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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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父亲

撰稿：吴国栋 整理吴国梁（颜廷民）

我的父亲吴希亭，祖籍：山东省沾化县黄升镇黄四村，出生于1928年（农历）3月4日，是我祖父母的最小孩子。他幼年时由于家境比较殷实，所以在他童年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幸福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的父亲四岁时，我的祖父因操劳过度病逝了。所以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他的童年是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是在被恐吓、被屈辱、内心忧虑的情况下慢慢长大。

到了他上学的年龄，幸亏吴氏家族中他的一个远坊爷爷有文化，比较开明，办学堂（相当于私塾），地点设在村药王庙。目的是：免费教授本族的子弟和部分村里的孩子读书。也就是在那几年父亲通过刻苦学习，稍微积累了点私塾文化底子。

在我的父亲虚岁13岁时，他亲眼目睹了自己亲哥哥被土匪赵三营害死，家破人亡而无法报仇的现状。所以年龄稍微大点，在他的脑海里整天想的就是报仇、报仇------ 怎么才能报仇雪恨，童年的父亲虽然苦大仇身，可是报仇无门。

在这种迷茫、苦闷、无助、苦海无边的艰难的日子里慢慢煎熬着------

一：为报仇父亲参加革命

在我们家做长工的颜秉伦（颜家口村人，是我们黄升街一户姓张人家的女婿，他是八路军渤海军区四分区警侦连的地下秘密交通联络员），他经常开导我的父亲，给我的父亲说，你的年龄还小，等长大点，再报仇也不晚，再说报仇也要找准机会，也要找对人，不能蛮干，否则，不但报不了仇，反而还要被其害，你的哥哥血的教训不能忘记。

一九四四年的夏末初秋之际，我的父亲长到虚岁十七岁了，有一天颜秉伦突然告诉他：听说有一帮人能替你家报仇，在颜秉伦的带领和介绍下，绕过本村徒骇河渡口的鬼子炮楼，偷偷转远道黄升以西程井村徒骇河渡口过河，到徒骇河南岸的黄升村以东白家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详见《颜家口村往事》（八路军的地下秘密交通员---颜秉伦）一文p25-28】。（注：白家村、王侯村这一带当年是敌我“拉锯”地区，夜间经常有八路军的活动）

二：杳无音信的父亲

父亲在徒骇河南岸的白家村参加革命后，按照部队的纪律和要求，一直不敢告诉家里我的奶奶，只有颜秉伦知道，所以我奶奶到处找，也派人找，见人就问，就是找不着，都不知道他到底去 了哪里？到底是死还是活着？对家里人和村里人一直在保密。最后颜秉伦也只有告诉我奶奶说：“以后慢慢找吧，估计走远了，以后肯定会回来的”。

我的父亲参加的是八路军的队伍，番号是：八路军渤海军区垦区（四分区）司令部警侦连战士。部队主要活动在沾化县东部、利津县北部，以及沾化县南部与滨县东北部一带，大部分时间都是驻扎在沾化东洼一带的抗日抗日根据地。

一年后，我的父亲在沾化县东部的太平镇的大集上，为部队采集购买物资，被黄升老家后邻居本族的一位老姑看见（因为她的婆家住在东洼太平镇），她看到我的父亲穿着八路军的军装，背着二十响匣子枪，才知道父亲参加了八路军。紧接着那个老姑就特意以回娘家为名，到我们的家乡黄升村，悄悄告诉了我的奶奶，让我的奶奶放心了。从此以后，父亲就坚定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出生入死，为穷人打天下。

（注：太平镇现划归东营市河口区管辖）

三：给冯专员当警卫员

冯鼎平：

一九四四年三月任渤海区行署第四（垦区）专员公署专员，【详见《滨州地区志》1996年版p730页传记】。一九四六年夏，冯专员兼任渤海区剿匪反特指挥部司令员，遂以第四专署警卫连为主，配以相当的骑兵与各县武装配合，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消灭、分化、瓦解匪特，积极地开展工作。

我的父亲从一九四四年秋开始参加革命，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这段时间，就在冯鼎平专员手下，先后任他的警卫员兼通讯员、警卫班长兼通讯班长，跟随他转战在沾化、利津、垦利、无棣、阳信、惠民、滨县、蒲台县的黄河以北地区，打鬼子、惩办汉奸、战国民党，剿匪特，出生入死，不怕流血牺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打敢拼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勇敢杀敌，做到用自己的生命保护首长的绝对安全。

有一次在剿匪的战斗中，父亲发现一土匪头目快要逃跑了，这时他把首长安排后，一步跨上战马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众土匪为了保护其头目，一齐举枪向他射击，父亲毫不畏惧，立刻机智地做了一个镫里藏身动作，躲开了敌匪特的子弹，快速冲到敌人头目跟前，大声命令：“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在其他战士们配合下，一举将其头目和其他众匪徒制服并擒获。战后受到了首长的一致好评。

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黄河以南的博兴、桓台、邹平、青城、高苑、广饶等县，都被国民党占领，沦为国民党敌占区，道旭渡口以及黄河南岸各个渡口，都被国民党兵重兵把守，我们中共华东局及华东军区所属部分机关、部队、兵站、医院，还有鲁南、鲁中地区的部队都撤到了黄河以北地区，以黄河为界，国共双方的军队对峙在黄河两岸，黄河以南为国民党军敌占区，黄河以北为我党根据地。这时候黄河以南敌占区的国民党还乡团十分猖獗，疯狂捕杀我党在黄河以南地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鉴于这种情况，父亲所在的四分区警卫连经常被冯司令派出小分队，黑夜悄悄地乘小船渡过黄河天险，化妆侦察，潜入敌占区镇压反革命敌特分子。

父亲曾经三次带领小分队冒险渡过黄河，深入到桓台县马桥、荆家一带执行任务。由于目标敌人非常警惕狡猾，加上情报人员联系不顺畅。所以几次失利了，完成任务不是很好，但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是第一次看见黄河，又是黑夜过黄河，都非常畏惧，并且是乘小船，（注：黄河岸边的人们称小船“叫做小鬼喜欢”，说明这种小型渡河工具非常危险，容易翻船不安全）就是这样，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每次都是毫不犹豫的接受任务，勇渡黄河。

在中共渤海党委和第四分区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冯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的勇敢战斗和拼命工作，渤海区境内的匪特基本上肃清，全区的土改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区域内的几百余万的劳苦大众得到了翻身，得到了解放，农民分到了土地，落实了“耕者有其田”，鲁北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以后进行的大规模的济南战役，莱芜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等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物资保障。广大农民参军参战，踊跃支前，涌现出了很多送子参军，送夫入伍，宁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省下粮食支援前线的感人事迹和典型，根据地的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父亲的“干娘”和“干兄弟”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后，到一九四七年这段时间内，渤海区四分区行署机关大部分时间驻扎在北镇的耿家村以及周边地区（注：现在改为滨州市滨城区北镇办事处）。分区专署首长以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经常住在耿家村一户姓贾的老乡家里，这户房东大娘就是父亲的“干娘”。

父亲他们每天早早的起床，帮助老乡打扫院子、挑水、劈柴、干零活，忙里忙外，一刻也不停。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时就立下的一项优良传统。给老乡干完零活以后，军号一响就立即跑步到老百姓的场院里去上早操、跑步、训练、开展练兵训练，“平时多流汗，打仗时少流血”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和军事素质。休息时就忙着做军鞋，纳鞋底，一边做活一边与群众啦家常，接近群众，增强与老百姓的感情。时间久了，与房东的感情慢慢加深了。所以房东大娘也经常帮助部队缝补衣服，拆洗被褥，家里有好吃的东西也拿给战士们吃，对待八路军就像和她的儿子一样亲。所以，久而久之父亲就拜房东大娘做“干娘”，大娘的儿子自然也是父亲的“干兄弟”他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说，真是胜过亲兄弟，父亲的“干兄弟”（房东大娘的小儿子）在北镇街的饭馆里打工学徒，回家时常常带回一卷面饼让父亲解解馋。

后来父亲随四分区机关转移别处去，父亲的“干兄弟”（房东大娘的小儿子）也在八路军首长、父亲和战士们的影响下，中断学徒技术，告别自己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在大参军运动中，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了，成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一员，跟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上海的战斗，被提升为排长。后来他又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一九五一年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遗骨至今埋在朝鲜的异国他乡。这就是我父亲的干“兄弟”。

建国后，父亲每次回老家，路过北镇无论时间多么紧张，都要抽出空专门去耿家村去看望他的“干娘”以及“干兄弟”的儿子以及全家。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多次带我去过耿家村看望他们，直到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北镇纺织厂工作，父亲还安排我利用休班时间去看望父亲的“干娘”的大女儿（注：父亲的“干娘”后来去世了，父亲“干兄弟”的儿子贾小东，乳名小全是由“干娘”的大女儿养大的，后由政府安排贾小东在滨州化工厂工作。所以当时看望“干娘”的女儿就成了我父亲的感情依托）。父亲把“干兄弟”的姐姐也当成比较亲的亲人，让我叫姑姑，这层关系一直保持很多年。

五：耿家村民口中的吴班长

当年父亲随渤海区四分区司令部机关在北镇耿家村驻防时，不但与房东关系融洽，而且与村里所有的老百姓关系非常好，他们把八路军当做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视同一家，亲密无间，那些淳朴的军民感情，让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可能难以理解？

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北镇纺织厂工作休班时，多次去耿家村。当村里老的邻居们一听说我父亲的名字时，大家都非常兴奋，滔滔不绝的讲述父亲以及当年的老八路的故事，从这些老人口中也知道了父亲以及他的首长在耿家村的一些旧闻片语。

据村里的老人讲，父亲那时担任冯司令的警卫班长，给他配了三支枪，一支马步枪，一支二十响匣子枪，还有一支小手枪。一九四五年前后，那时八路军的武器相对比较多了。长枪和匣子枪是在野外便于保护首长和展开射击作战，小手枪是防止敌人在近距离袭击首长时，预防突发情况，快速拔枪保护首长安全时使用。

一次父亲在村西头一户群众的家里，一边做活一边与老乡群众拉家常，老乡的小孩子好奇地围着父亲，闹着要摆弄小手枪玩。这时父亲就把小手枪的弹匣卸下，验了一下枪堂里没有子弹，然后交给小孩子玩。父亲和老乡在交谈了一段时间后，临时有急事，就回到他住的另一处院子，忘记把手枪要过来。待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手枪还在小孩子手中，正急的满头大汗（那时候父亲的年龄也是不到二十岁）。就在父亲着急时，哪位老乡急急忙忙的跑来了，把枪还给了父亲，父亲悬着的心才放下。从这件事情，反映出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是千千万万个老百姓与军队的一个缩影，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所在！

六：父亲随部队整编

一九四七年八月，华东野战军部队扩编整军，把渤海区以及各分区所属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整编为渤海纵队。 父亲所在的四分区司令部警卫连整编为渤海纵队新七师师直警卫营，（也就是第二个七师，第一个七师在师长杨国夫的带领下，已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跟随罗荣桓开赴东北）。父亲被任命为警卫营其中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代理指导员主持工作。（注：各县大队以及各区小队也都分别逐级升级）。

新七师的师长是开国少将曾旭清，是四川籍的老红军，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新七师警卫营人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比较过硬，父亲的这个连队70%是中共党员，武器装备全师是最好的，其中一个排配日本式武器，一个排配美式武器，另有一个连属机枪班，连属小炮班，每次都是在最关键时刻冲上前去解决战斗。

父亲跟随渤海纵队，先后参加了解放博兴、青城、齐东、广饶、寿光县等县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胶济铁路西段等战役。

七：父亲因病离队造成终身遗憾

那几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常年连续征战，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候连饭也不能按时吃，经常吃不饱，所以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胶济线潍县战役发起的前一天晚上，部队向潍县城方向运动集结，在路途中父亲突然晕倒，处于休克状态，部队首长立即安排支前担架队把父亲送往后方野战医院。

当时的野战医院就在现在的滨州市小营一带。（在快要到达小营镇的路途当中，父亲醒过来了。正巧碰到沾化县支前担架队往南开拔，让通讯员随声问了一声有黄升镇的吗？结果碰到了我们本村的基干民兵队队长王广武参加支前队，乡亲相见，无比亲切，但是，时间不允许他们深交谈，就各自追赶队伍了）。

父亲在野战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基本上稳定了，医院批准出院，让他如方便时回家再休养一段时间，然后返回部队。他带着部队医院开具的组织关系信回到阔别多年的黄升家乡，见到久别的自己的母亲，我的奶奶非常高兴。

在家休养了半年多的时间后，身体全部恢复了，父亲就与本村的宋保俊相约（宋保俊也是因事情离开了部队，与部队失联），准备返回部队参加革命工作，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到了渤海军区四分区一打问，才知道父亲自己所在的新七师部队早已经往南开拔走远了，无法联系找到原部队。最后他们找到了中共渤海军区四分区的组织部门，递上组织介绍信，汇报自己在家休养的身体情况，要求参加革命工作，组织部门的领导分别看了他们二人的介绍信说：“你们都是脱离部队，脱离组织时间太长，没有过组织生活，需要组织上和首长研究处理结果，然后再给你们安排工作，介绍信和组织关系暂存在组织部，你们先在四分区招待所住下，等候处理消息”。

住在四分区招待所的两个年轻人，整宿也没有睡着觉，焦虑、猜测着组织上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处理？心中非常彷徨，他们越想越害怕。最后两人商量着去找父亲以前的四分区的首长冯鼎平，他们得知冯专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受到原冀鲁军区司令员邢仁普叛变投敌案件的牵连，被组织上撤职查办，调离了四分区要害部门，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并且冯专员的警卫队长康xx也被隔离审查。经过组织审查后，没有发现冯鼎平专员有投敌叛变行为，案件处理后，冯专员以及他的警卫队康队长被释放，又被重新安排工作，冯鼎平专员调任渤海区小清河河务局局长（当时住博兴县城）。

父亲他们二人见到老首长后，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以及四分区组织部门的说法，冯专员意见：没有权利收留他们二人，还是让他们回到四分区组织部，接受组织的处理和安排。父亲他们二人离开冯局长后，感到很害怕，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商量着采取躲避的办法，返回来到家乡。

从此，父亲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党组织，与党失去了联系。也造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八：我的父亲重新参加工作

建国后，我的父亲一致为不能归队继续革命而苦闷，还是想出去参加革命工作，但是我父亲的原部队远在江南，后又到了朝鲜，因此，很难找到原部队了。

这时候他只好到沾化县的粮食公司下洼镇的一分支单位找工作，当了一名炊事员，给单位同志们做饭。虽然出生在“吴家馆子”家庭，但是到他能记事的年龄，家庭已经败落，早已经关门停业，所以他根本就不会做饭。只好利用回家的机会，本家族中他的三爷爷（吴希林叔的爷爷）教他学习烹饪技术，对复杂的烹饪手艺他就记在小本子上，一点一滴的学习。

一段时间后领导知道他算盘打的很好，又有点文化，就安排他做会计统计员，后又被调到沾化县粮食公司义和组，利津县的陈庄镇，垦利县粮食局的八大组永安镇（注：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期间，是渤海行署和渤海军区的小“延安”）做粮食调运统计员工作。

在这期间，我的父亲工作很出色，品行清廉，业务过硬，管理的账目井井有条，被提拔为垦利县粮食局会计股股长。

1955年春节，黄河在利津县决口，淹没了很多村庄，父亲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被派到受灾地区负责安置灾民，这时候我的大弟弟生人，父亲救灾工作结束，回到家后给我的大弟弟起乳名。叫“安民”。以此纪念他参与的这次党和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工作。

1955年10月山东省粮食厅为培养年轻粮食系统干部，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山东省粮食系统财会干部短期培训班，这时被垦利县粮食局作为培养对象，安排他去山东省粮食学校学习，结业考试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被省厅领导留在济南，分配在山东省粮食厅饲料总公司做会计统计员，其余人员则回到了原所在县粮食部门。

1957年6月，省粮食厅饲料公司精简撤销（注：饲料公司主要服务于部队战马，骑兵部队裁剪），高俊德厅长以及组织部门安排我的父亲去山东省邮电学校学习，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了沾化县邮电局，后又因桓台县邮电局业务工作量特别大，父亲又被调到了桓台县，在邮电岗位上从事统计发行员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以后多次调整工作岗位，父亲都无条件的愉快服从，不提条件，较好的完成各项任务。

九：党和国家没有忘记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了：中组发【1982】11号文件《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惠民地区邮电局和淄博市邮电局（当时桓台县由惠民地区划为淄博市管辖）的党组织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以及父亲的申请，分别又对父亲离队的原因，重新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审核，经过内查外调，走访父亲当年的战友、同事以及在世的当年有关领导，得到了真实的印证。

因此，淄博市邮电局党委给父亲做了结论，并上报山东省邮电厅批准：确定父亲为建国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员，恢复其父亲的连续工作年限。直至六十岁时办理了离休手续，享受了国家的离休人员待遇。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我的父亲因心脏病驾鹤西去，享年七十七岁。父亲的骨灰与我母亲胡玉美的遗骨以及继母李桂英的骨灰，葬在淄博市张店区东部的凤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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