别是午夜时分，也是最冷的时候。有一天，轮到我下半夜查岗，我穿好棉衣棉裤，头戴大头暖帽，脚穿大头鞋，扎好腰带，披上棉大衣，一切收拾妥当，就冒着凛冽的寒风，大步流星地沿着村里一条林荫小道向村外的车场、炮地走去。快靠近目标时，我在黑暗中隐隐约约看到一位战士慢慢来回走动。我大声喊道：“口令”！那位战士转过身来，迟疑了一下回应：“天空”，但没有喊“回令”。站岗放哨一般都会设置一些“口令”和“回令”。第一班站岗的战士到连队文书那里领取“口令”、“回令”后，熟记在心，并一岗一岗往下交接。

当晚站岗的是位75年入伍的湖北兵，姓张，个子不高却精明能干，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我首先批评了他不该忘了回令，接着就简单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对站岗放哨有什么感受，他想了会跟我说，一开始特别是第一次，很紧张，也很害怕，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心里忐忑不安，眼睛不停的左转右转，东张西望，不肯开任何小差。现在好多了，不怎么害怕了，就是有些寂寞，总想，两个小时咋过得这么慢呀。是啊，当兵的人，白天进行军事训练，晚上站岗，有时一天站好几班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苦尚且不说，不少战士都觉得枯燥无味、孤独无聊。我告诉他，要学会面对孤独，“独处”难免有些寂寞，但多想想我们肩负的责任、担当，就会感到孤独中藏满了充实，寂寞中有着无限的荣耀。

查岗查哨，也包括查铺查哨。除了检查战士是否履行站岗放哨的职责、使用口令是否正确以外，还要检查全连人员是否在位以及睡眠情况；检查武器、服装、装备等放置是否符合战备要求；检查重要部位、重要目标是否安全；检查室内的防火、煤气使用是否得当等。

查岗查哨也是趣闻轶事不少，甚至也会闹出一些笑话。有怕冷躲到驾驶室的；有钻车罩、炮衣里的；也有打嗑睡的或离开岗位拉屎撤尿的。当然，那时是个战备很紧的年代，大多数新兵可能被敌情教育搞得过于紧张，警惕性高过了头。放哨时千方百计找个隐蔽可靠的地方，生怕被敌人发现了自己站岗放哨的位置，所以站岗放哨还是很认真、很负责任的。有一次，我去停放车辆、大炮的场地查哨，我围着场地转了两圈，不见一个人影，心想，那小子是否藏到哪个犄角旮旯睡着了？正啄磨着怎么办？忽然觉得身后窸窸窣窣有动静，等我一转身，见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正在拉枪栓，我心想不好，于是一个箭步冲上去，就在他子弹上膛的瞬间，一手抬起他的枪杆，并顺势用肘子把他撞了个趔趄。当双方都用惊恐的目光看清对方后，才缓过神来，松了口气。我当时火冒三丈，大声问，“去哪啦？”，“拉大便去了”，“为什么不问口令就拉枪栓？”，“-------”，那个新兵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这里再插一段花絮：有次拉练住在农舍，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有一天晚上9点左右，那时天气还不冷，我里面穿了件绒衣，外面套着外衣，挎着一支手枪去查岗。经过村里一块场地，有几个大娘正在唠嗑，看到我走过，朝我指指点点的。只听见她们在议论：这个小鬼挻调皮的，穿着首长四个兜的衣服，腰里还挎着枪呢！我听见后哭笑不得。事后我把这段花絮告诉我的爱人，她哈哈大笑地说：“谁叫你长了一张娃娃脸”。

转业回到地方后，我的这张“娃娃脸”不但经常造成误会，也吃了不少亏，有时不得不把身份证亮出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部队战士站岗放哨的照片

部队战士站岗照片

九、高炮实弹射击

既然我的军旅生涯是在高炮营度过的，与高炮相伴了十几载，必须要追忆和描述那些高炮实弹射击的过程和场景。

我们高炮营那时配备的是牵引式37高炮和37双管高射机枪。37高炮每门炮配置一个班，八至九个战士。班长是该班的指挥员，其他各炮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炮手为方向瞄准手；二炮手为高低位瞄准手；三炮手为距离装定手；四炮手为航路、速度装定手；五、六炮手为压弹手，往炮夹里压弹；七、八炮手为弹药手，为五、六炮手输送炮弹。每个连还配备一个指挥班，有侦察、测手、有线、无线等专业人员组成。侦察员根据航标图测出敌机机型、方向等，捕捉空中目标，然后报告测手，测出距离等数据，随时将情况反馈给连长，以便连长及时下达最佳射击时机。有线、无线则加强与上级机关的构通，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总之，指挥班仿佛像连队的灵魂。

一般人可能有机会接触或见过步枪、手枪的实弹射击，但对高炮实弹射击见之甚少，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到。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一次高炮实弹射击演练，以全面检验平时训练的成果，进一步夯实战时快速防空、击落敌机的作战能力，为实战条件下防空作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每年实弹射击演练都在河北昌黎县、黄骅县渤海湾畔进行，这里的靶场很大，每逢一年一度的实弹射击，一望无际的海滩射击靶场，各个部队的高炮团、高炮营都汇集在这里，可谓是声势浩大。在实弹射击中，要严格按照平时训练时的要求进行，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营的一些干部和老兵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真刀真枪的和敌机干过，对实弹射击有一定的经验。但对于第一次参加实弹对空目标射击的战士来说，并不容易，操作中经常出现手忙脚乱的现象，各种疑难问题频频发生。

空中目标是由载机在空中携带的一种无动力靶标，俗称拖靶，供高炮部队平时训练和实弹射击使用。拖靶一般为布料制作，白色的软麻布为主，直径一米，长10米，距载机约1000——1200米，拖弋靶袋的绳索则由钢丝绳制作。

实弹射击的那天，战士们既紧张又激动，所有指战员各就各位，憋住呼吸，瞪大眼睛，按照各自的要求，聚精会神的捕捉着呼啸而来的靶机。随着侦察兵传来的“什么机型、位角多少、罗盘角多少”和测手：“距离2000、1000、500------”等喊声，连长会及时下达“准备，打开保险，点射，放！”的命令。刹那间，一轮轮火力向空中发射，几十发炮弹飞向目标，炮弹在空中爆炸后产生一朵朵花样般的云雾，交相辉映。整个射击现场顿时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真可谓“风沙卷起千层浪，炮声震彻万里云”，场面十分壮观。实弹射击演练中真正命中目标的概率非常小，只要炮弹命中在一个规定的区域范围内，就算及格，离区域中心越近成绩越好。一旦击落载机拖弋的拖靶，全连指战员会欢欣鼓舞，会受到上级重赏。我们营二连曾在72年底的实弹射击中，击落过拖靶一个，获得优异成绩，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实弹射击虽然不是实战，但毕竟不是现场观摩，更不是在电影中观赏，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安全这根弦要绷得紧紧的。炮弹在空中爆炸后，弹壳一般会落到很远的地方。但也有例外，有一次，炮弹射出去几分钟后，突然有一块黑呼呼的东西从上空呼啸着砸向地面，砸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就距战士们一米左右地方，原来是一块碗口大的弹壳，这是我亲眼所见。如果砸中某个指战员的身体特别是脑袋，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于巨大的炮声震耳欲聋，把指战员们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说话轻一点根本听不清，这种现象会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对指战员们的听力造成严重影响。最好的预防方法是射击时张开嘴巴，否则会震坏耳朵。所以说，说话响的人不一定当过炮兵，而当过炮兵的人一定说话响。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28、37等小口径高射炮逐步发展到57、100毫米的大口径高射炮。到了二十世纪后，大口径高射炮也逐步被地对空导弹所取代。但是高射炮和防空导弹的战术理念是不一样的，高射炮主要应对敌方大规模、近距离的空袭，使其在防空区域的射程内不肯轻易靠近，所以高炮是不可或缺的，我军仍然保留着相当规模的高炮部队。

尽管我多次到过现场，观摩过实弹射击演练，但既没有亲自操作过，也没有指挥过，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这是高炮实弹演练的场面

高炮实弹演练照片

我国高炮部队抗美援越的照片

十、遭遇强烈地震

1974年初，我们高炮营进驻天津东郊一个称为荒草坨的地方，“荒草坨”，真是名副其实。这里距天津市区约10多公里，南面是北坨村，东面是范庄子，北面是孙庄子，附近还有一条废弃的铁路。方圆数公里几乎没有人烟，除了荒芜的农田外，就是一片片长得比人还高的野草。据说这里原来是一个部队的五七干校，干校撤销后就留下几百亩荒田和破旧的土坯房

那些土坯房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都漏雨，有的甚至墙都倒了，勉强用木头支撑着。连队入驻那里后，首要任务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理、翻建房子，解决住宿问题。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木材等建筑材料、动手挖泥打土坯；一方面土法上马，自己当起了泥瓦匠，砌砖、抹墙、架梁、盖瓦。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难，物资贫乏，但是经过广大指战员的刻苦努力，自力更生，一个多月时间一排排简易的营房拔地而起。

荒草坨的野草非常多，为了改善连队的生活，连队还组织官兵们打草，晒干后卖给附近的农村作为牲口的饲料，用来补充连队伙食。连队还分到几十亩地，这地别的不能种，只能种高粱。那年收了上万斤高粱米，除了当粮食外，还用来做酒。

1975年10月我大学毕业后回到连队，到了荒草坨，投入到军营生活。转眼到了1976年八一前夕，当地东郊区革委会准备组织一次革命传统教育，请求我们驻军派一个人去讲授部队难苦奋斗的光荣事迹，营首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那几天我正忙着准备讲课的素材。

1976年7月28日临晨3点42分53秒，正当人们忙碌了一天陷入沉睡时分，霎那间天动地摇，一场人类的灾难发生了。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一座拥有百万多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夷为平地。据统计，那场地震造成24万多人死亡，40多万人伤残，上万家庭解体。

那时我担任排长，我们全排住在营房中段的一间大房里，睡的都是木结构的上下铺床，我睡的那张床的侧面正对大门，我睡在下铺，上铺没有睡人。地震那晚，天气特别闷热，躺在床上仍汗流不止，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半夜，刚刚入睡，突然感到整个房子猛烈的摇晃起来，身下的床铺也上下颠簸，床的夹板层里放着的一些小杂物也纷纷掉落在蚊帐顶上。那几年，各地发生了大小多次地震，全国地震的传言较多，特别是邢台发生地震后，学校里组织过多次防震防灾的教育和演练，所以我对防震有一定的警觉。当房屋一震动，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生地震了，我马上爬起来连外衣和鞋子都来不及穿就往外跑，一出门发现整个这排营房我竟是第一个跑出来的。一出门，我就大喊着“地震啦、地震啦！”！几乎同一时间，干部战士便一个个往外奔。因白天下过大雨，地震发生时还在陆陆续续下着小雨，所以地面上积水较多，积水多的地方还形成了小水塘。我们跑出室外的一个多小时内，又陆续发生了大大小小十来次余震，亲眼目睹了地震时的状况。每次余震发生时，只见房子上下左右晃动，厨房那边高耸的烟囱在摇晃中轰然倒塌，小水塘的积水也形成小小的波浪，发出粼粼黑光，场面是既恐怖又伤感。

很快，连长就集合队伍，清点人员。我印象较深的是，炊事班负责养猪的张传荣竟然还在呼呼大睡，也许是白天工作太累了吧，也许跟我一样刚刚进入梦乡。有战士冲进房内，把他从睡梦中拽醒。有幸的是，我们连队的司务长俞阿六前天刚刚送走来探亲的家属，他一人住在前排营房的一间房子里。全连集合时没有发现俞阿六，我和几位战士赶紧奔到他住的房那里，只听见里面叫喊声和大门的晃动声。原来地震把门框震扭曲了，门怎么也打不开。我和几个战士用脚使劲的踢门，终于把门踹开了。

这次唐山大地震，邻近的天津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地方还很严重。据说地震的震动声和房屋倒塌产生的巨响，把正在天津访问并住宿在天津宾馆的澳大利亚总理惊醒，他直呼：“what s the matter？”（怎么回事？）。地震导致交通瘫痪，通讯中断，城市停水停电。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阴雨连绵，极大地加深了抗震救灾的难度。

这次地震幸运的是我们全营没有人员伤亡，鉴于我们处于地震灾区，除了8月1日、2日、3日全营出动汽车去市里给受灾居民送粮、送菜、送帐篷油毡外，没有其他的救灾任务，主要就是做好防范措施，开展自救活动。地震发生后，我们迅速把重要物品搬到室外，有的装上汽车。摇摇欲坠的土坯房显然是不能住了，我们先挤在汽车里住了几天，后来就在户外空地上搭建简易的框架，盖上蓬布、油毡等，把双人床抬出来，解决临时住宿。接下来的自救任务就是加固、修复被震坏的营房，在炎热的天气和火辣辣烈日下战士们天天与洋镐、铁锹、泥巴、木头、砖瓦打交道，一个个晒得灰头垢脸、黑油油的，加之吃不饱、睡不好，经常是又累又饿又渴，有时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一坐下来就睡着了。地震造成停电停水，不要说每天的洗脸洗刷，就是连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我们营房后面铁路边有条大水沟，成了我们做饭饮水的主要来源。不过那水沟里水的卫生状况实在令人作呕，难以启齿，水面上除了漂着一些垃圾外，还有一些腐烂的的小动物和粪污等漂浮物。另外，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盐碱地，那水沟里的水贼咸贼咸的，简直难以下咽。

面对一场不亚于战争考验的大地震，广大指战员们在各方面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没有气馁、没有怨言、没有后退，永往直前。地震没有压垮我们的身体，也没有摧残我们的意志，大家苦中作乐，乐在其中。在这里我穿插一段有乐趣的小花絮：大约是在地震后的一个月，即8月下旬，那时我担任副指导员。当时连队的食堂还未盖好，有天我和指导员、连长、副连长在屋外昏暗的灯光下围着一张饭桌吃晚饭。我和连长面对面坐着，在连长前的饭桌上放着一只刷牙用的绿色茶缸，连长一边吃着饭一边不停的从小茶缸中夹起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放到嘴里咀嚼着，嚼得津津有味，边嚼边往地上吐着什么。我以为连长吃的是发芽蚕豆，所谓发芽豆，就是蚕豆刚冒出一点小芽后晒干，再在锅里一炒，吃起来又脆又香，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父母亲每到夏天就晒干一部分发芽豆，然后储藏起来，作为珍贵的年货拿出来炒给我们吃。我当时忍不住问连长：“你吃的什么东西？给我尝尝”。连长说“你们南方人不要吃的”。我怀着好奇心站起来望茶缸里一看，“啊呀，我的妈，是硬壳虫”。我们南方人所称的“硬壳虫”，北方人或者词典里称作“屎壳螂”，是蜣螂的俗称，又称“七星瓢虫、铁甲将军”等，它在夏天时节的晚上，喜欢围着强烈的灯光下飞逐，并不断的掉落到地上。我有个山东同学，我见他吃过烤蚂蚱，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而吃屎壳螂还是第一次。

我们的战士也是血肉之躯，但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抗震救灾的现场就是战场，我们义无反顾，这就是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中国军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度过了那段日子，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时光可以抚慰地震带给人们心灵的创伤，但冲刷不掉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此事、此景、此味让人记忆犹新、难以忘却，给我们的军旅生涯写下了浓重一笔。

部队战士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部队战士们赶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唐山大地震中倒塌的桥梁

唐山大地震中的唐山火车站

唐山大地震中天津百货大楼的现状

抢救唐山大地震中的伤员

唐山大地震中天津倒塌的房屋

我们常熟入伍的部分战友们纪念唐山大地震合影

十一、军营举办婚礼

荒草坨、地震房与我有着一段不解的姻缘，我和爱人的婚礼就是在那里举办的。我与爱人于1973年8月相识，通过几年的相知、相爱，商定结束多年的异地相恋，决定于76年10月1日国庆节正式领证结婚，举办婚礼。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不但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情感，反而见证了我们这场不寻常的婚礼。

1976年9月28日，我爱人带着地方上开启的结婚证明，只身一人，从上海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于29日早上来到发生地震不久的荒草坨。当天下午，我俩在连长刘殿友的陪同下，到天津东郊区革委会办理了结婚登记，并领了证。30日晚上，连队专门为我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婚礼现场就在刚刚盖好的连部简易的地震房里。房间里放了两张桌子，上面摆了一些香烟和糖果，桌子正面墙中央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傍边挂着八一军旗，参加婚礼的营、连干部分坐在桌子两傍。婚礼开始，我俩首先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三鞠躬，接着几位首长讲了一些恭喜和祝福的话，然后由我们简单的介绍两人相恋的过程，最后向党表决心。在战友们阵阵掌声中，我俩还分别唱了一首革命歌曲。那天，连队领导专门吩咐炊事班多弄了几个菜，作为婚宴。

我们的婚礼，简单又不失喜庆，热闹又十分朴实。没有红地毯、没有礼服、没有钻戒、没有新房，更没有豪车接送和亲人陪伴。婚宴也没有大鱼大肉、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名酒名烟。但是，我们却有鲜红的八一军旗为我们的爱情作证；有首长们纯朴的笑脸为我们的爱情喝采；有战友们用绿色茶缸碰杯发出的响声为我们的爱情真诚祝福。这就是军人婚礼独有的、无法复制的“浪漫”，这就是我永生难忘的军营婚礼。

我们的婚房设在挨着炊事班那排房最西面的那间地震棚里，连队的文书和通讯员提前在泥巴墙上糊上了报纸，贴上了红纸。婚床是用两块木板靠墙搭起来的，为了防震，四周还用腿一样粗的木头支撑着，铺上两床绿军被，简易又特殊。婚后的一个月里，我除了星期天陪她去了一次北京和天津市区外，其余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呆着。我曾私下里问她，你从繁华和喧闹的大都市来到这个荒乡僻壤不觉得孤独和寂寞吗？她笑着回答我，没有啊，很好，并自豪的跟我说，我十七岁就下乡插队落户，经历过艰苦生活的锻炼，习惯了。的确，她来到部队后，对部队紧张有序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每天的活动安排得很丰富。来天津前买了两斤绒线，闲下来打打毛衣；隔三差五的去炊事班跟战士们拉拉家常、唠唠嗑，帮助炊事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有时也会站在场地上远远看着战士们练兵习武；甚至一个人到营房后面的铁路边闲逛或到连队种的菜地里转转，有时顺手割把嫩嫩的韮菜回来，和着肉作为饺子馅，学着捍面包饺子，还乐滋滋的。

谢谢你，我的爱人，你用纯真的爱情给兵哥哥一个温暖的家，让我们一路相伴，并肩行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在此，我也要感谢所有的军嫂，向你们致敬！好男儿选择军旅生涯，痴情的你们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你们需要承受着自己的爱人随时可能上战场流血牺牲的压力，承受着长期分割两地、独守空房的寂寞。赞美你，军嫂们，在祖国绿色钢铁长城里，也有你们挺立的英姿；军功章里有军人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十二、连队自建营房

1977年6月底，我们终于告别了荒草坨，来到天津市区，临时借住在位于卫国道的炮团营房，准备自建营房。

我们高炮营拟建的营房选址在东局子的靶场东面，位于东局子师属通信营和炮团之间。距我们盖营房的地址西面约五百米处是用泥土人工堆积起来的丘陵大垻，专供部队进行实弹射击，所以那个地方也称之谓靶场。

那里原来是一片空地，俗话说，一张白纸，能画出最美的图像。根据师营房科的设计图，当时全营准备盖五幢营房，全部是坐北朝南。房屋开建前，由师营房科的一名李姓技术员带着一些人在地面上用石灰线划出每幢房的基本框架，并分成许多不同的房间，每一间的面积都不太一样。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自建营房的大幕正式拉开。我们全连战士每天吃好早饭从居住的炮团列队步行到工地，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晚上，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列队步行回到驻地。在建房施工中，砌砖、垒墙、灌注水泥、搭建房架子等技术活，主要由建筑工人干，我们全连战士根据分工不同，有运砖瓦、运沙子、运水泥的；有挖地基的；有挑水拌水泥的；也有给工人们做小工、当下手的等等。

正式开工建房时，正好是初夏季节，连着干了几天后，大伙一个个都觉得很累。有些战士参军前在家干过农活什么的，或者身体强壮点的，也许不觉得什么，干起活来也象那么回事，即使很累，睡一觉第二天又活蹦乱跳。有些战士以前没有干过重活、有的战士是城市兵、也有的战士身材瘦小，身单力薄，对于他们来说，一天干下来，基本到了体力的极限。战士们虽然穿着一身绿军装，但经常弄得蓬头垢面，浑身上下都是泥巴，看着就与现在的农民工没啥两样。天天全身尘土，日日汗水湿衣，我们每天的涮洗是如何对付的，我已经记不起来，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时候部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辛，饮食条件又很差，面对这些困难，战友们没有一个抱怨，没有一个是孬种，没有一个当逃兵，大伙依然乐观向上。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代中国军人的担当、气概和抱负，充分体现了中国军人钢铁般的意志。

我们所盖的营房是平房，相对来说技术含量少些，盖起来也比较快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不能相提并论。不需要懂得多少建筑材料的性能、钢筋的拉力、水泥的标号、楼层梁柱的承受力等。每天收工前，看着错落有致、高矮不一的墙壁已初见轮廓，尽管是一身汗水、泥巴和沙尘，瞅着由自己参与其中所获得的战果，心中不由自主地荡起一阵阵快乐和喜悦，一切烦恼和苦累都抛到九霄云外了。数月下来，终于用我们的汗水和脚步换来了整幢新房拔地而起。接下来就是内部的粉刷装修，当我们走进一间间新屋，一股兴奋之情涌上心头，心中洋溢着创造财富的自信，这可是我们辛勤劳动收获的丰硕成果啊！从今以后，我们高炮营不再到处奔波，为营房发愁，我们有了自己固定的营盘。当年冬季，我们就住进了属于自已的营房。

写到这里，插一段小花絮，让大伙放松一下。前面说过，我们营房前面有座靶场，当时堆靶场时挖出一块面积很大的人工鱼塘。也许李华春指导员喜欢捣鼓，空闲时他带着几个战士去那鱼塘去抓鱼。有一天不知用什么方法弄回一大盆寸巴长的小杂鱼，拿回连部后交给通信员李艺摘干净后做油炸鱼吃。李艺是天津兵，入伍不久，那年才16岁，圆圆的小脸，长得细皮白肉，充其量还是个少年，在家时从未做过摘鱼这样的家务活。那时我爱人正好探亲住在炮团的家属区里，有天傍晚李艺端着一大盆小杂鱼来到我们住宿的地方，两眼泪汪汪的，我爱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今天指导员回来发现暖水瓶里没有开水，批评了他。原来下午他去师部办事了，刚回连队，来不及烧开水，指导员错怪了他，感到委屈。我爱人赶紧把自己烧好的两瓶开水交给他送回连部。随后他又到家属区，边摘鱼边对我爱人说：“嫂子，这么多鱼把肠子都摘干净，干到什么时候呀?”我爱人帮他摘了几条后，也感觉鱼太小了，一条条摘的确很麻烦，就说，这么小的鱼，其实也不用摘肠。于是，他们就找来一些小石子，放到盆里反复颠几下，再用自来水冲一冲、洗一洗，鱼鳞很快就没了。然后放在油锅里一炸，再拌点葱花，香喷喷的。当李艺端着炸好的鱼送回去后，指导员把炸好的鱼当下酒菜，吃得津津有味。当晚竟然喝得烂醉如泥，躺在一张很窄的桌子上呼呼大睡，怎么叫都叫不醒，战士们怕他掉下来，于是就用被包带把他绑在桌子上。看来，严肃的军营并不是世外桃源，也会产生一些趣闻轶事，官兵们也会自娱自乐，以洗刷一天下来的疲惫和汗水，人之常情嘛！

十三、难忘军营拉歌

那年代部队文化娱乐生活比较单调，我们在荒草坨的时候，连队电视机都没有，一年能看上一次电影就不错了，最多也就唱唱歌。自从搬到炮团营房居住后，每逢周六晚上师部都会放一场电影，我们也有幸去观看。那时电影放映场地大都设在外面操场上，称为露天电影，有时也向地方老百姓开放。晚饭后各单位、各连队都按规定时间进场。我们居住的炮团距师部大约一公里路，每次连队都会在规定时间列队集合，每个官兵各自带上自制的折叠凳（俗称小马扎），统一凳面朝前拿在右手。有时放电影时，师司令部还会专门在放映机前面留出一小块空地，放几把折叠椅子，专供师首长坐，拿现在流行的话来讲，那是VIP待遇。所以说，各连队组织看电影，其实也是在师首长面前展示自己连队风采的绝佳时机。

每次连队集合后，除了由连长亲自带队外，也会指定一名值班干部带队。当队伍快要进入放映场地时，各连队暂时停下来等待入场。根据师部管理人员的指令，带队干部就会指挥连队迈入整齐的步伐并伴随着震天的口号跑步入场。这时会吸引场地的所有人员注目观望，这也是最能表现一个连队组织性、纪律性等方面最好的机会。

进场之后，接下来最精彩的场面，就是在电影放映前各个连队相互拉歌。那特殊的拉歌场面着实令人向往和憧憬，那几乎是喊破嗓子的激情，拉歌也是提升部队士气的一种最常用手段。年轻人都有逞强争胜、不服输的心理，拉歌最适用年轻人，尤其是在紧张军训和坚苦施工后的部队年轻战士，通过拉歌来调节紧张的气氛、放松心情、增进愉悦的情绪，也能极大地鼓舞士气。

每次进场后，总会有一些连队在连首长或指定的文艺骨干指挥下，首先高唱一首歌曲。一曲唱罢，在领队的统一指挥下，喊出有节奏的口号，指定某一连队唱。一旦对方迟疑一点，首先唱歌的一方就会在领队的带领下齐声喊出各种口号。如领队高喊：“一二三”，全连战士跟着喊：“快快快”；领队高喊“一二三四五”，战士们跟着喊“我们等得好辛苦”；领队高喊：“一二三四五六七”，战士们跟着喊：“我们等得好着急”。待对方开唱后，首先唱的那连队会用更大的歌声尽力压到对方。双方你来我往，歌声此起彼伏，可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甘示弱。到了拉歌高潮时，各个连队战士们都会拍手跺脚，手脚并用，场面气势如虹、热烈壮观。这种场面，必然引起在场的首长和地方老百姓的热烈鼓掌，这几乎成了每次电影放映前的精彩节目。

拉歌，其实也是部队的一种娱乐生活，拉歌除了在放电影前进行，也会在全连、全营等部队集合的场合，都可以成为“开场白”。各队的领队在拉歌时也会充分展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有的领唱人员高大粗壮、声音宏亮，有的领唱人员虽然声音不大响，但指挥动作十分夸张，鼓动性强。拉歌的口号也是五花八门、新颖别致、妙趣横生、十分搞笑。诸如领队喊：“要你唱，你就唱”，下面战士跟着喊：“扭扭捏捏不象样”；领队喊：“象什么？”战士们跟着喊：“象只老绵羊！”。更有甚者，喊出了“冬瓜皮、西瓜皮”、“你们不要耍赖皮”；“东风吹、战鼓擂”、“要唱歌、谁怕谁”等等。

由于部队的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各地的方言都不一样，说起话来各种口音都有，刚接触时，还真听不懂说的什么。但是，这并不影响唱歌，只要嗓门大、声音响就行。我是属于嗓门大的一类，虽然五音不全，但是唱起歌来绝对是高八度，一个顶仨，我也曾经当过领唱和指挥。

拉歌，绝对是军营生活的一道特有的亮丽风景线！

战士们席地而坐准备看电影

连队拉歌时的场景

十四、军校深造之一

1978年7月，改革开放初现曙光，被“文革”严重摧残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等已进入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攻坚阶段，停办多年的部队军事院校也开始招生办学。7月中旬一天，营政委张鸣新找我谈话，说上级决定让我去石家庄住校，当时我楞了一下，什么住校？张政委说，就是去石家庄北京军区步兵学校（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学习。因我上过南开大学，所以心里并不想去石家庄步校。但是，作为军人，我必须服从命令。8月初，我打好背包，整理好行装坐火车赶往北京军区步兵学校报到。该校位于石家庄市西部的偏远郊区，市区到学校道路崎岖不平，交通很不方便，当时也没有公交车，我已记不清是怎么到达学校的，反正到达学校时已是晚上天黑了。进入大门，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幢三层楼高的大楼和一个大会堂，这是校首长办公的地方。整个学校面积很大，有点阶梯式的。最下层是办公楼、教职员工及学员的宿舍、学员教室等；中层是十几个足球场大的军训场地和翻越障碍训练场地；最高层是实弹训练、演习场地。

我被编入军校五大队（又称政工大队）九中队八班，中队长田双林、教导员李心贤。我们大队学员的宿舍在学校的最西边，距校大门较远。学员的宿舍是窑洞式的，每一间住一个班，10个人。我们班10人中有来自38军的董建立、崔继明；28军的马建民、周纯标；27军的何方艾、张正凯；24军的刘桂华；63军的曹振如和66军的袁永胜与我。董建立任班长，马建民任副班长。由于部队分散各地，毕业后学员各奔东西，当时通讯设备又不发达，所以这些朝夕相处一年半的战友自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的军校战友，你们还好吗？

我们政工大队与军事大队在学习、训练等要求上有所不同，政工大队一半时间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党史、政工学习，一半时间是进行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三防”教育。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军事技术是对某一事物的钻研性，突出个人能力和作用；军事战术是指导和进行战斗的具体方法步骤，包括战斗指挥、战斗行动、战斗设想和计划，突出攻击性、带有谋略性。“三防”是指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防护。

翻越障碍是军队技术训练中的基础课，对于那些当过步兵的学员来说，那是小菜一碟，他们一入伍就在新兵连训练过三个月左右，以后在日常的训练中摸爬滚打，反复练习过。我一入伍就编入独立高炮营，属于炮兵，步兵的那些技术基本没有接触过，再说也没有经过新兵训练，所以翻越障碍训练对我来说那是新课目，要从头学起。

翻越障碍一般分为200米和400米两种，主要有跳跃三步桩、奔过独木桥、翻越弹坑、攀登阻绝墙、钻爬铁丝网等。通过训练能够充分发挥军人在军事行动中奔跑、跳跃、攀越、支撑、平衡、钻爬等综合技术。提高军人速度、耐力、协调、灵敏的身体素质，培养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战时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些基础课的训练中，难度较大的就是奔过独木桥和攀登阻绝墙，其余的经过几天练习都能应付过去。所谓奔过独木桥，就是攀上约一米高八米长的圆木，从一端奔跑到另一端。所谓攀登阻绝墙，又称矮板墙，就是攀登并翻过大约有2米高隔离墙。这个课目我反复训练，就是过不去，多次爬上去就掉下来。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毕竟不是当年十八九岁的小伙了。有一次在他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攀登上阻绝墙，但由于缺乏连贯性，加上力气耗尽，竟狠狠地摔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好在未造成硬伤。

经过这次军校的技术训练，我才真正意识到，步兵训练和炮兵训练两者差别很大。炮兵训练主要熟练掌握一些操作要领，而步兵训练除掌握一些基本操作要领外，还要有强壮的体能和灵敏的身材。在军校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一天训练下来，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正因为经历了这种艰苦的磨难，才真正懂得“阳光总在风雨后，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这句话的含义。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难免有跌倒和挫折，只有这样，才能极大的磨练人的意志；唯有百折不挠、不怕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军校官兵进行射击训练照片

十五、军校深造之二

在技术训练中，较多的时间是化在瞄准训练和实弹射击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靶。这个课目是部队的基础课目，各军兵种都要训练，只是在训练的长度和精度上有所区别，对步兵训练要求高一些。射击分为对不动目标的射击，又称精度射击；对隐显目标的射击；夜间射击和对运动目标的射击四种。当然，在射击训练前首先要进行射击学理论与武器装备的分解、组合等教学训练。

精度射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得较多的，也是射击训练基础中的基础，分为卧式、跪式和立式三种。组织民兵射击训练、大学生军训射击等一般只进行精度射击中的卧式射击。精度射击，一般距目标100米，现在又新设了200米训练目标。目标是胸环靶，卧式一般有依托，只要掌握准芯、缺口对准目标躯干中心，又称“三点一线”，基本都能射中目标。

夜间作战是我军的传统作战技能，因此夜间射击就成了我军战士不可或缺的训练项目。那时没有夜视器材和红外线瞄准工具，为提高军校学员的夜间作战能力，组织开展夜间射击训练是我们的基本训练课目之一。也正是在夜间射击训练中，由于一点误会，我与田中队长之间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语言冲突。

大概在79年的6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们中队组织到打靶场开展夜间射击瞄准训练。我们每个学员手里拿着一枝步枪，在靶场前一字型的爬在地上开始练习夜间瞄准。那天晚上，天上没有一朵云彩，月亮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外面一片漆黑。除了不远处每个胸环靶上有一小点微弱闪烁的灯光外，几乎什么都见不到，学员与学员之间，也看不清人影。前面说了，由于我不是步兵，当兵这些年来，根本没有练过夜间瞄准，不懂其中的秘笈。在练习前，也没有人进行讲授，所以在实际练习中掌握不了要领。瞄准了准芯和缺口，就看不到前方目标的靶心；抬头找到了靶心，再瞄准准芯和缺口，靶心又不见了。于是，我就向傍边的一位学员请教，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中队长就在我后面。我的话还没问完，中队长在后面踢了我一脚并大声吆喝道：“不好好练习，讲什么话！”我正想向他解释，他根本不听我申辩，接着又说：“不想练给我回去。”不知怎么回事，我的一股无名火也升了起来，站起来，把枪扔在地上，大声说：“回去就回去。”头也不回的就一个人回到宿舍。

李心贤教导员找我了解情况，当我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完，并向他解释我是炮兵，从未练习过步兵必须掌握的夜间瞄准技术后，他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但仍批评我不应该当面顶撞上级领导，应该在事后再向他解释，我冷静下来后也意识到在这次冲突中的过错。说句心里话，我对田中队长一点成见都没有，他平日不拘言笑，很严肃，对中队管理很严格，一派军人气概，完全是个军事干部的料。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按惯例，中央军委10月1日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典礼。7月初，接到上级命令，把我校作为参阅部队之一，于是，我校三千多学员全部投入分列式训练。训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站立训练，这是保持军人基本姿态的训练，是一切队列动作的基础动作；第二阶段是进行齐步走和正步走训练；第三阶段组成徒步方队训练。站立训练其要领概括起来为“三挻三收一睁一顶”。三挻，是指挻颈、挻胸、挻腿；三收，是指收下颌、收腹、收臂；一睁，是指眼要睁大，并直视正前方；一顶，是指头要向上顶。通过训练，要在二、三个小时内保持身体纹丝不动，始终呈现庄重、威严、挻拔的神态。这些听起来简单，实际训练起来很坚苦甚至很残忍。一开始我们按上述要领站立了15到20分钟后，就有点吃不消，大家基本上都出现了同一个症状：全身冒汗，身子象筛糠一样的哆嗦，有的还左右摇摆。我们通常每天6点到7点进行晨练，早饭后从8点开始进行正式练习，一天练6到8个小时，其间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不能有任何多余动作。一个星期下来，我们逐渐掌握了要领，站势也基本正常。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齐步和正步训练。部队中有句顺口溜：“正步要走好，全靠腰肌撑，腰肌要坚实，全靠军姿练”，由于前期进行了站势的军姿训练，加上大家在服役的几年中，经常进行齐步和正步练习，所以在第二阶段的基础训练中相对比较顺利。关键是要做到整个方队的步伐刚健有力、整齐划一，确保模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斜看还是一条线。

令人遗憾又觉得不可思义的是，整个分列式训练刚进入中期阶段，就接到不再训练的通知，那年的阅兵典礼也莫名其妙的取消了。在1984年10月1日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天安门阅兵典礼上，受阅的6个军事院校的方队中就有我们石家庄陆军学校。

当然，在军校的培训中，除了紧张、艰辛的军事训练外，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政工大队的主要任务，同时我们也会开展一些文化普及教育和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1979年8月，我们学校接收了不少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建立功勋的干部战士。为欢迎他们的到来，学校组织了一次文娱演出活动，各中队都排练了一些节目。为纪念建国三十周年，我们中队还要求每个学员写一篇纪念文章，我结合实际写了一篇“我和共和国同岁”的散文，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在这里，我插一段花絮：1979年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春风已经吹向全国，同时，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逐步渗透。在一次全体师生大会上，我们学校的张政委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是准确的。但是，有些学员改革的步伐也许快了一点吧，思想也太开放自由了吧，说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穷中国”，连这种话都肯说。据说，说这话的还是一位中央高级干部的子女，至于是谁，我在这里就不便跟大家说了。

部队官兵进行手枪实弹射击训练

我的军校毕业证书

我与军校战友在河北赵州桥的合影

我与军校战友在赵州桥的合影

十六、喜得双丁之一

1979年12月下旬，正值我在军校学习的结业阶段，面临着各项紧张的考试，我突然接到爱人的加急电报，称马上临产，要我回家一次。我将此事向中队领导汇报后得到了12天的探亲假，我立马坐火车赶往家里。

1980年1月2日傍晚，在浩瀚的人类世界，增加了两个小生命，一对孪生兄弟呱呱坠地，降临到我们这个平凡又不富裕的家庭。他们的出生，对于盼子心切的我们，那欣喜若狂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如同沧海一粟，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而在我们心灵的天平上，却增加了两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位置。

给两个宝宝取个姓名，也颇费了我们一番脑筋。事前虽然有所考虑，但谁能料到生男生女？更意料不到会生双胞胎。既然降临的是两个“光头”，我脑海里忽然掠过一丝稍纵即逝的念头：“男子汉志在四方”。他们这一代，尽管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但我还是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也要走爸爸的路，扛枪保卫祖国。于是，我仿佛感到他们象一对搏击风浪的海燕，展翅翱翔。因此，我就给他们取了“肖翱、肖翔”的名字。“翱翔”，意味着他们不该也不会一直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长，而要远走高飞，去闯出自己的路；“翱翔”，希望他们不能象温室里的花朵，而要象雄鹰那样迎接大自然的洗礼！

余兴未尽，我们的欢乐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烦恼和忧愁就接踵而至。我岳母大人早亡，岳父又在外地工作，靠我爱人一个人如何照料两个孩子，如何把两个投错娘胎的娃娃拉扯大，这个难题一直占据我的心坎。有位好心的亲戚曾劝我们送掉一个宝宝，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绝了。宝宝是父母的心头肉，说什么也要留在身边，同胞兄弟，手足之情，岂能分离？

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光喂奶就是个大问题。爱人得了产后症，身体弱、奶水少，只能以部分奶粉代替。白天好办一些，夜里可就要了命了，一夜起来热好几次奶。动作稍稍慢一点，两个孩子就会揪心般地以啼哭抗议。最讨厌的就是洗不完的尿布，一整夜，两人的尿布堆积了满满一脚盆，遇到下雨天，只能生炉子烘干。这些苦不堪言的情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与两个宝宝相处才不到十天，我就要离开他们回部队了。时间实在太短暂了，老婆、宝宝，请不要责怪我，我何尚不想多留些日子呢？还没有看清宝宝的模样，他们需要我，爱人需要我，整个家庭需要我。但我必须正视现实，我在军校学习还未结束，又面临考试阶段，能请十多天假已经不容易了，为此还差一点与领导红脸。“军令如山”，作为军人，我是不能违抗的，只能咬咬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离开了家，踏上返程。家里仅靠爱人单干显然是不行的，不得于，只能搬救兵，从老家请我年迈的母亲来帮忙，从此，沉重的家务只能全部落在宝宝们奶奶、妈妈她们两人身上。

由于我母亲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白天忙家务，晚上又不能睡个囫囵觉，差一点拖夸身体。我走后不久，爱人或许受点刺击，或许太劳累，突发高烧，连着几天不吃不喝，吃药、打针、住院吊盐水┅，总算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由于生重病，爱人奶水也断了。但是，宝宝们是不会体谅大人的，依旧整天嗷嗷待哺，整个家里，就象演奏着一部杂乱无章的、令人心烦的交响曲。那些日子，我真无法想象母亲和爱人是怎么熬过来的。所有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爱人可能知道我正在紧张考试，没有将那些事情告诉我，怕影响我的情绪。爱人是通情达理的，在事业上绝不拖我的后腿，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丝毫无悔无怨。一场大病，原气大伤，身体逐渐垮了下来，落下了头痛、背脊酸痛等病根。

军校政治、文化、军事等项目的考试已经全部结束，紧张的军校生活也已进入尾声。快离校的那几天，学校组织参观了五大革命圣地之一的西柏坡，我们几个学员相约游览了河北赵州桥，我又抽半天时间去石家庄市区看望了张杏坦、靳海河等几个南开大学同学，顺便和他们告别。

我们一家四口合影

十七、喜得双丁之二

1980年春节前夕，我军校学习毕业，办理好一切手续后，终于又坐上了返程探亲的列车。这次组织上非常照顾，给了我30天的探亲时间，我终于又可以见到两个小调皮鬼了。

我回家小憩几天后，就和我母亲、爱人带着俩宝宝回到了常熟老家。在那里，祖孙三代相聚一堂，其乐融融，渡过了一段温馨快乐的日子，享尽天伦之乐。买菜、烧饭、家务活，都是爷爷奶奶两位老人操劳，我和爱人稍帮帮忙。由于有大量时间照料孩子，他们俩也养得白白胖胖的，似乎也懂事多了。孩子们的舅舅、舅妈也从下乡插队的安徽兴致勃勃地赶到常熟看望两位小外甥。这是宝宝们出生后全家第一次大团圆，舅舅拿出相机即兴照了几张照片。还在襁褓中的宝宝当然不知道照相是怎么回事，一切任大人摆布，时间一长，就不耐烦了，拚命挣扎，甚至哭闹，尽管形象不佳，丑态百出，但不管怎么说，还是留下了几张令人发笑的倩影。

由于我母亲在上海住不惯，再说我爱人一旦休完产假上班后，白天一个老人根本无法照看两个孩子。所以临回上海前，我就和爱人商定，把俩孩子中的一个留在常熟由奶奶带着抚养。把谁留在妈妈身边？谁寄养在常熟，由奶奶领养？我和爱人也是经过反复考虑，颇费一番周折的。平心而论，小翔生下来比小翱轻，体质较差，我们也有意想把他留在妈妈身边，但一时也拿不定注意。为避免有偏袒之嫌，我们做出一个决定，以抛掷钢蹦子来决定谁去谁留。我们确定，用一个2分钱的硬币向上抛，自然落地，如果正面向上，即把小翱留在常熟乡下，反之，则把小翔留下。也许是冥冥之中上苍的安排吧，结果，钢蹦子正面向上，小翱就自然留下由奶奶领养。

回上海后我与小翔接触时间多一些，我爱他、疼他、逗他，即兴就抱他上街遛弯儿。每当抱他出去时，他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每天午睡醒来，就缠着我出去玩，一旦达不到要求，就吵个不停。我一向反对“一切依着孩子”的宠爱方式，长此以往，会把孩子惯坏的。但是，我又不懂如何教育、诱导孩子，往往以家长身份训斥他们，甚至多次对他们大发雷霆，其实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娃娃，但愿这个坏脾气不要潜移默化地传给他们。

小翔从小就很有个性，无论是吃奶的动作，啼哭的状态，还是平时的一举一动，都与小翱不一样，特急、特霸道，我给他起了个诨号，叫“拚命三郎”。瞧，吃起奶来咬着奶头一连几分钟都不放掉。更可笑的是，两腮一上一下，两眼鼓得圆圆的，全身都在抽动，一股不要命的模样。与其他幼儿相比，确实不同凡响。常言道，“使出吃奶的力气”，让我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医学上有种叫“遗传学”的科学，我是个急性子，难道我的性格、脾气遗传给了他？事实上，生命中的遗传因素可能有，但不会全部被遗传、汲取，后天的因素可能是第一位的，事实是小翔长大后的脾气与我不太一样，他办事很稳，并不急燥，这也许是他的汲取了我的优点吧，哈哈！。

探亲休假的日子里，既有快乐，也有烦恼，两者是并存的。那几天，我几乎每天半夜里被小翔从梦中吵醒，他一哭闹，不用问，准是又尿床了，没办法，只好起床帮给他换尿布。有一次，我披着衣服给他换尿布，不料他不知好歹，极不老实，又哭又闹，两个小腿使劲的踢。我终于忍不住，急脾气一上来，“啪”的一下，在他的小屁股上狠狠一巴掌。这一巴掌可闯祸了，招来更大麻烦，一股“烂污屎”从肛门里喷出来，把被子、床单全部弄脏了，真是让我哭笑不得。这是宝宝出生后我第一次动手打他，尽管我事后十分后悔、内疚甚至也忏悔过，但在小翔的小屁股上扎扎实实留下了五个手指印。

双胞胎儿子合影

双胞胎儿子上小学时的合影

两个儿子十五岁时随我去天津旅游的合影

在北京游览时的合影

一家四口合影

十八、整肃连队军纪

1980年3月，我从军校毕业后回到高炮三连担任指导员。上任前，营政委乔增表找我谈话，他向我介绍了三连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中得知当时连队组织纪律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原指导员高太平是从592步兵团调来的，任职期间不长就转业了。连长李振东也是从机关调过来的，业务不熟悉，况且，他是军队干部子弟，家就在天津市区，周末都要回家居住，有时要到周二才回连队来。因此，我到任不久，除了负责抓军事训练、政治学习、早锻炼、晚点名等日常工作外，主要精力就放在抓连队的组织纪律和作风整顿上。

我刚入伍那些年头，连队干部管教都很严，战士们天天面对匆匆地起床、匆匆地整装、匆匆地洗漱、匆匆地站队、匆匆地吃饭；面对千篇一律的整理内务、紧急集合、列队行军、枪械拆卸、装弹压弹、瞄准射击等高难度训练，都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尽管这些对那些新兵来说，绝对是个考验，没有一定的意志力，确实不适应。但是，他们毫无怨言，严守纪律，对上级命令说一不二。老战士们更是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从未发生过对抗领导、私自外出等严重违纪行为，最多个别战士作风稀拉点，有的泡个病号什么的。

我到三连任职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明显感觉到当下连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大不如前，确实存在着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军训时不认真、开小差；上课或晚点名时不严肃、 个别的还切切私语；连队紧急集合或每天早上集合出操时，总有一些人迟到或借口身体不适睡懒觉，不愿参加；有的长期泡病号；更有甚者，极个别战士顶撞领导、未请假或未批准私自外出等。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部队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一些不良风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部队里来。二是干部在管教上有所松懈，对一些歪风邪气放任不管。三是那几年特别是1977年出现了一股“内部招兵”热潮（俗称“后门兵”）。当时“内部招兵”范围、规模较大，基本上都是军队干部的子女，通过军队内部系统相互安排。这些兵从小娇生惯养、行为懒散，不少人带有三气，即“娇气、傲气和霸气”。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粥”，极个别战士的行为带坏了整个连队。

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后，就多次在军委会议上指出：“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纪律很差”，并强调“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所以，当我面对这些乱象时，就决心要严明军纪，进行整治，要不连队岂不成了一盘散沙？怎能拉得出、打得赢？严守纪律，是军队的根本，一刻也不能放松，加强军队纪律性与提高部队战斗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俗话说：“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家有家训，军有军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军队更应如此！决心已定，我就开始进行部署。我首先召开了全连干部会议，统一思想。重点强调了要严肃执纪，在从严治军上狠下功夫，绝不顾情面，不当“和事佬”、“老好人”，对那些歪风邪气绝不姑息养奸；其次是召开班长和一些骨干的座谈会，要求他们要大胆管理，不能束手束脚，做到歪不压正，配合连队抓好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凡是有利于连队事，一定会给他们撑腰；第三，召开全连官兵大会，进行条例条令学习，军纪法纪教育，增强官兵的军纪和法律意识。同时落实制度，明确规定，严格执纪；第四，干部要学会“知兵、爱兵”，以情带兵，严带深教。利用空闲时间深入到战士中间，与他们交心、谈心，了解他们在想什么、追求什么；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成长经历、秉性脾气、爱好特长，极时掌控每个战士身上的“闪光点”，有的放矢，做好思想工作；第五，对极个别“捣蛋鬼”，针对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手段，各个击破。

当时连队有一位战士，病殃殃的，整天萎靡不振，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什么病来。他虽然不是明的对抗领导，但经常借口身作不好不参加军训和出操，在连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经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并与地方上联系后，果断的提前安排他复员了。

还有一位姓王的战士，自以为父亲是某部副师长，整天吊儿郎当，盛气凌人，对谁都不放在眼里。平时不但经常无故不参加训练，还动不动就顶撞领导，对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到三连任职后，他以为我是一介书生，对我也不屑一顾，我决定拿他“开刀”。我在找他谈话前，事前与几位班长商量好，告诉他们在附近等候着，见机行事，一旦他有过激行为，就冲进来狠揍他一顿，出了事我负责。一切准备妥当，我让通讯员把他叫到办公室，为防意外，我把手枪放在办公桌上，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这位姓王的战士到我办公室后，歪站着身子，嘻皮笑脸，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首先跟他说，今天为什么找你谈话，你心知肚明，你要摆正位置，端正态度，不管你能否听进去，但不能有任何过激行为。要不，就是我们单挑，你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何况，我还有这个家伙。你要乱来，就把你放倒在地，大不了我回老家种地。说完，我拿起手枪，拉了一把枪栓，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我看见他身子明显的颤了一下，脸上也没有了刚才的嘻笑和坏笑。接下来，我大致与他讲了以下几点：第一、你戴着帽徽领章，就是个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就要遵守军人的纪律；第二、你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就要遵守这个大家庭的规矩，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第三，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今后要独立生活，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父母不可能一辈子供养你。第四，如果你再这样不守纪律，混日子，我就把你的情况向你父亲汇报，让你父亲来解决。说完这些，我要他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找我。通过这次谈话，他在各方面都有所改观，见了我能主动打招唤，很有礼貌。通过多管齐下，一些原来落后的战士也开始转变，向好的战士看齐，一些歪风邪气有所收敛，连队风气逐渐好转，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局面。

部队战士晚上学习的照片

部队官兵训练间息进行交流场景

十九、难忘军营思念

1980年是难忘的一年，也是值得回忆的一年。那一年，我在工作和家庭上面临着双重压力。对此，我注意摆正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矛盾。在工作中，面对压力和挑战，我敢于承受，勇于担当，有所作为，尽力把工作做好，决不能在我的军旅生涯中留下任何遗憾。在家庭问题上，我是喜忧参半，既有添子带来的欢乐和喜悦，同时也伴随着无限的忧愁、牵挂和思念。

为了排除心里的忧愁、思念和牵挂，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烦恼统统抛到九霄云外。那一年，我除了重点抓好组织性、纪律性的整治外，重点抓了两件事情。一是在政治学习上下功夫；二是积极开展文化知识普及教学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在政治学习上下功夫，重点是逐步改变过去那些教条式的、形式主义的教育方法，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教育方法。比如，在革命史、建军史的教育活动中，我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宣传需要，结合连队的实际情况和典型事例，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学习教育，通过联系实际、举一反三，达到战士们爱听易懂、自觉接受的目的。

由于受到“文革”中“停课闹革命”、“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部分战士文化程度较低，不要说数理化，就是基本的语文知识也很缺乏。因此，我每周推出一堂文化知识教育普及课程，对此，战士们都很欢迎，学习的欲望十分强烈，都积极要求参加。我除了亲自教授外，还挑选个别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战士分别担任不同内容的文化教员，每次讲课，战士们认真听讲，做好笔记，还踊跃提问，学习氛围蔚然成风。此外，还开展“学唱新歌、树立新风”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活跃连队的气氛。这项活动的开展推出，对当时连队组织性、纪律性的整顿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

然而，人再高尚，也无法轻易改变人心，人心不等于忍心和放弃。每当夜深人静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我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家里的两个宝宝，牵挂和思念就会油然而生。

经过一天紧张的军事训练，疲倦的战士们都已进入梦乡。大地已经沉睡了，月亮也躲进了云层休息，只留下几颗星星仿佛在放哨。整个军营里除了微微细风轻轻吹过，偶然发出几声鸟鸣外，寂静无声。在这样的夜晚轮到我值班查岗，在巡逻一圈后的间隙时分，我又一次想起了家中的两个宝宝。小翱，你在奶奶那里住得习惯吗？没有奶吃了，米粉吃得惯吗？小翔，你听妈妈话吗？在托儿所里乖吗？还那样调皮吗？思念是最折磨人的，它看不见摸不着；思念又是挥之不去的，它永远盘旋在我的眼前，萦绕在我的耳边，深藏在我的心坎。“小翱、小翔，相隔两地，爸爸不能见到你们，十分牵挂惦念，常常从梦中见到你们的音容笑貌。只要你们生活的快乐、健康、开心，是爸爸最大的希望”，我又一次想起写给家里的信。

对于两个宝宝的情况，我只能从爱人的来信中了解一鳞半爪。每次来信，我都会连着看几边，享受着字里行间的乐趣，品味着点点滴滴的思念。宝宝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引人发笑的、惹人生气的，爱人都会维妙维肖地向我描述，每每这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他们身边，看到了可爱而活泼、好动而又淘气的宝宝，从中尽情地分享着喜悦和欢乐。从爱人的来信中，我了解到，小翔虽然比小翱晚出娘胎半个多小时，但毕竟是“阿二头”。俗话说，“老二疙瘩”，一点不假，稍不随意，他就又哭又闹。小翔又特别好动，八、九个月时就被托儿所阿姨用绳子绑在座车里，要不，稍不留神，就会从车里窜出来。至于小翱留在常熟老家后，对于他的详细情况就了解不多，因为我父母他们是文盲，根本不会写信，而我弟弟文化程度低，每次给我写信，充其量重复着“身体很好”、“很乖”等几个令人乏味的词组。

那几天，我们连队的文书李艺一直在教战士们唱一首新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是一首由张枚同词、谷建芬曲，创作于八十年代初的新歌。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曲，就会思潮起伏，浮想联翩。八十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是焕然一新的年代，更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八十年代，揭开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里所指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是从广泛意义上讲的，是指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同样也包括出生于八十年代的小翱、小翔他们新一辈。要修复当前千疮百孔的状况，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既要靠我们，也要靠他们。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80后们出生在一个好日子，他们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正如歌词里所说“创造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一代又一代矢志不渝、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华夏儿女们。

二十、退出现役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一年一度的冬季野外训练和实弹射击结束回到营房驻地时已跨入1981年。过完春节后，送走了一部分老兵，又迎来了一批新战士，连队逐步进入了正常的军事训练。

1975年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就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概括了当时军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首次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工作。由于受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这项工作未能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全面完成。1977年，邓小平又多次提出军队员额臃肿不堪的问题，要进行“消肿”整顿。特别是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后，发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军队”的号令。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军队在1975年、1980年和1982年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工作。我们高炮营曾在75年底和76年初进行了缩编，把二连建制全部编入了军高炮团，而四连则缩编为一个高机排。直到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高炮营又进行扩编，恢复四个连的编制。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一个月后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表述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就是大裁军。邓说：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要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1985年6月4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轻轻伸出一根手指震惊了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100万。并阐述了百万裁军和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这一战略性转变的意义。当时会场是掌声如潮水般涌动，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烁，历史在瞬间凝固。邓小平的深谋远虑、胆略和睿智，可以载入史册。经过这次裁军，原先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我们的66军也整体撤销，这都是后话。

在这种形势下，部分军队干部的情绪难免会不太稳定、人心浮动。我所在的军、师到底是撤是留，尚无定论。在部队和家庭两方面原因的挤压下，十分留恋部队生活的我竟然也产生了退役转业回地方工作的念头。于是我向营政委乔增表口头提出了转业的申请，并一五一十地摆出自己的理由，乔政委当时感到很突然、很惊讶。他说，你是部队重点培养的对象，当前全营干部中思想不稳定，都在观望等待，也就你还能干点事，我怎么能放你走呢？他要我直接找师直工科科长。我当即写了一份转业申请报告，抽时间到师部找到于世旺科长，提交了申请报告。说实在话，这样破天荒地越级找领导，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于科长听完我的申请理由后，叹了一口气说，说实在话，我心里面是不想让你走的，但就当前的形势和你家的实际困难，我也不想阻拦你。紧接着，他笑着说，你是标准的“一手拿毕业证书，一手拿转业证书呀”。最后，于科长表示，我说了不算，还得请示参谋长。我也曾扪心自问：部队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两次送我进学校深造，而我并未给部队做什么，按说应该留在部队继续干下去，为部队作更大的贡献。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也准备顺其自然，要是上级不批准，就留下来好好干。也许我的实际困难打动了领导，也许领导也不知道部队今后的去向，最终在1981年的6月批准了我的转业申请。

转业确定之后，我就安排母亲来天津玩几天，我母亲六十多岁了，一辈子从未出过远门。7月上旬，我母亲和爱人带着两个还不到两岁的孩子坐火车来天津，她们来前曾让我姐姐打过电报，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接到电报。结果她们在火车站没有找到我，就坐28路公交车到了东局子，而东局子离我们靶场营房还有很长一段路。我母亲和爱人各自抱着一个孩子，提着行旅，累得够呛。在东局子通信营遇见两位战士，当他俩知道实际情况后，毫不推托就准备一人抱着一个孩子。不料俩个孩子怕陌生，死活不让抱，拼命挣扎啼哭，俩位战士只好放下小孩，帮助提行旅包裹。快到营房的时候，远远的看到炮工何兆富，她们就谢别了俩位战士，由何兆富帮着提行旅包裹到达连队，炊事班马上煮好鸡蛋面条送到连部。

由于部队家属院住房太小，又十分简陋，连首长特地把连队营房东头原来堆放杂物的一间房腾出来按排我们一家四口住宿。到部队这几天，俩个孩子表现还不错，没有惹多少麻烦，也不象有些小孩那样动辄又哭又闹。他们的特点就是活泼好动，看到战士们在打蓝球，就蠢蠢欲动，时不时奔到场地里抢球、起哄。当然，他们一旦调皮，不听话，我就会拿出家法，让你们“立壁角”（罚站）、关禁闭。

利用一个星期天，我带着母亲、爱人和两个孩子到天津水上公园玩，这是天津最好玩的地方，里面有眺园亭、湖滨角亭、长廊、荷塘等景点。当然，两个孩子最喜欢的是里面的大象、狗熊、长颈鹿，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等动物。他们一会儿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会儿又吓得嗷嗷大叫，这一天也许是他们生下来最快乐的一天。孩子毕竟还小，走不动路，动不动就闹着要大人抱。特别是下午回来时，公交车站离营房较远，抱着他们都快走不动了。这一天，可真把我们三个大人累得精疲力竭。

离开了工作岗位，轻松自如，不再一大清早带队集合跑步，不再汗流浃背的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更不再担心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全付武装的野外拉练令惊醒。利用这个机会，我去106野战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院，检查和治疗多年来积下的老胃病，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一次住院。

那年9月，所有确定转业的干部集中到师部进行培训学习。主要学政治、学文化、学基本法律常识。虽然按部就班，规定一定的作息时间，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不能迟到、早退，无特殊情况不能请假等，但比起连队生活要轻松多了。此外，学习培训也不需要考核，全凭自觉。住在师部，我就利用星期天等业余时间，看望师部的几位老乡，与他们聊聊家长；去天津市区，看望几位同学、老师，和他们话别。

1982年1月，我就收到了地方的安置通知，被分配到苏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我原来是准备转业回常熟老家工作，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我当时填写的志愿是常熟广播站，不料苏州地委看了我的个人资料后，把我留在了苏州。为此，我爱人也通过部队从上海随调到了苏州，安排在苏州地区司法局工作。1982年春节过后，我正式退出现役，到苏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报到上班，成了一名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