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笔记本

莎莎

　　父亲留下的物品中，有两只铁皮箱子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整齐码放着大大小小的各种笔记本。仔细翻检，父亲是按时间顺序整理的，最早一本启用时间是1947年，到他离休后，足有160余本，全是他工作学习中所记笔记。随便翻看，里外都是干净整洁的，有的还被细心包上封皮，内里书写着工整流利的钢笔字，笔速虽快，但并不潦草，字迹皆可辩识。

　　父亲没有在正规学校上过学，何以有这样的能力记笔记，又何以有如此心结，爱惜和收藏自己的笔记本，一本都不舍得丢弃，无论如何辗转搬迁，用过的笔记本几乎全部被保留下来了。

其实，这与父亲的经历有关。

1938年那年，父亲还是个不满十二岁的十分羸弱的关中少年，在贫困和饥饿中煎熬，渴望有机会出门寻找活路。当偶尔听说那个专为穷人抱不平的共产党在泾阳县安吴堡办“青训班”，正在招生，他便辞别家人，前去报名。

招生的人看父亲长得比实际年龄还小，个头还没枪高，就劝他过两年再来。一心为求学求生的父亲被拒后，忍不住哭了起来，被招生处负责人听到，他和蔼地问父亲是否决心要报名，父亲坚定回答：是！他又问父亲怕不怕苦，怕不怕累，父亲很干脆回答：不怕！

就这样，父亲被收下了，分到儿童连当了一名学员。

父亲是幸运的。青训班全称叫“西北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训练班”，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工委主办的专门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任务是在短期内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军事和政治知识。班主任冯文斌是党的早期青年运动领袖，副班主任胡乔木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他们负责教授政治课，内容有毛主席最新发表的《论持久战》，还有《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尽管山南海北的方言口音，父亲听起来费劲吃力，但他逐渐明白了“打日本救中国”、“反剥削反压迫”等许多革命道理，接受了革命思想启蒙。父亲还很喜欢军事课的各种操练。

从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那种新鲜清明的风气和平等友善的氛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父亲，他决心好好学习，提高觉悟，永远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

三个月受训结束，父亲被编入“西北青年战事工作团第六团”，渡过黄河，穿越日寇封锁线，来到晋察冀敌后战场，慰问部队，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一年后，战工六团奉调回到延安，此时，安吴青训班也已撤回延安，改名“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父亲被安排到泽东青干校儿童班继续学习。后来，中央青年工委成立了直属的艺术院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大概父亲在晋察冀敌后慰问部队时，参加过儿童舞和活报剧的表演，表现出有灵气有悟性，就被编入青艺附设的“儿童艺术学园”学习。

这一时期，父亲正值十三、四岁，有机会接受了一次高起点的扫盲。当时，泽东青干校和青艺云集了一大批从各地城市、大中学校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学识有才华，为儿童班、儿童艺术学园的小学员们开设了国文、算术、历史、自然科学、音乐美术、甚至英文课程。父亲因此系统接受了新式教育各学科的基础知识，他尤其喜欢音乐课，第一次听到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也在现场观看了鲁艺的《黄河大合唱》首演，这为他奠定了从事部队文艺工作的文化基础，也培育了一定的艺术修养。

但与同班学员相比，父亲的文化底子太薄，只在村塾读过一年书，粗识几个字而已，为避免掉队，他咬紧牙关，刻苦努力，比别人更勤奋更拼命。因进步显著，成绩突出，青艺授予父亲“模范学生”奖励一次。

　　这是当年延安青艺“儿童艺术学园”部分小学员们的合影，照片右下角那个男孩就是父亲。

1942年，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最为严苛的经济封锁，叫嚣“一寸布一粒米都不能进入边区”。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发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父亲他们单纯的学习生活中断，全员投入大生产运动。除了开荒种地，青艺还办了个木工厂，请了当地一位木匠师傅，父亲和几位同学成为学徒助手，一干就是三年。

三年内父亲像是进入速成班，开启了加速度的学习和劳动实践，过程艰辛但收获满满。

首先是学到了木工手艺，从伐木备料，到承作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俱已掌握了基本技能，他们为延安新华造纸厂制作过水力碾浆机，为边区保安处制作过畜力弹花机，等等。最让父亲感到荣幸的是，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青艺木工厂和边区许多能工巧匠被调集到杨家岭参加并完成了中央大礼堂及附属建筑的修建工程。

　　

再就是，因经济封锁，延安什么乐器都买不到，直接影响了青艺的演出活动，木工厂就自己动手仿制各种乐器，保证了青艺为七大的献礼演出顺利完成。这样父亲不仅学会了制作乐器，而且还学会了各种乐器的演奏，西洋的民族的，弦索的弹拨的样样都行。他们还组织了一支小乐队，在工余时间受邀为各单位的舞会伴奏助兴。离开木工厂前，父亲为自己制作了一把小提琴，随身带着，是为纪念这段难忘经历。

　　

还有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延安整风运动正在进行。父亲全程参加了这一全党普遍的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教育运动，从此政治理论的学习成为父亲很重要的学习任务。他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及许多规定的党内文件，对马列主义原理和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基本的系统的认识，他积极申请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十八岁。

　　左图是父亲在建国前后学习过的政治理论读物和学习资料。右图是他在党的七大胜利闭幕后，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为纪念自己入党，记录自己的十八岁，拍摄的第一张珍贵个人照。

这一时期，是父亲在工作、学习和劳动实践中得到磨炼、得以成长成熟的重要时期，使他逐步具备了信念坚定，不怕困难，吃苦耐劳，乐观向上的意志品格。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因正长身体，衣服不够穿，又破又小，也没有合脚的鞋子，基本就是光着脚跟木工厂在冬季进山伐木。因为心中有信仰，从不叫苦叫累，干劲十足，赢得表扬，并两次获得“模范工作者”称号。

这一时期，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的生存和供给条件改善，当地有一种马兰草试验造纸获得成功，父亲拥有了第一本马兰纸笔记本。学习上的进步也让他记笔记不再感到困难，他能够记录领导的重要报告，记录会议内容，记录工作事项，记录各类知识，记录学习心得，等等。有了本子他就更喜欢记笔记了，也更珍惜他的本子，并继续保持收集剪裁旧报纸的留白订成小本子用，也继续在一些书刊的留白处和字里行间记笔记。

　　这是父亲现存最早、最为特别、最为珍贵的一本学习笔记本，起用时间为1947年11月，那时正是他所在的作战部队教导旅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胜利后，父亲用缴获的一份军用地图做成笔记本，地图上标着“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制”和“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复版”字样。父亲在地图背面记录有“群众路线”、“阶级分析”和领导的战前动员讲话等内容。时间久远，本子已发黄破旧，但仍依稀可闻当年的战场硝烟。

父亲的参战经历要从1945年秋说起。抗战胜利后，为粉碎国民党向各解放区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的企图，延安青艺遵照中央部署，将人员分派到华北、东北解放区和边区的作战部队，加强随军文工队的工作力量。父亲背着他的自制小提琴，就这样来到边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的红星剧社，正式成为一名部队文艺兵。

联防军在1948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教导旅扩编为一野第六军，下辖第十六师和第十七师。十六师有一支近百人的文工队，父亲曾担任过文工队的指导员、队长职务。

第六军即原教导旅是红军劲旅，参与了转战陕北和解放大西北的所有战役，是解放古城西安的主攻部队，是扶眉战役、解放宝鸡、解放兰州的攻坚主力，是和平解放新疆并驻守北疆的先头部队。

父亲在这支英雄的部队里，在五年的战斗经历中，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被锤炼成了一名英勇顽强的革命军人。

　　左图是父亲的第一本精装笔记本，灰绿色布纹封面，设计有红星、红旗，正中用双勾美术字勾写出“解放西安纪念”，并与城门洞、城墙组成圆形图案，图案中间的五角星里有数字“49.5.20”，这是古城西安获得解放的日子，下方有“六军司令部政治部制”字样。这个笔记本是1949年底六军为表彰全军将士在解放西安的战斗中建立了卓越功勋而特制。右图是1950年父亲获得的一枚“解放西北纪念章”，图案中间是西北五省区地图，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

每逢有作战任务，随军文工队中的女队员会被安排到后方医院协助照顾伤员，男队员则全部下派到团营连各级作战部队协助做战时政治工作。战斗激烈时，是要真枪实弹，刺刀见红的，在青训班军事课上学到的基本战术要领此时派上了用场。父亲在扶眉战役中，勇敢冲锋陷阵，抓获数名俘虏，缴获一批弹药，被记战功一次，并意外获得了一件特殊奖品，他参战时所在团将缴获来的一把真正的小提琴奖给了他。

　　这就是那件战利品小提琴，现虽已残破，弓弦不全，但拨动它时依然音质清亮。

战时文工队的任务非常宽泛，需要学习掌握的东西更多了，父亲拿出过去学文化，学乐器，学木工活的钻劲和拼劲，在战争实践中快速学习应知应会的本领。需要当战地记者，就去采访收集战况，连夜编稿刻腊版，油印旅直机关报《战旗报》。长途奔袭时，需提前出发，在行军路上设置宣传鼓动点，锣鼓一响，张口就要现编四六句、快板词，以鼓舞士气。围点打援时，要在围城战壕里进行阵前喊话，喊话需运用心理战技巧以瓦解敌方军心。父亲曾在围榆林城时，成功喊过来一个班十几人带械投诚，再次被记战功一次。从火线上押送俘虏，护送伤员往后方转运是经常承担的任务，担任临时文化教员教战士们识字更是家常便饭。

战斗间隙，部队休整时，文工队便集中起来，搭台演戏。大的剧目有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秦腔《血泪仇》、话剧《黎明前的黑暗》等等，都是最受部队欢迎的剧目，也是教育感化俘虏兵、向国统区群众进行宣传的最有力的生动教材。

除此，还要配合自己部队各阶段工作任务，创编原创节目，小的有歌舞、曲艺、秧歌剧类，大的有歌剧、话剧、戏曲类。父亲凭着在青艺时的耳濡目染，和红星剧社领导与同志们的指导帮助，边干边学，成为从演奏、指挥到作曲，从参与创作、编剧到表演，从制作道具到舞美置景的多面手。

1950年在新疆剿匪时，十六师为英勇牺牲的罗少伟副师长及所有烈士们召开追悼大会，父亲奉命创作了一首歌曲《哀歌》，缅怀英烈，寄托哀思。父亲还参加创作组，根据驻守伊吾县城的一支连队，顽强抵御叛匪攻击和围困四十天，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事迹，创作了一部大型歌剧《伊吾四十天》，父亲承担了该剧的作曲任务。

　　这两页手稿，是父亲多次回忆当年的战斗生活，怀念牺牲的战友时想起他写过的《哀歌》，重新记谱记词留下的珍贵手稿。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父亲颁发了一枚“人民功臣”奖章，第十六师同时奖励给父亲一本笔记本，扉页上印有“奖给人民功臣 师直党委会”字样。这样的奖章和奖品让父亲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才应是与日月同辉，被永远铭记的“人民功臣”！于是父亲在扉页写下“齐天荣誉，余受愧也”的自我告诫。

在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每到一地，很注意搜集当地民歌、民乐，作为音乐创作素材。他偶尔发现黄河边许多房东家年轻的婆姨们都会唱一首叫《下柳林》的民歌，了解后知道，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歌，内容是咏叹一对年轻夫妻在战乱年代的生离死别，110多段歌词，四句曲子，一唱到底，因情节曲折，通俗生动，听起来不觉得单调，很好听，但却没有人能完整唱下来，它的产生与创作应该是当地青年妇女抒发内心深处对生活中美好情感的一种向往，通过口口相传，并接续创作，才有这样的长篇规模。父亲开始有意收集，在集到90多段时，部队转为外线作战，离黄河越来越远了，未能完成全诗收集。非常可惜的是，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父亲因两次突发意外丢失个人物品，记录了《下柳林》90段歌词的本子就这样被丢失了。

　　

丢失东西的第一次是随教导旅参加阻敌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战斗异常激烈，父亲奉命护送一名重伤员到后方医院，他背上伤员的背包和枪，加上他自己的，两个背包一支枪一把琴，跟在担架后面跑，为躲敌机，只能走崎岖山路，渐渐体力不支，父亲果断扔掉自己的背包，用杂草遮盖，想着原路返回时再来找，结果部队撤出战场，找背包已无可能，背包里一些个人物品就这样丢失了。

那段时间，为保卫党中央安全，教导旅面对十倍之敌，大仗恶仗不断，父亲无暇顾及其他，每晚和衣而睡，运气好的话，宿营地有麦秸垛，可连铺带盖将就度过寒夜。直到取得蟠龙镇大捷，部队得到补给，发给了父亲一条棉被，问题才解决。

第二次是在进疆路上。从兰州解放后，文工队一直在河西走廊徒步行军，向新疆开进，到山丹时，奉命为培黎工读学校演出并辅导排节目，结束后校方派了三辆卡车送文工队追赶部队，半路有辆车发生故障，父亲留下收尾，来不及交待，自己的背包和挎包被其他车带走了，后来背包虽被卸下车，但小挎包没人注意，最后不知所踪。挎包里装有父亲全部重要东西，他的学习工作笔记本和日记本，包括那本马兰纸笔记本，里面夹有延安电影团好友摄影师鲁鸣送给他的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的珍贵照片，还有《下柳林》等所有民间采风的词曲记录，全部丢失了！

父亲为此心疼难过了好长时间，从那以后，他就格外珍视并收藏好自己的笔记本。这大概就是那160余本笔记本被精心收藏的原因吧。

　　

160余本笔记本记录的是进疆以后父亲的学习工作经历。

1951年底，中央军委电令六军军长罗元发组建西北军区空军并出任首任司令员，同时命令以第十六师为基础组建空军第二十五轰炸师。父亲被任命为空二十五师文化科长。父亲又重整行装，告别留在新疆屯垦戍边的战友，奔向新的战场，参与到建设人民空军的初创工作中。

　　1954年，父亲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参加总政治部文化部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举办的全军文化干部学习班。左图是身着崭新白色空军新军装的父亲，右图是总政文化部发给他的笔记本。

1958年，父亲转业到西安市文化局艺术科担任科长一职。初来乍到，就遇上西北五省区在西安举办的一次盛大文艺会演，陕西省承办，西安市协办，父亲在会务组负责办会刊。这次会演让父亲大开眼界，五省区共三十多家艺术院团，历时一个多月，汇集各地各剧种众多当红名演名角，演出四十多台大戏，有话剧、歌剧、舞剧、音乐舞蹈、秦腔、京剧、晋剧、陇剧、眉户、汉调二黄、弦板腔、花鼓戏等二十多种艺术形式和剧种，规模之大、剧目之丰富、交流时间之长，是建国以来西北地区首次。父亲感慨中国地方传统戏剧的博大精深，在这片新的工作领域，他潜下心来，认真学习，虚心向行家求教，和他们交朋友，与文化局艺术科的同事们一道，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共同努力。

　　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文艺理论。

　　在钻研业务的同时，父亲依然对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上图是父亲专门的书报摘抄笔记本，他称之为“书报精华”的“万宝囊”，并题字自勉“抓紧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水平”。下图是父亲一直坚持报刊剪贴，自制了多本剪贴簿。

　　

1981年，与西安市缔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京都市邀请西安派秦腔到日本访问演出，市上决定由父亲负责这项任务的组织实施。因是古老秦腔第一次走出国门，父亲不敢懈怠，从选演员、选剧目到落实编导排练，到率领这支由几个院团抽调组成的秦腔访日演出团顺利圆满完成任务，在日本充分展示了秦腔的艺术魅力，得到极高赞誉。

　　图为赴日演出的三个剧目。右上《游西湖》本戏，右下折子戏《柜中缘》，左为折子戏《会阵招亲》。

　　秦腔访日获得成功，在戏剧界引起较大反响，父亲通过撰写文章和开报告会方式介绍相关情况，回应各界关注。

　　

父亲离休前的最后一站是西安市文联。在这里接触的艺术门类和群体更为广泛，他主持恢复重建了作家、书法家、美术家、音乐家、摄影家、曲艺家、舞蹈家、影视家等十几个专业协会，为让自己了解更多相关专业知识，了解会员们的创作，父亲的学习还在继续，他甚至在花甲之年报名参加了央广开办的函授大学，学习深造音乐作曲专业。

　　

父亲的笔记本就这样一本本积累下来了，直到他离休。这160余本笔记本被父亲精心整理收纳起来，再也没有丢失过。

同样被父亲精心收藏的还有他的十几枚勋章、奖章和纪念章。这两者的重要性对于父亲来说，是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的见证，是他成长进步的见证，更是他为党的事业奉献力量的见证。

　　这是1956年共和国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父亲颁发的“独立自由奖章”。

　　这是1957年共和国为在解放战争中立过战功的父亲颁发的“三级解放勋章”。

父亲田有生，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员，自青训班走上革命道路，一生勤奋自律，忠诚履职，努力干好党交给的每项任务，是党忠实的文工队员、文化战线上的老兵。

2021年7月5日

写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