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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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此照片20世纪90年代初由张店长征照相馆翻拍）

我和我的妈妈与我的小弟弟吴国柱（不满周岁）1959年冬在桓台县照相馆留影，是我的妈妈遗留唯一照片。（我的大弟弟吴国梁当时在沾化县颜家口村姨父母家）

我的妈妈

回忆稿 吴国栋

　　

我的妈妈胡玉美，一九三二年农历正月初八出生，沾化县泊头区郭王村人（郭王村现属于黄升镇管辖）。她姊妹五人，我的母亲是外祖父母最小的女儿，她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

一：我母亲的童年

我的外祖父母家，在我的曾外祖父时，家境较好，据说还有六七十亩土地，牛车全套，房产多处。到了我的外祖父时，由于日寇入侵，国破家穷，再者他过日子也没有多少数，所以最后把家里的所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全部卖光，房产基本上卖掉，家庭败落。全家人生活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外祖父只好带着全家去沾化东洼逃荒要饭，祸不单行，外祖父不久在东洼因病去世了，最后连棺木也买不起，我的舅父胡恒吉只好用芦苇草席卷起来，把外祖父的遗体用小推车推回郭王村掩埋。在这种生活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外祖母只有领着她的孩子们到处流浪，逃荒要饭，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曾经到过沾化县西部、无棣县、阳信县要过饭。遇到善良的人家还好，能讨一口吃的，如果遇上恶霸地主，不但不给，还放出狗来咬人。晚上睡觉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睡觉在人家的场园屋子或者破庙或者柴草垛。遭的罪是我们现代人现在难以相信。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的外祖母只好将我的八岁母亲，经介绍人做媒，送到我的黄升家里给我的父亲做童养媳妇，父亲那时也只有十一、二岁。我的母亲在奶奶家虽然生活能吃饱肚子，但是奶奶是封建思想较为严重，封建礼教的陋习让我的母亲也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旧社会的妇女“缠小脚”陋习，号称“三寸金莲”，脚越小越漂亮。从小缠脚非常痛苦，把脚的脚趾、脚骨头搞断，然后用裹脚布紧紧地缠在脚掌底下，惨无人道的封建礼教残害着我的母亲。

二：我母亲的少年

一九四四年黄升镇这一带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才使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当主人，废除了封建礼教，废除了“童养媳”制度，使广大妇女彻底得到解放，从此不再受“缠小脚”之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又回到了郭王村，外祖母家也分得了土地，舅舅也长大了，家里的日子好多了，他们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所以我的母亲虽然只有十四、五岁，积极参加村里的儿童团工作，并且当上了儿童团团长，配合村里大人们一起斗地主，打恶霸，带领儿童团员学文化，站岗放哨，查路条，盘查坏人，等等革命工作。（我的大表哥胡春和现年八十岁，在小时候就记得跟着他的小姑参加儿童团的活动）。在母亲十八岁时，正好我的父亲从部队医院出院回到家乡养病，待到痊愈后，奶奶与我的外祖母商量着给父母亲完婚，那时我的父亲二十二岁，他（她）二人的结婚年龄正好符合人民政府的婚姻法规定。

三：我母亲的青春岁月（最后十年）

建国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跟随父亲工作地点的频繁调动而漂泊流动。先后在沾化的义和庄、垦利县的八大组、利津县的陈庄、沾化的古城、济南的山东省粮食厅、山东省邮电学校、桓台县的索镇都住过。基本上父亲工作调动到哪里，母亲就带着我跟随父亲到哪里，母亲在驻地的附近找点临时工作，挣一点零钱补贴家用。

一九五七年十月，父亲在山东省邮电学校结业后，被分配在沾化县邮电局（驻地沾化古城）。我和母亲从济南也回到了沾化县，母亲在沾城的肥料厂上班，我在沾化城也进了学前班。第二年八月，父亲又被调到博兴县邮电局索镇邮电中心支局工作（那时桓台县和博兴县合并，惠民地委行署撤销属于淄博地委行署管辖）。不长时间，母亲带我也来到了父亲的身边，当时母亲和我是索镇邮电支局唯一的家属。在索镇几年的时间里，多次搬家，先后在永安村周庆东家的东屋、北辛庄徐贯一爷爷家的南屋、建国村的小羊（乳名）家三间南屋居住过。为了减少父亲的家庭负担，母亲不怕苦，不怕累，起早贪黑，夜日继日地干临时工，给县粮食局纺粗麻绳、织麻袋、洗麻袋，挣点微薄工资补贴家用。一九五九年、六〇年、六一年、我国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又加上勒紧腰带还苏联的外债，我国人民的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

因此，我的家庭生活也和全国一样，非常困难，父亲工资每月只有35元，他的定量口粮不到30斤/月，母亲和我的口粮定量是23斤/月，国柱的口粮是8斤/月。虽然母亲拼命打工干临时工，也很难维持全家人的吃饱问题。母亲只好带着我去挖野菜，捋树叶，剥离树皮，采集野菜种子掺和着一少许点粮食蒸菜团子吃。有时候，父亲在索镇大集上购买一些地瓜、地瓜干、地瓜叶子、胡萝卜、胡萝卜樱子等，只要是能充饥的都可以吃。但是全家人也都高兴幸福，因为全家人都在一起。尽管生活这么艰苦，父亲还是每月给我的奶奶寄去5元钱养老费，并且每年的冬天都要把我的奶奶接到索镇来住上一冬天。这就是我的母亲二十多岁时的青春岁月，是在颠簸、流离、贫困的生活中，艰难地生活，渡过了十年的困难光景。

四：我母亲的离世

一九六一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后一年，春天麦口时节青黄不接，我家也和全国一样，生活陷入了困境。多亏我的大伯从沾化东洼新户供销社捎来了干黄径菜种子（俗名：垛打芢），可以充饥，解决了部分吃的问题。我的母亲为了让我和弟弟吃的更好一点，就决定跟着建国村房东家的大女儿（我喊她姐姐）等人，准备到博山南麻的山里去用旧衣服换点粗粮和地瓜干，准备渡过麦口。父亲知道后劝他不要去，可是她的主意已定，提前两天准备好衣服，给我和小弟弟做好了几天孩子吃的饭，以及自己在路上吃的干糠黄径菜团子，并且嘱咐我要看好弟弟。

在农历的4月11日这天早上，母亲吃了点干菜团子，给小弟弟喂了点奶，然后与房东家的那位姐姐，一起去了索镇汽车站（原汽车站位置：现在的县百货公司位置）等车，我把母亲送出了大门。等到小弟弟醒后，我给他喂了点饭，就领着弟弟去车站看看母亲是否坐上车？弟弟那时虽然只有两岁，但是很懂事，就高兴地跟着我去车站找母亲，顺着原索镇酒厂的北院墙的道，到了张北路往北走小段路，就到了汽车站。结果母亲还没有上车，弟弟很是高兴，钻进母亲的怀抱吃了奶。我们与母亲玩了大约一个小时，母亲又给小弟弟喂了最后一次奶。于11点的时候母亲说：“你带你弟弟回家吧，好好照顾你的弟弟，我几天就回来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与母亲最后的诀别，更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母亲最后的临终嘱托。

到了晚上，我和弟弟随便吃了点母亲留下的饭，那时没有电灯，到处漆黑一团，安排弟弟在土炕里边睡了觉，（防止他滚下来），我也慢慢在土炕外侧睡了。后来一个噩梦我醒了，再也没有睡着。忽然听到父亲在大门外喊我起来开门，大门开后，父亲才眼含热泪告诉我，我的母亲不在了，永远不会醒了。我趴到母亲的身上嚎啕大哭，大声地喊叫娘，你醒醒啊！任凭我怎么呼喊，母亲永远的离开我们了。我虽然只有11虚岁，但是感到掉到了无底深渊。 到了第二天（农历4月12日），父亲邮电局里的同事、战友、利津老乡郭大爷以及建国村邻居们，帮助父亲料理完了母亲的后事。

过了几天，建国村房东家的姐姐以及邻居们都回来了，父亲向她们了解我母亲的得病情况。据她们说：母亲与她们几个人大约在中午12点时，在索镇汽车站坐上车到了张店火车站，买了火车票，在候车室里候车，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母亲感觉心里难受，房东的哪位姐姐就陪着我母亲去了车站附近的医院，（我大了以后估计可能是铁路医院）让医生看了病，买了药，医生告知需要休息。她们从医院回来，在候车室门口就给我的母亲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请他拉回索镇邮电局找我的父亲，这样房东家的姐姐就与我的母亲分手了，她继续坐车去买粮食。

据我的父亲转达三轮车工人的话：三轮车工人拉着我母亲，顺着张北公路走到张店北郊的第一个道班房附近时（可能是王庄道班房，即公路的养护人员休息站，常年24小时住有工人），我的母亲大喊了一声就从三轮车上摔下来，哪位工人随即叫了一声，没有反应，这三轮车工人就立即跑到道班房里喊人，然后把我母亲抬到道班房子里，就马上给我的父亲打电话。父亲接到电话后，立即到张北公路上拦车，等了好长时间，终于拦到一辆货车，父亲到达王庄班道房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父亲见到母亲后，怎么喊她也不应声，母亲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啥话也没有与父亲说，带着对我们兄弟们和父亲的无限挂念离开了我们。

从此我们失去了我们亲爱的母亲。那年我的母亲才29岁。这就是我母亲短暂的一生，是在苦难中挣扎、操劳，没有享受一天好日子。

我亲爱的母亲去世已经61年了，我们每时每刻一天也没有忘记--------

祝愿我亲爱的母亲在天堂永远不再受苦受难！

整理修改：吴国梁（现名颜廷民）

2022年9月26日于淄博

注：

我母亲胡玉美这个名字与我的亲二姨重名，解放前她们都没有名字，只称呼乳名，我的二姨乳名叫“墨英”，我的母亲乳名叫“转”，期盼时来运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