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在红堡学校当民教

老顽童

“民教”是个特殊的称谓，出现于1950年代，终结于2000年之前，在近50年的时间里，民教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支撑着乡村义务教育一片天。时光如梭，回忆曾经的民教生活，那里面有苦也有乐，更有从懵懂转向成熟的记忆。一 夏日的阳光透过乳白色薄纱窗帘，暖暖地洒在书桌上，手指在键盘上左右摇摆，犹豫不决，不知道先按下那个键才好。三十多年的沉淀，如同厚厚的经历过砧压的纸张，需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慢慢揭起，翻看镌刻其上的年轮，找到一个准确的切入点，实在是有些犹豫。 历尽人海沧桑，经过世间百变。三十多年的日子里，无论是处于喧嚣的闹市还是孤行在僻远的村道上，或是夜阑人静的时候，常常会回忆起那些生活中留下深深印记的点滴来。记忆的色彩林林总总，有的像溪水，有的像烟云，有的像朗月，有的像流星。似乎，三十多年的斗转星移恍如一梦，曾经的绮年玉貌，曾经的别离愁情，因为与之三十余年的阔别，让这一串漫长的岁月冲淡了记忆。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三十多年，我们已经是霜发斑白，到了知天命之年，真想从心底唱出一支乡愁的歌，没有任何顾忌，没有任何掩饰，让心中的泪水尽情地流淌，委婉、凄凉，让胸中的情怀彻底释放，酣畅、淋漓。怀旧的时候品味温情，却无法将逝去的往事遗忘。年轻时懵懵懂懂，无忧无虑。当不再年轻时才发现过去的一切是如此的珍贵。 二 1981年，我高中毕业后，无缘升学。那时包括中专在内，全省高、中考录取率是个位数，因此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回乡劳动，有些被招录到乡政府，成了“八大员”，也有一小部分被招录到民办教师的行列，补充教育师资的不足，这些有幸被招为“民教”的人构成了当时农村教育的主体力量。我凭着初中时的好名声，被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后来任校长的徐子清老师（后任高峰乡党委书记、定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人保财险定西县公司经理，定西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兼纪检书记、定西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编有《定西农业保险十年》一书）招到红堡学校当起了民教。 从一个门外汉到一名教师、一名学校管理者，再到如今活跃于定西文坛的所谓作家、摄影家，其间付出的努力，经历过的艰辛，经受过的挫折和磨难自在不言中。教学中的功过是非，历经三十多年的消磨，早已置于脑后。早年当民教时的学生也有些已成爷爷奶奶辈的人了，而对于那一段欢乐、充实的岁月的回忆却与日俱增，真是让人难以释怀。 三 年轻是活力，年轻更是优势。五六个年轻的民教，是教学上的主力，也是篮球场上的干将，更是酒场上的勇者。工作之余，一起活跃于篮球场上，晚休息铃响过，怀揣着一块零三分一斤的“103”酒凑在一起划拳拼酒，心里只想着将对方灌醉，结果自己先醉得一塌糊涂。好几次，一位参加工作20多年的老教师喝醉了，努力地爬电线杆，嘴里反复嘟哝着“误人之子弟如杀人之父兄”。声音忽大忽小，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滑稽、可笑。我们生怕他爬上杆去掉下来摔着，就一直远远地看着。结果那老兄直到完全瘫在电杆下，也没能爬上去。于是被我们几个抬到床上，给床边放了脸盆防吐，然后任凭他怎么地念叨“误人子弟”之类的也不再理会，关上他的办公室门，又去实施灌醉下一个“目标”的工程。 那时的教师，没有“走教”一说，也就是从星期一到校到星期六（六天工作制）放学前，必须在学校，即使家在学校门口，晚上必须到校。白天上课、管理学生，晚上集中学习，教研活动、批阅作业，充实而忙碌，因为晚上8点到10点是要计入考勤的。晚饭至晚办公铃声响起之前，百无聊赖中我们几个开始了秦腔“自乐”表演，我拉着不入流的板胡，两三个老师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杨彦景、包文拯、诸葛亮……粗放、激昂的乐曲声从校园飘散，在山沟里回荡。 四 那时节，学校不要求家访，也没有什么家访记录，反正一到放学，学生缠着老师，尤其是和学生关系融洽的老师，非要叫到自己家里去。到家里了，三、五颗鸡蛋，和一些白面，再从园子里割点韭菜倒点清油，炒出来端到炕桌上，劣质酒倒上，边吃边喝，学生跑出跑进，端茶递水。因为在学生眼中，老师能到他们家里来，那是一种荣耀，仿佛因为老师的光临，让家长在村社邻里中一下子有了面子，学生在班上似乎也高人一等。而家长大多也因为不胜酒力，也会喊上一、两个同庄的“关系户”作陪，并且不再神神秘秘、偷偷摸摸地，而是高声喊叫：“娃娃的老师今晚来哩，你过来陪一下来。”似乎是有种炫耀的成分，也有些自豪。当然，有些族内团结的就会几代人一齐出动，于是，一块钱的劣质酒真正喝出了面子，喝出了感情。吃喝间，家长会一再地嘱咐：别伤骨头别要命，不听话、不好好学了打龟儿子。女主人也趁着端饭的工夫叮嘱一番，和谐的环境、质朴的语言，老师和家长成了哥们，这时候的学生是不是有些后悔请老师来家了也说不清，但平时在学校里，学生学习抓得非常的紧，也不敢有违校规，生怕哪里做得不好，被老师罚站了，或者挨了三两教鞭。如果不幸被老师批评了一次，或者是挨了两教鞭，回家去可是万不敢说的，因为说了，老师的三两教鞭是吓唬、是警示，而家长的一顿饱打却是有干货的，保证会让他第二天一跛一瘸地去上学，而且，这个长期有效，要是同班的学生不小心说漏了嘴，家长那一顿照挨不误。 第二天凌晨，家长早已生着了土炉子，煨上了罐罐茶，那燃料大多是干驴粪，着到旺时，灰尘落到蛐蛐罐中，落到了茶盅里，落到了冒着热气的油馍馍上，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妥，该吃吃，该喝喝。驴粪蛋子油馍馍，心是热的。曾经在一个学生家，早上因为柴湿而生不着火，女主人抱怨男人不早点晒柴火，男人急得满头汗，一个劲地催老师赶紧吃：喝茶的目的是吃。边说，边嘬着嘴拼命地吹火星，结果，吹出来的灰烬满脸都是，炉子中的烟炝着眼睛了，炝出了眼泪，男人用衣袖一抹，把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硬是给抹成了“花脸包公”。经过一番努力，火旺了，男主人的花脸包公让我们忍俊不禁，恰好女主人端着菜、臊子面上来了，看到这滑稽的一幕，强忍着没笑，扯了一下男人的衣襟，示意让打水洗脸去。吃喝罢了，和学生一同到学校。后来，“喝茶的目的是吃”成了我们一段时间的口头禅。而老师到学生家里做客，让学生面子十足，对老师所教的学科认真了许多，成绩提高很快。那时节，乡镇干部正因收缴三提五统、抓计生对象而在群众中颇有微词，不被群众待见，而老师的被尊重让这些乡干部心里不舒服，看老师的眼神也是怪怪的。 家访，那时节还没有流行这一词语，用学生、家长的话说，就是“浪”，意思是做客，是一种老师、家长、学生沟通的方式，进一步说，就是学校与社会联通的又一条纽带。我们与学生一起去，早晨一同回来，踏着星星的舞点，趁着月光的残驳，乡村路上，师生之间变成了朋友，互相之间说说笑笑，那份融洽，那份真诚，现在回想起来恍若隔世。 后来，家访也被当成了教师年终考核的一项内容，但老师却怎么也不肯再去家访，而学生也不再请老师去“浪”了。当年的学生变成了家长，过多的是到学校里寻找老师，成了家长访学校了，当然，“访”的内容也变了味，说的话也由当年的“别伤骨头别要命，打龟儿子！”变成了“为什么把娃娃罚站了？”“那个谁谁谁的孩子怎么把我的娃打了一拳头”之类的，“你的家庭作业怎么那么多，还让我们家长看着作？”到后来，变成了上门质问：“你们老师是干什么的？”我们哑口无言，是啊，老师是干什么的，传道授业解惑？ 后来，我在一所初中当校长，也试图破解这个命题，但似乎力不从心。有一天，一个学生因不交作业，且扰乱课堂秩序被班主任打了一教鞭后逃学了，家长责问我老师为什么打一教鞭时，我才发现问题有点严重了，不只是为这次事件，而是为教育即将面临的变化。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严令教师不得体罚，不得过份的强求学生，也就萌生了退意，当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教师，否则有一天还真会因这些事而出错。这是后话。 五 在茅盾先生的笔下，白杨树是“不平凡的”，尤其是在西北广袤的荒原上的白杨树，坚韧、挺拔，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耸立在校园内主通道两旁的白杨树，就更不平凡了，至少在我眼中是这样的，因为那些树大多是建校过程中作为学生的我们和我们的老师一起栽的。那时，我们挑最好的“树栽子”，拉一条直线，每一棵树的间距也是经过精心计算的，路两旁也是对称的。栽下去后，我们每天轮流给树下浇水，因此，只五六年时间，就已经有五六米高，直径也有二十公分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这些白杨树静静地守候着校园，颇像历尽沧桑的长者，长年累月地与这里的师生为伍，默默地记载着老师们教书育⼈的故事；它与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为伴，静静在见证着他们从童年走向少年的成长过程，也见证着他们从初中起飞，走进更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的历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春醒夏繁秋黄冬枯，重复着四季变迁的故事。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课间休息时间，几个年轻教师在校园内的树下逗留，有两个年轻老师用双脚钩在粗壮的树枝上，把自己倒挂在树上，赢得师生一阵喝彩。我也如法炮制，还没挂稳，直接掉了下来，首先双手着地，响声不是很大，但沉闷，第二响只觉得头晕眼花，金星飞舞，是脑袋着地的响声，第三响声音清脆响亮，“啪”的一声，是塑料鞋底着地的响声。紧接着，校园内笑声肆无忌惮地响起，我赶紧起身后，狼狈地讪笑着，望望树，原来是没选对树枝，那树枝太细，被我拉断了。 又一天，还是成功挂树的那两个同事，稳稳当当地跳起，轻轻落在篮球上，站立一两秒钟，像耍杂技一样，在师生们赞许之中轮流重复着这一充满刺激的动作。我也跑过去，起跳，落倒是落在篮球上了，只是没来得及反应，屁股、手与脊背同时着地，又一次丑态毕露。 一位同事中午做饭（那时我们最好的饭就是揪面片子），那仁兄和好面用碗扣在案板上省面，自己跑厕所里解决个人问题去了。这时一位好事者端着饭碗去串门，发现主人不在，就玩性大发，把和好的面埋在面袋子里的面中间，准备等同事找不到而快发疯时再说出来的，结果他却跑到另一位老师办公室凑热闹谝话，把这茬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仁兄回来四处找面不见，就又和了一次。后来和我们说得挺神秘的，好像是办公室里在闹鬼一样地令人毛骨悚然。两个月后，直到面袋子快空了的时候，翻出了一大块乌黑的东西，起初以为是老鼠，吓得跳了起来，结果发现是自己丢了的面，嗨嗨，那个气呀，只差点就变成了歪鼻子。于是就运用了所有的侦察手段，几经打探，找到了“凶手”，就发誓要报复一下。一天中午，那个老师饭熟后舀了一碗，又跑别的老师处凑热闹，结果去舀第二碗时锅没了，真是活见了鬼了。那教师跑前颠后找了半天，找遍了所有老师的办公室，甚至说把饭吃了，把锅还回来也成，但锅连同饭一起凭空消失，无影无踪。不得已，又卖了一口新锅做饭，而且吃饭时再去谝话，先把门锁上。后来，一直到天冷了，准备放火烧炕时，才从炕眼里掏出了锈蚀透了的锅，那个气呀，那个无可奈何，用崩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有一天，竟然恶作剧到了陈校长头上了。星期天我们几个同事到学校后，也不知是谁说哪个敢把校长的烟筒堵上，他就买一瓶酒喝。嗨嗨，这是看不起谁呢，我立马抬来了梯子，卷了一卷旧报纸，三下五除二堵住了，并迅速跳下梯子，扭了提议者的胳膊去买酒。结果那晚上喝得高兴，每个人买了一瓶酒，压根忘了堵烟筒的事。第二天陈校长到校后怎么也生不着火。我下课后经过校长办公室门口，看到满屋子的烟，校长提着碳夹子在已经是包公样了的脸上捣着眼睛，才猛然想起是怎么回事，于是赶紧顺梯子取下了报纸卷，然后瞅着狼狈滑稽的陈校长坏笑。而陈校长以为我在笑他的狼狈样，也在傻笑着。后来，不知是谁说漏了嘴，大家笑作一团时，校长瞅着我，一脸装出来的严肃样让我直接喷饭，结果我又被罚了一瓶酒了事，只不过那时一瓶酒仅1.03元而已。 我们互相之间就这样寻找着每一次机会，捉弄着同事，也被同事们捉弄着，快乐、充实，笑声在校园上空飞荡。尽管欢着乐着，但工作起来像疯了一样，没一个肯落后的，学校风气好，学风正，老师敬业。陈校长整天笑眯眯的，曾经感叹地说：咱们这学校没校长都成，大家干工作的认真程度真是没得说。 六 那时候，我们15个老师，400多名学生，只有3个公派教师，其余的都是民办教师，但我们并没有因为是“民教”而抱怨过，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学生的要求，我们努力着，在改变学生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充实自己。清晨，我们与晨读的学生一起背古文，学生早读结束的铃声响起，我们也走进办公室，准备上课。有空堂自习时间就复习数理化、学习教材教法。在课间，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是学生的朋友，在课堂上，我们又成了老师，严格要求着每一位学生。偶尔也会玩性大发，与学生一起打打闹闹。有一节体育课，我带着全班的学生到树林里捉迷藏，让全班学生追着捉一个学生，学生们追来追去，肆意地疯，后来，竟然追起我来了，于是，师生们在树林里窜来窜去，玩得尘土飞扬，阳光透过树枝，在尘土的折射下光怪陆离，将斑驳恣意地洒在地上，直到下课铃响了，互相之间瞅瞅满身的土，恣意地笑，尽情地喊，那份真诚，那份融洽，如今早已随岁月装进了记忆的深处，偶尔回忆起来，也是自顾地笑着，甜蜜地品。 刚当民教的时候，我们都是单身，家里的活也指望不上我们，于是，只休息一天的星期天也常常被我们占了补半天课，家长也没意见，学生也乐得到校，学校也从来不要求教师补课，全凭自己的认真与执着。 七 我不知道，那天陈校长让我们几个年轻教师把操场里的水泥杆子抬到宿舍门前栽好的真正意义是悬挂学校的高音喇叭，还是看着我们几个闲得无聊，高亢的歌声吵翻了校园的安静，给我们找一点事做。当然这也是多年以后才开始捉摸的事了，反正正在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五六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教师正好找到了一个发泄过剩精力的平台。我一声吆喝，就都跑到了操场里，我看到有几个看着我和另一个同事在指指点点，挤眉弄眼，没有觉察到一个小小的阴谋就已经酝酿成了。他们几个人先抬起一头，放到我的肩膀，把我当成了一个支点，再到另一头，如法炮制，放到了那位同事的肩上，我们两个傻乎乎地等他们几个帮着抬的时候，那几个哈哈一阵坏笑，四散走开。嘿嘿，两个傻子放又放不下来，没办法，只得吭哧吭哧地抬了上来，好在在我们上台阶时他们几个都一起连抬带推，这才不至于让我们丢丑，也算是那几位讲了一点“武德”。从台阶上来到栽杆子的地方的一段平路，他们又躲了开去，等到杆子放到地方时，他们都在为成功地算计了我们两个而笑得弯下了腰，连我们俩也在一阵阵傻笑起来。时至今日，我还是不明白，我们两个是怎么能抬得动那五百余斤的水泥杆子的，因为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农民用架子车一次拉两根，没走几步，轮胎就爆了，车圈也变形了。 八 忽一日，来了一位据说是什么领导，翻看了一番作业教案，然后组织反馈会，当然那时候不叫“反馈”。那个领导语无伦次地讲着视察学校的结果，我感觉他讲的没一句是与我们学校相关的，可能是一路走来，就这样一路讲来。因为他反复地提到“复设班（复式班）”“学生会”之类的词，我们学校就根本没有复式班，而学生会也还没成立。因此对于这些无用的废话心里很是抵触，结果一看大家都是一个表情，陈校长也在那里一种生无可恋的样子。在漫长在等待中，从左耳进，右耳出，手中的笔上下翻飞，好像是玩飞刀的小李手中的利器，正蓄势待发时，那领导突然蹦出了一个词：破定（绽）百出，我在懵了好一会后，噗的一下笑出了声，陈校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看出那是真实的瞪，毫不掩饰，于是再不敢出声，好几个年轻老师也都勾着头自顾地憋着笑。 好不容易等到会完了，我一跳出会议室门，就大声说了一声“破定百出”，大家都哈哈大笑，四散走开。 后来，“破定百出”又成了我们的口头禅，甚至在一次评课中，一位老师也堂而皇之地说出了“破定百出”，让一个严肃的场合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于是，校长提议，谁再说“破定百出”罚酒两瓶，结果，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受罚者，从此，不再“破定”。 几年后才弄明白，那个领导是当年“贫下中农进学校”时留在一所学校，没有回生产队的工勤人员，在那所学校搞后勤工作。 1987年，我离开了红堡学校去进修。当我又一次踏进那扇大门时，已经成了一名公办教师，在教学中也多了几分沉稳，在学生跟前多了些许“威严”，我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也试图与学生们交流，但只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谈话式交流，好像有例行公事的感觉。总体来说，作为老师，我还算合格吧。 九 黄昏，夕阳已经降落了，蔚蓝的天空抹上了半壁金霞。仲夏的黄昏是大自然展示给人们一天中最美的一幕，不再燥热，甚至有阵阵凉风袭进窗口，书房里静得只能听到键盘被抚摸时发出的短暂的呻吟，这宁静的黄昏和这如梦的人生，又让我有了无尽的感怀。 别人是褒是贬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小插曲，我们当年的那些学生们之中有从政者，有经商者，也有当了老师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从政者的官会越做越大，从商者的财富会越来越多，当了老师的获得感是否会越来越强我不敢断言，但是，如果说忘记了初心，到头来，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也有些学生因为各种原因与老师成了“仇人”，我曾经戏谑地说“欺师”可以，千万别再“灭祖”。欺师，各人自过小日子，大不了不相往来，而“灭祖”那就有违人伦了。曾经有一位学生临近初中毕业，家离学校远，家长怕耽误学生学习，便求着我，让他的孩子住在我的办公室，好节省时间复习功课。那学生后来上了高中，考了一所什么大学，也许是担心与当年的这个民教有联系降低了其身份吧，后来也是杳无音信了，再后来听说混得还不错。前段时间碰到了，我还想着打声招呼，结果人家竟厌恶地转过脸去，那表情绝不是无脸见人，而是觉得我实在不配看那幅尊容。而那一刻，我竟也释然，昂首来回，目不斜视，也真正做到了“无视”。 有人曾经说过，民办教师耽误了多少人。也有一位后来身居高位的领导曾经说，他的小学教师是没有学识的民教，让他高中毕业后也当了两年民教，后来才考了师范。我不敢反驳，也不便评价什么，谁让我曾经也是民教呢？作为曾经在特定时期支撑起乡村教育一片天的民教，相信时代自会有定论，但那支队伍中曾经也有相当杰出的人才，我只不过是其中的那个庸才而已，更没资格说三道四。绝大多数的民教普普通通，默默无闻，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享受到国家的好政策，转成了公办教师，在乡村平凡的教学岗位上奋斗了一生。再过三五年，这些曾经是民教身份的老师，都将退休，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称谓也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时光荏苒，抛下了曾经的欢笑，停下了奔跑的脚步，模糊了清晰的身影，没有了愉悦的欢叫。回忆像秋风中吹落的树叶翻滚着，时而远去，变得模糊，时而又逼近，历历在目，一切的一切如在昨日，亲切而明朗，又如隔千秋，可想而不可及，留给人的只是无尽的遐想与感伤，独自一人悄悄地走开了，不敢再往前多走一步，怕伤了这碰着那，伤了曾经美好的回忆，也怕伤了这份心情。阵阵夏风又迎面向我扑来，我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行字符，一切都变了，变得那样熟悉而陌生，遥远而亲近。 2022年仲夏于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