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阳曹敏的美篇

池阳曹敏

老池州电影院那些事

程应生

（一）

按说，我从小在池州电影院那条街长大，对电影院情况比较了解，有发言权，其实也不尽然，日前与仍在牌坊街居住、九十岁高龄、池州电影院“三朝元老”、创始人之一张世钰老先生攀谈，得知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池州电影院一九五零年建成，（据贵池县志记载是1951.4.）看照片当时的门楼上写着：“人民电影院”字样。省里还专门从合肥派放映员带放映机来池，经过一段时间放映，因为贵池居民还不适应购票看电影这种文化生活方式，观众寥寥无几，很难经营下去，随后将人和设备又撤回合肥。池州电影院的房子，由当时贵池文化馆代管。1953年至1954年期间，贵池电影放映属于空白。

1955年全国农村电影大发展，省里分配给贵池两台16毫米(影片宽度)放映机，成立了全省编号为：65、71农村流动放映队。这时，从省电影放映学校毕业的“五五”届学生严国元、徐胤被分配到贵池，走进这空无一人的池州电影院，填补了贵池有影院无放映员的空白。张世钰是省电影放映学校“五六”届毕业生，合肥人，也分配到贵池。严国元、徐胤是安庆人，当时三人都是气血方刚的年轻小伙子，他们组成放映队，由严国元任队长，主要在农村放电影，城内电影院房子是他们大本营、栖身地。他们三人到来，给贵池带来现代媒体传播新形式，填补了贵池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空缺，而且他们是大城市人，受过良好科班正规教育，言行举止、穿着风度，气质仪表方面，起到引领贵池城新风尚作用，给当时还闭塞的小县城，带来一股清新文明之风。至此以至后来几十年漫长时间，他们都是贵池城乡电影放映事业蓬蓬勃勃发展的动力。这些老放映人，经常被老贵池人提起，尊敬有加。

（严国元年轻时照片）

　　1956至1957年期间，省里又给贵池增加了两个队，在农村放映，回县城也在城内放映。1959年春，省里配给贵池一台35毫米(影片宽度)放映机，也叫提包机，可以移动。那时还叫过一阵电影俱乐部，从这以后，县城就经常放电影。今天在合肥东门(老火车站一带)长淮电影院，就是当年从贵池池州电影院辙回去原套人马(大多已不健在)。

在我记忆里，池州电影院在牌坊街，是一座坐西朝东、盖小瓦、长方形砖木结构房子，里面有小舞台，放电影时，挂上雪白的银幕，台两边有耳房，供剧团演戏做化妆、服装、导具室用，房间有小门台阶通向大院。枞阳县黄梅戏剧团、北京话剧团等文艺团体先后在这舞台上表演过。早期它既是电影院又是剧场，当时还没有建人民影剧院，贵池黄梅戏剧团也在这里演过戏。据吴萃伦先生回忆，他儿时就在此看过贵池剧团夏根生主演过《武松打虎》。同时电影院还是县委、县政府的会场和大型文娱活动的场所。贵池剧团那时与电影院关系非常好，剧团人看电影不用买票，演职员一有空就溜进电影院看电影。还是学员的许美萼同她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学员王桂英、姚金梅等，巴不得每晚都演出《小辞店》，因为她们是跑龙套角色，要到最后"公堂"一场戏才上场，于是她们就将龙套服穿好，化好妆，外面裹一件大褂子，从大戏院跑到电影院看电影，估模着快到"公堂"戏了，又急匆匆从电影院奔回大戏院去登场。非常奇怪，每次她们都不误场，也从未被任何人发现这一行为，当时她们那个心里乐啊，自不待说。

观众看电影、看戏，要从牌坊街前电影院门楼铁栅子进场，走入水磨石地面的大厅，这在当时贵池城也是罕见的，看到墙壁上贴着五颜六色国内外电影海报，非常吸引眼球，尤其是我们小孩。经过两旁木门，进入放映大厅，门对面，有两间房，是放映员宿舍，右边兼做售票室，有两个椭圆形洞口对着大厅。左边楼梯上去是放映室和走廊，対面有三间房，靠楼梯口右边第一间，是严国元住，中间是徐胤，里面一间是张世钰。楼下右边是江虎元住，左边是朱五九，还是钟启富住？记得不太清楚。

放映大厅，摆着一排排长条靠背椅，椅背上用黄油漆写着几排几号，一条长靠椅上要坐十人左右，两条长靠椅拼在一起为一排，左、中、右三条长拢，从前排到后；靠两边墙和窗户的长靠椅，只留一人行的甬道，中间三条长靠椅为一排，这样排列，总共有二三十排，能容纳七八百观众。

在没有电扇的年代，夏天看电影，挤坐在一起，非常热，尽管大家带芭叶扇、蒲苞扇、折叠纸扇不停地扇风、场内所有窗户洞开，一场电影看下来，还是大汗淋漓、衣衫湿透。遇上好电影，人们照例争相观看，乐此不疲。可见那时人们多么需要精神文化生活。尤其年轻人谈恋爱，更珍惜这机会，挤在一起亲近。冬天看电影，人们穿着笨重的厚棉衣，挤在一起，还挺暖和。后进场的，座位在中间，侧着身进去，先来观众，只好把腿偏过来让他，若遇上同排左右坐的是胖子，那就要挤得够呛了。

放映机，通常放在观众厅过道，十六毫米小机子放电影不连贯，中间需要停下来换片子，正好有观众上厕所、抽烟。

（严国元队长在聚精会神放电影）

（位于牌坊街的老池州电影院门楼）

（二）

我们住在牌坊街的小鬼，最喜欢到电影院门楼前玩耍，因为檐口下有不少空间，都是打磨光滑的“瓜子片”水泥地，尤其是夏天，坐在冰凉的地上玩，不知有多惬意，在上面看连环画小人书、从荷包里拿出“洋画儿”贴在墙上放下来打、“躲猫儿”玩。“洋画儿”，是用硬壳纸印刷出来的连环画片，根据《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神话故事精彩情节改编，在挑担摇货郎鼓那里、书店内便可卖到，一毛钱一大张，能剪下好多张。玩这种游戏，先在墙上放下来，看谁飘的远，就第一，优先打(拍)谁的画片，打翻了，就赢了，这张画片就归他，接着再来。

电影院对面，还有文化馆(在王家大屋左边，后来是城关派出所)宣传栏，玻璃框内展示各种各样时事图片和漫画，使我们小鬼从中学会辨别哪是“我们中国好人”、“哪是美国坏人”。那时小，不管哪国人，统统分为两大类：称“我们中国的”是好人，“美国的”是坏人。为此，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看电影也一样，如《扑不灭的火焰》中蒋三和蒋二弟兄俩，两个阵营，我们称蒋三参加八路军的，“是我们中国好人”，蒋二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是“美国坏人”。

我少年时期，几乎是在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卫士》、《智取华山》、《寂静的山林》、《海魂》这些黑白影片影响下成长，一日不看电影，心里就憋得慌。虽然电影票前排才一毛钱一张、后排才八分、六分钱一张，但那时小孩不像现在小孩口袋里有零花钱，看电影，全靠大人带进去、或夹在人多进场时趁检票不注意混进去，再不就翻墙头。

有一回，我带妹妹与邻居陪玉他们一起去池口拾破烂，挣得了几毛钱，买张电影票，晚上堂而皇之走进电影院，坐在前排人五人六看电影，正被影片《上甘岭》激烈的战斗场面所吸引时，突然前面银幕左边墙上方块玻璃亮了，显示出我的小名——“程应儿外会”字样，吓我一跳！心想：“老子在这里看电影，哪个找我这个小鬼出去搞什么名堂啊？”回家一看，更是惊骇不小！原来妹妹晚上跟母亲去街道开会，会开到半中，妹妹突然口冒白沫、抽筋往地上一赖，经过隔壁“姚呆子”诊所医生抢救，总算脱离危险，原来是食物中毒，一问原因，才知道，她是随我去池口拾破烂，看见江边码头堆放的尿素袋子破了，泼洒一地晶莹颗粒状粉沫，误以为是白糖，陪玉叫她用手拈着吃了，所幸是吃的不多，才闹出晚上这一段插曲。

（原贵百旅社会计）

（三）

电影院影片不断出新，每天看电影的观众特别多。放映师傅也在增加，如方永胜、吴义华他们，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进影院的，都是复退军人。电影院那个小售票窗口，已经不适应了，在牌坊街左侧盖起一所售票房，后改成宿舍。从巢湖调来专职售票员余国英。影院还为增加票房收入，请孝肃街贵百旅社会计帮忙，委托他代售电影票给旅客，但无报酬，只是晚上请他看免费电影。放映前，还在观众厅卖电影小报，介绍当月上映新影片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小孩抢着干的事情，也可享受免费看电影待遇。

六十年代初，电影院把坐落在牌坊街右边胡家大院征用过去，箍进围墙，在上面盖了朝北、朝西的两排房子，朝北两间房分给余国英一家住。余国英除售电影票外，还会做财会工作。还有文艺才能，她参加当时县总工会组织的职工业余话剧团演出《霓虹灯下哨兵》，在该剧中饰演曲曼丽小姐(女特务)，表演的惟妙惟肖，在观众中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整。末了，她调入银行搞工会工作，退休时，享受离休待遇，因病离世。

1964年，省里又分配一台松花江牌固定放映座机给池州电影院，在当时全省县城能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贵池和嘉山两县。是年，将电影俱乐部正式更名为池州电影院，从此池州电影走向繁荣。

那时，好的国内外影片特别多，像《三进山城》、《五更寒》、《青春之歌》、《宋景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脖子上的安娜》、《列宁在十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安娜卡列尼娜》等。

影院为了打破人情观念，还叫住在牌坊街“马家上头”一位哑子来把门撕票。哑巴姓齐，单身汉，终身末娶，姐姐出嫁后，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白天在搬运站拉板车，此人生得身高马大，体质强壮。晚上无事，吃过饭，就来电影院帮忙把栅子撕票，有使不完的劲，只认票，不认人，生起气来，面红耳赤，从喉咙里连着发出“哎吧、哎吧…”声音来，只摇头摆手，意思是：“没有票，就是不让进！”人家都怕他，那些小混混，看见他站立门口检票，知道跟他做哑法、打手式，说人情行不通，打马虎眼就更没有门儿，只好乖乖去买票，进场看电影。

（四）

彩色宽银幕越剧《红楼梦》影片刚到池州电影院，内部试放，还没来得及向社会公开放映，就接到上面通知，将电影拷贝封存起来。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电影院整天到晚都放反映文革的新闻简报、再不就放反映越南抗美战争的飞机大炮电影，柬铺寨西哈努克亲王一时间成了当时的“主要演员”，经常出现在银幕上，周总理接见招待他。之后，八个革命样板戏电影出来，上映了很长一段时间，电影院按单位、厂矿、学校、街道分配购票，只需一个电话，不管前排后排、座位好差，你都得买回去分发给职工、居民，无讨价还价余地，这是当时一项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

严国元先生普通话讲得较为标准，文革期间，在电影放映前，都要放幻灯字幕、毛主席语录，都是严先生以醇厚有磁性的嗓音朗诵这些，其水平，不逊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声音。

稍后，王心刚主演的《侦察兵》电影出来，呵嗬，这下可不得了！观众像饥饿的人群看到白米饭一样，一齐扑向电影院，不管白天黑夜、哪个时间点放映，都场场爆满。

文革结束，一大批被禁锢的影片解放了出来，池州电影院门前若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像黄婉秋主演的《刘三姐》电影，一天要放好多场，一时间，真是万人空巷，一票难求。那时我家正在盖房子，哥哥从单位建筑公司请来几位木匠师傅，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帮忙做门窗，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他们不希罕，只想看电影，我先后托电影院当兵复原回来的王海银，买了好几场《刘三姐》电影票给师傅们看，还是不解他们饥渴，就再买。好在王海银是儿时玩的伙伴，长我四五岁，他给电影院帮忙做事，被招进去学放映，正好那年应征入伍。木匠师傅们在连看数场后，干活儿才有劲，一边推着刨花，一边津津有味谈论电影里刘三姐唱的山歌内容……

杨丽坤主演《五朵金花》、《阿诗玛》电影上映时，也在放朝鲜《卖花姑娘》日本《望乡》、《追逋》这些电影。公映《红楼梦》电影，观众达到了顶峰，只要放，就客满，有的甚至连续看数场。那时池州电影院、人民影剧院、秋浦影剧院同时放一部影片，在时间安排上错开，用自行车、摩托车跑片、正好衔接。排长队买票、接票、托人搞票已成为当时热门事情。莫要小看几张电影票得失，它关系到一个人活动能力强弱，牵涉到权利与物质交易关系。计划经济时期，卖猪肉的、卖水产的、握方向盘的、拿手术刀的，都能买到好票，掌权的干部，不仅能拿到好票，同时还真的上演一曲浪漫故事，在池城传得人人知晓。一般人买不到票，只好看迟一点的晚场，到电影院门口、路上去接票，不厌其烦地问过路人可有票多？可有票退？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能接到票！于是乎，这些从几里外造纸厂、化肥厂、烧碱厂来进城接票的年轻小伙子，匆忙骑车赶回去，把电影票送给早已等急了女朋友手中、或是工友伙伴们当中，再与她们(他们)一齐到池州电影院来观赏电影，之后再高高兴兴一道回去，这其中也不乏浪漫事发生……

以上赘述，算是对那个年代一种怀念，同时也是对老一代放映人严国元先生、徐胤先生、方永胜先生等人一种虔诚纪念。他们先后离开了一生所挚爱的放映事业，他们曾经走过的足迹，将被后人记住。尽管池州电影院渐渐从我们生活中已淡出多年，变为今天的《天鲜配》超市，然而它曾经在池城上映过许多影片，对人们精神面貌影响，文化熏陶，对社会进步起到一定作用，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90岁高龄张世钰老先生近照）

（严国元（左）与张世钰（右）在修理放映机）

（徐胤（左）与严国元（右）在修放映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