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纸轶事

安立志

中国近代报纸轶事

文 \ 安立志

1840年，是我国近代史的开端，标志事件是中英鸦片战争，这是官方教科书划定的历史界限。

按照某些国人的思维习惯，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中国都是“古已有之”，报纸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学者早有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在报纸起源上，该书甚至提到“周朝说”与“战国说”。林语堂指出，“中国古代的官方报纸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报纸为我们所接受。”因为，“古代任何朝代都没有大众化报纸，只有在皇宫和省府内专门为仕途阶层出版的官方报纸。”而“所谓面向大众编辑和发行的现代报纸，发端于19世纪初，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中国早期的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1、67、68）林语堂的“现代”概念与我国的历史划界并不冲突，按照他所举的例子，甚至早于1840年。

（李鸿章）

李鸿章

1896年春，因甲午战争惨败而被夺职削爵，投闲置散的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作为大清帝国的特命全权大臣，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随后对俄、德、荷、比、法、英、美、加八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访问。这是中国政治人物的首次环球外交。当年8月，李鸿章在美国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此次采访的一个话题就是报纸问题，不过，他们说的是欧美报纸，而欧美报纸肯定不同于大清帝国用于颁布皇上（太后）谕旨的邸报，而是近代的自由报纸。

在中国，谈论欧美报纸，引用马克思的评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争议。1842年（也正是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那一年），马克思指出：“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这就是新闻媒体最早的“喉舌论”。他比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1896年《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早了半个多世纪。他进一步阐述：“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页155、179）马克思发表此文的时间，比李鸿章访美早了半个多世纪。马克思在世界各地的不肖子孙为了拒绝世界文明往往强调国情特殊，甚至对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也是如此。李鸿章当然不认识马克思，但他却可能是“国情特殊论”的始作俑者。

美国记者对李鸿章的采访平和而友好，没有刁难与挑衅。记者提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对记者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页342）
令人意外的是，面对外国记者的提问，李鸿章并未文过饰非，大肆渲染大清制度的优越性；也没有信口雌黄，大肆夸张大清报纸的先进性。然而，作为朝廷高官，他本能地回避了皇家报纸的实质问题，他当然不肯承认大清报纸广泛呈现的“《真理报》上无真理（充满谬误），《消息报》上无消息（全是谎言）”，正是由于邸报姓“皇”的制度问题，反而将责任推给报纸编辑，是因为他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

就建国而言，美国是一个后来者。在李鸿章到访美国之时，美国建国也才120年。李鸿章肯定不知道，在其建国之初，美国的建国先辈就非常重视报纸。1787年1月16日，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与美国政制的设计师，杰斐逊从巴黎给爱德华·卡林顿写信说，“我相信人民的健全的见识将始终被看作是一支最好军队。……人民是他们的统治者的唯一监督者；甚至他们的错误也有助于促使统治者恪守他们制度的真正的原则。……既然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见，首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持那个权利。如果让我决定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政府然而没有报纸好呢，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好？我会毫不犹豫地主张后者。”（《杰斐逊集》，三联书店，1993年，页980）按照中国的算法，杰斐逊写这封信的时间，怎么说都应算作中国的古代。相对于110年后访美的李鸿章，这些说法还是太过超前了。

（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不仅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人和政论家。他在戊戌变法前后和流亡海外期间参与创办了《万国公报》、《时务报》、《清议报》、《国风报》等多种报纸。

1900年，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攻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八国联军以保护侨民为由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李鸿章临危受命与八国联军签订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死京城。一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行100册纪念仪式上发表祝辞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饮冰室文集（6）》，中华书局，1989年，页49）翌年，梁启超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指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他进一步论述道：“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拿破仑尝言：‘有一反对报馆，则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枝毛瑟枪殆加甚焉。’诚哉，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饮冰室文集（11）》，页36、37）

就其见解而言，梁启超关于报馆职责在于监督政府的看法，与杰斐逊的观点是相同的。而在李鸿章与梁启超之间，作为同时代的中国人，其看法为何差之千里？盖李鸿章系朝廷重臣，他是清廷权力的维护者；而梁启超则是自由作家，他是清廷权力的批评者。

1902年4月，中国近代外交家黄遵宪对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如此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490）1916年，近代著名启蒙学者严复对梁启超也评价甚高：“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页648）

大清帝国瓦解之前，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不管真心还是假意，曾经推动立宪过程。1910年2月，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为形成立宪舆论，阐述了健全舆论的“五本”、“八德”。他指出，“夫舆论之所自出，虽不一途，而报馆则其造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饮冰室文集（25<上>）》，页21）可见他的“五本”、“八德”主要是对报纸而言的。所谓“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所谓“八德”，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梁启超120前为报馆确立的这些原则与要求，既是对报纸的本质要求，也是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要求，至今仍为报界所肯定。

梁启超一生，热爱报纸事业，致力于报纸主笔的生涯，并取得了近代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1912年，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自陈心迹：“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饮冰室文集（29）》，页1）

（袁世凯）

袁世凯

从梁启超的经历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之交，国人在境内外创办的报纸，已有许多与欧美报纸一样，颇具近代色彩。清帝退位，民国肇兴，在京畿与沿海商埠出现的一些报纸，无论中外官民，就其性质而言，也大都属于近代报纸。然而，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权欲熏心，图谋称帝，其周边的宵小之徒，或心存私念，或投其所好，竟然通过伪造报纸舆论，为其称帝助纣为虐。

《袁世凯轶事》中有一则“假报”称：袁患病后犹日检报纸，其意盖欲察舆情之向背也。然所阅者上海之报惟亚细亚报一种，京城之报惟某某等两种。项城深讶上海何无他报，明日乃更进呈数种，则将上海某某等报，择其言论记载有触袁氏者尽行抽去，另造他言补之，照式重行排印者也。惟民党某报独进呈不忌，盖于进呈时先指明此为乱党之机关报，其言皆诬蔑政府者也。袁氏每读一过，辄痛骂不置云。（《袁世凯全传 袁世凯轶事》，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十五年台版，页241）
这则轶事时间不详。袁世凯身边幕僚极力向他隐瞒消息，给他看的报纸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无非投其所好、歌功颂德之类。及至他本人察觉之后，才不得不提供其他报纸，即使如此，还要做手脚，把报纸上批评袁氏的言论悉数抽去，然后重新排版，这已经成了一张假报。这样的报纸，不是李鸿章所说的“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报纸，更不是梁启超倡导的“五本”“八德”的报纸。这样的报纸，其主旨即在于欺骗与蒙蔽，而其欺骗与蒙蔽的对象竟然是一个“特殊读者”——袁大总统或洪宪皇帝。

如果说只是抽掉部分内容然后重印，这样的假报并非全尾全须，然而，在袁世凯称帝前夕，的确就有彻头彻尾的假报。曾经担任袁世凯侍从武官，在其称帝期间任参谋总长的唐在礼（1949年后此人曾任职上海文史馆，1964年去世）回忆道：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等人“为了尽快地达到位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急切要求，就竭力附合袁世凯，促使帝制早日实现。……他们就迎合袁世凯的心理，用蒙骗方法要他放心，使他不致改变主张。他们为了向袁说明全国确是都在推戴他做皇帝，就把外面的消息尽力封锁，甚至每天印制伪造的《顺天时报》（略）呈袁阅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页194-195）
唐在礼提供的资料得到了袁世凯女儿袁静雪（袁叔祯）的印证。她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回忆道：“《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限，总是专门看它。……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得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略)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

事情是如何败露的呢？袁静雪一个身边丫头回家探望父亲，回来时买了一包五香稣蚕豆，蚕豆包的包装纸正是一张外面的《顺天时报》。她在吃蚕豆时，无意中发现这张报纸与看到的不一样，就找到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报纸日期相同，而内容却大相径庭。“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绕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女儿眼中另面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页44、45）

《顺天时报》事件并不说明袁世凯的称帝多么被动，多么无辜，或仅仅是受蒙蔽的受害者。作为皇权时代权倾一方的政客与军阀，袁世凯的帝王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代枭雄，他的思想是敏锐的，在策划复辟之初，就意识到报纸舆论的巨大力量，于是在1914年，他就颁布了以控制舆论为宗旨的《报纸条例》，他不仅照抄清廷的《大清报律》，而且塞进了日本《新闻纸条例》的限制措施。不特如此，翌年7月，他又颁布《修正条例》，对原《报纸条例》加以修订与完善，旨在使原条例无隙可乘。正因如此，当时的《顺天时报》曾指出了袁世凯对于报纸舆论管控之严厉，“凡刊有不利于己之事实，或反对其政策之评论，辄不出封禁其报馆，且速捕其主笔编辑人等，投之牢狱，甚至设法暗杀以塞其口”（1916年7月12日《顺天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