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岔路囗

石婆婆庵

作者:赵家捷

　　人的一生，有许多岔路口。有时你会走背字，与机会失之交臂；有时你会遇到生命中的贵人，改变了你的人生道路。

我的第一个岔路口，是在大郊区撤销的时候，区委书记想带我到市委交通部去。他是部长，一把手，而且欣赏我。跟着他，入党提干，都是应有之义。可是那时候我想当记者，选择了到市广播电台。如果预见到几十年后媒体之困境，我还会那样选吗？难说。应当说，现在看来，两种选择都不是我喜欢的。

另一次遇到岔路口是一九六七年，文革尚未结束。一位同学来找我，说是南大周文昌想找一个懂新闻的人，做南京“八二七”的主编，问我去不去？南大当时是P派的大本营，我是P派，当然去。报社在南大体育馆的小楼上，我第一天去报社上班，很有戏剧性。迎门的白墙上，刷了一条大标语：八二七中的孟什维克滚出去！这是报社原来的主编写的。这位原主编是谁呢？是中文系的教师吴新雷。现在想起来，那是一出多么可笑的喜剧！很多年后，他是江苏红学会的会长，著名教授。我们成了好朋友。

办派报的事不值一提。无非是总理讲话，中央领导新指示之类，全是抄来的。那时，还认识了八二七的高参冒进，经常听他的形势分析。他是学哲学的，口若悬河。几个月之后，周文昌派我到北京西苑宾馆找曾邦元，研究如何庆祝八二七成立两周年。那时，周总理召集全国的造反派头头在西苑宾馆办学习班，研究大联合。我在西苑宾馆见到了曾邦元和梁玉楼。问起南京的情况，我把冒进的分析说了一通。梁玉楼不屑地说：那都是形式逻辑，不讲大前提的。梁玉楼的话让我对这班学生刮目相看！

回到南京不久，江苏也搞大联合了，我就回到了电台。

一九七O年，新南京日报搭班子，没想到其中有我，还是中层干部。领导班子里有罗小平，王宏昌，一把手是军代表王广坤，60军的副政委。我是第一编辑组负责人，二组负责人是顶顶大名的汤大民，他进过上海徐景贤的写作班子。后来抓起来坐牢，判了十年，妻离子散。报纸办了一年，我已经成为报社的主笔，我和好朋友王宜早专门写社论，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可是，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全国全省乃至南京市，到处抓什么根本不存的秘密组织。我们报社也是风声鹤唳。军代表张x方法很恐怖，手段很残忍。汤大民是急先锋，在走廊上贴出大字报，要求办我的学习班。军代表跃跃欲试。军代表甚至带人抄了我的家，怕我转移黑材料。当时我是命悬一线。但是，隔离我必须请示上级。专案组有我的内线，她告诉我，王副政委(他已是市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回答张x：你隔离他？报纸不想办了？从此我躲过了一劫。否则，不死也会脱层皮了。夜班组的小冒就是活活被整死的。

王副政委离休后住在无锡干休所，我一直想去看他。可是不和为什么，有点不好意思。王副政委大我十多岁，不知安在否。真是想念他。

新闻界有个传统，凡是领导，皆直呼其名，比方老王老李。一九八0年，南京日报又复刊了，罗小平(当时她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想要我回去。有一次到部里开会，见到她，很开心。我就说：老罗，我不想回报社了！我那时认识到，我是那种自由散漫的人，做新闻是没前途的。老罗也没说什么。会后一个朋友告诉我，公共场合要叫罗部长，否则她不高兴的。

　　一九八七年春天，市话剧团团长郝刚因为患肌肉萎缩症提出辞职，文化局局长查双禄找我，说，你到话剧团兼团长吧。(那时我已经是剧目工作室主任)我同意了。慢慢我才知道，话剧团的团长不是好干的。最大的矛盾，是没有人愿意排戏，都愿意出去搞影视，有名又有利。我几乎每天上当受骗。为了排戏，经常得罪人，甚至好朋友也会反目。到了一九九五年，文化局到团里搞民意测验，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对我不满。我受不了啦！不干了！说到做到，第二天就不到团里上班。(我的编制不在话剧团)局里再三挽留，无济于事。最后只好放弃。虽然团长不干了，我还是写完了《秦淮人家》，并且得了大奖。离开话剧团，是我主动选择。是非功过，其实无所谓的。

二○○一年退休。什么叫退休？就是你从此可以不干你不想干的事了。解放啦！第二年的秋天，赵利利来电话，请我到南京艺术学院上课。闲来无事，我就去了。接待我的是陈捷(现在任影视学院院长)和南大的吕效平。那时的影视学院戏文专业，全靠南大几个老师支撑，他们要撤了。实际上我来接他们的班。嗨，一晃八年，我教了好几届的学生。同学们有时自发地为我鼓掌，我当他们是自己的孩子，有的老师和学生，我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光。毕业好几年的学生，还到远郊的和园来看我。我的微信朋圈里，一大半是南艺的师生。

二O一四年，搬家搬到南大和园，距离南艺很远，不到南艺去上课了，但是参与了南大戏剧和影视专业的部分教学工作，结交了许多新朋友，生活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