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不拜官不做官的李方桂和他 妙语横生的夫人

David

一生不拜官不做官的李方桂和他妙语横生的夫人

苏华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不久，朱家骅出任中研院第二任院长。上任后，拟将原先设在社会科学所内的民族组，改立成一个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的李方桂担任所长。但李方桂对语言学之外的东西，向如闲云野鹤，不管在何时何地，“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让他当官当领导了。而原先一直坚守“参政而不从政”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此时也千呼万唤始出来，做了中研院的总干事。于是，朱家骅就把出面请李方桂担任民族所所长一职的劝说工作交给了傅斯年。结果可想而知，李方桂坚辞不就。同为一个“有现代思想，又有浓厚传统名节意识的知识分子”，傅斯年当然也想请出第一流的人才出掌一门学科的带头人，所以他一再敦促李方桂就任。一天，傅斯年又找李方桂谈及此事，李方桂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立即明白了一个真正致学的学问家的天生定分不可移，于是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边往出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这段学林掌故真是精彩到家，说的高风，答的亮节，双方都有令人钦佩的风骨在话里，十分耐人寻味。这事及话，虽发生在李方桂和傅斯年之间，但我并不认为李方桂不给傅斯年面子，让傅下不了台。以李方桂的性情，就是蔡元培劝他做官，逼急了，大概也是这话。

李方桂自从接受了中研院请他作研究员的邀请之后，觉得“中研院的好处是从不限定人作什么题目，你能研究什么，就随意研究什么。而傅斯年则是给他“能研究什么，就随意研究什么”的恩人之一。有鉴于此，李方桂决不会以自己是“一等人才”而挖苦做了多年所长的傅斯年。其实，傅斯年也并不因为做了所长、做了总干事就是“三等人才”。能给当时说出这话的李方桂作一长揖，并说自己是“三等人才”的人，能是三等人才吗？这是一等人才才具有的风范，也是那个时代的学人的互相尊重和不愿当官的切身理解。虽然我们许多人都是连三等人才都不及的等外人才，但“我是三等人才”的故事，毕竟使我们知道了过去那个时代一等人才的可贵，二等人才的可敬，三等人才的可佩。

李方桂考进清华预科后，还有两则掌故也有意思：他曾回忆道：“那时学校的三餐是八人一桌，八菜一汤，十分清淡。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一吃饭就是四五碗，菜哪里够吃？就叫厨房加菜。学生贫富不等，富家子弟可以加蛋肉之类，一般的就能加盘咸菜，浇点儿麻油。所以我们常听说‘加油加油’，后来在运动场上常呼‘加油’就是这个典故。”中国人爱在竞技场上齐声喊“加油”，而且极富中国特色，原来典故出在清华学生身上。

李方桂还讲过清华学校期间厨子们向穷学生讨债的故事：“日常伙食都在入学时付清，但加菜不付现，都由厨房赊账。放假和学生们回家时，厨子们都到宿舍门前列队欢送，其实都是来讨债的，这也形成当日的一景！有些清寒的学生，年终回家，还是无钱还债，厨子们只有耐心地等，等，等，一直等到他们毕业要出洋了，这时他们可有钱了，不但有留学的官费，还有制装，旅行各项费用。把历年的积债，一律本利还清，皆大欢喜！至于债务究竟是多少，是几年，几分利息，也无人再去罗嗦。”由此，他很生感慨：“那时的人情味和责任心是何其纯厚诚恳哪！”

李方桂一个是专深的语言学家，而他的夫人徐樱则是一个昆曲爱好者和妙语横生的“民科”语言学家。徐樱自幼随其大哥徐审义和三哥徐道隣学昆曲（徐道隣为柏林大学法学博士，著名法学家，其最出名的一篇文章为蒋介石口授、陈布雷笔录，以他名义发表的《敌乎，友乎？》）。1937年，耶鲁大学聘李方桂到美讲学，时值全民抗战爆发。1938年，为给祖国募集抗日资金，徐樱在耶鲁大学串演昆曲《长生殿》“小宴”中的杨贵妃。次日当地的报纸《新港报》评论说，“本城人士从来没欣赏过如此美好的中国古典的歌舞剧。”而这次募演，为抗日捐款竟达三四千元。

1954年，徐樱在西雅图电视台作中国烹饪示范讲座，在给观众示范如何包饺子时，她说面要揉得光滑细润，不硬不软。有位观众举手问她“怎样才算光润？”她想了一下，随即答道：“像个婴儿的屁股蛋儿。”

一生不拜官不做官只做学术研究的李方桂

史语所时期“非汉语之父”李方桂和“汉语之父”赵元任

抗战时期，史语所四位学术大师（左起）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摄于成都李庄

进行田野调查的李方桂

李方桂为史语所研究人员讲课

早期的清华学校

在美定居时的李方桂和徐樱

1982年，李方桂、徐樱金婚纪念，妇唱夫随昆曲

1983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李方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