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以后

由之哥

　　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时刻准备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站在最前面，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乃至生命，报效祖国献身使命。

在蓝天、在大海、在冲锋的路上…，还有抢险救灾的火海、激流、地震现场…，都有军人的身影，必然就会有军人的牺牲和受伤，他们或是冲锋的战士，或是驾驶飞机、舰艇、坦克、汽车…的驾驶员…，因为战斗任务和对象的不同，出现伤亡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我是一名高射炮兵，上世纪七十年代，随部队执行援老抗美作战任务，在老挝上寮地区的一次对空作战中负伤了。

　　高射炮的作战对象是敌人的空中目标，所受到的攻击也是来自敌机发射的导弹、火箭和投下的炸弹。炮兵阵地人员装备密集，一旦受到攻击，就会突然出现大量的伤亡。由于不可能在一线前沿常备大量的医务人员，况且他们与阵地上的战斗人员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客观上导致了高炮作战的救护力量保障不足，救护效果也非常有限，这便是高炮部队作战的一个特点。

　　(这是美军F-4歼击轰炸机投弹瞬间。）

我受伤的那次战斗，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发生在1971年5月14号的这一天。那次战斗是美军对我防区取得5月5日大捷的一次报复性攻击，5.5战斗我们一举击落两架F-4鬼怪式歼击轰炸机。

那次战斗，敌机为了达成对我突袭，用尽了各种佯动和隐秘航线以及疲惫我部队的战术，但却是我们捕到目标最早，跟踪最平稳，仪器求取射击诸元时间最充分，诸元精度最高的一次战斗。取得了击落敌机两架，击伤一架优异战果，但部队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两个炮连遭到攻击，伤亡一百多人，其中牺牲24人。

　　英雄的部队自有英雄的气概，我们这个战斗集体的每个士兵在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是那样安之若素一心致志地履行着一个军人的战斗职责，各测手在高倍瞄准镜里面，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密集而来的导弹、炸弹，阵地上的每个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仪器测手“敌机投弹”的大声报告，但这丝毫没有引起大家的惊慌，除了我们战士的勇敢，更是大家急迫的求战情绪，为了打下敌机而忘我的全神贯注地操作着，那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专注，为取得胜利竭尽每个人最大的努力，与其说是英勇，却更是我们的每一个战士用生命诠释“献身使命”这一军人的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和荣光。

那次战斗过去五十一年了，那些生龙活虎情同手足的战友，顷刻间戛然静静地躺在地上，再也呼唤不应的悲痛，和与这些悲痛陪伴几十年的感受，还有受伤后才能遇到的故事、心理的变化都有一个个的故事，逝去的悲伤总是不忍回望，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让那年，那人，那些故事留在更多人的心里吧。

(这就是对我实施攻击的美军F-4歼击轰炸机)

那天，我们的阵地受到攻击之后，出现了一些高炮部队以往作战中未曾出现过的现象:没有使用重磅炸弹，没有发现大型弹坑；战后所有兵器掩体基本完好，但是掩体里面的人员却得不到保护，掩体防护失效，如指挥仪班的掩体整体完好，但里面的所有7名战斗人员中，就有4位牺牲3名重伤；阵地周边的一片树林里，出现了整整齐齐的一条宽带，上面的树叶一片也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掩体旁枪架上面的几支并排的半自动步枪被齐刷刷地切断，还有的伤员浑身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米粒大小的伤口，伤口里面是一颗颗仁丹大小的塑料颗粒…。

敌机在这次攻击中使用了气浪弹和新型的子母弹，这种子母弹外壳在空中打开后，里面的子炸弹(有菠萝弹、钢珠弹、化学弹等子炸弹)按照杀伤力的半径均匀分布落向目标。炸弹上面有多种引信:计时引信按照炸弹落地时间引爆炸弹；电机炸弹自带的小型螺旋桨，在下落时利用重力与空气作用发电，感应地面气压的设定值引爆炸弹；触地引信是在炸弹触地后，使炸弹弹起一定的高度再次爆炸，这些引信的作用就是保证炸弹离地面两米左右爆炸，使得掩体防护失效，以达对地面人员最大的杀伤效果。

(这是内置不同子炸弹的子母弹。）

(这是一枚落入防区六连阵地的子母弹，所幸没有炸开，否则后果不可想象。）

(这是被击落敌机零件的标铭牌。）

　　攻击我阵地的航弹，出厂日期是1970年10月份，厂址在日本广岛，一个战败国，居然成为了美国的兵工厂，狗儿的美国佬！狗儿的小日本！

这些说法未见正式的报告和材料，只是从有关研究人员那里听来口口相传的，并无定论，应该大致如此吧。

　　炸弹落下，原本马达轰鸣，人声鼎沸，洪亮的指挥口令和干脆利落的报告声相互回应、火炮发射的爆音震颤着大地的激烈战斗场面，一下子消失了，阵地之上一片寂静。

伤亡的战友散落在阵地各处，那些瞬间被击中要害，已经牺牲的战友一动不动的或躺或趴在地上、战位上，还有受伤的伤员在地上无助的挣扎着，我看到一个脖子上冒着血泡，身体痉挛成反弓状抽搐的战友，他在窒息紧缚下痛苦的挣扎是那么无助，我却迈不开步，也帮不了他，只有心如刀绞。

所有牺牲的烈士和受伤的伤员，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痛苦，甚至是令人悚然的，牺牲和受伤后的身体姿势是那么的别扭和刺目，不是影视作品中表现的那样，牺牲的烈士和受伤后的伤员都是安详和无痛感的坚毅表情，他们的身体姿势还摆放的那么唯美。

有一种绝望叫做无能为力，就是那时面临这一切的真实感受，阵地上此起彼伏的“为战友报仇！”、“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也许就是自救的最大力量来源，更是发自内心的。

每个人受伤的情况都各有不同，在战后的交流中，大多数伤员对自己受伤的过程基本没有记忆，也不清楚身边战友的伤亡细节，有的说当时没有一点儿感觉，看到流血才知道的自己受伤了；有的说，突然的剧痛让自己眼前一黑，就失去控制了，这应该是伤及了神经或者要害，我和一位被击碎眼球的排长，就是这样的感受。

所有的伤员都没有听到炸弹爆炸的响声，这一点是共同的。

我却对当时的情况记得非常清楚，就像拷贝在心里的电影，时不时地就在脑海里面回放着。

　　我当时是连队的副指导员，因为我曾经当过指挥仪的测手和班长，对指挥仪班的操作和指挥比较熟悉，加之指挥仪是炮连兵器中的大脑和心脏，雷达和光学仪器确定的目标坐标参数和运动角速度等数据，要在这里计算出射击诸元，联动油机(发电机)带动全连的火炮实施全天候的对空射击。

为保障在战斗操作中全员无差错，连队党支部对战时干部就位进行了分工，我负责对指挥仪班的协助指挥，观察、发现并纠正各个操作环节出现的差错。这样我就成了指挥仪班的一员，平时住在指挥仪班，战斗时就位在指挥仪前踏板上，在班长刘庆凡和四测手段剑英(北京工学院毕业的见习干部)战斗位置的中间。指挥仪前踏板一米多的间隔内，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作战位置。

(这是我们连队装备的六型指挥仪)

(这是我们连装备的57毫米高射炮。）

(这是我们连装备的炮瞄雷达。）

(这是全连火炮在指挥仪联动时的状态。)

(指挥仪后踏板上面从左至右分别是二测手、一测手、三测手，前踏板上左边是班长 右面是四测手。）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眼见高射机枪喷出的火网、37炮吐出的火舌、57炮射出的条条火龙迎着敌机而去。快速冲过来的飞机犹如办公桌大小。我忽然看见，在一片曳光弹道的火海中敌机机身上闪烁了几个亮点，这是炮弹击中飞机的闪光，心中顿时泛起狂喜。

此刻，一声悠长而刺耳的啸叫声突然来临，这熟悉又真切的声音，就是电影中激烈的战斗场面里，弹药满天飞的那种声音，渲染着战斗的激烈。

　　突然我像被一股巨大的电流击中，左半身被一股子钝力硬生生地撕下来，觉得身体一下子四分五裂了，只留下钻心的麻疼把我的五脏六腑紧紧的攥在一起，我突然明白了这是敌人的炸弹爆炸了，忽的又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在前踏板上的几个人猛推着向前冲去，背上觉得被什么噗噗的击打着(这是又一颗炸弹的爆炸)……。

一只不知名的昆虫鸣叫声唤醒了我，耳边除了那只昆虫细细的叫声，四周一片寂静，当我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只手，手上一块小小的疤痕让我心里颤抖了一下，认出这是自己的手，原来被炸掉的手掉在了这里，下意识的就要拿起来好好看看，也算是最后的告别吧。

当我用右手抓起那只手的时候，居然连我的左胳膊也提起来了，原来胳膊还连着身体，啊！我的手还在啊！虽然那只手和整个左半身没有任何知觉，但是确确实实还连在身上，这一“失而复得”的惊喜，让我有了探寻自己伤在哪里的心思。

目光稍移，一个像半个白瓜样的椭圆形映入眼帘！直觉就是我体上掉下来，不由得摸了摸身上，动了动两腿，觉得没有缺少什么，疑惑的看向周边，左边突兀出现一个少了上半部分的头颅,但一眼就认出他是段剑英，这时才猛醒，那个白色物体就是段剑英的大脑啊！右边是班长刘庆凡，他的头压着我的右侧身体，左边太阳穴处有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血洞，原来我们三个人是紧紧的叠摞在一起的，这些突然的变化让我有些恍惚，觉得他们那么窝屈的倒在地上多么难受啊！

突然听到炮阵地方向不断传来了“为战友报仇！”……的呼喊、口号声。心里又是一紧，知道阵地也受到了攻击，一定也有了伤亡。

这时，指挥所又传出：“敌机返航！准备战斗！”的命令，但是指挥仪阵地却是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静静地躺在在地上。

心里一急站了起来，便不由自主地向炮阵地走去。拐出掩体就看到了副连长李心平，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学校，同年级的同学，一起入伍来到同一个连队，我们同时当班长，同时提干，部队入寮后又同时调到五连任职，我们是情同手足的铁哥们。他的战斗岗位在指挥仪与阵地之间，任务是保障连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在炮排落实到位。只见他坐在地上，皱着眉头双手按着下腹部，我们两个相互对视着点了点头，表示了一下自己还好的相互安慰。

(五连副连长李心平。)

(五连指挥仪班四测手段剑英）

(五连指挥仪班班长刘庆凡。）

　　阵地上已经忙碌地进行着自救互救了。炊事班和技术保障人员都进入了阵地，急切的拆封急救包的封装，抓起几个就跑向伤员。部队来到战场后也进行过战场救护的教育，但是对于严重的突发情况还是准备不足，措手不及的。

炮工小彭向我跑了过来，顺手撕开急救包就给我包扎起来，他把我头上的凝血用手乎撸下来，顺手就把像豆腐沫似的凝血抹在了我的衣服上，撩起我后背的衣服惊呼着：“呀！这里一个洞，啊！这里一个洞，这里还有洞……”，我并不觉得疼痛，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洞呢？

担心着敌机返航，我急切的向阵地张望着，看看还有谁能够把大家召集起来。这时眼睛看到景物就像老照片的颜色，觉得地面来回的摇晃起来了，就像站在船上那样，好在身边有个竹桩可以依靠，我用胸膛抵住了它，才站稳了，看着眼前战友在流血，在挣扎，谁能赶快来救救他们啊！

我切肤的感到了无能为力的绝望是多么的煎熬。

团部技术处在前线做技术保障的技工李银喜，疾速的跑到我面前，背起我来就跑，边跑边说我们赶过来抢救你们，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他又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让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我趴在他羸瘦的身躯上，他的奔跑是那样的迅捷，他急促的喘息和逐渐蹒跚的步履让我感受到他为我争取时间，抓住我生命之手的内心焦灼。

我不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把我背到抢救地点的，听说他把我送到医生那里后，累的瘫倒在地，呛咳出口口鲜血。战场上的好兄弟，拉你一把你就回来了。生死之交战友情，宁愿自己流血，也要换回战友的血，这就是战友情，这是战场给予我一生引以为傲的回馈。

(后排右二就是李银喜，这是他与防区兵器技术保障人员的战地合影。)

　　我在运送伤员的汽车上不停地回忆着战斗中的细节。那声刺耳的啸叫声让我不断的地遐想着，我爸爸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想起他曾经说过，只有炮弹落向你的时候，你才能听到尖厉的啸叫声，距离弹着点稍微远一点儿是听不这种声音的。老兵都懂这个，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怎么躲避，这就是“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枪”缘由。

我就一直想着，我们炮兵怎么利用这个经验保护自己呢?

人在兵器在，人炮(兵器）结合是我们高炮作战的基本形式，高炮兵是不能离开兵器躲避的，迎着落向阵地的炸弹开炮是高炮对空作战必须要面对的常态，躲避炸弹就是放下武器临阵脱逃，这是与步兵野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所决定的。

汽车缓缓地行驶在沿着河流刚刚开通的毛坯路上，道路坑坑洼洼，大多数地段仅仅能够通过一辆车。途中汽车被多次拦停，每次都有医生上来翻翻我的眼皮，再打一针，具体几次也记不起来了。途中还听到过好多爬上卡车的战友，使劲地呼唤过我。

有一辆对面的来车为了给抢救车让路，只能把车开向路边的陡坡，任由车辆滑向深谷的河流里。后来在住院的时候，听到一个工程兵的病友说，那辆车就是他们团的，他听说运送伤员的驾驶员，向着滑向谷底的那辆车敬礼的时候，也被感动哭了。

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立刻被抬了下来，有人在我身上鼓捣了一会儿，好像给我盖了一条床单，然后这些人就离去，这里安静了下来。

我身边有人走来走去，还有呻吟和医生护士的相互呼唤交流的声音。许久也不见医生过来处理我，是他们顾不上还是忘了呢，我认为叫喊是羞辱，死不足惜失节事大，我就静静的躺在那里，时而感到自己慢慢的向上飘去，自己想沉下来，就是没有力气沉下来。

突然听到在这里临时帮忙的战友庄福清的叫唤:“快快来人！看！这个人是副指导员，还没有死呢”！这一声叫喊，让我无限感激涌上心来。

很快就有人用剪子把我的衣服全部剪掉了，我的军衣已经和血凝固在了一起，浸满衣服的血，是我们紧紧挨在一起的段剑英和刘庆凡三个人流出的鲜血，这些血在衣服上结成了痂，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这时，听到一个训责口吻的提醒:你们一定记住，先救不吭气的，能够叫唤的情况肯定比不出声的强！我知道，自己能够活下去了，一下的放松让我睡过去了，放松就是幸运，这就是现在的我吧。

(医生、护士在竹子搭成的简易手术室里面紧张的为伤员做手术。）

　　再次醒来，已经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了，我们已经从那个工程兵团卫生队的临时抢救点，转到61野战医院了，是怎么把我弄来的，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

密林里的病房，白天的光线清亮柔和，晚上马灯发出暖黄色的灯光也是那么温亮柔晕，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值班和查房医生护士的柔和暖语，让你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坦和心安，是那种历尽磨难而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毫无顾忌躺在床上肆意大睡的甜美。

病房里都是一个阵地战友，互相询问着各自的伤情和其他战友的情况，我最急于想知道李心平在那个病房。

当我听说我们连的一名副连长牺牲了，我就认定是朱从举副连长(参战部队的军事干部都是双线配备，每个连队都有两个副连长)，他是和我在同一辆大卡车上被送到后方的。他躺在车厢挡板放下后的长椅上面，我就在躺在他身下的大箱板上。随着汽车的颠簸，血滴透过他浸满鲜血的裤子，就在我的眼前一滴滴的落下，在车厢板上隆起了一个大大的“血饼”，担心着他渐渐逝去的生命，想找人帮助他一下，可是干渴凝固了我的喉咙。

　　让我确定李心平牺牲的是团司令部参谋，我们入伍前的同班同学马利民，他告诉我李心平由于失血过多，牺牲了。他在抢救点，看到李心平与我在一个房间里，李心平已经被整理得干干净净的，耳朵和鼻子里面都塞满了棉花。

我依然不相信他真的牺牲了。因为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依然那么坚毅从容，即使他受了伤，哪怕是再重的伤，我也相信无所不能的他完全能够自救，他是我们连队的战场救护的教员啊！只有一个解释，他的伤太重了，却默默地忍受着伤痛，他不会呼叫疼痛，更不会呼喊救命，他就安静的在那里，把更多抢救的机会让给战友。我非常了解他，他是宁可战死、绝不失节的铮铮铁骨硬汉。

伤员们刚刚被抢救过来的时候，浑身非常的轻松舒爽，感觉不到一点儿疼痛，好像明天就又可以回到前线打仗了。

可是第二天，基本上都是在疼痛中醒来的，浑身哪里都疼，哪里都不敢动，动一下就有撕裂筋骨那样钻心的疼，甚至于想到，如果这个时候敌人给我受刑，我能顶得住吗？这让我对那些宁死不屈的革命前辈，更有了发自内心的深深敬仰。

那些天，除了疼痛还有恶心，只要闻到烟味和肉味，就有强烈的排斥，这是吸入过多的爆炸烟雾，还是血腥强烈刺激的缘故，也不得而知。只是觉得稀饭和咸菜是最可口的美味佳肴。

痛并幸运着，就是大难不死后的洒脱吧。

那时我的左手没有一点点知觉，任凭我怎么指挥，那只手就像别人的，医生无论怎样去刺激它，左手依然无动于衷。有个医生还是护士问我，如果将来永远这样，你难过吗?看着她眼中的认真，我感到这只手可能治不好了，但是自己活着呢，我活着，妈妈就不会哭，这算什么。

她那忧虑的眼神，让我留下了记忆，为她对我的惋惜而心热。

那时我觉得，最大的幸运不是自己活着，而是爸爸妈妈没有失去我，心里的那种庆幸的轻松，让我觉得我再失去什么都不要紧。

伤员们都会为自己的幸存所兴奋，摘除脾脏的肖琪华，刚刚从手术室回到病房，就颤颤巍巍的佝偻着身体，像那个“小炉匠”似的踮着脚尖，在病房里踉踉跄跄地踱起步来，嘴里还咿咿呀呀的唱着什么，说是手术后行走防止粘连，却更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情绪释放。

伤员们的性格好像突然的豁达开朗了，原来认为，伤员集中的地方，应该是呻吟啜泣、沉闷伤感的地方，实际上，这里却是笑声和揶揄声此起彼伏的地方。

中央慰问团得知情况后，专门到医院看望我们，慰问团蒋 团长(开国少将）来到在我们这些小兵面前，我们却没有了以往的拘谨和局促，大家自如地应答着首长的问候和询问，对首长说着自己想说的话，以往木讷寡言的湖南小兵李霞林，在回答自己伤情的时候，指着自己的脑门，对着蒋团长说:“报告首长，我是轻伤，就是天灵盖被打碎哒。”，他的话音刚落，不知是哪个人就紧接了一句:“好枪法！(一句样板戏的台词)”，引起了大家的哄笑，忍俊不禁的蒋团长连忙摆手提醒大家:“注意伤口，注意伤口！”，还是老军人，知道笑会引起伤口的疼痛。

中央慰问团蒋润观团长

(这是慰问团蒋团长在野战医院慰问鼓励医务人员，他身后就是用竹子搭建的病房。)

(在手术室前的合影的医生护士，我还记得她们的名字呢，看出来了吧，野战医院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待伤员的伤情稳定后，一些伤情难以在当时医疗条件下康复的伤员，就分批转到了国内治疗。

因为当时前线抢救力量不足，加之运送伤员时间较长，许多伤员都是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的，幸存的伤员里面没有伤及动脉或四肢断离的伤员

所谓伤情恢复困难的，是指神经损伤、骨髓炎、脑震荡、五官整形，这一类的。

五官缺损，需要继续治疗和整容的这部分伤员，就转到了条件更好的昆明军区总医院，我和其他的七八个伤员转到了中老边境的勐腊139野战医院。

我们的主管医生叫吴忠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医生，个子高挑眉清目秀的常州人，听说曾经是一个篮球运动员，人很严肃，但讲话却慢声细语的。

她负责我们这些伤员的治疗，她医术精湛，和蔼可亲，她为了我们的身体痊愈真的是做到了殚精竭虑，她天天仔细地观察我们伤情的恢复情况，适时的确定治疗方法。

她根据我身体恢复的耐受力，分几次为我取出体内的一些弹片(保留了肺部的一个小弹片)，并耐心的告诉我她这样做原因，她说，我受伤至今血色素才5克多一点儿，说明当时失血过多，没有牺牲，没有发生器官衰竭真是侥幸，如果当时在没有止血和清创伤口就喝水，就有危险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又想起来我的父亲对我说过的，那些在战争年代的心得:他说，流血以后就会口渴，如果喝水血就止不住了。吴医生说，这是因为水稀释了血液，凝血的血小板也同时被稀释了。

一名叫缪玉生的伤员，就是由于失血过多，引起了肾衰竭，于14天后牺牲。虽然一直对他控制水的摄入，但身体肿胀得眼都睛睁不开了，临终前，由于口渴，一直喃喃的要求“想吃一口梨”。

那天受伤后，遇到水，我一定会喝一小口的，太渴了。

吴医生为了挽救我这只因神经损伤而不能动弹的左手，用尽了各种方法，采取了严苛的手段。

先是理疗，又加上针灸，再就是穴位注射，最后用上了电击。穴位注射就非常难受了，是用注射器把维生素B1的药水，注射在穴位里，维生素B1有很强的刺激性，即使打在屁股上也是非常疼的，又粗又长的针头扎在穴位上就非常的麻痛了，还要把维生素B1打进去，还是接二连三的打进好几个穴位，一次治疗就是一身汗，紧绷的浑身肌肉都累酸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胳膊，我的手，依然是一天天的继续萎缩着。

吴医生告诉我，体神经是受意念指挥的，这也是神经的营养，如果没有意念的刺激，休眠的神经可能就“醒不过来”啦，这期间，我也谨记着吴医生要求我用意念指挥手的运动，可无论我多么用力的指挥手，它依然毫无反应。

那天，吴医生探查着我由于肌肉萎缩而瘦如干柴的胳膊、形同鸡爪似的手时对我说，现在要做两个决定，一个是用石膏把你的手固定出一个功能形状，将来尽可能有些功能(说白了就是，让没有功能像鸡爪的手，在石膏里面硬化的好看一点，)；另一个是加大治疗的刺激量，再拼一下。

拼一下，就是在穴位注射的基础上加上电刺激。

这样的治疗如同酷刑，女护士往往会心生恻隐，要么电压不够，要么时间不够。为此，吴医生专门指派了一个男护士为我做治疗。

日复一日的煎熬，在我犹豫着要不要放弃的时候，偶然觉得哪个手指动了，感觉是那么微弱，再体会一下，又找不到了。随着治疗的进行，这样感觉出现的次数多了，慢慢的可以感觉有点动了，又慢慢的看到动了。当吴医生真切的看到我的一个手指可以动了，比我还要激动，连连对我说，这说明你的神经醒过来啦！你如果不坚强，就不会有结果，谢谢你的坚强！

在吴医生的指导下，我拼命锻炼，我的手恢复的越来越好，胳膊和手上的肌肉也慢慢的长出来了。

吴医生是我一生都要对她心怀感激的人，如果没有遇上她，我的手可能难以恢复。因为那些治疗方法并没有现成的标准规范，完全是她摸索的治疗方法，也得益于那个年代走中西医结合的卫生路线，使中医针灸大行其道的医疗环境。总之，我是幸运的。

这就是转到139野战医院的伤员战友，后排中间的就是我。

这是吴医生(后左三）与篮球队友在一起。

　　伤愈归队后，伤员们相见后，各自治疗和恢复的情况，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其中有两例治疗与我深有同感。

炮班长杨贵恒的一只耳朵，被打穿了军大衣扣子那样大小的一个洞，医生就用石膏把他的胳膊固定起来，让小臂贴近耳朵，把连着小臂的肉缝在耳朵上，他举着手苦苦的熬了一个多月，小臂上的肉居然还和耳朵长在了一起，医生分几次把那个洞补上了，虽然色差明显，形状也不吻合，就像一块不整齐的饼干，贴在了耳朵上，但看起来不是那么惨不忍睹了。他说从此就不由自主的注意看每个人的耳朵了，觉得别人耳朵真漂亮；排长雷富宽的一只眼睛被弹片击碎，摘除后安了假眼，由于假眼不能转动，他那直勾勾眼神，常会引起别人的误会，他住院期间非常回避与女医生和护士们的对视，生怕人家觉得他色眯眯的。从此，他也有了一个习惯，就是总不自觉的会盯着看别人的眼睛，看眼睛是怎么转动的。

他们的这些“毛病”，我也有感同身受的心酸，在我的手不能动的时候，我看到别人非常自然地用双手叠被子、粘信封、扣扣子，只要别人的手在动，我就会盯着看，就觉得那些律动是多么的和谐美妙，心里除了羡慕更有深深无奈的感叹。

自己失去的，才是世间最好的，这些在别人那里最自然而然的美好，自己却再也没有了。

(这就是耳朵受伤的杨贵恒。）

(这就是安装了假眼后的雷富宽。)

　　战友的突然离去，更会留下许多的遗憾，更有不能释然的误解会让你负疚一生。

连党支部考虑挥仪班长刘庆凡的提干，要求我负责对他的进一步培养。那天因为一件小事，我却使劲的把他批评了一通，他情绪低沉的连午饭都没有吃，是饿着肚子在战位上牺牲的，当我看到他牺牲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深深地悔恨就煎熬着我了，多么想当面对他说一句“对不起”，我了解他，只要我说了，他就会接受我批评他的善意，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这就成了我永远的自责。

我也常想，紧紧贴在我身边的两个弟兄，都是头部受伤而牺牲，莫非是他们的遮挡保护了我，心中就越发地想他们。 只要一想起他们，就是他们牺牲时头部残缺不全的画面定格，让我的心是揪着的疼，不禁也对他们心生埋怨，他们在战场上也太大意了，太轻敌了，如果李心平跳进单兵掩体指挥，如果段剑英带上钢盔，……，可是，他们把轻敌当成了勇敢，然而，我也没有提醒，把敌机前几次对我阵地的攻击未果，当成了永远攻击不果，深深地自责又不能释怀了。

有一天，我梦中见到了刘庆凡，他是牺牲时的样子，脸上的血还在流着，从地上爬起来，活过来了，我叫了一声，他还啊，啊的应着，我高兴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沉重的内疚终于可以放下了，心里的释然刚刚泛起，突然就醒了。我宁愿相信逝者的托梦，可是就再也没有梦到过他了。

每当春节，我的心情就会压抑起来，家家户户团聚在欢乐喜庆的节日里，是春节最重要的意义。有谁想到，此时烈士们的爸爸妈妈，是多么的思念他们的孩子啊！节日却更像是他们的伤心日，他们向隅而泣的样子，成了我对春节的“定义”。

这些故事说出了，伤员们看得见的是身体的损伤，实际上更是心理(心情)健康和精神健全的缺失，这些是需要他们一生来承担的。

伤员最珍惜来自战场上的情义，为我包扎伤口的，背着着我送去抢救的，拦住车爬上车厢问候我的，冒着倾盆大雨，为我遮挡病床边竹墙漏雨的，为我叫来医生让我在弥留之际起死回生的，那些为我治疗的医生、护士……。他们当时的样子和姓名，一直清晰的留在我的心里，他们青春洋溢的笑脸永远与我相伴，心灵有他们可以依偎，我就一直活在飞扬的青春里，我的心永远不会老。

　　善待受过伤的军人，让他们得到更多的理解。

善待烈属，让他们生活的更有尊严。子女的牵挂，才是父母的金山银山，他们的衣食可无忧、他们的病痛可有医、他们的困难可有帮、他们的无奈可有管。

我们有的烈属或因为盘缠不足或出境困难，几十年不能为自己的孩子扫墓。我们连，牺牲了十七位战友，只有烈士李宝玉的母亲，在战友的帮助和资助下，从吉林省汪清县的家乡，历经万里之遥，来到异国他乡的烈士陵园，实现了看看孩子安息的地方这个心愿，其他的烈士父母或已体衰或已作古，他们可曾安然瞑目。

李宝玉，1971年1月入伍，当月于新兵连在中老边境直接换装老挝人民军军服入寮参战牺牲，是一名从未佩戴过领章帽徽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只留下了在新兵连着新军装的照片。

　　(这是李宝玉的妈妈，趴在冷冷的土堆和石块上久久不去，是要化解几十年悲伤的积郁，还是要把儿子抱在怀里，好好地把儿子暖一暖，只有妈妈的心里知道。）

　　没有把为烈属祭奠亲人提供服务，作为各级政府的目标管理，就是优抚政策的盲区，也是“双拥模范城市”评比的硬伤，这是谁的心酸，谁的冷漠。

当年安葬烈士，烈属完全听从国家的安排，他们不能去孩子的墓地祭奠，国家管不管，该不该管?简单的一纸规定:政府职能部门每年为烈属提供一次扫墓祭祀的服务。难在哪里？让《烈属证》失去尊严，就是让军队失去战斗力啊！

　　风也知道，雨也记得，是烈属的亲骨肉，用自己的身躯化作了祖国的长城，精忠报国不能忘，高天厚土永不忘！

让烈属真正感到儿女犹在，应该是全社会每个人的自觉，更是国家力量的体现。

善待烈属，振我军威！

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