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先生，一个台商的印象

陶家汇 （47829902）

嘉兴中环西路往西有条紧靠加油站的梁三路，原来有一家专做丝绵被的小厂，如今的厂房因城市扩建需要而拆除了。看着这片空旷的土地，一个台商在这里办厂的往事，又从我的记忆画卷中慢慢展现出来。
　　台商叫黎英俊，早年从台北移居到了洛杉矶，是一个长期做丝绵被小生意的客商。因不喜欢人家称他老板，来大陆后周围的人就称他黎先生。当然先生这称呼也是引进外资后才普遍使用起来的。从前不管认识与否，见面多数是互称同志。现在因对这称呼多了不同的理解，民间基本上是弃用，这就如小姐，明明是个既文雅又好听的称呼，可理解一变，使用也跟着变，可又找不到合适的称呼来替代？结果竟笼统称美女、称帅哥？很难想象这样的称谓会出现在有悠久文化传统的这块土地上。
　　黎先生九十年代初就到了退休的年龄，正好遇上大陆对外开放。因以前一直是从嘉兴进口丝绵，然后简单加工后在当地出售。也许品种繁多，每次收货与合同多少会有些出入，担心客户因此会对丝绵被的品质产生疑问，就想到在货源地设个点，由自己采购、自己加工，然后自己发货出口。因而不顾年龄毅然来到了嘉兴，就是想把已有优质丝绵被供应商的口碑一直传下去。
这看似不复杂的事，要是还处在封闭政策的年代里，这事还真成不了。过去讲究“成分”，就连海外有个亲戚其界线也是划分得清清楚楚，要是接近了岂不成有海外关系了？当然属于家庭范围内那是没办法，因这不是自己意愿所能左右的事。 其实每个人自出生后先天形成的差别今天还不照样存在着？但后天还有通过个人努力可改变的一丝机会，如果人为地推崇一部分人而贬低另一部分人，那么想改变的机会在一些人身上就变得十分渺茫，这是否就是受了古老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是有其他原因？虽然我也想过，不过一直没去弄明白。
　　但后来风向起变化了。比如从前遇有海外关系的人，通常是会绕着走，担心会引起里通外国的嫌疑。政策开放后则成了友好往来，接近海外人士不再是危险的代名词。记得那时，社会上对外汇非常看重，如个人能取得外汇还会获得政府奖励性的“外汇兑换券”，凭券可购买许多紧缺商品。我想那时有海外关系，手中又握有这类外汇兑换券的人，一定有换了人间的感觉。本来遇到了还会绕着走，现在看到有海外关系的，却成了羡慕的对象？变化有点快！
　　既然是友好往来，那我也想友好一下，利用礼拜天去了黎先生那里打工。

　　黎先生个子不高，态度和善，对人挺有礼貌，因而很有人缘。我虽是本地人，但打交道显然不如黎先生，总感觉求人办事是工作中最头疼的事，而黎先生尽管人生地不熟，却反而能顺利地把办厂需要的手续一件件办下来，觉得还真不容易。

比如，新办企业得提供可行性项目报告，黎先生办的是个小企业，哪有这种报告？尽管那时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厂房也已竣工，但需要的手续还得一个个继续办。后来黎先生手持台胞证，自己去了外经委，知道有几位老同志在发挥着余热，操办着“一条龙”式的服务项目，可以协助办理。其实这个可行性的报告也是有固定模式的，只要把名称、地址、生产内容改一下就能顺利完成。尽管里面的生产、销售、盈利很有些张冠李戴，但从形式上看资料齐全，设立公司的条件也就成熟了。这事让我也悟出了一点诀窍，有些看似难办，但通过代理服务的一些收费项目，也是能解决问题的。我后来离开黎先生去了外地另一家企业打工，老板远没有黎先生那样的人品，也说不上有什么投资，但架子不小，处事态度粗暴，这看似那么遭人讨厌的人，出去办事的成功率竟然不低？原因当然也能理解了，同事还说我终于开窍了。能享受到这样的夸奖实在不多，所以还一直记着。

不过，说到可行性项目报告，话说回来还是需要的，只是不管企业规模、产品类别等实际情况，统一格式的“一刀切”就有点形式了，最后也就“认认真真”地走过了场，而究竟是否可行还是不可行？反而成次要了。

　　黎先生平时很注重节约，不乱花钱，来这里办厂，因对人民币不熟悉，会用美元购买力换算后再进行比较，结论是大陆上物价比较低廉，包括那时候的房价、支付的薪水。当然也有不便宜的，比如电话费用，不仅价格高，且服务态度不到位。其实，老百姓家里开始安装起电话，也正是那个时候，要是像黎先生工厂那样远的地段，一个电话安装要化上四、五千元，如号码想有个“8”那得再加钱。当时员工薪水才几百元一个月，电信部门这个安装费贵得实在离谱。但因没竞争，老百姓也没个比较，想装电话也只能认了。不过黎先生倒也想得开，说不可能样样都便宜。

　　在大陆办企业，必须要有正规发票才符合法规要求，这也是黎先生在这里办企业逐步适应的一个过程。记得刚来嘉兴去设计单位结账索要发票，因为所带人民币不够，提出能否用美元结算？可能这个单位也不清楚外币是不流通的，就在开具的发票上直接填写了美元金额，还让人误以为外币也能直接流通了？

　　结账需要发票是记住了，但发票还有真伪问题，即使真的，又有是否虚开的问题，就连取得发票还得区分善意还是恶意的问题，看来要搞清楚发票也真是一门学问。后来，凡与丝绵供应商签订合同时，把确保发票真实有效以及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作为合同中重要条款明明白白写了进去。至于丝绵的质量，黎先生都是自己一袋一袋仔细看过后再收货。后来货源多了，他还专门从桐乡聘请内行的人来帮助把关。

　　货源供应的质量一关过了，接着是如何加工好的问题了。这看似简单，却是个关键。因而黎先生同样请桐乡会拉丝绵的技术人员过来操作，虽然成本多投入了一点，但加工后的质量就不一样了。这些技术人员能把丝被中的每一层都用整片丝拉制而成，因而牢固、均匀，也成了那时这个小厂产品的特色。黎先生对能生产出这样的丝绵被感到十分满意，出口后不愁没有客户。至于丝绵被的套子，开始因棉布有配额问题，只能采用价格昂贵的丝布，后来加入了WTO，棉布配额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黎先生在这个自己一手操办起来的工厂里，前后经营了有十多年时间，直到“非典”发生。
　　“非典”结束后，因来嘉兴得坐上十多个小时的飞机，还有时差适应问题，毕竟年龄有点了，身体也不允许，就不再自己来大陆经营丝被生产业务了，再后来又刚好遇上了搬迁，这个厂的经营也就顺理成章地告一段落了。
　　黎先生自离开大陆后，我没有再与他联系，想起黎先生一直说起自己的根在大陆，祖上是客家人，自己做丝绵被虽是个小规模，却是个给人带来温暖的，又从不出售假货，做的是生意场上的良心事。至今，凡与黎先生有过业务往来的客户，仍能记起这位台商，以及他那和善的笑容。
黎先生离开大陆回家休养已好多年了，但我知道，他那善良开朗的性格，到哪里都会快快乐乐的，因为好人应该会有好报，善人应该会有善报。如果说聪敏或许有一点遗传因素，那么善良则你是可以选择的，黎先生选择了善良。人们期望的社会环境是邪不压正，善良是值得称道的品质，我相信一个文明的社会一定会是这样的。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