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父们

秋实

此文中提到的是传授给我技能的师父们，在我心中他们就如我的父辈，我将会终身感谢他们。

文章中表述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之处。如涉及到单位或个人隐私不愿公开的，请直接告知本人，一定删改。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是他们毫不保留的传授给我赖以生存的技能，而且还将为人处世的种子播撒到我的心田。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虽说我换了多个岗位，始终保持着正确的人生观和良好的处世哲学，无论是喜欢干的，还是不喜欢干的，只要是分配给我的工作，都会一丝不苟，保质保量的完任务成。从不为一己私利丧失原则、随波逐流、唯利是图。

随着慢慢变老，我更加思念师父们。几十年过去了，和师父们相处的那点点滴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四十四年前，我终于结束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知青生活，来到省建勘院工作。一起来的知青共四十人，男女各半。大大充实了只有百十来人的这个事业单位。

我们是冬季招工。冬天正好是外业队回单位冬训的时间，随着外业队职工的不断凯旋，打破了宁静了一年的机关大院，这是一年中建勘院最热闹的时候。

各种大小会议紧锣密鼓，小队的会，中队的会，大队的会。总结会，表彰会，机构的调整，人员的配置，来年生产任务的布置，最后还要开个非常热闹的运动会。运动会最精彩的项目就数拔河了，当两军对垒不相上下时，经常会把一把粗的大绳拔断。随着咯嘣一声响，两边的壮汉即刻四脚朝天，刚才还弯着腰低着头大喊加油的啦啦队员们，立马手舞足蹈仰面大笑！伴着这笑声，冬训结束，外业职工放假回家过年！

这段时间是各级领导和机关管理人员最忙的时候，而外业回来的职工就不一样了，因为常年在外，各奔东西，好久不见的职工们互相打着招呼，攀谈问候。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走亲访友，讲述着半年来各自遇到的趣事见闻，久违的老朋友还会聚在一起推杯换盏，不醉不归。

说起酒，忍不住多说上几句。记不清从什么时间起，酒成了建勘院内外交流的大运河，只要有了它再难办的事儿也会一通百通。不分老少男女，上至董事长，下至普通职工，从不畏惧跳进这条大河中畅饮一通！这大概就是外业人特有的大气、豪爽、顽强进取的酒文化吧！就是滴酒不沾的人，在这呆上一年半载也会不由自主的喝上二两。

我们四十位新职工的突然到来，导致机关的三层办公小楼不够用了，只好在院子里搭建了临时板房。供我们学习、培训之用。

当时是唐山地震后的第二年，三年建成新唐山是当时国家的头等大事，举全国之力，各路大军齐聚唐山。而建设工程最前期的工作就是地形图的绘制和地质勘察的资料，这正是我们建勘院的强项。

十几天的集体培训后，很快就把四十名知青分配到了各个下属单位，除了四个人留在了内业 外，其余都分到了外业队。那时的外业只有三个专业队，分别是测量、水文、勘察。而测量专业是最大专业，大部分人员都在测量队。因为急需测绘队伍，我们七位男生和十三位女生组建了新的一个测量队（103队）。

为了尽快进入实战状态，院里组织我们进行了三个多月的专业学习，讲课的老师是具有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那时讲课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没有电脑，更没有专用软件、投影设备。只靠老师亲手编写的教材，需要挂图时，都是老师用大白纸亲手画制而成。一套图下来要挂满教室的半面墙。记得杨曾正老师为了第二天讲课用图，花了多半宿的时间用毛笔画成。当遇到你不懂的问题时，他会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耐心的讲给你听，直至你懂了为止。

在我退休前整理院史材料时，才发现他是勘察院第一批技术员。当我翻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一期期测量队报时，那发黄的纸张脆的不敢使劲翻，那手工刻板的油印字好像还散发着油墨的滋味。那个年代正是百废待兴，白手起家，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那一篇篇小发明、小革新、小创造的文章，有几篇就出自杨曾正之手。可见他年轻时就非常热爱专业技术，并紧跟形势贴近实际，坚持走好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之路。当他老了时，有些老同志总会把他在工作和生活中过于细腻、较真的往事当作笑话来说。殊不知他对工作的热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同事的真诚善良，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三个多月里，老师们竭尽全力倾注出他们的所能，而我们正如久旱遇甘霖的土地，如饥似渴的吸吮着知识的雨露。我们多想一下子补回那三年多在“农业大学”求知的渴望，填满那急需科学技术、谋生技能的空了多年的大脑。

老师真诚的教，学生刻苦的学。也多亏了我们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高中统考录取百分之三十的那批高中生，文化底子还算厚实。虽说在广阔天地耗掉了一个上大学的时光，但还储存了些激情和能量。因此，很快掌握了测绘实际操作急需的理论知识。经考核全部合格。

五一前，我们新组建的测量三队奔赴唐山重灾区丰南。薛队长带队，他30岁出头，退伍后进入本单位工作，精神、干练，待人和气。

我们的师父是从另外一个城市基地调来，到了丰南才见到了第一面。

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大，45岁左右，身体健硕，性格开朗，都是多年战斗在一线的全能型技术人员。不但理论知识扎实，而且实践经验也非常丰富，都有各自拿手绝活。

他们是：贾明仁、马修亭、崔澄芬、杨引群。

我们二十个人分为四组，一个师父带一个组，崔师父带我们组。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边学边干，只有干好，来不得半点马虎大意，这大概就到了人们常说的那样“打着鸭子上架”，“现趸现卖”吧！师父们只教技术不当领导，组长还是我们自己来当。对于我们刚接触此专业的学徒工来说，没压力是假的。曾听一位老中队长说，他跑了十年尺才开始观仪器、画板。我们只培训了三个多月，行吗？到了这个时候，只有咬紧牙关，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达溜达吧！

我们每个组的工具是，一台水准仪，一套小平板。书包里装着一个铅笔盒，一套尺子，一本八位对数表。工具袋里装着一把50米皮卷尺，一把斧头，一把算盘。

锤头是砸測桩用的，算盘和对数表是计算用的。那时不但没有电脑，就连最简单的电子计算器也没见过。有几台手摇计算器也只能内业使用，操作繁琐，有时还不如算盘快。因此，我们必须会打算盘，这是那个年代最简易好用的计算工具。就连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科研数据都是它的功劳。

为了不让当地城建局产生不信任感，商量好一致对外宣称我们是二级测工，而且亚生还主动对外宣称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竟然都信了。说实话那时的我们虽说二十三、四岁了，但大部分还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因为在农村那三四年的风吹日晒，确实显的比实际年龄大些。我们尽量装得老成稳重些就是了。

为了熟练掌握每一个环节的技能，师父们从削铅笔开始教，为了从图纸上点出十分之一毫米的点，铅笔头的坡度、长度和笔尖的尖度都是有讲究的。

师父们教我们如何写好标准的阿拉伯数字，如何写好标准的仿宋字体。因为，我们所测的图纸都是在外业成图，随时标注字体，必须准确清晰。

早起天一亮，师父们就在院子里教我们支仪器，看仪器读数。教我们如何摆小平板，观看测斜仪。教我们如何保证操作仪器和小平板的人员天衣无缝的配合。晚上收工回来，师父们教我们如何检查整理图纸，如何勾绘等高线。

就这样我们边干边学，甚至在吃饭时也要研究专业技术工作，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除了睡觉是干活，学习。不知怎么的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记得有一个女生晕车厉害，每次坐车到测绘现场下车后总会先吐一阵子，但她还是要坚持工作。

为了尽快掌握技能，我们可算得上废寝忘食。要说累吗？当时还真的没有感觉，用“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应该最恰当。

现在想起来其实又累又困，记得县城建局为了答谢我们，邀请我们看电影。什么电影已经忘了，因为大部分人都在打盹，有的同事干脆旁若无人的呼呼大睡起来。我们前排有一位女生困的坚持不住了，把头靠在了旁边的一个陌生小伙子肩上睡着了，这个小伙子知道我们都是一起的。看得出来他很尴尬无奈，既害怕又不敢躲，一直绷着严肃的脸大气都不敢喘。直至她醒来说了声对不起不好意思，他才笑了笑不好意思的摇了摇头，纵了纵肩。

三个月过去了，在师父们手把手的教导下 ，在我们刻苦的努力下。不夸张的说高速度、高质量的圆满的完成了我们第一项测绘任务，并得到了当地城建局的好评。我们终于做到了初战大捷，据师父们说这种情况是建院以来的第一次，如今又过去了几十年，这种情况仍然是勘察院的首创，至今没有人复制。

当我们对甲方负责人说明真相时，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认为我们是在和他们开玩笑。

看到这一张张漂亮的图纸，甭说别人不信是初学者的杰作，就连我们自己都感到不得不“傲气凌人”一把。

我们在老师和师父的教导下，在短短的半年内得到了蜕变，从一个对测绘专业一窍不通的人变成了一名熟练的测工。虽不敢比凤凰涅槃，但应该算是丑小鸭变成大天鹅了吧。

我翻遍了相册，找到了那年的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得是丰南城建局李工程师去唐山市办事，到市招待所看望我们时照的。遗憾的是那天有的师父不在现场。

当时玩照相机是很费钱的，一卷胶卷加上冲洗费得干掉我们多半个月的工作。为了尽量省钱，我们都是自己冲胶卷。买来显影、定影粉，分别按照比例用水配成液体。因为怕光，亚生我们就钻进存放打扫卫生工具的楼梯间里去操作。

记得我的师父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别看他平时和蔼可亲，但遇到违反操作规程的事会寸步不让。有一次薛队长带我们到玉米地里补几个高程点，当时玉米已经高过水准仪，要想在准确的坐标点上测出高程，就必须按照规程做多个支点。为了尽快干完活他违反了操作规程。正在我们搬着仪器穿梭在玉米地里时师父正巧赶到此地，一看这样干就急了，他俩大吵起来。我们几个徒弟很尴尬，不知所措。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师父生这么大的气。在师父的坚持下，我们按照规范要求完成了工作。

师父们总是教导我们对工作一丝不苟，不要有半点马虎，不要心存侥幸！不止一次的跟我们讲，当你把测图者的名字标注在图纸上时，你们就要承担三十年的责任。几十年来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每当需要签名时，我总会把文件内容看个仔细，因为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

还有一次，晚上收工回来，吃完饭整图纸，发现一处公路边拐弯处少测了一个点没法准确连线。可那个测图的同事在整图时顺手就将这个弯勾上了。第二天出工时，被师父发现，毫不留情的批评了他，并责令回到原处进行标准化测绘。

在生活上师父们就像父亲一样关照我们，夏天收工回来，我们几个男生经常到水房冲凉水澡。师父总是叮嘱我们这样做会伤害身体，年轻时不显老了就复发了。

麦收前正是我们测绘的高峰，不知怎么的，那时候出现了虫灾。一夜之间满地都是粘虫，一寸左右长的肉虫子爬满了地上，草上，树上，把所有植物的叶子全部吃光。开始老百姓养的鸡还吃它，到后来多的连鸡都不吃了。汽车开过听到啪啪声音，地上厚厚一层干了又湿了的虫子的尸体，叶子吃完了就开始互相残杀。真的太恶心了，为了不让虫子爬到我们身上，师父就拿着一个树杈在仪器和小平板周围不停的转着圈的扫来扫去。

老乡们说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贾师父是师父中年岁最大的一个，具他说五十年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开始坚持几天，但有时虫子爬到身上带回招待所，有的女声恶心的吃不下饭去，师父们决定转入内业工作。虽说不外出了，我们仍然没有停止工作，整图，展点，做好下几张图的测前准备工作。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学习。

为了劳逸结合，杨引群师父不但耐心教授我们技能，还经常带我们到附近学校打篮球。别看他个子不高，打起球来非常灵活专业。在这几位师父中，杨师父是最幽默的一个，和我们年轻人非常说得来。

记得有一次崔师父我俩因转车临时住北京一宿，为了给单位节省住宿费，师父提议我们住澡堂子。就是白天洗澡的那种大澡堂子，到了晚上供人们临时住宿。

可到了第二天吃午饭时，师父的大方劲却来了，拉着我去了饭店，买了当时算是很高档的烧麦，还有几盘小凉菜。还特意给我买了一升冰镇鲜啤酒，师父是不喝酒的，他高兴的看着我喝着啤酒，还不停得招呼我吃菜。

我真的很感动，出门在外有这样一位像父亲一样的师父陪在身边，我真的很满足了。

我知道师父家在农村，他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平时他都是省吃俭用，这样破费让我于心不忍。我几次提出要付饭费，可师父说：我挣得比你多，等你出了徒挣得多了再请我吧！那时我的基本工资二十元出头，外业补助凑合着够吃饭的，但请师父吃顿家常便饭还是没问题呀。当时想，就按照师父说的办，等两年出徒后一定请师父吃顿好的。但终身遗憾的是，这点愿望始终没有实践。

不知什么原因，一年后我们三队被解散，全部人员合并二队。崔澄芬师父、杨引群师父又调回保定工作。不在一个城市就很少见面了，崔师父退休后回到农村老家养老。在我退休前师父与世长辞，我去他老家奔丧，送了他最后一程。

当我在三十多年后，整理院史材料时，那一册册手工编写的统计材料上标准的仿宋字，虽说已隔五十多载任然清晰可见，看上去那灵动的手写字比印刷体漂亮的多了。资料封皮的正下方签着的正是我师父崔澄芬的大名。我耳边又想起他的教诲，签字是要负责任的！是的，他做到了。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年轻时编辑的有关资料五十多年后会让他的徒弟欣赏到，并为院史的编纂提供了准确的资料。这大概就是缘分吧！

贾明仁、马修亭两位师父与我们一起合并到三队。贾师父因年纪大了不易外业工作，就负责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这项工作非常繁琐，尤其是伙食这块工作，所谓一人难称百人心呐。可他管理的井井有条，得到了全体职工赞扬。在几年的工作中从没看到他生气发脾气，总是和声细语和人讲话。他对工作细心严谨的态度，对同志和蔼可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始终感动着我。记得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头型，自从我给他理发后，他就不在让别人理了。在我给他理发时他总会开玩笑的说，推平点呦，不然我会用水准仪找平的。三句不离本行呀！真是的，他最拿手的操作技术就是水准，老同志们都尊称他为“水头”。 退休后他回农村老家养老，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合到二队后马修亭师父任技术副队长，但他始终坚持跟测绘小组到工作第一线。记得有一次在山区测地形图，我负责操作经纬仪。当天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就差一个陡峭山头最顶端的高程没测，跑尺的小伙子磨蹭半天没上去，掉头就往回跑。无论我怎么吹哨，打手势他都是不听。

等他跑回来时，我没好气的说，就差这一个点你为什么不上去？他喘着粗气说，不好意思我恐高，往上爬我的腿直打哆嗦。没想到虎背熊腰的大小伙子恐高成这个样子。马师父二话没说拿过三米测尺直奔那个陡峭的山头，在镜头里我看到他那灵活的攀爬技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自叹不如，哪像一位知天命的人那。

马师父烟瘾很大，但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抽烟，又浪费钱又对身体有害。他经常边吸着烟边后悔的说，抽了三十年的烟抽掉了三间大瓦房呀！抽烟确实百害而无一利，我终于在五十多岁时彻底戒掉了多少人讨厌又离不开的烟瘾。马师父退休后住单位宿舍，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五个儿子都非常孝敬父母，是我们师兄弟和同事们学习的榜样。马师父和师娘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他们美满和谐的大家庭是我们单位每个家庭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回想起几十年的工作生活经历，让我欣慰的是没有给师父们丢脸，始终保持着工作上要“较真”，生活上不“攀比”。

虽说师父们只带了我们一年，但教会了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如何去做人，终身受用。他们的教诲，我将永远铭记于心，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在后边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我有幸分别与崔澄芬、贾明仁、马修亭师父们的孩子们一起工作过，而且相处的非常融洽。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师父们的影子，他们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光明磊落的处世哲学，都继承了父辈们的优良传统，把中华民族的好家风体现的淋漓尽致！

建勘院始建于1953年，几十年里更名无数次，就我到勘察院这四十多年里就翻来覆去更名不下五六次。不是为了紧跟形势，就是为了利益趋势，有时还是“面子的”的需求…

我们来时叫大队，确实不好听，还会让人产生误解。有一次到县城招待所住宿，服务员一看介绍信上大红章是某某大队。就没好气的说，大队的证明不行，得要公社以上的才行。我们和她解释说：我们是省直属大队，和你们县委一个级别。她又仔细看了看介绍信上的字头名称，恍然大悟说：哦！是省里来的。

因此在改革开放不久，改成了城市勘察院。没过多久感觉不妥，怕人误解只干城市的活，又改成了城乡勘察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公司”成了市场经济的最时髦的代名词。一时间“经理”满天飞。我们紧跟形势的需要，去掉了“文绉绉”的“院”字，改成了竞争味道十足的“公司”二字。

没过多久发现不对头，公司是企业的代名词，而我们是事业单位呀！如果真的改成企业，事业费不就没了吗！

因此，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外业职工还没来得及看到的“公司”的牌子立马换了下来。

名字的改动并没抵挡住改革大潮的洗礼，紧接下来就不是改牌子那么容易了。体质的改革不断深入发展，我们不但没有保住事业费，还变成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不但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照章纳税。而最终的“改企建制”，不但彻底被事业单位所抛弃，而且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职工们也被无情的在国有职工的花名册中剔除出去！这次牌子的改换才与上几次有了质的不同，真正涉及到了职工的切身利益和退休后的福利待遇…

作为一个实体，其牌子名称好听与否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打造这块牌子的人，他们才是铸造这块名牌的金子。一个历史悠久的名牌背后，聚集着多少没有在史册上留下姓名的大工匠们的付出。当你翻开史册时，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用金子般的身躯铸造出了这块金光灿灿的招牌。

我的师父们！

所有为建勘院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了一生的师父们，你们淌过的河流，攀过的高山，跨过的平原都会留下你们的足迹，你们的身影，回荡着你们那爽朗的笑声！

山不会忘记您，水不会忘记您，平原不会忘记您，徒弟们更不会忘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