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矿有个“肖瞎子”

江边一子

原湘西金矿行政大楼（张晴供图）

图中人物依次为：赵光星、肖体才、瞿宗培、周建民、郭辉（周建民、张晴供图）

金矿有个“肖瞎子”

魏启新

（一）

我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来到“湘西金矿”（现名辰州矿业）这个百年老矿的，在那所有些名气的矿山子弟中学工作了六年。那时候的十里矿山，跟现在一样，各色人物都有。但在这各色人物中，肖瞎子绝对算得上－个名人。或者说，那时候的一个矿里人，如果不认识肖瞎子，他就很有可能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就如同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有个演员叫姜文一样。

但肖瞎子不是一个演员，我认识他时他正在矿中学当老师。我之所以这样讲，只是因为他的长相确有点象现在的当红影星姜文。象姜文一样长的五大三粗，一样的浑身膘肉，一样的头大脸大，一样的面色黢黑。

姜文的眼睛有些眯着，眼珠却有些鼓凸。肖瞎子的眼晴也有些眯着，眼珠比姜文的更鼓凸。把他那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取掉后，你会觉得他那一双眼晴很象一对有些睡意的鱼眼。人们之所以喊他“肖瞎子”，是因为他那一双眼晴虽然珠子很大，但视力欠佳。他是个近视眼。

既然叫他 “肖瞎子”，他自然姓“肖”，大名“肖体才”。一些人叫他“肖瞎子”，是带着谑意的。但我觉得要是喊他“笑瞎子”更妥贴。因为他平日见人总是笑吟吟的，与人“扯乱弹”扯到兴高采烈时，更会爽朗大笑，随之会是一阵带笑的咳喘声。因为他身体貌似硬朗，其实是个患有肺气肿和支气管炎的病人，还有深度失眠症。与他做过邻居的人都知道他睡眠质量很差。他总是上床睡得很迟，上了床后还要咳嗽好大一阵子，有时甚至会咳到天亮。

但就是长着这样一副模样，拖着这样一副病体，论身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的中年半纪人（他最“高光”的时候也就是个中学支部书记），在这十里矿区里，却无论他走到哪里，即使是一个小山冲里，只要这里有几户人家，其中必会有人与他打招呼。有人尊称他肖老师，有人隔老远喊他肖瞎子。这敢喊他肖瞎子的人，要么就是他极熟悉的新化老乡，要么就是老同事，要么就是老朋友。

“亚嗯价咯，你个花脑壳，还没死啊？”

他见到一个人后，要是开腔就是上面这句话，对方必定是个新化人，且与他要好。矿里新化籍人多，被其他人戏谑为“花脑壳”。有些新化人对这称呼是有些不快的。肖瞎子不同，他却常常称自己、也常常喊别的新化人“花脑壳”。

肖瞎子以自己是新化人为荣，他的身上确有很多新化人的特质：热情、豪爽、爱吃、爱喝，但他身上最明显的新化人特质是特别讲义气，爱较真，肯帮忙，一副古道心肠，也还有些落拓不羁。

（二）

那时候，这所中学跟矿里机关单位一样，实行八小时坐班制。早上八点，老师们都已准时上班，大家不是已走进教室，就是正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肖瞎子是政治老师，上午八、九点钟时是没有课的。这时的他也许还躺在床上，或者虽已起床，但还在洗脸刷牙。等他在校门外的小馆子里吃了早餐，再到办公室，或者腋下夹本教案走向教室时，一般已是上午第三节课快上了。

这天也许是周二，也许是周五。太阳已快落山。走读生和住在校外的老师们都已回家。校园内的一群寄宿生正一手端着饭盒，一手提着一桶热水，从校门外山坡下的食堂、锅炉房拾级而上，走入校门内，再一步一步地踏完百几十级的水泥磴，向那栋学生宿舍楼走去。其间，他们爬了两道山坡，经过了三栋教学楼，穿过了两块操坪。不久，他们就要上晚自习了。

而此时，那栋位于校门口教学楼的右边、当面被两株大酸枣树掩敝着的办公楼里，却传来阵阵人语声、锅碗瓢盆声。那声音来自办公楼第二层尾头的政史地办公室里。一缕一缕的炊烟和水汽，夹杂着诱人的菜香、肉味和酒气，也正从这间办公室的四面门窗里飘出。

一群住在校园内的单身汉又在“打牙祭”。牵头组织的就是肖瞎子。蔬菜鱼肉、油盐酱醋和几瓶酒是几个单身汉凑钱买来的。办公室里桌子、椅子、火盆、火钳、木炭都有，那口锅、那把锅铲、那支着锅的铁撑架是临时从某老师的宿舍里取来的。掌锅铲的是周健民老师。围着锅边海吃海喝的，除了几个单身汉，也常有爱在这里凑热闹、吃味道，却并非单身汉的贾志诚老师或其他某一两个老师。

那时候，金矿中学校门外的山坡下有一个为中学、技校、小学师生服务的“三校食堂”。食堂伙食还行。单身老师们平时都在这食堂凭票用餐，但吃多了就味腻。肖瞎子虽早已成家，但也是单身汉。他老婆远在湘中的锡矿山上班，带两个孩子，很少到这边来。夫妻俩只能在寒暑假相处一些日子。为了改善生活，肖瞎子便组织几个单身老师凑钱“打牙祭”，一周两次，几乎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我们的这一做派虽欠文雅，但学校的大部分同事并不反感，“单身汉可怜，可以理解”。这是大部分老师们的共识。但也有个别“执古”人颇有看法，认为这有损形象。有一次，我们又要“打牙祭”。按照肖瞎子的安排，我负责买酒。当我用个网筋袋提着几瓶“德山大曲”走到办公楼楼下的坡道上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几个酒瓶子全被摔碎，酒水都洒到了路面，酒香四溢。我很懊恼，“肖瞎子”却笑了笑说：“这有么子怄的？又去买吧。”当我们正在喝酒时，有个年长的老师刚好从我摔碎酒的地方经过。被酒香刺着鼻子的他很不高兴，故意大声嚷嚷：“这像个什么话？把个学校弄得不成样子。”我们都装着没听见，却齐声高喊：“干杯，干杯。一口呑，感情深。”

也有个别党员在民主生活会上当面向肖瞎子提过意见，指出他“牵头打牙祭”和“上班迟到”有损自身党员形象，影响教师队伍风气。肖瞎子表态诚恳，囗称“接受批评”，但行动上就没见改正过。

（张晴供图）

原湘西金矿中学、技校、小学鸟瞰图（张晴供图）

原湘西金矿工人俱乐部（张晴供图）

　　“打牙祭”的事儿动作大，频次多，支书和校长不得不有所关注。两个头儿都是趁我们洗菜炒菜、忙得不亦乐乎时临场“视察”的，却又都被我们的“场面”感染，经不住我们的盛情邀请，却和我们坐在一起“呷”了起来，一手端酒碗、一手夹着菜大快朵颐。我们好生得意，在校园内逢到同事便夸舒书记、陈校长与单身老师“打成一片”的仁德。

星期六和星期天，肖瞎子一般是不会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因为已早有铁哥儿、老乡或弟子邀请他过去“呷一餐”。有时他也会主动要求某朋友、某老乡、某同事“弄餐饭，喝杯酒”。外去找吃喝，叫“捞油水”。这也是学校一伙单身汉改善生活的一种招式。有这样的好事时，“肖瞎子”很少独享，一般是要叫上我们中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去分享的。有时我们也会觉得难为情，便买些吃货提到做东的人家。

现在若要我说清自己当年跟着肖瞎子外出捞过多少次“油水”，大概比要数清自己脑壳上的头发毛不会容易。不知有多少次，我俩常常是喝得晕头转向，在夜晚昏黄的路灯下高一脚、低一脚，歪歪扭扭走回校园，懵懵懂懂上床睡觉的。但我又不敢喝得比他更多，因为回去的路上我还得照顾他。酒席上的肖瞎子是轻易不会被人“扳倒”的，他头大肚大，皮肤又黑，即使喝过头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一般挨他坐着，比他喝得“斯文”些，他却常常趁人不注意时，把他那杯里的酒极快地往我杯里倒一些。

那几年，我跟着他在矿里四处“捞油水“，十里矿山的每个大的住宅区，什么岩屋桥、五一桥、上沃溪、河钨工段、团结村、胡家院子、李家湾、蔡家湾，远至鱼儿山、土地坳，还有矿机关、矿医院、矿机修厂、矿车队等等地方，都留下过自己“捞油水”的“芳姿”。矿里的人来自三湘四水，大江南北。肖瞎子交结面广，各色人物中都有酒友，捞的油水、吃的东西自然是风味各异。同一个办公室的张长安老师，是二三七地质队（后改为武警黄金十六支队）的职工，河南人，大个子。他夫人郭老师却个子小巧，是北大毕业的才女。他夫妇俩做出的菜极精致，色香味俱全。也是同一办公室的伍世香老师也擅长“弄吃喝”。她丈夫李光烈是个转业军人、哈工大毕业的工程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他是站在钱学森身边的操作员，为人耿直，爱打猎，好饮酒。“肖瞎子”和我是每年都要到这两位老师家“呷几餐”的。还有中学的好几位老师家，一年之内都是要“光顾”一回两回，甚至多回的。

矿宣传科朱立中夫妇家，矿医院余报国夫妇家，矿车队周玉斌夫妇家，大概是肖瞎子校外关系最铁，吃得最多的人家了。我也当然跟着去吃过若干次。周玉斌的夫人姓刘，我喊她刘师傅。她是矿理发店的职工，是“手有一双，嘴有一张”的能干女人，为人口直心善，又大方好客。肖瞎子到周玉斌夫妇家，如同到了自己家一样随便。我和周建民老师也是这家的常客（张声凯老师也去过多次）。我喜欢吃炒花生，到了他们家，刘师傅必会把一盆炒熟的花生端到桌子上。

（张晴供图）

（张晴供图）

（张晴供图）

　　我同着肖瞎子四处“捞油水”，收获其实不仅仅在嘴上，还使我结识了许多矿里人，有采矿工、冶炼工、选矿工、机修工，有机关干部、工程师、教师、医生、司机，甚至有象矿长符焕才这样的大领导，有新化人、涟源人、邵阳人、东安人、安化人和沅陵人，感觉是湖南各县市的人都有，甚至有云南人、江西人、广东人、东北人、西北人，五湖四海人。结识了这些人，与他们喝酒聊天，听他们“吹牛”“扯乱弹”，就好象在自己面前打开了一扇一扇的窗子，了解到很多以前不曾知道的人物风情，井上井下的、矿里矿外的、“五洲十国”的都有，感觉是长了很多见识，懂了很多世故时事。直到如今，自己虽然离开金矿几十年了，却仍然深深地想念那地方，应该是与同着肖瞎子“捞油水”的经历很有关系的。

（三）

我要特别地向你说明，肖瞎子并不是一个于生活、于工作都有些“态度问题”的人，他是一个“讲求原则”的人。你与他同久了，会透过他嘻嘻哈哈、貌似粗疏、不拘小节的外表，发现他为人处世很严肃的底里，还有他那温情细腻的一面。

譬如说，作为－个单身汉，生成一个坐不住、耐不得寂寞的性子，喜欢到处跑，交的朋友多，这其中也有几位关心他的异性朋友，但却没有听说他与她们之间有任何绯闻。这几个女人的男客也从没怀疑过自己的老婆与肖瞎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肖瞎子对待男女关系是坚守“授受不亲”的古训的，因而他同女人的交往是保持距离了的。他的宿舍可能没有一个女人进去“观光”过。在下班后的办公室里，他是不和某个女人单独谈话的。我刚到学校上班时，他就以教研组长的身份告诫我：“不要把女学生喊到自己的寝室里谈什么话、改什么作业”，“在办公室单独找女学生谈话，面批作业，要把门窗打开。”

他也并不只是一个“好酒贪杯”的人。他虽然不爱体育活动，唱歌跳舞也不在行，嘴里时不时啍出的几句歌都是无腔无调的，就好象一只鸭子“嘎嘎”叫了几声。但他爱好的活动也是有品位的。他爱好书法、绘画，在报刋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品类的文章。平日工作之余，喜欢找人下围棋、打桥牌，中学的传达室成了他和几位同道的棋牌室。几个人常常为－着棋、一张牌争得面红脖子粗。各自都是脸上贴满了用报纸撕成的长纸条，或头上戴着报纸卷成的尖帽子，那样子滑稽得活象无常夜叉。正因为有这些爱好，他的朋友中也就多这方面的人才。我到矿中学工作的六年里，中间有一两年他被调到矿党委宣传科任副科长，矿里一些文化人和文学青年，都是他的好朋友。这期间，我也在《湘西金矿报》上发表过一两篇文章。一起任教的吉丕林老师在多地发表的一些文章则不失为佳作。谭近秋、侯建新、匡国友、谢友智等几位当年“金矿文坛”的活跃分子，我也是这时候与之相识的。

他本是一个学工科的，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矿冶炼厂。也许组织上见他有些文化人的气质，又见他身体有些差，后来把他安排到矿子弟中学教书。在我的印象中，他谈不上喜欢当老师，但他认为“教书育人”是件再神圣不过的事，对这一工作绝不马虎。有人见他很少按时上班，便以为“肖瞎子对待工作吊而郎当”。其实他是一个干工作很认真的人，是一个称职的好老师。他是教政治的，初中、高中的课都上，每周都有十几节课，还几乎年年教高三毕业班。他见多识广，备课认真，上课时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析理透彻。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最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自己身体差，睡眠质量差，每天起床迟，该他上的课他却从来没有迟到缺席过。学生的作业和考卷都是一一批阅，一份不漏。他很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与成长，常常找学生谈心，做思想工作。他对待学生是不分三六九等的，某位不受个别老师“待见”的“差生”，可能与他关系还有些“铁”。不少家长把自己的孩子“托给肖瞎子管着”。于是，上门家访成了他的经常性工作，且不拘路远路近、坡长坡短，而得到的酬劳最多也就是“呷一餐”。

肖瞎子帮助人、关心人，心思细密，在中学、在矿里是出了名的。有的社会青年遇到工作生活不顺心，傍徨苦闷时会找他倾诉；有的父母与子女沟通不畅，关系有些僵，他会找双方谈话，做化解工作；也有年轻夫妇闹别扭时请他去当“和事佬”。有一对在矿中学读书的小姐妹常年住在学生宿舍里，父母却远在几千里外，几年不能见一次面，他象长者一样“打着她俩的招呼”，给予很多关照。他有一个男学生，这时离开矿中学已有多年，正在桃源工作。当他听说这位昔日的学生结婚时因为手头紧张，没有给爱妻送一件值钱的礼物，因而有些内疚时，竟自掏腰包，请金匠打了一副耳环，趁我回桃源时，托我送到他这位学生的手中。其实，那时的“肖瞎子”自己也不宽裕，两个小孩正由肖师母带着读书，家庭开支也是大的。他自己的穿着就很朴素。

肖体才与侯建新下围棋（侯建新供图）

肖体才为某服装店作广告画（侯建新供图）

（四）

那时，矿里固然有不少人当面喊他“肖瞎子，也有人只在背后这样称他。我是不能这样喊他的，哪怕是象现在这样与他分别了近二十年，又相隔几百里远。我只是为了把他“写活”，才在上面的文字中这么称呼了他，自己于心还有些不安。他是我不曾忘记的、十分尊敬的肖体才老师。

四十年前的那一天，学校要开学了，矿中学的老师们刚集合。作为一名前来报到的青年老师，我沿着一道木楼梯、先走进了二层楼的校长陈克珩、书记舒畅各自的办公室。接着，又沿着一条木走廊、走进位于这栋办公楼二层另一头的政史地办公室。我与肖老师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的政史地办公室，连我和王源生两个新来的，共有六男三女九个人（宋文运老师是次年来的）。肖老师是教研组长。我上了几天班后，发现几个同事关系很融洽，相互开玩笑、“扯乱弹”，笑声不断，但哈哈打得最响的是肖老师。

正式开学没几天，肖老师却板着脸开了一个教研组成员会，安排了本学期的教研活动。第一个活动是要我上一堂公开课。那天听我课的老师有好几位，除了本组的，还有教务处和其他组的几位老师。评课时，肖老师讲得不多，却很到位。自此，我对他心生敬意。

有人告诉我，肖老师这人有些“板眼”，他瞧不起的人，是不会“撩起的”。大约个把月后，肖老师要我拜个师，要拜的不是他自己，是贾志诚老师。看来，我还是他和贾老师眼中的“可塑之材”。

贾老师也是个极有个性、很有思想的人。他在当矿子弟小学校长时，因为对湘剧《园丁之歌》突然被“上峰”停演一事有些不理解，便写了一封“谈看法”的信寄去。“四人帮”倒台后，岂料他的这封信从那位“张军师”的办公室里搜出。因此他被认定为“四人帮”在湘西金矿的爪牙，受到了严厉批判，且“发配”到矿冶炼厂“劳动反省”。虽然不久被“平反”，但他自此不再当小学的校长，成了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

肖老师说：“拜师要有拜师宴”。这桌拜师宴却是为师的贾老师和师母王老师俩口子张罗的。那天，赴宴的有好几个人，恰逢他家那在外工作的长公主也回来了。这餐饭到底喝了多少酒，我不记得了，反正是喝醉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金矿中学工作虽然只有六年，但成长快。第三年就教高中文科班历史。这个班参加高考时历史成绩考得好，我也因此获得金矿年度生产标兵的殊荣。时隔一年，我教的又一届文科班历史成绩同样考得好。自己俨然是中学的一名骨干教师了。（这期间自己还任过矿党校的兼职教员，矿党委书记郭德凡听我课后还与我交谈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这点成就的取得，确实是与学校领导的培养分不开的，与同事们的帮助分不开的。这其中当然有肖老师的功劳。

我刚谈对象时，肖老师已去矿党委宣传科任副科长，他也关心过我的情感状况。我临结婚时，他又调回了中学，任支部书记。接亲的车子是他出面到矿车队请的。用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的天蓝色双排座大车接新娘，在那个时候是有气派的。他发动了夏绍文、李祝英、伍世香等一群同事帮我忙婚礼。郭仁惠、瞿宗培两位老师分别做婚礼主持人和证婚人。我小孩出生时是冬天，妻子出医院后到娘家坐月子。几天后的一个日子，天气好冷，风寒霜凝，肖老师却带了几个青年老师步行近十里，走到粟家溪我岳父家贺喜来了。以后，岳父家搬到靠中学的岩屋桥住下。岳父岳母待客实在，又是新化老乡，肖老师每年都要过去做几回客。陪他喝酒的是我小舅子。

（五）

多少有些意外的是，一个在矿里正工作得好好的、且已成了家、生了小孩的青年骨干老师会要选择离开这里，决定回到当初选择离别的邑里，且要去一个很陌生的领域去闯荡。

我选择调回桃源，并改行去搞行政工作时，肖老师并没有阻拦我。我与他就此做过深度的交谈。他尊重并支持我的选择。倒是这时已是矿党委组织部长（后任过矿党委书记）的老校长陈克珩对我说：“你已在教学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选择离开未免可惜”。也许老校长还留了一句话关切的话在肚里，没有对我说出口：“你书生气重，不适合搞行政工作”。可惜当时我并不理解老校长的深意。

离开金矿后的十多年里，我每年都还会与肖老师见上好几次面的，见面了必会一起喝酒“扯乱弹”。他似乎还是那么爽朗与健谈，笑声不断。但我察觉他在一年一年的变老：头发在稀疏，酒量在减少，咳嗽更厉害。

他任中学支部书记时间不长，卸任后一直上课。他的思想本来就有些“传统”，讲的话不尽合“时宜”，又还“直来直去”，就难免不被他人误解，使自己徒增烦恼。

其实，一个年近半百，拖着病体，常年孤旅在外的汉子，此时想得最多的无疑是家事和亲情。他的“心事”已愈益重了起来，远在冷水江的老妻和一双已成年的儿女，还有年迈的老母，已成了他时时挂在嘴上的话题。也许此时的他，在睡梦中听到的多是亲人的呼唤吧？

留下还是归去？在这十里矿山、一隅校园，于三十年的光阴里，他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结下许多珍贵的友谊。一旦不得不选择离开，他的心境又是怎样的况味呢？

肖老师调走的时候，我在单位上班，没有能前往送他。他走后几年里，回过几次矿里，但我好像只见到过他一次或两次。我岳父家他是到过的。我听说他回老家后任教的那所学校，原是锡矿山的子弟学校，因为企业破产改制，不久就划归了地方。

此后，肖老师因为身体的原因，再也没有回过金矿了。他也该退休近十年了。这些年间，矿里有些朋友去看望过他。听说他已几近失明，酒不喝了，烟不抽了，甚至宅在家里很少出门了。继而又听说他本来是离不开肖师母服侍的，现在肖师母自己已偏瘫，卧床不起了。他俩已过古稀之龄了。但可想见的是，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身体状况，不管儿女如何孝敬，其生活的质量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遗憾的是，他在矿里几个最铁的朋友，有的已“西归”了，有的已迁居了，还有许多惦记着他的朋友，跟我一样，竟连与他联系的方式也没有。

在此，我只能遥祝他与师母身体好着，长命百岁。

完

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于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