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些事，一一知青故事集（3）

老高

一代知青走过的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华夏大地正处在“文革”这个特殊年代的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了当时时代的主旋律，大批知青阔别了养育自己成长的喧嚣城镇，跨山越岭来到了偏避山村或荒无人烟的边疆落户，在这个艰难而落后的“广阔天地”中锻炼成长。有的人认为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一个考验人、锻炼人材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是“日月蹉跎、虚渡年华的岁月；众说纷纭，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今天无意也无法去理个头绪，我觉得都没说错，世界上每个时代都是在“大浪淘沙”，溪流中陶金而矣⋯⋯我们还是废话少说，言归正传吧。

　　那是被称作“大风大浪”的年代，小卜、小郭、小张与凤莲、玉玲等人是县城同一所学校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1970年年底，他们一起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一个偏避山区里的知青农场务农。刚开始时，他们意志风发、简单幼稚，在当时描绘知青生活的小说、诗歌以及全国知青的典型学习榜样邢燕子等的影响下，以为这条“金光大道”可以随便普写出时代最优美的乐章，那知几个月下来，艰苦的劳动与生活环境，原来的幻想，就象手上的水泡一样，被彻底磨破了，并带来阵痛，事实告诉他们：现实生活的考验，并不像诗歌与散文那么富有诗意，也没有电影与小说那么富有情节性和戏剧性的，而是真真切切给人以艰苦的磨炼以及体力与意志的考验。

　　艰苦的环境下，有人选择坚持，有的选择逃避，更多的是无奈。

能够真正坚持的，那真是难能可贵了，你看农业连队的队长莫小勇，别看他在大会小会上喊破了喉咙，高叫“决心扎根农场干一辈子革命”，口水喊干了，胸脯也拍凹了，咬破了指头血书都写过了，那知他却在背地里拉关系找“后门”，想方设法办回城呢。

小英也在艰难的工作中熬不下去了，自己偷偷的跑回城里，在家庭的支持下，找了个港澳同胞结婚，过起了“大少奶”的日子。

最惨的还是刘俊雄，他也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小卜的同班同学，下放四年了，眼看招工回城的希望遥遥无期，非常渺茫，他就想偷越边境，游泳偷渡往澳门投靠亲戚。第一次行幼时，在深夜临近边境线时，被军犬发现，给逮住了，关进了收容所接受劳动教育，因他是知青身份一个月之后，就让知青场带回来了。但他并不甘心就此罢休，回场不久他又第二次“投军”，不幸的是，他从此杳无音讯了。⋯⋯

　　现实生活中，不单止上面这几个例子，这仅是挑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说说，类似的各种事情时有发生。

但无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也涌现了一批积极、上进的先进人物，如上篇《知青生活故事1》中介绍到的林业队队长黄浩、付队长罗志伟，农业连队的付队长方成刚，付业队队长凤莲与小卜，付业二队的许云飞、罗长城，后勤队队长陈锡俊等等一批先进人物，他们坚守在知青场，经受了在艰苦环境中的锻练与考验，被光荣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了先锋战士。

除了上述这两头外，处于中间的大多数人是无奈的，就随便举个例子说吧，前面所提到“老三届”小卜的同届同学小郭，他是个老实人，平时表现既不想“出人头地”也不甘落后，办事一板一眼的，他家里有个年过花甲，体弱多病的老妈妈，曾几度病倒，没人照顾，小郭多次申请要求回城照顾家庭，但场长认为他有文化、有能力，人又聪明，留在知青场大有用处。坚持不批准他回城，还要他负责总务工作，开始小郭坚持不当，场长就简单粗暴的对他说：你必须服从，否则我在场一天，你也别想回城。几年下来，县里曾有好几批招工指标下到知青场，尽管他表现.优秀，却没有他份.并好些表现好的以及有能力做事的人，基本上都被留下来了，为场长个人建功立业服务，小郭也只能无奈地坚持下去⋯⋯。

　　有人要问，招工不成可以去考大学可以去参军吖，是的没错，这确是条阳光大道，知青场也有好几名知青考上了大学，如老三届的小张，他也是无奈坚持下来的一员，在首批被推荐成为了光荣的“工农兵”学员，录取到省城一所重点大学上学了，但整个知青场几百号知青仅唯一一个指标。后来公平竞争靠考试成绩录取，但像小郭之类家境贫寒的，就算让他考上了，谁供给他伙食等生活费用？那个年代，象小郭这样家庭经济困难的大有其人，就算让他们考上了，也无法去就读，所以令许多寒门子弟望而却步。

谈到参军，当兵光荣，那位有家国情怀的有志青年没有当兵的理想？但是当国家恢复兵役制的时候，那批“老三届”知青已成了大龄青年，早就超龄了，他们只能眼巴巴地强忍着泪水往心里流，目送着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雄纠纠气昂昂奔向越南前线的小弟们，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了，而自己还是坚守着“知青农场”这个家吧！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一片欢腾，热烈的气氛也传到了这个小山寨。号称南国滨海地区头号大的知青农场，也来了一场政治的急风瀑雨，自私而专横跋扈的场长，也因卷入某案件中，被赶下台了。

新上任的场长是位“南下干部”转业军人，他不愧是位解放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先锋战士，为人耿直无私，办事雷励风行。知青场在他的带领下，旧貌换新颜，朝气蓬勃，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知青们在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办起了政治夜校，知青们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政治、文化和科学知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千生产劳动中，又从劳动实践中总结经验。一个浓厚的学习气氛与生产热潮正在知青场掀起。“青年突击队”的战旗飘扬舞动在田野、山岭与车间，一代新型建设者正在成长。

　　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问题，中央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

从1979年10月起，该所知识青年农场在县委县政府的安排下，正分批逐步有序地回城工作了。本文开始提到的那批“老三届”知青们，除极少数去了读书或因个别特殊原因先后离开之外，他们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在知青农场坚持了10年多，直到1980年3月底，基本上都回到县城工作了，农场只剩下后来下放的几位知青留守。

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当历史翻到1981年5月，这所知青农场正式结束了历史使命，除了仅剩下的一位知青场长自愿留下和农场一起转交给县农办管辖外，其他所有知青都回到了故乡城市了。

　　这群知青回城后，有的安排在工厂，有的安排在机关，有些侧到了基层(如区街道居委会主任或基层劳动管理站），有些进了电视台、公安局或财贸战线等，真是各行各业都有，遍地开花。

他们的回城正好遇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央正式批准南方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这批知青经历了艰苦的磨炼，已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这场改革大潮中的积极推动者与中坚力量。

　　玉玲与小吴在知青农场时已埋下了爱情的种子，但那个时候收入低，双方虽都有了这个念，但谁也不敢下这个决心，直到双双回城分配到工厂工作才结婚。婚后眼看着改革开放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全国各地都涌现出新的经济体一一个体户（过去国内只有国有与集体两种经济体，个体经济是没有的）这个新生事物，玉玲在农场做过“小卖部”工作，看到这个新生事物，就同小吴商量，那知小吴也早有这个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自己率先砸烂“铁饭碗”，主动辞职，在当时全国最早最有名气的香山西区服装批发市场干起了“个体户”。有知青场那段“艰苦锻练”的经历，现在的困难在他们看来都是“湿湿碎滴”（很小很小的意思），他们起早摸黑，辛勤耕耘，碰到问题 ，就细心分析认真研究，“摸着石头过河”。在夫妻双双努力下，他们成功啦，成为县里的第一批“万元户”，登上了省级报纸的光荣榜上。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鸿图大展，成了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人群之列中的一员。

　　小卜与罗志伟等好几位知青被分配到了一家制药工作，由于他们在知青场早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作认真肯干，得到厂与工人们的信任，几年后，小卜当了厂长，罗志伟成了厂的党支部书记，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厂生产突飞猛进，科研工作也取得硕果累累，产品畅销五大洲。这时，这个沿海地区的名城也早已撤县设市了，后来小卜升至市工交办主任的要位。

黄浩进入了金融系统，在岗位上除了踏踏实实、勤勤恳恳，还认真克苦钻研业务，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被晋升为某银行的行长。

小郭在知青农场时曾一度担任过治保主任和保卫组组长，回城后进入了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由于破案率高，成绩显著，保得一方平安，最终官至公安局。

很多分散在各行各业各基层的回城知青，在组织的培养与自己的积极努力下，都取得一定的成绩，过上了美满的小康生活。



　　但现实生活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往往是良莠不齐，如林三队的队长何强，他在知青场时，善于冲锋陷阵，有勇劲却没有脑袋，文化素质较低，旁若无人，但他得到老场长的宠爱，提拔为副场长，那更是眼中无人，自以为是了，但知青都不买他账，背地里笑他：“力大如牛，蠢如猪”给他走了个绰号叫＂死猪”，他凭借着知青场付场之职务，调回城后任一街道厂副厂长，乘改革开放之风，厂里分配多了几个钱，俗语说，饱暖思淫欲，他竟然去包“二奶”，甚至不惜与原在知青场以威迫利诱成婚的原配离婚。到了厂搞改制时，谁也不愿与他共事，厂长承包这间厂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不许他参与承包经营，最后他弄得众叛亲离，他只能借酒消愁，常常醉倒街头无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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