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婚姻（一）

铮

忆海片言 一百四十五

一、回味经历

　　进入上海的知青交流讨论群，一个叫慧子的知青网友向大家提出个一个问题，问问那些还留在当地的嫁给当地人或者和当地人结婚的上海知青，如今怎样看他们走过的经历。

我关注这个题目后，看了一些讨论帖，觉得非常有意思。各个已婚知青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些亲历人出于心灵深处的回答，对有着相同故事人的大脑，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我将讨论的典型意见整理后，原汁原味地记录如下：

A：插队在老区八年，当了五年生产队长。当年，该县三十万居民中有十万青壮年当了红军，解放后未牺牲的都是将军。解放后，为了华东地区地区电业发展，老区十万农民背井离乡，抛弃良田，移民上山。留在当地工作，想到他们的无私、想到他们对共和国包括收留我们知青的贡献，感动到要哭。

B：有在当地完全适应的，有一哥儿，在东北成家，在那里招工，几十年后，一口标准的东北话，一点没有了在沪生长过的痕迹。人的生活能力总是很强，自己的路自己做主，任何人不能超越时空评判。

C：和其他人比，一切顺其自然，和有些回城的人一样，在边疆，沿着知青，工人，营业员，业务员、项目经理、公司副总、常务总经理轨迹，现在外地退休。

D：在军垦农场，从战士到连长，指导员，带着家小，79年回沪。自己恶补了文化，从初中到高中，再到业余大学，没有看过多少电视，在企业提干，参加公务员考试，录取后，成为体制内的人。最后幸福退休，安享晚年。

E：在回城潮以后就带全家回到上海，工作经历打比方好似排队，排到前面，队伍散了，就是这样长期疲于奔命。历经无房和失业的煎熬，最后渡过难关，儿女们也在上海读书扎根。退休后想到我们知青一代，先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君子所为，觉得值。

F：在西双版纳结婚留在当地的知青，有混得好的，有混得不好的。总的讲，文化程度高的，出路不错，有当了机关领导的，退休在洲，在县城，还有退休在昆明的，再不济也在农村基层。而混得不好的，根本找就不到他们人，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忙。

G：也是在西双版纳农场，上班是那种割橡胶的那种。与当地人谈朋友，后回大上海，因工作和住房不受待见，又返回边疆成婚，生两子。现在每月退休工资1500元。边疆生活水平低，老两口能够生活。但子女由于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只能外出打工养活自己。

H：插队在黑土地，年轻时是许多男青年心中爱慕的女神。和当地人结婚。前几年有记者去采访，发现，她却已经老得没有牙齿。家里只有一张铺坑，什么都没有，看不出是任何上海姑娘的痕迹。对能够返沪的人讲，知青，也许是美好的青春回忆；但对没能返沪的她们讲，大上海就是一个回不去的家。

I：结婚，但不想生育，不想连累后代。就是像现代人，当丁克。为了生活，为了理想，但不符合自然的发展规律。失去自己最好学习和成长年华，是我们这代人的痛。

看这些，思绪万千，我默默问自己。我属于是哪一种？

我在帖子空白中这样回答道：

以为一辈子农民， 结婚生了孩子，以为只能让孩子在农村做瓦匠木匠。不想改革开放改变命运，遇上高考，考上大学，在城里有了工作，带着全家回城。现在一家人在城里工作学习，自己和爱人安享幸福晚年。

二、闲谈之间

　　回答中，我所处中的时空一下子被拉倒半个世纪前，江海平原，黄海之滨，现在的通州湾，几十年前的南通县东余公社。

对我来说，在接二连三遭受各种不幸，下乡插队，是一种逃避，是一种谋生，也是一种心中燃起的新希望寄托。

在街道，我居然连在所有居民中都能拿到“像章”的资格都没有。我在县城还有什么待头？我几乎变成了敌对分子的同类项，一个密密黑的黑六类"子女。

在复杂对敌斗争形势背景面前，就几天，一个简单的决定做出，随响应号召的运动热潮下乡。

我知道，我并不是动员的几届毕业人生对象，身上还有尚未痊愈的肝肺的慢性病，如果旧病迁延恶化，去农村后果不好设想。

但是，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说不定，山穷水尽后，去了乡村，一切会开始柳暗花明。或许，我能重归革命队伍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到了乡村，和所有知青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和贫下中农一样低下水平的生活。我确实非常虔诚地以队里的乡亲为榜样，希望用农村的风雨和辛勤劳动的汗水来洗涤原来心灵中非无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几年过去，一切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戴上一顶下乡革命知青的帽子就改变了自己在比较低下的社会身份。

在当年的农村，人照样要分三六九等。尽管我的文化水平在全公社中不低，在关键阶段，先进评不上，教师当不了。赤脚医生，在“宁要，也不要”思维的指导下，大队宁愿选择根正苗红的小学生，也不会想到用我这个有医学知识基础的、但“背景”复杂的高中生。

招工、参军，上大学，当时的情况，就是一句话，边，都不是我能碰的。所有的能够脱离农业劳动的行当，都不可能有我这种人的份。

老了，我老也在想，我下乡后的二十几岁是自己一生的黄金年华。如果，当时我选了农村医生的行，现在，我可能也是个名医。如果，能够选拔我做一个基层农业科技工作人员，我也可以在攻克农业生产难题上到现在可以有些许成功研究。如果，我带一帮人挑选一帮人，对小学和初中水平的知青进行系统的一期期实用的中学基础知识培训。我们后来的小知青们后来的就业创业的基础更好、门路也许更宽。

可惜，世界从来没有那么多如果，它总要沿着历史安排好的道路行走……

大概到1974年，我的境况稍微改变一些些。

首先，由于好多知青上调参军深造，这种“过滤”效应，使得知青中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越来越多，这也上面政策上对注意到这群人教育的重视，甚至可以放松推荐上大学等。

二是伴随对文革中遗留问题得以解决，有些人再适当范围内被平反，因而，我们在乡下弟兄几个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状况也有了较大改观。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我被推荐参加专区和县市的知青积代会。我也在朋友介绍下，去公社学校断断续续地代课。

下乡时，我的年龄已经老大不小，虚岁23，几年过去，转眼就是26岁、27岁。农村里，就是大龄青年一个。

那几年，我在队里干活、养猪、搞农业试验等，就是断断续续地代课。在我替生产队养猪期间，出于对我的同情心和对我的关心。生产队队长和大队学校的崔老师商量，给我介绍附近生产队他们朋友的一个妹妹，不过那个姑娘有先天心脏病。他们思付好半天，怕害了我的下半生，不敢提出。

而后，当时大队负责知青工作和大队副业的副主任，她妈妈给我介绍他媳妇的亲戚的妹妹。毕竟，有粮吃、有钱用。我们大队的经济条件比多隔河的海门县条件好得多。她们想叫他们的亲戚在这里安家。

我在养猪，有人带口信，要我到副主任那里去一次。我在猪圈旁喂好猪食，洗完手，可能还带着猪食的酸臭气，穿着布满大小补丁的普通劳动服装，冲着为清爽剃的“板刷小寸头”，傻乎乎去了。后来，知道是相亲，有点哭笑不得，一阵辛酸。

是到了考虑婚姻问题的年龄，不过，未到极限，还不死心。虽然朋友、领导和乡亲普遍都认为我就是一只死蟹，除非发生奇迹，才可化为“飞鸽”飞走。

但是，作为当事人自己，内心深处并不甘心。还是梦想有，时来运转，有朝一日，人人上调，人人安排。还有，虽然父母不在，我也知道，婚姻是关系一辈子幸福的大事，不能把条件压得过低。

所以，有人作介绍，一是不拒绝，看看人就看看人，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人家一片对你的好心。另方面，也不过分上心，不积极，更不会过分地投入。毕竟，无论是知青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我在知青中的地位，都在社会金字塔的低端。

那一阶段，一阵子因为李庆霖写信中央，高层调整了知识青年政策、补助、改善、关心，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一会儿批林批孔，严肃批判知青上山下乡“变相劳改”谬论。

知青们碰头时相互谈得最多的能何时上调。但是，上调方面的信息，在社会上，毫无踪影。大家对前途越来越悲观，而我，对梦中才有的希望彻底绝望。

1974年的下半年，那年我在离家十几里地的公社西北片的片办校代初中的课。不觉得已经29岁，过年后就是30岁。在农村的30岁，当年就是光棍的后备军，就是能找到对象，也只能找二婚或者有其他，比如身体、比如家庭等种种问题的。

更何况，我的身体，我的家庭都有周所周知的问题。自己这样暗暗地想，其他朋友或非朋友人肯定也会这样想。这确实不是小瞧我，而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客观的不可以否认的实在。

一个偶然的机会，晚上，住在学校的几个老师，在宿舍闲聊。

三个大男人。第一个，我。那年是我下乡的第7个年头，也可以说是第6个年头。因为，我真正到队是戊申年岁末。

那学年数学老师休息完，语文老师接着休息。所以，上半年我上数学，下半年，我改上语文课。

第二个，陈校长，原来的公社辅导校校长。那年，特备配到西北片抓总。成了学校的负责人。

还有一位，学校的数学姜老师。他读高中时也就和我差一两届。如各方面谈得来。所以，在学校，代了他的课，和我一见如故。

闲聊中，他们觉得我到了结婚年龄，29，过年30，不容易，也是。是陈校长起的头。他询问姜老师，问他有没有合适的姑娘认识，给我介绍，让我成个家。

姜老师是个实诚人，听说后，就想起我后来的爱人，他说，她是他一个大队的姑娘，比我小两岁。在和姜老师一起在运动中辅导社员学习《老三篇》活动中认识。

他介绍我后来爱人的优点主要是“吃苦能干，当家立事”。我听了，觉得年龄差不离，而姜老师说到我后来爱人的两大优点，恰恰是大部分知青特别是我的最大弱点。

应姜老师之约，我和我后来爱人见了面，然后，双方通过各自可靠的熟人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我、陈校长、姜老师一起去他家看到她一家人，他家人也看到我。

后来双方有跑动了几次，大家都觉得合适，就把两人的婚事定下。而且，按照当地的习俗，挑选了结婚的日子。

三、六六大顺

　　我是在大年初六成了婚，也是姜老师和他请的大媒他们替我们挑的日子。

正月初六，一是春节喜日，二是六六大顺，每年那天办喜事的特别多。那年、那天，我们生产队和队附近办喜事的人家总共有三家。

放寒假到过年，我一直忙。主要是将知青屋改造，原来的分两间，把它变成一房一灶间，里外都粉刷一遍。也是大来子妈妈做队长给我的恩惠，不要我掏钱，全是队里请的瓦工。

瓦工走后，打扫，清理，几天搞的精疲力尽。此外，好药买必要的家庭用品、结婚请人需要的食材，买自己结婚穿的衣服。碰上连续阴雨，好多事情都只有在雨天完成。

我哥我弟他们在我结婚前一天从他们的插队地到我这里。很紧张，第一天，我和弟弟到我爱人娘家把他的陪嫁拖来，我三嫂负责张罗布置新房。结婚那天请客准备烧的菜，我年前就大致准备。我三嫂原来在他娘家也是当家立事的，能办事、会烧菜，布置新房，烧饭，那两天主要的事我都托了她。

我的任务就是邀请客人，知青们都不在，而且，我不收任何贺礼。所以，我请的客人少之又少，操办也是简单再简单。仅仅在结婚晚请三桌：新人和陪客媒人等一桌，放在自己的知青屋；我哥哥弟弟和队里的乡亲代表一桌，还有就是主要的大队干部、小学老师朋友他们一桌，都放在河对面的知青好友张家弟兄家。

熟悉当地的习俗，春节，场子多，大队干部非常难请到，请全更不容易。估计是我原来生产队队长的方副书记替我出力邀请，那天，到我家，主要的大队干部的全部出了场。这在那是的队里人看来，大队真的给了我大大的脸面。

没有现在电视里看到的老式的拜高堂和夫妻对拜的仪式，也没有现代的新人父母和新人一桌一桌的敬酒祝酒的热闹。只是在晚上准时开饭后，我哥我弟招待对河的乡亲干部喝酒吃饭。那时的酒只有粮食酒甲级和非粮食酒乙级两种，我用的是市场上买不到，必需请人买才能买到的甲级酒，饭也是最最普通的大米饭。

我知青屋这边，夜幕降临时，媒人带着我爱人和我爱人大小队几个好友一起骑自行车来队，一行六人。坐下后，也是喝酒吃饭。没有吃完，队内、队外的社员乡亲都来看新人，河对岸的乡亲干部也前来祝贺后告别。

地方小，大多数人只能在知青屋的窗外看着热闹。我三嫂负责给来人发糖发烟。大人们走后就剩下一群孩子。还是三嫂有办法，指挥孩子有次序地排队发糖。最后糖发的差不多，就大把大把把糖散到我们屋前的空地上。孩子们抢完，一哄而散。

人们说，几家结婚，只有我们家办得最热闹，也最有喜庆感。

第二天，早早的，毛娥香婶婶又到我家来，在土灶上给我和我爱人做了两碗滚鸡蛋，她说，这是当地人结婚的规矩，老人要给孩子做这个。我们听她话吃完不一会，大来子妈妈、桂香婶婶，夫夫婶婶也一起来了。她们和毛婶婶各包了说是喜钱的红包。我和爱人极力推辞，还是不能。好在我前一天已经准备好，只好给她们各下了一碗我自己做的红枣泥以及芝麻芯的玉米粉团圆来答谢她们。

到现在，想起这些，心里暖暖的。那一段时间，在最需要人帮忙的的时候，她们总会施出援手。 她们总怜悯我结婚没有大人问。

记得最清楚，春节前的一天，我借了毛娥香婶婶家的自行车，转到包场、余东和正余，最后买到适合自己的棉衣服。回到队里，瓢泼大雨，到队里，已经下午两三点，才到家。没有吃饭，被毛婶婶拉住，好歹在她家吃了一些。

这些，我一辈子都记着。不忘毛婶婶和生产队乡亲们的恩，是她们真的把我们当做了自己的儿女。如果说。这么多年，到乡间，接受到的最好的再教育，就是使我接触社会低层农民的心地的善良、无私和宽厚。

这些，感动了我的一生，使我们懂得在社会立足做人的底线，知道感恩，知道能乐意助人，做一个时时想着做帮助人们脱离苦海的人。

就这样，我和所有地球人一样，走向人人都要走的婚姻殿堂。

从此，我考虑问题，不再是小小的我，而是一个家庭。原来有愁的是自己一个人，而现在，每天清晨一起来想到的，是如何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如果说，我是一只小小鸟，现在，再也不能无所顾忌到处乱转，而像身上系了一根无形的线，无论飞多高，无论飞多远，总想如何飞回自己的家。

结婚，最初的感情就是是双方都被对方感动。我爱人竟说我的一些小事，说我到学校去，明明不吃早饭，早早起来，把他吃的早饭煮好。她不知道我们三个知青在一起时。起早煮早饭就是习惯。年长一点，大家的事情多做一些，勤快一些，非常平常。

当然，我更多被她感动，她在队里干活是一把好手，无论重活巧活，件件难不倒她。家务，也是一样，连队里的社员都佩服，说我爱人炒一筷子青菜都是碧绿碧绿的。

应了改了的这句话，“巧媳妇可以做无米之炊。”第一天上灶，就用鸡蛋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蛋松”。到夏季，他可以用自留地里不起眼的青茄子，加上洋扁豆或者青豆子做出启海人，我们那里叫“沙蛮”人才能做的满口清香的青茄豆子汤。没有小麦面，她可以从我们做饭的元麦屑中筛出元麦面，擀出可口的元麦面条。入冬，有了干面粉，她更可以玩出花样，挑了地里的野菜，加些鸡蛋丁，加些豆干丁，做出好吃的馄饨。一直到老，每天每顿，我的胃，不缺好东西吃。

更多，我和爱人间有着同甘共苦的沟通。结婚第一年，家里没了食油。棉区的油要到冬季才有供应。或者再等一个月，待队里分了油菜籽换到新油才有。要有，只能买黑市上的油。咋办？两人商议，艰苦一段时间再说。

于是，我找到东余镇上供销社在这里开饭店的老乡那里，买一些没有肉的“山药圆子”。因为在油里煎过，外表有一些油，每到烧菜，放几个这样的圆子。靠这些“山药圆子”，我们渡过了那段难忘的、干枯的、没有一滴食油的岁月。

共甘共苦，其实是感情的沟通剂，也是这种相通。所以一辈子，我们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可能为其他矛盾不断，但是，从来没有为经济吵过架，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生活过的甜，或者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苦而闹过不愉快，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结婚后不久，我调回公社所在地的东余校，我能上各种中学课程的课，尤其是我能搞定高中的数理化，逐渐被认知，学校中心组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我的短期代课教师身份转成比较固定的缺额代课教师。

大概在四月份，知道我们有了孩子。有孩子，我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寄托，新的希望。

几个月，和所有家庭一样，要储备小孩诞生的东西，要准备母亲生产时的食物。姐姐够用心的，寄来孩子需要衣物和生产需要的食糖。要节约油储备油，准备面粉。老家的风俗，生产坐月子一天要吃好多顿的我们称之为油馓子的油面。

也是根据队里人的习惯，生产接生找专门老式接生的老娘婆。正好是自己学生的母亲。此外，请我岳母赶来服伺了一个月。

和所有农村妇女一样，挺着大肚子的爱人，一直到生产的第一天还在地里摘棉花。

临产的前一天，晚上，爱人肚子开始疼，看看不对，我们两个人还是坚持·，一起把这几天摘好棉花一起间拣好，分类，以便如数第二天上缴给生产队及时晒好卖出，从而不影响到当年被卖棉花的等级。

生第一个孩子，是在那一年的11月。国内社会风云诡谲变幻。那个年代，尽管信息不发达，但国家公开的重要大事都从广播和报纸传到各处，所以，哪怕是远离国内中心的海边乡村，我们也可以知道来自祖国心脏的新闻。

那一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二度出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收到显著成效。但是，同年１１月，这种整顿被迫中断。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重磅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10月中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提出一切工作要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作为工作总纲。

对这些文章，我们只能知道其中表面的东西。有些，连表面的都谈不上。更不用说，能够弄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置身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的我们，对当年各种复杂对抗，统统挥然不觉。

我记着，我为了辅导学生学会分析文章，让学生学习文章的讲理层次，抓出中心大意。我找到每个学生都有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册子，抠出其中的精彩片段，和大家一起学习。我还指导学生写批判投降派宋江的小论文。

其实，我也知道，那时的初中学生和我一样，根本弄不清楚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也没有机会阅读古典小说《水浒》。而且，静下心，有时也暗暗地小纳闷：像那个宋江，明明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现在从古纸堆中重新翻出来，还有大张旗鼓的批倒批臭，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

本文共两篇，该篇是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