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迷惘·失落·回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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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醒世姻缘传》中的知识界 三、梦与回归 西周生在刻划知识分子的形象过程中，始于忧患，却终于回归，这是因为作家自己也同样处于封闭的心态，未能越出泥泞的沼泽，不能自我超越，他没有李卓吾那样的大智大勇。 同前人一样，他做了一个美梦。 他笔下的明水镇多么秀美啊。 四面环山，泉水叮咚，湖光潋滟；春天杨柳轻风，夏天水帘瀑布，秋天黄叶丹枫，冬天旭日暖人。地灵自然人杰，“生出来的都是好人，夭折的都是些丑驴歪货”。 居民有养有教，人际平等，虽有官吏，却无官威，人民也不卑微，各个爱好学习，正义张扬，“凡事不敢欺心”。 人人尊师重教，教书先生受人崇敬，而且报酬颇丰。教师舒忠，职业道德高尚，工作一丝不苟，一旦学生进步长足，便“决心辞去，免得耽搁人家子弟”。汪为露望尘莫及，程乐宇也不可比拟。 环境美，人情善，品格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如此好风气，据作者所写，乃是因为“那时正是英宗复辟年成，轻徭薄赋，功令舒宽，田土中大夫的收成，朝廷上轻轻的租税。” 这是儒家以德化天下的社会理想和道家小国寡民的村落蓝图的融合，是肤浅的表面的乐观，是古老的“大同”的陈词滥调，是对现实的拙劣粉饰。 西周生可谓妄矣。 西周生是用现有的观念材料进行加工美化从而勾画出美妙的蓝图，铺叙而不能别裁，这是向往帝国太平的传统心理定势，是一种可悲的心理障碍。 明代的衰落正是从英宗开始，他残忍暴戾，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据《明鉴》记载，工匠多逃亡，先逮六千余人，又逮四千余人，后又逮万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在他治下，货币不断贬值，经济发生危机，“民困而盗亦众”。 他北狩归来之后，趁景帝病重，阴谋复辟。他的旧臣兵部尚书于谦，是一个“忘身忧国”、“才略开敏”、“每事抒忠”的人，但由于在复辟中未能积极参与，英宗便将他弃市。 他复辟改元，大赦，而大赦之后又是大捕大杀，他大搞特务手段，“倚锦衣官校为耳目”，“以致天下汹汹，川湖云贵苗族起义，他“俘斩四万余人”。 南雄知府刘实，因拒绝朝廷命官向地方勒索，竟下诏狱死。所以并不是什么“功令宽舒”，专制主义需要恐怖，严酷。 显露在今日，起因在往年，当初朱元璋北伐时再檄文中谴责前朝“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表示“拯救生民于涂炭”，“秋毫无犯”。 可他登上宝座之后，立即以严刑滥杀制造恐怖，英宗所做只不过承继祖法而已。 西周生不真，契科夫说：“文学所以叫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 当然西周生不是史学家，他是在书写他心中的太平理想，表达他对圣贤明君的期望，在明君治理下，每个臣民心境自然平安，一个公民不惧怕另外一个公民耳。 他的设想是：其一、君王以德治天下，政治宽舒。他笔下的六部之长杨尚书，退职归田，“全是拿德来感人”，他谆谆教导村民“凡事不敢欺心”，他热心公务，没有架子。 其二、振兴教育，教化人伦。 其三、人际关系没有尊卑，只有长幼。其四、没有灾荒饥年。这实在是一种错觉，因为他追求的盛世绝不是出于自然。 只要是专制主义，绝不容许消除不平等，绝不容许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相反，其社会契约的基础约定是所有臣民的个体都必须感到安全随时受到威胁，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卓越的英才李贽死于狱中，著作尽搜焚毁，便是证据。 对盛世的盲目向往，正是旧时代知识界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醒世姻缘传》一书描写的是明代景泰至成化以后的社会生活。这一时期正是明代从中兴转向衰亡，而作者缺乏敏锐的洞察力，思想和艺术的感染力匮乏，传统思想支配了他对生活的捕捉与选择。 “意识总是对于它的对象的某些部分发生兴趣而把其余部分加以排除，它始终是在对它们进行选择。”⒁ 自身处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西周生，对此未能感受到它的活力和希望，他是用信仰代替真理，用对传统的虔诚代替了求索。 我们知道，直接经验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因为直接经验的世界是确实而又可知的世界。可是西周生却回避了，而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汲取题材作现实的描写，这是一种精神窒息。 弗洛伊德说：“要治疗任何一种现存的精神创伤，都必须要追寻出那个很可能发生于多年之前的根源性创伤。”⒂ 先秦的儒、道、墨三家对“大同”都有过发明，儒家讲“天下为公”，老子讲“玄同”，墨子言“尚同”。哲学家们引入到政治里，便有“至德之世”，在哲学里便是和谐。 所谓“和为贵”，道家强调“不争”。墨家说“非斗”，异曲同工，都强调群体。日本森岛道雄教授说，“儒家学说不鼓励个人主义”，其实其他二家也是如此，藐视和否定竞争。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明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的圣贤没有走上这两步。” 中国古代有形式逻辑，墨家学说中有丰富的论述，可后来被严酷的政治“罢黜”掉了。 由于否定竞争，持中庸调和，在人际关系上强调群体道德，否定个体，“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 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⒃ 以努力调和人际关系为准绳而追求个体的“平安无事”，是中国传统人生观的重要内容，这与西方不同，“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⒄“淳朴”易于知足常乐，“求欢娱”富于进取与创造。 西周生笔下的明水人正是这种“淳朴”的表现。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舒忠最后还是进入仕途，仍以此作为最佳出路。 这种回归实在可悲！作者不知“天下之害者，君也！”（黄宗羲《明夷访谈录》）所以说西周生笔下的知识界还没有感到“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闷与悲哀。 《醒世姻缘传》一书的作者的思维模式是单向的而非反馈的，是封闭的而非开放的，他的心理状态是与传统文化相顺应的，而非逆向的。 他的政治思想是好古而忽今，而不是力今以胜今，他的创作是以习以为常的思路进行加工，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进行独立思维，进而别开生面。 傅雷说：“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文化出现。”⒅ 注释：⒁ 詹姆斯《心理学教科书》第152页⒂ 【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下）第82页⒃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⒄ 严复：《论世变之亟》⒅ 傅雷：《希腊精神与西晋六朝的文采风流》 （作者：王良惠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4月第四期） 后记 父亲的万字论文已经全部连载完了。 《醒世姻缘》是一部描写明代社会世风、世情人伦的百万文字小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徐志摩语）。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不同的人情物态、市井风光，父亲是着墨分析了明朝知识分子的穷形尽相和生存境态。 新世纪的人们囚陷于社交媒体，习惯碎片信息，囿于岁月静好，止于当下欢乐，无力深耕长思，也弱于溯源求索，百万字且有些许古文风的《醒世姻缘传》估计更是少有人卒读了。这部长篇其实一直颇受民国大家的肯定和喜爱，除了胡适，还有张爱玲和徐志摩。 最能将平凡写成传奇的张爱玲，在她1968年前后的《忆胡适之》一文中，这样阐述自己痴迷《醒世姻缘》的情况：《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 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的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徐志摩在1931年7月撰写的《<醒世姻缘传>序》中写道：这来我一看入港，连病也忘了，终日看，通宵看，眼酸也不管，还不时打连珠的哈哈。 不知道父亲当年看《醒世姻缘》的状态如何，大抵也是如此着迷的，尤其是经历了十年的文革以及各种运动的折磨，有些时间和空间读读书，写写文章，一定是“漫卷诗书喜欲狂”。 父亲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我记得，从小家里书架上，除了那些线装本古文书籍，也堆满了孟德斯鸠、卢梭、斯宾诺莎、柏拉图、萨特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所以即便他从未出过国，博览群书依然让他具有了强悍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父亲古文功底深厚。他自小读私塾，所以吟唱古诗文是个习惯，还会用手指叩击桌面敲打出节奏来，现在想来也是咱们传统文化中的无伴奏演唱了。 吟唱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时，因用词绝妙，诗文押韵，他会微眯双眼，摇头晃脑。可每唱李密的《陈情表》和诸葛亮的《出师表》，必定要眼神悲切，泪流满面。 小时候的我，还没认几个字就开始诵古诗词，小学三四年级，就要背这些长篇大论，常皱眉撅嘴，不情不愿。但每当父亲吟唱，就会觉得实在有趣，深深地被吸引住，仰头痴痴地看着，也会跟着起伏的节奏欢喜或者觉得作者着实可怜。 如今，几十年韶华逝去，同样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我，学位比父亲多，留英访美，英文比父亲好，可舞文弄墨，浅尝辄止，在他的文字面前，真心愧矣！ 不仅无法企及父亲的传统文化思想广度，也比不上父亲如此深谙西方哲学思想。岁已至此，忆起当年他伏案静读的背影，才仿佛懂得了那些书籍对他的思想体系所产生的作用，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在这篇文章里，父亲切入的角度是别致的，启发是沉厚的，虽然写于1989年，现在读来，他对明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类似刮骨剔肉一般的分析，依然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致敬我的父亲！ （附上父亲的书法作品，供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