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烈---我的大爷爷

老谭家鹏鸣

<h3>我爷爷兄弟三人,老大球善(斯烈),老二楚善(我爷爷),老三久善(斯励),另有二个堂弟,琥善,珀善,是爷爷亲叔的两个儿子,兄弟二人跟随堂兄斯烈参加北伐战争,双双壮烈殉国。加上后来斯励,一门三英烈,慷慨赴国难。<br>据《斯氏宗谱》记载: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斯氏一富庶公子文序公(我的祖上),在20岁考中秀才以后,嫡传十一代,代代都是秀才、学识渊博之士,一直到我爷爷的爷爷,我的高祖(太太公)冠玉公议叙九品,冠玉公九个堂兄弟(同一个爷爷的兄弟),一个早夭,其余八个全是秀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秀才世家、名门望族。但到得1862年,太平军进攻诸暨,战乱中,高祖在诸暨城内所有的财产,茶庄,房子被焚烧一空,便带着十岁的儿子万生(我爷爷的父亲)回到了斯宅老家以务农为生,后来万生公(字又丰)长大后,学会了厨师的手艺,因为人急公好义,又能识文断字,又会帮助别人,被斯姓本族大二房族的族人推为族长。后来娶妻生子,长子即为斯烈,斯烈在外为官后,他在家中也以做公益事业为己任,被人尊称为“万生老太爷”。</h3> <h3>斯烈(1882年-1953年),讳球善,字鸣达,号夔磬,浙江诸暨斯宅人。斯烈在四岁时,就开始接受秀才爷爷的启蒙教育,五岁即熟读三字经、千字文等文章,六岁即能吟诗作文。又得一武生堂叔的调教,练得一手好形意八卦掌。一堂爷爷华玉公(太学生,议叙九品)曾召集孙子辈(和斯烈同辈堂弟)的人说:汝辈中,惟球善(斯烈)虎头燕颔,若投笔从戎,非帅必将,汝曹有赖(你们都可以去投靠他)。斯烈从小就深得族中秀才们的喜爱和看好。后来跟随堂兄斯烈参加北伐的有维善、从善、尧善,琥善、珀善。 斯烈在稍长后便去本县浬浦翊忠公校求学,此期间正好蔡元培、徐锡麟、马寅初等曾来此讲学,斯烈在学校深受几位前辈的器重,也就此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位革命先驱。1900年,赴童子试未第,此时三弟斯励正好出生,对这个与自己相差18年的小弟,做长兄的他也是疼爱有加,稍长,更是悉心培养,斯民小学毕业后,即送去绍兴越材中学学习。</h3> <h3>斯励在五四运动中,就脱颖而出,1919年5月25日,由绍兴学生界发起的绍兴国耻图雪会在绍兴布业会馆觉民舞台成立。当日成立大会有300-400人参加,越材中学学生斯励在会上讲话:“今日之会,非荣誉之会,乃耻辱之会,吾人当雪此耻辱而反为荣誉”。同年夏把斯励带去日本留学。</h3> <p class="ql-block">1902年-1903年,斯烈在本村思诚堂教书,在长期和蔡元培、徐锡麟两位先生的通信中,深受他们的进步思想影响。1904年,受蔡元培、徐锡麟两先生的指示,考进了浙江武备学堂,这里当时是民主革命的摇篮,在校期间加入了秋瑾、徐锡麟领导的光复会。并以军事骨干的身份进入徐锡麟、秋瑾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培训,准备起义。据绍兴府志记载:秋瑾绍兴起义的骨干名单中,有斯烈的名字。1905年以光复会会员身份加入同盟会。1907年从武备学堂毕业即任徐锡麟创办的弁目学堂助教,1908年任浙江陆军小学学长,1909年任兵学教官。1910年随蒋尊簋(字百器)赴广西桂林兵备处,同年调任广西陆军学堂任提调。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皆为其学生。翌年,武昌起义爆发,即组成学生军,出师北伐,兵抵长沙,闻和议已成,遂返广西。</p> <h3>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高级副官,在此期间被授 “醒狮勋章”。1913年4月9日,授陆军步兵少校军衔,1913年9月25日,授陆军中校军衔。1914年11月15日,被授四等“文虎勋章”。<br>1916年,任浙江督军府副官长,响应蔡锷在云南发起的护国战争,参加了浙江讨伐袁世凯的战争。8月14日,孙中山来到杭州,住西湖一公园旁边清泰饭店(解放后改为沧州饭店),由斯烈负责做保卫和欢迎工作,斯烈对安全保卫工作事无巨细,连抽水马桶都亲自检查,深得孙中山先生赞赏,并赠送给斯烈一把刻有“孙文赠”的佩剑。</h3> <h3>1917年1月,受浙江都督吕公望资助往日本攻读社会科学,为响应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所开展的护法运动,9月回国时回到老家,见家乡正有兴建斯民小学校舍的想法,便与族中先贤仰止、耿周父子及穉湘、道卿、鹤龄、蔚唐等共商良策,排除异议,率先捐助大洋三百元以激励人心,并主动承担驻杭募捐之重任,校舍得以如期落成,先生实为举足轻重之关键人物。</h3> <p class="ql-block">10月,随蒋尊簋、周凤歧等在宁波举义,宣布浙江自主,并在蒋尊簋为浙军总司令的总司令部任职,率军进驻百官。因兵力不足而失败,被北京政府下令褫夺勋位、勋章及原有军职,并遭通缉。乃亡命日本,考入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等学科。和当时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的陈仪结为好友,陈仪是一个人去的日本,而斯烈是带着夫人李氏和小弟一起去的,住东京麻布区笄町八十上林方,算是有个家,所以陈仪是每天都去吃饭,连衬衣扣子掉了都是李氏奶奶帮他鏠钉。</p> 历时四年,在日本期间,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也广交朋友,郭沫若和郁达夫等成了家中的常客。 <p class="ql-block"><br></p> 于1921年春季毕业回国,七月参与浙江省“九·九”宪法会议,并着手调查浙江省地方经济。 <h3><br></h3> <h3>1922年,应浙江武备学校同学、老同盟会会员,浙江省著名实业家俞丹屏之约,共同前往日本考察实业,回来后即创建杭州电灯公司、筹建武林造纸厂(华丰造纸厂前身),兴办萧山坎山缫丝厂,杭诸轮船公司,长兴煤矿等,致力于民族工业发展。同年,民国十一年,大水没屋檐,家乡发大水,沿溪房子全被冲毁,老街也被大水淹没,斯烈出资建造了一条从斯民小学门口到山路岭的一条大路,即现在沿溪公路的前身,既作防洪的堤坝,又方便了交通,使家乡再也没有受过大水的冲淹。为方便家乡人民出行方便,又出资在东前岭小路上建造台阶,并在旁边建造了一条当时颇为宽敞的黄包车道,直通陈蔡、孝义。</h3> <h3>1924年10月,斯烈被委任浙江陆军第二师四旅旅长,但因已致身实业而推辞,过了几天,又被委任为二师第七团团长,因革命形势需要,斯烈毅然接任,后任八团、十二团团长。<br><br>1925年10月浙奉战争中,斯烈任第五军(浙军二师临时改编)副军长兼第二支队支队长。</h3> <h3>1921年春,斯励和长兄一起回国,斯烈把他送入宁波师范学校,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教书先生,平安度日。而斯励在进入师范学校后,1922年即由张秋人、胡公冕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进入黄埔军校,成了周恩来和邓演达的积极追随者。</h3> <h3>1926年1月,任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旅旅长,驻九江。北伐军总政治部得知消息后,当即从武汉派出由斯励、郭沫若、李一氓等总政治部人员组成的便衣队进驻九江,和斯烈取得了联系,促成了浙军二师的起义。</h3> <h3>1:副主任郭沫若、2:社会股长袁文彬、3:副官斯励、4:宣传科长李一氓、5:秘书曲文秀。<br><br></h3> <h3>加入北伐大军后,参加了富阳、汤溪、诸暨及绍兴、弥陀山等战役,途经诸暨时,家乡父老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军民配合作战,肃清了浙东军阀残部,在12月底的汤溪战役,击溃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奠定了北伐在浙江胜利的基础,斯烈的两个堂弟琥善、珀善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br></h3> 斯励在同年10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党代表,并在警卫团团长金佛庄牺牲的追悼大会上,作了“哀悼我们的战士”的发言。 <h3><br></h3> <h3>1927年3月2日,浙军二师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斯烈任副军长兼二师师长。3月中旬,与薛岳的第一军齐头并进,由浙入沪,3月21日上午在莘庄梅家弄、颛桥激战数小时,直鲁军抵挡不住纷纷沿铁路向闸北退却,薛岳部队占领新龙华,斯烈部队占领老龙华,而后经过激烈混战,占领闸北,设警备司令部于闸北天主教堂,斯烈为警备司令。</h3> 斯烈和夫人李氏的养子斯成(又名信博) 注:民国十七年是1928年,江浙战争是1924年9月,任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的时间是1927年,所以这张照片是北伐战争,1927年3月占领闸北后在司令部门口拍的,斯成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台湾回来带回的这张照片,60多年了,可能记得有点不清楚。 <h3>1927年4月11日晚,斯励在接到地下党的报信,得知了周恩来被捕的消息,火速赶到闸北警备司令部,与长兄斯烈商讨对策,斯烈便与被关押的周恩来密谈,当时周恩来化名伍豪,被巡逻士兵当作可疑人士抓来,身份没有暴露,但国民党高层已获知抓住共党要犯的消息,并已派出总司令部特务处的人前来甄别,斯烈在与周恩来一番密谈后,觉得“此人前途不可限量,将来成就远在我辈之上”,遂顶住压力,在甄别人员到来之前让斯励带一个班的亲信士兵将周恩来秘密送到了安全区(此故事在我十来岁时李氏奶奶多次讲给我听,当然这几句话的原话是用诸暨地方方言讲的,李氏当时和养子斯成一起在住在警备司令部),当时周恩来和斯烈肯定是经过了一场大格局的谈话,让斯烈对周恩来如此高的评价,而不会是一些电视电影里演的又是掀桌子又是骂人,这编得太低级,不是伟人的风格。</h3> <p class="ql-block">关于四、一二和周恩来被捕一事,网上有很多以讹传讹的传说。请看以下事实根据:</p><p class="ql-block">1、上海报1927年4月14号载:“昨日解散闸北工人游行,军队之措施:(当接到总部来人让二师制止工人游行时),其中一段:(二师)祝参谋长谓:敝师据报工人有在青云路及湖州会馆内集会及下午一时有游行之举,当派队分布各路,步哨严行检查,以资严防,顷已奉到总指挥部命令着即严行制止,因师长斯烈患病告假,职务由敝人代理,业经请示周(凤歧)军长决定派队妥慎解散,当下命令一道饬.......。”14日的报纸说的昨日,即13日,或者13日采访时写的昨日,那就是12日。印证了斯烈在4.12期间因病没有参加军队事务的说法。事实是斯烈在4.11日晚私放周恩来后,当即告病回家,躲过一劫,但三个月后,还是被罢职,并被特务监视七年之久。</p><p class="ql-block">2、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将军在回忆录(邓大姐的原则性)一节中写道:1984年4月10、11日,我陪邓大姐在西花厅家里分两次看话剧《一代英豪》的录像,她一边看一边提出自己的见解,说:“写历史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真实,符合历史事实,不是演完了就结束了,要对历史负责。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被抓起来,关押了一天一夜,是一个叫斯烈的人抓的,斯烈是哥哥,他的弟弟叫斯利(励),把周恩来放出来,还是斯烈放的”。邓大姐的话有力的证明了一、周恩来当时不是被斯烈骗去的,而是被抓去的,斯烈当时是闸北最高指挥官,不可能自己跑到街上去抓人,而只能是被他的部队抓去的;二、营救和放走周恩来是斯烈冒着丢掉政治前途和生命危险同斯励兄弟双双共同完成的壮举,同时也是相当秘密的进行,并不是网上说的有那么多的人能知道这件事。</p> <h3>1927年8月20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对浙局之决议,任命斯烈为浙江省政府委员、浙江省民政厅厅长。9月6日就职,9月11日被推为常务委员,9月30日即遭罢职被闲居在家,并被特务监视七年之久。</h3> <p class="ql-block">斯励在1928年跟随周恩来转入地下工作后,任中共中央某支部组织部长(和彭述之同一支部)。1931年7月24日下午5时被害,牺牲时年仅31岁。当时斯烈因罢官在家,多年没有收入,便去当铺当掉了两件皮袍子,用这点钱委人去上海找杜月笙帮忙,才把斯励遗体运回斯宅老家安葬。</p> <p class="ql-block">在家闲居期间,1928年,与蒋尊簋一起创建了杭诸汽车道。1929年又协助好友俞丹屏兴办杭州西湖蚕种改良场,从事育种改良工作,为养蚕户提供优良蚕种,大大促进了江浙地区蚕丝事业的发展。</p><p class="ql-block">在此期间,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他两次前往斯烈家中拜访,因斯烈不在都没有见到,只见到了小少爷(斯烈养子斯成〉</p><p class="ql-block">1930年,由于夫人李氏一直没有生育,仅有一养子,好友吕公望、俞丹屏为其张罗了一门亲事,娶回夫人何氏,生下了一个女儿、四个儿子,何氏勤俭持家,1952年斯烈去世时,几个儿子还小,她不但一人把他们拉扯大,还让他们学业有成。</p> <p class="ql-block">1934年4月,蒋介石找国民党元老张群询问斯烈情况,张群说:“此人有才,不用可惜,被别人用了更可惜”。蒋即命撤去监视,召见斯烈。5月8日,即派斯烈随军事考察团分访英法德意比俄诸国。 1935年8月任命斯烈为特派北平政委会中将参议,往战区各县视察一切,呈报政整会,期间参加内政部行政人员训练班受训。这时期,汉奸敫汝耕正在日寇培养扶植下另树一帜,成立了“冀东政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在日寇的唆使策划下大力组织军队。为此敖汝耕力请斯烈出任军务长。遭到斯烈断然拒绝,并向殷汝耕晓以大义,孰促其迷途知返,并愤而辞职。</p><p class="ql-block">1936年5月16日在南京召开的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的闭幕式上,蒋介石给斯烈和其他出席人员赠送书籍和《军人魂》短剑各一份。</p> <h3>  1936年6月:国府9日令:特派斯烈为福建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7月1日:行政院决议、国选法今日任斯烈为闽(福建)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br>1936年7月9日,获北伐誓师十周年特制纪勋章一枚。</h3> <h3>1937年8月,调任南京动员部任专员,因国民政府搬迁重庆,去职回乡,在诸暨任抗敌后援会主任。在诸暨期间,大力发展道路、水利事业,在江藻建造公路、泌湖修筑堤坝,疏通水流等等,造福后世。</h3> <h3>1938年作为浬浦翊忠小学的校董斯烈和周子豪等士绅借翊忠小学筹创了现诸暨中学前身之一的利普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后改名暨阳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斯烈等又为暨阳中学回迁县城而奔走,建成了现今闻名浙江的诸暨中学,并一直亲自担任董事长。</h3> <h3>1939年初受聘为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0年12月,任浙江省政府粮食管理局副局长。其时,省政府迁往浙西龙泉后方,抗战时的粮食非常紧缺,斯烈主持粮政日常工作,压力如山,日夜操劳,废寝忘食,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h3> <h3>1943年7月,斯烈因身患多种疾病请辞省粮食局职。即被推任省地方银行常务董事仍继续任省议员。<br>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随地方银行返回杭州。1947年任省地方银行董事长。1948年,陈仪主政浙江,当时国统处物价飞涨,经济崩溃,陈仪又邀请斯烈兼管粮政,斯烈和陈仪留日时的好友,此时两人密谋杭州和平起义,但陈仪因汤恩伯的告密而遭逮捕,但陈仪在狱中坚贞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 在此期间,用关系搞到长枪二十多支、短枪十多支,水壶300只,毛巾300条,秘密运到斯宅,由周永年护送,走山路到嵊州,送往金萧支队。周永年在杭州做地下工作,在特务抓捕、形势紧张时,总是来斯宅躲避一段时间。</h3> <h3>1948年,为浙江经济年鉴题字。</h3> <h3>1949年解放前夕,调任省政府物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br>斯烈在留日期间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又和许多共产党人接触,思想早已倾向革命,在这期间,斯烈积极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徐梅坤、申屠宏、周永年等,做好迎接杭州解放的工作。</h3><h3> 抗战期间, 斯烈推荐并担保了祝更生为诸暨县县长(后来任松阳县县长),张幕槎为丽水县县长,1949年,在斯烈的帮助下,周永年从中指导协助,与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3月12日,在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第六支队策应下,祝更生率松阳县城自卫总队、警察队、县政府人员600 余人起义,建立松阳县民主政府,祝更生任县长.王桂五任副县长,黄立本为秘书。松阳起义部队改编的松(阳)宣(平)遂(昌)人民游击支队。3月14日,丽水县县长张慕槎、县政府主任秘书屠泽民和丽水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胡允孚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率丽水县自卫总队到碧湖龙子庙宣布起义。丽水起义部队改编为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人民游击支队。胡允孚、屠泽民将起义部队带到宣平县马村(现属莲都区丽新乡),与在此接应的六支队、丽青松边区游击队以及松阳起义部队汇合,宣告丽水起义成功。</h3>松阳、丽水两县起义后,松阳县长祝更生、丽水县长张慕槎对外发表了两份电文,其一是《向中共浙东临时工委、浙东解放军致敬电》,对浙东党组织领导策应松阳起义和丽水起义,表示感谢和敬意。其二是《向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官兵通电》,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已众叛亲离,共产党得人心乃得天下,号召国民党部队官兵反戈一击,规劝各县县长揭竿起义,与人民为伍,为解放全中国而战。 <br>丽水县武装起义成功后,任副县长的屠泽民被俘,斯烈向伪省长周喦力保释放。屠在1949年3月的松阳战役中牺牲。<br><h3> 为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斯烈毅然担负起稳定金融界的任务,动员各银行、钱庄继续开业,不可疏资外逃,所有银行都有职工守护,行长不离职。说服工商界开明人士做好丝绸界等的安定工作,做到市场不停业,工厂不停工。又利用自己主政粮政的有利条件,派部队严守粮库,积存的公粮不许移动,当时他备受威胁包围,但他毫不动摇。斯烈的这些工作为解放军进城后顺利接管,市场稳定起到了极大作用。为杭州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h3><h3><br></h3> <h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应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主任谭震林邀请,斯烈出面组织杭州市救济事业委员会任副会长。组织杭州市社会福利委员会,出任总经理。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h3> <p class="ql-block">任职救济会第一件大事,1950年9月16日申报人民政府批准后,1951年3月1 日在杭州凤山动工建造了浙江省第一个火葬场,定名为杭州市救济分会火葬场。然后风趣的说:凤山烧尸,浙水沉灰。一直对子女说:在他百年后把他的骨灰用布包了,丢入钱塘江,死人不能和活人争地方。</p> <h3><br>1949年,周恩来派人邀请斯烈上北京任国务院经济办公室顾问,及任职民革中央,斯烈因年老多病未能成行,而推荐何燮侯前往,得到了谭震林和周恩来总理的同意,何燮侯后任浙江省民革主委。<br>1951年任福利社总经理(即民政局长)期间,政府为了照顾他,基本时间都在家里养病,而工资照发。尽管如此,夫人何氏还去居委会做事,因为家无积蓄,又要吃药,子女又多,生活过得相当清苦。1952年,周恩来委托陈毅来斯烈家里看望(1952年4月陈毅因病在杭州疗养)。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对斯烈的多次关怀,就是对斯烈一生最好的肯定。生病期间,浙江省军管会主席,浙江省省长谭震林多次前去看望,让他好好养病。<br>1953年4月5日凌晨,因冠心病、心绞痛发作在杭州市开化路四号病逝。</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