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分之一”工作队

傅清香

　　1970年，刚经历特殊时期的机关单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工作。但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各地革委会普遍向农村生产大队派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队，且分三批次进行。工作队因此被命名为“三分之一”工作队，也有人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先后参加了梅城南村、洢泉小将、柘溪马井三处地方的“三分之一”工作队。

那时侯，下面乡镇不叫乡镇，叫人民公社；村叫大队；组叫生产队；农民叫社员。社员以生产队为单位参加集体生产，按劳分配。

在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好氛围下，特别是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的普遍熏陶下，《老三篇》的精神基本上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干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党对干部队伍要求非常严，工作队员不仅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还必须艰苦朴素，吃住在最贫困的百姓家。没有下乡津贴，吃饭自己掏腰包，还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队员住户必须是贫困户。当时柘溪公社工作队有个队员无意间住到了一个有腊肉的社员家，知道后情况后便立即换住户。

那时生活虽苦，但民心纯朴，社会风气好，人民群众由衷地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学习雷锋好榜样是发自内心的、经常性的自觉行动，而不是某一阵子或某个日子的临时活动。社会风气是我帮人人、人人帮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没有闲人、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社会秩序很好，人际关系纯朴。吃的虽是薯米饭，唱的却是革命歌，跳的也是“忠”字舞。

我第三次进驻的是柘溪公社马井大队，这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四面环山，山下有条小溪，溪边有条小道，小道直通宋家、通溪、羊公、虎皮等大队。当时的大队支书是谌兴盛，副支书是谌培启，革委主任是黄益良，赤脚医生是谌解先。

我住在大队部（马井小学）对面山上牛角生产队的谌明先家。明先有个好妻子，大家都叫她“明先嫂”。她贤淑、善良、很能干。他们还有年迈的母亲和一群孩子，大女儿叫秋花，因家庭困难，很小就辍学在家帮忙干农活。只比我小几岁，天天出集体工，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早出晚归、一起劳动的好伙伴。

那时不搞形式主义，注重实干，工作队员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同社员一起劳动，很少开会，有什么事情，一般都是在田间地头、趁大家吃烟休息的时候就地解决；必须开会的，也不耽搁生产，而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晚上开会时，我会把秋花叫上作伴。

马井大队山多田少，明先家人多劳少，所以生活十分困难。一日三餐都是薯米饭，没有一粒米，有时我写信需要米饭粘信封都没有。除了季节菜，平时吃得最多的是腌萝卜和腌盐菜拌山胡椒。

说也奇怪，越是没有吃、吃不饱，就越能吃，当时我每餐都能吃三四碗薯米饭，有人说那是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的原故。我工资收入低，每月才24元，还要负担同样在农村生活的父母和妹妹，所以除了交付规定的伙食费，根本不可能再给住户更多的钱。明先家人口多粮食少，我就只能控制自己的饭量，连薯米饭也不敢吃饱。

马井坳的旧木屋

明先家也人多房少。晚上，我与秋花和奶奶同宿一室；因房子太小，留出过道，刚好只能开两个铺。农村的厕所都在屋外，晚上奶奶起夜不方便。就在两床之间放了个没有盖的便桶，正好是我睡的这头。老人家晚上起夜次数多，不仅很闹腾，而且还臭气熏天。我只能用手帕捂着鼻孔睡，开始几晚根本就无法入眠，后来实在熬不住，憋着憋着也就睡着了，毕竟年轻人，瞌睡来了挺不住。

为了做到同劳动，我还学会了犁田耙田: 一手扶犁耙，一手扬牛鞭，口里吆喝着，俨然一个女汉子。正因为如此，也让我知道了牛的奉献和辛苦，所以后来我不吃牛肉了。

最令我难忘的是“验尸”。一天清早，革委主任黄益良来报告说“黄岗生产队的黄XX吊死在山里的茶籽树上”。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向工作队的领导作了汇报。因为那时的公安机关还没有恢复正常工作，没有法医岀警。但又不能忽视“阶级斗争新动向”，必须查清。于是领导就安排我去“验尸”。我说我不会验，领导就告诉我说：如果是自杀，颈下勒痕是紫黑色的，如果是死后再被人吊到树上去的他杀，勒痕便是白色的……于是我便同黄益良一起赶到亡者家。只见亡者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一张晒簟上，根本就看不到颈部下面的痕迹。我虽然不畏胆，但也不想用手去触摸亡者的身体，便用一根小木棒想把下巴拨起来一点，可尸体已经僵硬，拨不动。俗话说“亡者为大”，应该尊重亡灵，不能霸蛮去拨。于是，我就向领导如实作了汇报，结果是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可思议，一个年轻的妹娃子，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和勇气！恐怕也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有吧！那一年，党组织委派姚鹤高副队长找我谈了话，我也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那时不象现在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电话联系，还可以视频。当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通车，全靠两条腿走路。六十岁的父亲从清塘大老远地来看我，首先搭车到马迹塘，再坐船经小淹、江南到东坪，然后走路到柘溪公社，一路打听，好不容易寻到马井坳。但由于事先无法联系约定，正好那天我回县城的单位领工资，错过了。父亲没有见到我，饥肠辘辘的他，还得赶几十里山路回县城，于是就在兴盛支书家吃了碗剩饭，便急忙往回赶。父亲深夜才到东坪，一见面，他就埋怨开了：“你这叫什么工作？呆在那个屙屎都不起蛆的山冲角落里，还不如回到自己家里去当农民，至少省得我们牵挂；那支书家的饭叫什么饭，全是薯米，一粒米都没有。要不是太饿，还要赶路出来，我都吃不进，真是苦了你了！这工作不要了，跟我回家去……”我理解父亲的心情，这是他的气话。他絮叨，是因为心疼自己的女儿。于是我一边为他铺床，一边微笑地说：“爸，我不怕苦。年轻人吃点苦不要紧，只是辛苦您了，饿着肚子跑这么远的路，还要为我担心”。

后来上级组织要调我去平口“三线”建设指挥部担任广播员，支援湘黔铁路建没。离开马井大队的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有很多人来送我，男的拉着我的手，女的搂着我的腰，都说我在马井坳辛苦了，还说我毛著学得好，群众关系好，工作吃得苦，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好干部……尽是些好话。我知道这里面既有他们对我的肯定，也有他们对我的希望，我都会记在心里，作为今后努力工作的方向和动力。我一边和大伙话别，一边在人群中搜索，发现明先嫂没来，只有秋花来了。我问秋花，她说：“我妈说你在我们这里辛苦了，又舍不得你走，一个人躲在屋里哭。她给你煮了些鸡蛋，要你带在路上吃。”一边说一边往我包里塞。在那个年代，这鸡蛋是多么的珍贵啊！尤其是只有薯米饭和腌菜吃的明先家，这些鸡蛋差不多是他们全家人一年的盐钱啊！不等秋花的话说完，我鼻子一酸，眼泪夺腔而出。立马放下行李，飞奔明先家，见到明先嫂，紧紧拉着她的手，四目相对，泪眼对泪眼，相互嘱咐了又嘱咐，叮咛了又叮咛，没说完的，尽在不言中……那天，我依依惜别明先嫂，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马井坳，并在心里默默地说: 马井坳再见了！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结束“三线建设”回县城后，明先嫂和秋花都来看过我。后因我的工作调动失去了联系。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秋花妹妹也已经六十多了，不知道她现在还好吗？明先和明先嫂是否还健在？马井坳的变化怎么样？

(下接《青春洒“三线”》)

马井黄岗的旧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