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校代课的往事

狮子狗

　　1965年夏我在大余中学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但名落孙山无缘进大学门，成了一位“社会闲散人员”。这时，西华山钨矿位于新华大庙前的选矿厂正在修建二号尾矿库（俗称尾沙坝），由于当年机械化程度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得知这一情况，我与几位住在县城同是矿山子弟的高、初中毕业的“闲散人员”（记得有李安、孔祥瑞等人）相邀一起去尾沙坝工地做工，挑泥打夯，每天工资一块两毛伍分钱。当时县城余西街街政府一位姓蓝的文书也领队带了县城的一批“闲散人员”在工地上干活。

　　上图为西华山钨矿选矿厂

　　在二号尾沙坝工地干了一段时间，有天晚饭后不久，大余中学的教导处副主任（教导处主任是副校长吕枕华先生兼任）张书元先生来到我家，他曾是我在东门小学读书时的校长，是大余中学老资格的教导主任。那时我家租住在县城胜利路“钟元昌”家（现“黄金楼”一带），见老校长老主任的到来，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没考上大学，辜负了老师的教诲。张先生问了问我现在在做什么后，就直截了当的说，要我回母校大余中学代初中二年级的俄语课。我怕自己胜任不了，可张先生说是我高中的俄语老师富建明先生推荐的，富老师说我行，能胜任，我不好推辞就答应了。富老师是江浙一带人，据说原是冶金部的俄语口语翻译，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而调到学校当俄语老师的。当年还有位姓高的俄语老师，原是东北旅顺口的军事翻译，也因旅顺口交还给中国后苏軍撤回而调入学校任俄语老师，虽没教过我，但我们都尊称其为高翻译，不过在大余中学任教不久就调走了。

　　上图为1963年7月，大余中学初中第廿届第五班的毕业照。背景是大余中学的大门（称南大门），大门两侧有副对联：教育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密切结合。大门两侧有“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八个大字，照相时没有照到。照片第二排：右四为谭信文校长，右五为刘大化书记，右一为梁礼金老师，左二为朱昌锦老师。

　　上图为1962——1963学年度，大余中学初三（2班）的毕业照。第二排：左四为谭信文校长，左五为刘大化书记，左六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吕枕华先生，左七为朱昌锦老师。

　　第二天我来到母校大余中学，在教导处见到了张书元先生。他告诉我，由于教初二俄语的刘柳英老师要休产假，因此要我代她上初二（3）、初二（4）两个班的俄语课。这时，正好学校党支部书记谭信文先生也来了。谭书记原先是大余中学的校长，由于身体原因，1964年秋季开始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则调原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朱光倬来担任，而朱校长在1965年4月又被县里抽调带队去搞“社教”，所以当时学校各项工作仍由谭书记负责。谭书记熟悉我的情况（我在初中和高一、高二时任大余中学校长，与其女儿是高中同班同学）知道我高中毕业不久，没有给学生上课的经验，就要我先跟班听一个星期的课。大余中学从南大门一进，走过几株老香樟树，对到的就是两层楼的“东风楼”。“东风楼”楼下是学校的一些办公室，楼上则是单身老师的宿舍，学校总务安排我在二楼朝北的一间房住宿，教俄语的富建明先生和梁礼金老师也住在二楼。富老师是我高二、高三的俄语老师，而粱老师教过我高一的俄语，当年正在教初二的俄语，因而学校安排我跟班听粱老师的课。

　　上图为1965年4月14日，我们大余中学高中第十三班（65届）的学生欢送朱光倬校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合影。这天，照完相后我们就要下乡劳动去，因此很多同学都穿的是破旧衣服，还有不少同学打赤脚。第二排左八为 朱光倬校长，第三排左十为笔者。

　　上图为1965年6月28日，大余中学高中第十三班（65届）的毕业照。第二排左起：朱昌锦老师、梁礼金老师、富建明老师、陈跃辉老师、杨家骅老师、张书元副教导主任、伍年魁老师、罗学能老师、谭信文书记、王际休副校长、吴荣开教导主任、黄贵初班主任、杨文进副教导主任、华夏老师、彭家玉老师、刘大权老师、李发基老师、王哲总务主任、黄化老师、魏海琼团委书记、高蕴琪老师、张佑文老师。第三排左起第九人为笔者。

　　上图背景为大余中学东风楼（外景）

　　一星期一晃就过去了，我开始上课了。说实话，虽然在听课时，认真观察注意梁老师上课的方式方法、言谈举止、板书设计等，但在平生上第一节课时，站在三尺讲台面对四五十个学生，心里还是相当紧张的。当上课开始师生用俄语互致问候时，紧张得舌头都“打结”了，这节课我也不知是怎么讲完的。第一节课后，渐渐的我消除了紧张感，慢慢的也适应了教学环境，初步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换。初二年级的学生，一般只比我小五六岁，而我教的学生中年纪最大的是个矿山子弟只比我小三岁，因而我把学生当弟妹看待，实际上我教的学生中也是有我高中同班同学的弟弟和妹妹。有的学生与我很玩得来，后来下放、参加工作后都与我保持来往，二十年前，有个班搞同学聚会时编了本通讯录，有个学生还给了我一本。

　　上图这本大余中学六七届初三（4）班同学联谊通讯录（二OO二年十二月编）是笔者代课时教过的一位学生送的。

　　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学校就开设了俄语课，到高中毕业已学了五个学年的俄语，现在上初二年级的俄语课时并不感到吃力。俄语与英语不同，没有什么“国际音标”，单词基本上会读的话书写也不成问题，俄语难就难在文法，特别是“变格”。俄文中有六个“格”，从第一格到第六格在变化时又有第一式、第二式、第三式变格法和特殊变格法。而不同词性的词如名词、形容词、数词、代名词、动词等在变格时又是不完全相同，就是同一种词如名词，又分为阴性、阳性、中性，另外还可分为单数、复数，在变格时也是不一样的。代名词更复杂，分为：人称代名词、自復代名词、疑问代名词、否定代名词、不定代名词、物主代名词、指示代名词、限定代名词等。就是形容词的变格法都分为词尾前面为硬音字母的变法和词尾前面为软音字母的变法。那时很少教学参考书，幸好我在读高中时邮购了一本《俄语简明语法》，这本书上的语法知识对教初二俄语来说是足够了。在备课时遇到了不太清楚的地方我则虚心向梁礼金老师请教。梁老师（后来调回赣州了）住在我斜对面，当年还未结婚，我与他很谈得来，课余时常去他房间玩。他告诉我，他有个苏联朋友，虽然没见过面，但常会通信联系。知道我喜欢集邮，他也会将他收集的精美苏联邮票拿出来给我欣赏，在粱老师的影响下，我也收集了些苏联邮票。

　　上图为笔者收集的部分苏联邮票。

　　上图为 63—64学年第二学期大余中学高三（3）班一位学生的俄语毕业考试试卷。

　　上图为笔者读高中时买的《俄华辞典》，该辞典是苏联国立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出版，（中国）时代出版社修订出版。

　　那年代，大余中学每个年级有一半的班级学英语，另一半的班级学俄语。老师教研活动时，英语、俄语两课的老师是合在一起，称之为“外语组”，组长是教英语的王哲先生，他当年还是学校的总务主任。俄语老师中，富建明先生任教高三年级，拿现在时髦话来说是“学科带头人”（我代课时高翻译已调走）。富老师教我们的俄语时候，他那带江浙口音的语调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富老师不仅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还教我们唱俄语歌曲，现在我还能用不标准的俄语唱几句俄罗斯民歌《喀秋莎》。他还将中国当年流行的十几首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革命大旗》等翻译成俄文，亲自刻钢版油印歌本并教我们用俄语唱。富老师还有一台照相机，虽然只能用“135”的胶卷，但那时也是很稀罕的东西，富老师用他这台照相机，给我们学生照了不少像片。富老师还在学校里布置了一间暗房，亲自配制显影液、定影液来洗印照片。由于“135”胶卷洗印出来的照片太小（仅一寸），富老师又向县文化馆借了台放大机，将一些照片放大。我读高三时住校，晚自习后，有时富老师也会要我到他的暗房里帮忙洗印照片，不过第二天早上我不参加早操，室友同学知道我睡得晚，早晨起床时也不打扰我，让我睡个懒觉。1966年荡坪钨矿在崇义宝山新建坑口，我在母校代完课后就与几个伙伴（记得有李安、黎跃华、刘若雷、李配升等人）去那里做民工。富建明老师知道后，特意写信给我，要我回大余中学复读，并告诉我学校领导同意让我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可我有自知之明，婉言谢绝了富老师的好意。

　　上图为1965年笔者高中毕业时，富建明老师送给笔者的照片。

　　上图为1965年3月21日我们游丫山时，在丫山山顶上富建明老师用他那照相机拍的一张小照片。前排右二为教导主任吴荣开老师，右一为班主任黄贵初老师，两人背后的是笔者。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社会治安不是太好，校园里会有流窜的小偷光顾。记得我在初二时，晚上就寝熄灯后值日老师会拿着手电到寝室里查看。有次流窜小偷进了校院，拿着手电筒溜进学生寝室（那时初中生是睡大寝室，每个寝室睡十几二十个学生），那时天冷，看见学生压在被子上的较好衣服就偷走。有个别学生可能没睡死，觉得有人进了寝室会翻动身子，小偷竟敢拿手电筒照这个学生的眼睛，学生以为是老师查夜便不敢哼声。有天夜里有流窜小偷进了校园，将学生凉晒在寝室天井四周铁丝上的衣服收走装在谷萝里挑走。后来被夜晚巡逻的民警发现，一路追赶，直追到金莲山下并鸣枪警告后，流窜小偷才停下不敢再逃。另外，那时化肥还很少，附近农村人家种的自留地缺少肥料时会挑着尿（粪）桶到城里居民家买尿，一桶尿也要化五毛钱左右，因而为了省钱也有人会到学校的厕所偷大粪。学校有不少莱地，分给各班劳动种植，在南潭里那边还有一些水稻田，本身就需要肥料，因而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比如在学校靠西边的大厕所旁边的围墙这里有个去章江河边菜地的小门，在小门上安了个机关，只要有人从外面推门或撬门，机关连接到里面老师寝室的电铃就会响起来报警，听见报警声老师们就会出来去抓偷粪的人。

　　上图为大余中学的侧门，俗称“东大门”。旁边的小城门是水城古城墙的“细水门”，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曾在这里拍过激烈战斗的镜头。

　　在我代课时的有天晚上改完作业正在备课时，在东风楼下办公室的一个老师跑上楼来说，有人报告在居士林南面厕所后面的围墙上发现有人跳墙进来，可能是流窜犯，要我们几个年轻老师下楼去。到了楼下办公室，当时有位老师（忘了是谁）简单的说了下情况，要我们兵分两路，几个老师拿枪从校园里直往居士林方向的那个厕所；我和几个老师则拿着枪从学校南大门出去绕到厕所南面的围墙那里。那年代，县武装部发了步枪给学校搞民兵训练，学校里有二十多个年轻老师（我也在内）每天早操时间都在健康门外的操场上训练。学校围墙外面是个私人菜园，我们看到菜园里有两个人影，便“哗哗”拉了几下枪栓。那两人听到拉枪栓声后便不敢动了，在黑暗中也看不清他两的相貌，只是喝令他们跟我们走，他两就乖乖的挑着尿桶从菜园里走出来——原来不是偷衣服的流窜犯，而是来偷大粪的。我们把抓到的这两人押送到东风楼下的办公室，这时去校园里面这路的老师也抓到一个送到办公室来。我眼睛近视，在办公室门外一下子还没看清楚这几人的模样，一位教过我的老师笑着对我说：你把你的同学都抓来了。在办公室明亮的灯光下我才看清，我们这路抓到的这两人中有一个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幸好当时我还没进办公室，否则会感到很尴尬，于是放回步枪后便返回寝室了。

　　上图为笔者在1965年代课时剩下的教师备课用纸。

　　上图是在大余中学东风楼一楼过道中拍摄的。

　　有天下午课外活动时，一位老师来通知我说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张浩凡先生要我去一下他那里。我在大余中学读初中时，学校图书馆是在“居士林”的二楼，一楼是女生宿舍（那时住校女生很少），还有几位老师家里也在那里，我初三的班主任华夏老师及其夫人林梅馨老师带着女儿也住在那边。那时我常去图书馆看书、借书，当时的管理员人称其为“赖右派”（外号）。顺便说一下，据说“居士林”原来是发现大余西华山有钨砂的德籍牧师邬礼亨的住所，有一年暑假，学校还组织人将一楼的地板撬开寻找当年邬礼亨收购钨砂时的残留矿。后来，学校在池塘南面新建了栋楼，一楼为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二楼为图书馆、阅览室，此楼名为“科学馆”，这时张浩凡先生已接替“赖右派”在二楼图书馆任管理员。

　　到了学校图书馆，我看到已有十几个年轻老师在那里，其中有一个姓郭的代课老师（1964年大余中学高中毕业，代生物课）也在场。张浩凡先生见人到齐后，就直接说：学校要为今年冬季欢送新兵入伍时演台独幕话剧《一百个放心》，今天要在你们之中挑选几个演员。随后便叫我们在场的每个人念段剧本台词，念完台词后便确定了几个老师为演员，其中包括我。当时我对张先生说：我怕，不敢上台演戏。张先生回了我一句：当老师的人还怕上台？弄得我无话可说，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活。

　　张浩凡先生多才多艺，过去学校老师排演节目几乎都是他当执行导演。记得我读高中时，有次学校老师排练了一台话剧，名叫《年轻的一代》，剧情是说一些年轻人放弃城市里的优裕生活，甘当勘探队员为祖国寻找矿藏的故事。男主角“萧继业”由廖华荣老师担任，女主角“夏倩如”由邱慧娟老师担任，执行导演是张浩凡先生。学校安排我们全班的学生协助老师演这台戏，包括到外单位借道具、在舞台上搬布景、伴唱主题歌《勘探队员之歌》和后台其他一些杂务，实际上就是“综合剧务”。后来，《年轻的一代》在县人民会堂正式演出，演出相当成功，获得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在这次任“剧务”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张先生的才华，对其油然而敬。

　　《一百个放心》是独幕方言剧，要求用方言演出。该剧剧情是说一新战士入伍后，其爷爷不放心，便到部队看望孙子，看到孙子一切都很好时，才放下心来。该剧的主角“爷爷”是由朱昌锦老师扮演，“班长”由刘铭清老师扮演，我扮演“新战士”，演员还有刘德明等人，唯一的女演员钟文先老师则担任报幕员。

朱昌锦老师曾教过我数学，他在读大学时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朱昌锦老师后来调南康蓉江中学任教，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去南康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曾去蓉江中学拜访过时任教导主任的他。）；刘铭清老师是从外地调回大余来的，魁梧高大一表人才；刘德明老师则是大余中学有名的文艺骨干，其夫人在水城幼儿园任教；钟文先老师虽个子不很高，但气质优雅。我们这些业余演员在学校课外活动时间都集中到科学馆的二楼，在张浩凡先生的指导下背台词、对台词、练动作表情，认真的排练起来。

　　笔者（左）与当年在独幕方言话剧《一百个放心》中扮演“班长”的刘铭清老师（右）合影。

　　很快就到了冬季新兵入伍的时间，我们的话剧也排练好了。在新兵离开大余的头天晚上，县武装部在人民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参加欢送大会的除县武装部、接兵部队的官兵和新兵及其家属外，还有大余中学的师生。在各位代表讲完话后，开始演出大余中学老师演出的独幕方言话剧《一百个放心》。正如张浩凡先生说的，“当老师的还怕上台？”我在正式演出时并不觉得紧张，台词也用大余方言说得很流利，其他几位老师表演得都很出色，整个演出相当成功。演出结束后，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县武装部的领导和部队接兵的领导还上台与我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在母校代课的空余时间，我拜访过高三的语文老师罗学能先生。罗老师房间里的书柜中，古典书籍最多，他对大余的人文历史风俗典故知道得相当多。1963年1月，田汉等人来大余视察，县政府还特意请曾经担任过大余县副县长的罗学能先生全程陪同。在游览梅岭凭吊牡丹亭旧址时，都是罗老师向田汉等人讲解介绍当地的一些趣闻典故。当年罗老师曾对我说过，他喜欢看《资治通鉴》，这是本好书；并说大余在北宋皇祐年间在县城西建有宝界寺，该寺很有些故事，如北宋建中靖国元年，苏东坡从贬所北归时，因水涸待舟居大庾（大余）城时，曾在宝界寺东廊粉壁上画了幅《竹石图》；南宋绍兴年间礼部侍郎张九成被秦桧迫害被贬南安军横浦（大庾），寓居宝界寺十四年，自号“横浦居士”，潜心经学，著有《横浦文集》二十卷等等。但该寺已圮，他想查找有关资料弄清楚该寺的具体位置在那里（我想，会不会是在元延祐三年〔1316年〕大庾（大余）涨洪水，大水从西门入东门出，破城为二时将宝界寺冲毁？）。然而，在1966年罗学能先生却被迫害致死，实在令人痛心。

那时学校教导处有两个干事，一是张士培先生，一是蔡良波先生。张士培先生写的一手字很有特色，我的高中毕业证上的毛笔字就是他写的。张先生还喜欢种花，我还在读高中时，他就曾邀请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到他家赏花。他家离大余中学不远，在院子中间有栋二层的小楼房。院子里种了好些花卉，在一些较高的茶花上面还装饰了小彩灯，晚上亮灯赏花别有情趣。他楼房里的底层也种植了多种花卉，特别是还种有在当年大余还相当稀少、名贵的瑞香。为了预防有人来偷花，他请人夯的土围墙居然是高达十三板的墙（“一板”大概有一市尺高），比一般人家的土围墙高许多。蔡良波先生是1960年大余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是我的学长，据说是因为身体原因没参加高考而留校工作。他们那届俗称“高八班”，高中毕业仅一个班，且多数人都考上了大学，如杜华榆（他弟弟杜华堂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初一时两人会去他们高三寝室里玩，初三时同桌）考上清华大学，吕家鸿考上中国科技大学，魏先清考上上海体育学院……而我们这届俗称“高十三班”，高中毕业也只一个班，当年朱光倬校长常鼓励我们要以“高八班”的大哥大姐们为榜样，努力学习，争取高考考出好成绩。

　　笔者的高中毕业证，上面的毛笔字是张士培先生的手迹。

　　1977年我在返城待业期间，曾第二次到母校大余中学代课。在代课结束时，教导主任吴祖荫先生还特意送了本江西大学图书馆编的《鲁迅诗歌选注》给我。吴祖荫先生后来调赣州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任教。

　　上图为原大余中学教导主任吴祖荫1977年送给笔者的江西大学图书馆编的《鲁迅诗歌选注》。

　　后记：在大余中学代课的时间虽不长，但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极好的学习、锻炼机会。1978年6月我顶替父亲在西华山钨矿当了名工人，三个月后矿组织部就调我到位于浮江工人村的矿子弟学校任教，学校安排我上高一年级两个班的化学课及高一（3）班的班主任。在矿中上第一节课时，学校教导主任和几个化学任课老师来听我的课，课后进行评价时，都认为我上课时不拘束不紧张，不像第一次上课的老师，这确是得益于我当年曾在母校当过代课老师得到过锻炼的缘故。

施千里 2022/09/18

于坝上西华山工人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