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是“三农”问题的重大贡献者——作者：温铁军

汪龙俊

　　汪道涵（1915-2005），原上海市市长、中顾委委员，海协会会长。以独特交流艺术促成汪辜会谈，达成影响至今的“九二共识”。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作为江泽民同志的“伯乐”，甚至“帝师”，对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中央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尤其是他长期关注“三农”问题，与当时比较活跃的专家“温铁军”“曹锦清”等成为“忘年交”。他还推动了温铁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讲授“三农”问题，间接促成“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那天，汪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告诉我：“老先生去了。”

顿时，不是一般对逝者无可挽回的悲伤，而是一种远比哀痛更为复杂的失落感袭上心头！

早在秋冬之交，我便知道汪老病重，外人一般不许探视。于是，怕影响他老人家养病，便不再给他发我写的那些文章。未承想，他竟会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催，要我把最近写的东西发去给他看。后来，老人家在几近弥留之际，还问及我的近况。

我与汪老相识于世纪之交。当时，我应邀去上海参加汪老主持的座谈会。在会上，汪老告诉我，他不仅对那些来看望他的人介绍我的文章，要他们看，而且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我发表在网上的东西都下载了给他看……

　　随后，就有了我与汪老的那几年交往。

如果时间稍长了，或者是一时俗务缠身我不能主动去看他，他就会叫助手给我打电话，安排好机票和住宿要我过去。平时，他身体还好的时候一般会在康平路的会议室，如果他病了，还允许探视，那我就去瑞金医院，在他病房旁边的客厅聊天。再后来，我们就熟了，只要我去上海，打个电话告诉他，就会约我过去“聊聊”，通常是不设主题，海阔天空。

慢慢地，我便知道他喜欢听我在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探访考察和贫困农村的见闻。此外，他的兴趣更在于细致地了解我在国内各地农村的实验经历和基层干部群众对政策的反应。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基层搞调查，忽然接到汪老打来的电话。我告诉他我最近不在北京，也没顾上去看他。可他呢，一听说我在大山里边，正和农村的老百姓们在一起，电话那头传来他老人家的声音就变得大些了，说话的速度似乎也加快了。汪老问了好多问题，还一再叮嘱我，要深入到农民家里去调查，多走几户才能把握好农村基层的真实情况。

放下电话之后，和我一起的同志问，是谁的电话打了这么长，我说是汪老关心下农村基层调研的人，叮嘱我们搞好调查研究。有这样党内有影响的老同志也关注着“三农”问题，十分热心地要听取我们的真实情况汇报，大家都觉得很受鼓舞。

　　那几年，我也在想，对于这个政治阅历非常丰富的古稀老人，我能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也许，我只不过是替代了他的腿和眼；而他则把老一代革命家考虑的问题，从大国战略关系到执政党转型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大政方针直接提出来，听我这种大量接触老百姓的普通知识分子的看法。

国人尽知他在两岸关系上的杰出贡献，却很少了解他在国家大政方针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期间，汪老也在多次面对面的交流之中考察了我。后来，在他的直接安排下，我于2001年12月参与了就三农问题向江泽民同志等中央领导汇报的座谈会，会上汇报的经济问题，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那些年里，如果说我向老人家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永远不能推卸的责任感，那就是强调循序渐进、谨防盲目激进的客观态度。

在汪老循循善诱的引导下，我知道了什么是我这种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调研人员的责任之所在，也激励我们那些在基层开展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工作的年轻人坚持到底。

　　汪老道涵先生不仅德高望重，且有大道深涵之智。他与我这个普通的农村调研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在当今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显得很清很醇。虽然，汪老说过“我们已经是忘年交了嘛”，但身为后辈小子，惟心存恐慌，自忖不得造次。

然而，每次我去看汪老，在他面前却都管束不住自己，总是被他那种平和的不断提问之中所隐含的鼓励所推动，往往不由得便口无遮拦地说话，把我在国内外不同地方的基层考察得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浅薄看法和盘托出。无论我对时政的批评是否激烈，对方针路线的议论是否出格，他都会保持着长者的微笑，时而插话提问，时而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虽然，几乎每次会面都有秘书或医生来提醒他超过预定时间了，而我的告辞却屡次被他挡住。我知道，他不想中断的不是我这个晚辈的说话，而是一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革命家对于国内外各种事物无休无止的兴趣。

回想起来，我自懵懂之年，就有幸不断遇到心底无私且谆谆指教我的前辈引以为“忘年之交”。汪老道涵先生，就是其中最丰富睿智、又最恭谨谦和的一位。也许，这是我成长为“另类”学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汪老，您的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