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党代会花絮

至简

一大:不请自来的“代表”

1921年7月下旬, 上海, 闷热得如同一个大蒸笼。一群来自上海本市和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年轻人, 悄悄相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栋石库门房子, 是辛亥革命元老李书城在上海的住宅。

在这群年轻人中, 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广州代表陈公博, 旅日代表周佛海, 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此外, 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 一位是荷兰人马林, 一位是俄国人尼克尔斯基。

会议从7月23日开到31日。会议在30日因一位不请自来的“代表”而被迫中断, 只得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后来查明, 这位不请自来的“代表”, 就是上海法租界的密探, 名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 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 任华人探长。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7月30日晚, 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 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 就有一名身穿灰色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 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 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果然, 十几分钟后, 法租界巡捕就开着两辆警车包围了会场, 入室搜查了一番后一无所获, 便撤走了。

这名中年男子就是程子卿。虽然他因闯入一大会场而史上留名, 但后来也为解救被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做过一些工作。因此, 上海解放后他没有被人民政府逮捕, 1956年病逝于上海。

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的记载:“会议刚开始, 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 他道歉说走错了, 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 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 尽管在他来过以后, 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 我们提高了警惕, 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 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

经商议, 代表们最后决定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 在一艘游船上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广东代表陈公博未参加此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因易引人注意, 也未参加。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 首先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这份15条, 约700字的简短纲领, 确定了党的名称, 奋斗目标、基本政策, 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 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 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对党的今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比较具体地研究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

下午, 与会代表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最后, 代表们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 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 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 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 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 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二大:毛泽东遗憾缺席, 李达主动请辞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人, 他们是: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东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另有一人姓名不详。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呢?

据李达、张国焘和毛泽东本人后来的回忆, 召开二大的前两个月, 毛泽东在湖南时就已知道即将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久, 毛泽东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的群众运动。但二大召开时, 他却因为没有找到开会的地点, 错过了出席这次大会的机会。

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无遗憾地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我本想参加, 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 又找不到任何同志, 结果没有能出席。”因为上海当时的政治环境恶劣, 鉴于一大开会时被敌探发现的教训,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 二大决定以小会讨论为主, 少开全体大会;小会多安排在党员家中, 而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 会场确实很难找到。正是由于开会地点的不固定, 致使毛泽东未能出席中共二大, 这在党史上也留下了或多或少的遗憾。

由于党处在秘密的条件下,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而是由中共中央提名或协商确定的。他们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共进行了8天, 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楼下的小客堂召开。这是李达当时在上海的寓所。

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作工作报告, 说明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 传达了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精神, 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

大会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以及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精神, 讨论通过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内的11个文件, 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另选出3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出席过一大又被推选为中央局成员并负责党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为什么没有继续负责宣传工作呢?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吗?

其实没有复杂的原因, 主要是李达本人主动请辞的结果。张国焘回忆说: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 “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 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 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 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这样,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时, 李达自然榜上无名。大会闭幕后, 李达便离开了中央领导机构。

1922年11月, 李达应中共湘区委书记毛泽东之邀, 离开上海前往长沙, 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从此, 他一生专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 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二大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对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地方组织、党的中央组织以及党的组织原则和程序, 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

此外, 二大还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 奠定了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

三大: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不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的问题, 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的问题, 以及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

陈独秀和马林等人主张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 全力进行国民革命, 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则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 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 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 并且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 会使党腐化。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 大会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 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 最终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 通过了大会宣言及有关决议案, 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 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出席三大的代表有40人, 代表全国420名党员。据出席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反映:“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 (济南府) 、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 (湖南) 、广州和莫斯科 (旅莫学生支部) 。”这说明, 出席三大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由于当时经费紧张、环境恶劣和交通不便, 各地代表经过千辛万苦才达到广州。据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回忆说:

“我和王振一从上海坐船到广州去开会, 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共六人。于、金两人是自己出的路费。记得当时于树德没有钱, 急得没办法, 我给他出主意, 让他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 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 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记得在香港和李大钊上岸去还喝了一点酒。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这时, 天气已经很热, 街上卖荔枝的很多, 价钱很便宜。到广州后, 广州党组织派人来接我们, 是在长堤码头。因为我们互相认识, 所以没用介绍信。我们都没有带行李, 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一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 休息了两天才开会。”

6月上旬, 三大预备会议在广州东山的春园召开。马林和陈独秀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经常在春园24号楼二楼和三楼客厅研究问题, 探讨国共合作的方针策略, 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 起草中共三大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

6月12日至20日, 三大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l号 (现为恤孤院路3号) 正式召开。

党的三大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如社会性质及阶级关系, 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 特别是党在国民革命中的责任, 都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 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 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 “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 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党的三大依据党的自身状况的发展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对二大制定的党章进行了修订,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党的三大共选出14人组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但实际到职的只有12人。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为委员长, 毛泽东为秘书, 罗章龙为会计, 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则分别为中央驻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员, 指导当地党的工作。

6月20日, 全体代表集中在黄花岗烈士陵园, 大会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中共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 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四大:郑超麟寻会址, 李逸描群英像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关于党的四大到底有多少代表出席, 当事人的回忆很不一致。据专家考证, 这次大会共计有20人出席, 其中比较确定的人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杨殷、李立三、尹宽、范鸿、阮章、李逸、陈潭秋、李维汉、朱锦棠、彭述之、周恩来、张太雷、汪寿华等。

党的四大召开的会址, 后来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炸毁, 荡然无存。由于这个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 党的四大会址具体在何处无人知晓。进入1980年代, 根据老同志回忆的线索, 起初曾一度认定会址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 但这个地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党的四大的亲历者郑超麟后来对确认四大会址做了不少工作。郑超麟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 四大时被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担任会议记录员, 自始至终参加了每次会议。他还担任向导, 负责把四大代表带进会场。他在1980年初回忆说: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 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 当时是“中国地界”, 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 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房子是背靠铁路, 面向北四川路的。会场设在二楼, 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 有黑板, 有讲台, 有课桌课椅, 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 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 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

1984年5月, 郑超麟在上海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有关人员的陪同下, 进行一番勘察。他们来到实地, 见到一堵墙后面有铁路, 还有一座教堂。郑超麟回忆说:那时, 他住在静安寺附近, 乘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 从川公路进去, 走到会场。另外还有两条路线可以走, 这三条路线他都是走过的, 认定这就是当年四大开会的地方, 是在弄堂里的一座三层楼房子的二楼开的。这所房子, 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找来的, 找房子地点的要求, 不能在租界里, 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 以便一旦发现问题, 就可立即撤退疏散, 往租界跑, 所以才找到铁路边的这所房子, 当时租下来时, 房子是空着的。会议结束后, 这所房子还保留着, 未退掉, 是作为中央工农部工作人员的宿舍, 张国焘是工农部主任, 所以他常来这里。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个女同志, 叫陈碧兰, 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陈碧兰与彭述之结婚, 婚后陈碧兰就搬走, 住到安慎坊去了。

随后, 有关部门经多方验证, 于1987年4月25日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中共四大会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正式予以确认。

参加四大的经历, 也给李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那座三层楼的石库门上海旧式市房, 那位江北女工和她所烧每餐都是搭棵菜加几片五花肉片的膳食, 特别是与会的若干中央局人员和来自各地的代表等等;其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位, 有如额头光光、俨然是一位家长的陈仲甫 (独秀) ;分析政局鞭辟入里的瞿秋白;一望就是—位意志坚强革命家的蔡和森;岸然道貌、不苟言笑的李维汉;和易近人的张太雷和那位同我最熟悉、热情恳挚、谈笑风生的恽代英;自然还有明敏干练的周恩来。

郑超麟在回忆党的四大召开的过程时, 提供了另外几个有趣的细节:

一是陈独秀在大会讨论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 可是他说错了, 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 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二是在讨论问题时, 湖南代表李维汉发言很有分量, 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 叫做“实力派”。

三是海参崴代表何今亮, 其貌不扬, 张太雷常常戏弄他, 使他难堪。大会后, 何今亮回海参崴, 以整个支部的名义写信给中央, 控诉张太雷。

党的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推动了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大:罗易、徐谦致贺词, 瞿秋白发书批独秀

1927年4月27日, 在九省通衢的江城武汉武昌第一小学风雨操场内, 聚集了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这里搞一个特殊的聚会。这就是举行党的五大的开幕式。此时, 中国大革命正面临着失败的严重危机。如何挽救革命的危局, 成为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82人, 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英国、法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 以及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当时,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还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 以武汉为中心的鄂、湘、赣三省革命运动仍在发展之中。

会前, 共产国际发来指示, 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在4月27日的开幕式上, 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 以及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领了一支纠察队进会场行礼。国民党方面, 武汉国民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会表示祝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在会上致贺词, 谭延门岂、孙科也坐在主席台上, 但没有讲话。五大召开期间, 汪精卫专门列席了一天的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有国民党中央代表团到会并致贺词的会议。

中共五大是秘密召开的。为了保密, 在武昌举行了开幕式后, 会场就移到汉口, 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 (原建筑已毁, 现为汉口自治街31号) 。

大会主席台上, 并列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 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 大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嘱, 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 以前未曾有过。

在五大上,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据参加会议的杨之华回忆, 陈独秀“穿着长衫, 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 声音不高, 讲的比较慢, 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

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 目前人们能够看到的, 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 译成的中文有几万字。

会前, 瞿秋白在1927年2月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 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不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 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但是, 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李立三后来回忆道: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 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 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 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并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总体上来看, 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提出有效挽救革命失败危局的正确决策, 没有为全党指明出路, 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

六大:杨之华接待有方, 周恩来遇险不惊

84年前的1928年6月, 在莫斯科城南郊的一所“银色别墅”里, 发生了一件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各地党组织的代表要从中国到莫斯科, 可谓关山万里, 路程极为艰险。

从1928年4月下旬到5月上中旬, 六大代表陆续启程。为了保证六大代表在会议召开时准时赶到目的地, 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 安排了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应代表过境。

1928年春, 中共中央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 并委托中共哈尔滨县委做好安排。县委指派中共党员李纪渊负责接待站工作。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外四道街 (又叫面包街, 后名红专街) 1 4号的一座平房里。中共中央还派了龚饮冰、何松亭和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 (瞿秋白的妻子) 到哈尔滨协助完成接待工作。

从1928年4月开始, 关内的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到哈尔滨后便按照接头地址和暗号进行联系。接头地点是设在道里中央大街的一处卖故衣的商店里。联络的暗号是“以一盒火柴, 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 再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 由杨之华等人安排食宿。

当时, 从哈尔滨出境到苏联的路线有两条, 一是乘火车往西去满洲里;二是乘火车往东去绥芬河。

哈尔滨接待站尽量安排六大代表们走满洲里线, 因为从满洲里到莫斯科距离更近。但有时来的代表比较多, 就得分散行走。

据有关史书记载, 经哈尔滨接待的六大代表共4 0多位, 其中有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夏曦等人。他们都安全到达了莫斯科, 从而保证了六大的顺利召开。杨之华在完成接待任务后, 也随最后一批代表赴莫斯科。

六大代表从上海到达苏联边境的路上, 发生了一个个惊险的故事, 其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途中的历险, 最有代表性。

1928年4月底, 周恩来、邓颖超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 装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旗袍, 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为了确保安全, 组织上给他们订了头等舱。只因走得匆忙, 准备好的几套体面的衣服, 包括漂亮的旗袍, 都没来得及拿。他们穿着日常衣服, 和住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 客人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 但周恩来、邓颖超却无衣可换, 这就引起了轮船上的日本密探的注意和猜疑。

船过青岛, 有短暂停留, 允许乘客上岸。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 顺便买了几件像样衣服, 又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回船舱。这一来, 更引起了轮船上日本密探的注意。一对商人夫妇,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看呢?

轮船到了大连, 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上岸, 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 带走了周恩来。周恩来来到日本水上警察厅后, 日本警官盘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周恩来照编造的说了一遍。

“你到东北究竟干什么?”日本警官眯缝着双眼问。

“去看舅舅!”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姓周, 叫曼青, 在吉林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 你为什么姓王?”那日本警官仿佛抓住了一大话柄, 厉声问。

周恩来微微一笑, 反问道:“先生是留学英国的吧?把叔叔同舅舅分不清了。”

日本警官一怔, 但仍不甘心, 又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 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 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不动声色, 伸出他一双文雅修长的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 仔细察看周恩来的一双手, 没有拿过枪的痕迹。他打开抽屉, 取出几张卡片, 翻来覆去地看。他对周恩来说:“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 坦然问道:“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 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

日本警官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 只好挥挥手说:“那就实在对不起, 打扰你了!你回旅馆去吧, 你的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周恩来微微一笑, “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请你们送到旅馆。”他从皮夹中取出钱, 交给那个警官。

两个小时后, 周恩来安然无事地来到邓颖超下榻的旅馆。见先生安全回来, 邓颖超高兴得想从沙发上跳起来。

日本水上警察果然派人送来两张火车票。邓颖超轻轻一笑:“你看, 你多有办法, 连火车票也不用咱们自己去买了。”他们到火车站, 上了大连去长春的火车, 最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

其他六大代表也经过漫长的惊险而艰辛的旅程, 到达莫斯科近郊。在代表到齐后, 大会于1 9 2 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成功举行。

党的六大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大会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对克服党内存在的浓厚的“左”的情绪, 摆脱被动局面, 实现工作的转变, 对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起了积极作用。

七大:首次“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这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也是第一次在解放区公开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

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在七大的开幕式上致词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略懂一点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从党的一大至五大, 都是在秘密环境下租用的房子里开大会, 党的六大则是在莫斯科苏联人的房子里开大会, 只有七大是在解放区共产党人自己的房子里开大会。

为了确保大会安全, 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领导下, 除了设立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之外, 还成立了临时警卫处。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吴烈负责警卫处的工作。

在大会开幕前夕, 中央警备团组织部队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 构筑了从会场通往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还维修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 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每日往返顺利过河开会和活动。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 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

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人, 无表决权的候补代表208人, 代表了当时全党121万党员。出席七大的代表中, 有一些有趣的事儿。例如, 代表中有10多对夫妻, 如朱德和康克清, 张闻天和刘英, 王明和孟庆树, 聂荣臻和张瑞华, 甘泗淇和李贞, 等等。在出席七大的代表中还有一对亲姐妹, 她们是晋察冀代表团的田秀娟和田映营。还有一家出了3名七大代表, 他们是冀南抗日根据地农民抗日救国总会主任兼冀南第四专区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的杨寿堂和他的女儿杨俊亭、女婿朱春和。

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后的4月24日, 他又代表中央委员会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4月25日, 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4月30日, 周恩来向大会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5月14日至15日, 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党的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 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 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也在大会上发言。

出席七大的代表700多人, 还有近200名大会工作人员, 共有近千人。如何解决好代表的吃、住问题, 如何保障大会的后勤供应,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负责七大代表生活的中央办公厅, 尽量克服困难, 在保证粮食供应的前提下, 采购猪肉、鸡蛋、香油等副食品, 安排好代表们的生活。有的七大代表回忆说, 附近村子和南泥湾生产的猪呀鸡呀鸭呀, 都送来招待七大代表, 所以每顿都是七八个菜, 都有红烧肉。今天人吃红烧肉不算什么, 那时候可是最好的东西了。

延安没有大的招待所, 更没有同时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招待所。所以, 七大召开时, 代表们分别住在中央党校、总政招待所、王家坪、枣园、西北局和联防军司令部。代表们去会场, 有的是走路, 有的是坐车。那时延安很少有车, 西北局的同志不知道谁从哪儿搞到一辆大卡车。高岗坐在驾驶室里, 贾拓夫和爱人白茜, 还有欧阳钦露天站在后边车上。

会议休息时, 有的代表在院子里聊天, 有的则抓紧时间打乒乓球或克郎球。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 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交谊舞。七大召开期间, 延安为代表们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6月l O日晚, 全体七大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 会场气氛极为活跃。萧向荣和李鹰航合作制作的献给七大的专场演出——《中国共产党颂——献给七大》大合唱, 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

七大会场上使用的投票箱, 是专门为这次代表大会定做的, 质地为实木, 漆成红色。七大选举时, 投票箱安放在大厅前方的讲台上, 其上端为投票口, 下面的画面用黄色颜料画成。画面上, 两边用麦穗围绕、中间有镰刀、铁锤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 党徽上方有一颗五角星, 党徽左、右的麦穗中分别写有“七”、“大”两个字, 下方写有“投票箱”3个字和一些简洁的装饰线条。投票箱还有一个木质底座, 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非常庄重、朴实。

在投票结束后, 毛泽东特别关心王明的得票情况, 也很关心张闻天 (洛甫) 、秦邦宪 (博古) 的得票情况。当他得知张闻天、秦邦宪 (中委最后一名) 、王明 (中委倒数第二名) 选上中央委员, 很高兴。毛泽东对计票员说, 这就好了, 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但对王稼祥没有选上中央委员, 毛泽东有些惋惜地说:王稼祥同志在历史上有错误, 但也有大功, 他觉悟得早, 改正错误也早, 因为有病没有参加大会, 可能对投票有影响。明天选举候补中央委员, 我要讲一讲王稼祥同志的功劳。随后, 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6 月11日, 大会举行闭幕式, 毛泽东致《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历时50天, 至此胜利闭幕。

八大:田家英通宵赶写开幕词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早在1952年, 党中央就开始考虑召开党的八大, 但最终确定这件事是在1955年。这一年的3月, 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31日闭幕会上所作的结论讲话中说:中央决定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第八次大会, 有3个议事日程: (一)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 修改党章; (三) 选举中央委员会。

他说:党的代表大会10年没有开, 很不好。到1956年8月10年半了, 只好明年开。当然头5年不应该开, 头5年兵荒马乱, 又开了七大, 后5年可以开而没有。没有开也有好处, 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 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做文章。同时, 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 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各方面都清楚了。

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 作为中央秘书长, 具体负责筹备召开八大的整个组织工作。

筹备八大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准备大会文件。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组织了3个写作班子。邓小平于1955年4月21日草拟了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及党的章程两个起草委员会名单。

1955年8月28日至1956年9月14日, 中央政治局召集研究八大事宜的各种会议、约谈、会见等130余次, 其中, 商谈政治报告40次, 修改党章33次, “二五”计划18次, 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22次, 准备大会工作的具体事项17次。八大的各项文件, 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起草、讨论、修改, 于1956年8月中旬基本完成。

8 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了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作了讲话。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就八大的有关筹备工作作了说明。

在邓小平作了说明之后, 毛泽东就设立常任代表制、中央的组成等问题作了讲话。他说, 关于中央的组成。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 推举邓小平当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 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 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 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只有主席, 没有副主席, 没有总书记。现在设总书记, 又设副主席。

8 月30日晚, 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增强党的团结, 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七届七中全会决定的6个文件草稿作了说明。

会议同意邓小平关于八大6个事项的说明, 通过了七届七中全会提交的6个文件。

9 月13日, 七届七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再次就大会的文件、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和中央机构的设立等问题讲话。

关于大会发言, 毛泽东说:我看要精, 要生动, 要多种多样, 要短, 要有内容, 要有表扬, 有批评, 有成绩, 也有缺点, 有解决的办法, 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 登到报上净是好事, 那就不好看。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问题, 毛泽东说: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 一个副主席, 少奇同志感到孤单, 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 又有四个副主席, 还一个总书记, 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样就比较好办。

毛泽东还特别谈到了邓小平和陈云。他说,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 他跟我一样, 不是没有缺点, 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气, 比较能办事。至于陈云同志, 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 他比较公道、能干, 比较稳当, 他看问题有眼光。

9 月15日下午2时5分, 党的八大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致开幕词。八大的开幕词, 最初由毛泽东起草了一个300余字的简要提纲, 然后写出近2000字的开幕词草稿。后来他让陈伯达起草。陈起草的稿子毛泽东不满意, 于是找田家英重写。毛泽东说:“不要写得太长, 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 我就放心了。”

这时离大会只有几天, 时间非常紧迫。田家英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赶写出了约2000字的开幕词草稿。新草稿写好后, 立即分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审改。9月14日晨, 周恩来、彭德怀对该草稿作了几处文字上的修改。毛泽东也对稿子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在毛泽东致开幕词的过程中, 全场不断响起掌声, 简短的开幕词30余次被掌声打断。

毛泽东致开幕词后, 来到休息室。许多代表都交口称赞这篇开幕词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开幕词中的“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毛泽东很欣赏田家英写的这句话。

大会从9月15日开幕, 至9月27日闭幕, 历时14天。其间举行了1 2 次全体会议。

九大:选举中的交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九大召开时, 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由于还处于“文革”期间,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 绝太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与会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 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 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

大会预备会期间, 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开幕前夕的3月上中旬, 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助长了党内高层对国际形势严重性的估计, 也给九大以重要影响。九大的政治报告写入了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等内容。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

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这份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会议期间, 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各组召集人会议, 讲述党的历史经验。他还提议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些老同志要选进中央委员会。

在4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 经过无记名投票, 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09名。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 而许多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和经过党多年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被排挤在外。

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 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19%, 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29%。在选举中, 有的代表坚持原则, 顶住压力, 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十大:因林彪事件提前召开

党的十大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 这是在人民大会堂里第二次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而, 这次大会在总体上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膨胀。

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 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是, 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林彪事件, 打乱了原定的历史进程。

林彪事件的发生, 使处在个人崇拜狂热气氛下的人们深感震惊, 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毛泽东也从这一事件中受到极大震动, 转而开始采取一些措施纠正极“左”思潮。1971年10月4日, 他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 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1972年6月28日, 他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 明天要打倒陈毅, 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 其实就是反革命”, 总后台“叫林彪”。

毛泽东的这些话,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些做法的不满。根据毛泽东的认识变化, 周恩来因势利导, 部署和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并对各部门、各地区一系列工作进行调整, 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 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决定筹备召开党的十大。会议期间, 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只注意生产, 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 不对”和“要注意培养青年干部”等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 同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王洪文, 时任九届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华国锋, 时任九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吴德, 时任九届中央委员、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等组成党章修改小组,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 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 (草案) 》和党的十大政治报告。

这次会议明显呈现出当时党内两种力量斗争的态势:一方面, 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一些主要成果仍然保存并继续发挥着作用, 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将出席党的十大, 使党中央领导层的健康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另一方面, 会议进一步扭转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王洪文参加政治局工作, 张春桥主持起草十大文件, 标志着江青集团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召开前, 中央专案组于7月10日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党中央, 建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等人的党籍。8月20日, 党中央批准了《审查报告》。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 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继续肯定九大路线, 肯定“文化大革命”, 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把“继续搞好批林整风”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些都说明, 十大延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

十一大:揭批“四人帮”动员现代化建设

1977年8月中旬, 立秋后不久的北京, 仍有几分炎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召开。

这次大会宣布, 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 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

人们预感到,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

党的十大后,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一个帮派, 人们把它称为“四人帮”, 又称为江青集团。这股势力形成后, 利用当时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 企图把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不断制造事端, 使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趋向稳定的局势又出现混乱。

毛泽东逝世后, “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当时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 觉察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 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清除党和国家肌体的这个痈疽。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 也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 但仍然通过多种渠道, 采取多种形式, 互通信息, 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 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 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经公开, 全国各族人民欣喜若狂,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粉碎“四人帮”, 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 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挽救了国家, 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随后, 党中央采取措施, 很快稳定了局势, 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 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 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 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

然而, 这时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方针, 使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 拨乱反正的开展也遇到了阻碍。针对这一情况, 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1977年4月致信华国锋和叶剑英并转党中央, 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 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

虽然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遇到阻碍, 但毕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全国人民都期待着通过召开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 彻底实现拨乱反正, 引领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 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 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1977年7月,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决定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 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小平再次复出, 并恢复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撤销的全部职务。

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十一大的决定, 通过了十一大主要议程, 讨论并基本上通过十一大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决定在1977年下半年适当时候召开十一大。

8月12日至18日,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 叶剑英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邓小平致闭幕词。

党的十一大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共201人, 中央候补委员132人。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 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这次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这一历史使命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完成。

十二大:“三代同堂”新老交替

1982年9月,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来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一个最鲜明而重大的主题是:“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来的。这次大会确定了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 提出了从1981年起到20世纪末, 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一大后, 全国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胜利, 党中央决定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在这一背景下,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华国锋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九条决定, 一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问题、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等平反。一些代表表示:“中央政治局所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 都是大家很关心的。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些问题,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会高兴, 是大得人心的。”

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从1979年到1982年, 党中央带领全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开展了全面而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 包括: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正确阐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冤案平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 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 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 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并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这为召开党的十二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82年9月1日至11日,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十二大的代表中, 可谓是三代同堂。有建党时期投身革命的白发苍苍的老干部, 有新中国建立前夕参加革命、成熟而富有经验的中年干部, 也有一批朝气蓬勃和年富力强的青年代表。最年轻的代表是中国女排名将郎平, 只有21岁。

邓小平致大会开幕词,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 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的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 李先念致闭幕词。

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 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新设的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

党的十二大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章, 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载入党的史册。

党的十三大:首次差额选举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 金秋的北京, 已是层林尽染。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召开。

这次大会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完整地概括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制定了我国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作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

大会开幕的这一天, 83岁的邓小平红光满面, 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 迎面遇见了邓颖超, 并看到了坐在不远处的轮椅上的聂荣臻, 就约请邓大姐一起去和聂帅合影留念。他们来到聂帅面前, 三位老同志热烈握手, 互相祝贺十三大的召开, 互相叮嘱要注意身体, 做到健康长寿。后来参加他们合影留念的还有彭真和李先念。

邓小平坐下后, 有人告诉他:“这次大会, 来采访的记者很多, 国内外记者有400多人。”

“好嘛, 好嘛!”邓小平高兴地说:“这说明我们的这次大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万里、姚依林来到聂帅跟前问寒问暖。万里说:“祝老帅健康长寿。”聂帅说:“好, 好。”

乌兰夫来得较早, 许多同志向他问好, 祝他健康。乌兰夫说:“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了, 我们高兴, 身体也会健康的。”

在另一间休息室里, 大会的几十位来宾情绪很高。这些长期同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人, 都好像年轻了不少。他们互相握手, 共祝党的十三大是“盛世、盛会、盛事”。

97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陶峙岳, 得知党的十三大邀请他作为来宾列席大会时, 非常兴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对记者说, 共产党开大会, 邀请我们到主席台上坐, 说明共产党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二次飞跃。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手拿一份大会的报告底稿向周围的同志说:“向党外征求意见时我就仔细地将报告稿看了几遍, 现在这个稿子改得更好了。特别是报告稿强调加快和深化改革, 强调进一步对外开放, 这是大家所盼望的。这样, 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一面向大家致意, 一面说:“耄耋之年, 遇此盛世、盛会, 又被邀请来同大家一起上主席台, 堪称盛事。我虽然9l岁了, 还要为祖国的昌盛统一尽绵薄之力。”

开会的铃声响了。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们说笑着走向主席台。走在前边的邓小平同陈云、徐向前热烈握手, 互相祝贺。陈云见到了聂荣臻, 两位老同志各自举起右手, 互致敬礼。

大会上午9点开始, 休会时已经是1l点半了。许多老同志一直在主席台上坐了两个半小时。他们走下主席台时, 仍然兴高采烈。薄一波向记者谈到大家为什么这样高兴:“参加这样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 就应着中国的一句老话:人逢喜事精神爽。”

党的十三大还有一个让人关注的地方, 就是这次大会允许外国记者听会。会上云集了中外记者400多名。大会新闻发言人朱穆之共举行了5次记者招待会, 大会新闻中心还安排了5次党代表同记者的会见, 中外记者对此都很满意。

党的十三大的选举也有特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 都经过差额预选, 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预提候选人数的5%, 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预提候选人数的12%。这种选举方式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大会最后选出中央委员175人, 中央候补委员110人,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人, 中央纪委委员69人。

11月2日,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邓小平虽然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从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一线退了下来, 但是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

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春, 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谈话, 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意义。

10月12日至18日, 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党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 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大会开幕前半个多小时, 几百名港澳台和外国记者便来到大会堂二楼, 向新闻中心的官员索取不同文种的大会报告。

10月14日下午, 出席十四大的四川代表聚在一起开分组讨论会时, 大家都觉得要在这个难得的盛会上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表达一下家乡人民的心意。最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在为邮电部新发行的十四大纪念邮票特制的大幅贺卡上, 四川代表全体签名, 向邓小平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片心意。贺卡上写着:“小平同志:四川人民想念您!祝您健康长寿!十四大四川代表。”这份珍贵的贺卡当晚送往邓小平那里。

在会议期间, 一些与会代表, 如珠海市市长梁广大、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黄涤岩等, 被港澳记者团团围住, 提出关于港澳台的许多问题。

汪道涵对记者说:“这次大会将为台商来大陆投资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他还说:“我们非常愿意与台湾海基会举行海峡两岸直航谈判, 而且越快越好。”

大会期间, 《十五的月亮》的作者、诗人石祥送来七律一首, 让记者华旗代他献给十四大代表。华旗这时受到启发, 忽发奇想, 将排队购得的两整版100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纪念邮票连成一版, 带到十四大解放军代表团, 想请十四大代表、多年戎马倥偬的老将军、著名书法家张爱萍亲笔书写, 永志纪念。

10月16日下午, 华旗见到老将军张爱萍, 递上石祥的诗作, 说明了来意。老将军连声说“好, 好”, 欣然接过自来水笔, 在两整版纪念党的十四大邮票上挥笔写下“金菊飘香枫叶红, 山河万里起涛声, 四海欢呼中国潮, 时代腾飞东方龙。录石祥句张爱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

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89名, 中央候补委员130名;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08名。10月19日, 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 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容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1997年5月29日,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强调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 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他的讲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决心和信心, 集中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为十五大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9月12日, 党的十五大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庄严的开幕式。

大会参照十四大的做法, 邀请了60名特邀代表出席大会, 他们具有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

在大会召开前夕, 这些特邀代表们向新闻媒体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展示了自己老当益壮的风采。

刚过完88岁生日的耿飚, 在家中愉快地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专访。作为党的十五大特邀代表, 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说:“党的十五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一定会开得圆满、开得成功。”

在采访中, 耿老拿出一张用红布裹着的党证告诉记者, 这张党证是1932年党组织发给他的, 他随身珍藏了65年, 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它。这张小小的党证经历了65年革命风雨的洗礼, 仍然保存得完整无缺, 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

十五大前夕, 《人民日报》记者如约来到国家计委, 采访86岁高龄的郭洪涛。

提起出席十五大, 郭老兴奋地说:“我是党的七大、八大、十二大的正式代表, 十三大、十四大的特邀代表, 这次又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十五大, 感到很高兴, 很荣幸, 感谢党对我们老同志的关怀!”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是一位92岁高龄的党代表。她是党的七大、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记者们问刘英对出席十五大有什么感想, 她说:我高兴呀。从七大到十五大, 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领导我们站起来, 邓小平领导我们富起来。”这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

刘英离休前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记者问她对执政党加强党内监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有什么建议?

大姐无限深情地说:“胜利来之不易, 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 他们没有看到今天, 我是一个幸存者。这次, 我要代表为革命牺牲的先烈, 包括代表他 (她指着张闻天同志的遗像) , 向大会建议, 要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纪律, 加强党内的监督,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9月9日, 是中央直属机关选出的十五大代表报到的日子。上午, 87岁的王从吾, 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还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 想亲自去报到。经医护人员再三劝说, 王老才同意由秘书代去报到。但是, 王老表示一定要参加会议。

党的十五大通过了江泽民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的决议。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 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 作为党的行动指南。这一正确的决策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l世纪的信心和决心。

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3名, 中央候补委员151名, 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15名。9月19日, 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容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六大:21世纪的第一次党代会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这次大会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过去的15次党代表大会是在20世纪召开的。出席十六大的正式代表2114人, 代表全国6600多万党员。

在这些代表中, 有一位拄着拐杖的82岁老人, 他是来自四川的十六大代表许梦侠。

他说:“我这是第七次参加党代会!”他还强调:“现在, 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我要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 不辜负大家对我这个老党员、老代表的信任。”

另一位特邀代表, 是一位九九老人。他叫夏征农, 是第六次参加党代会, 党的八大时他作为正式代表参会, 十二大为列席代表, 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均为特邀代表。他为党的十六大召开特吟诗一首, 标题是《献给党的十六大》:

六入京都为党谋, 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 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 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 高举红旗万万秋。

出席十六大的代表, 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不平常的经历。

十六大代表、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石门村党总支书记吴奇修, 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1987年, 他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主动放弃留京机会, 毅然回湖南涟源参加家乡建设。1995年, 在涟源工作8年 (其中扶贫3年) 、已任市计委副主任的吴奇修主动报名到位于偏僻山区的石门村去当一名村支书, 而且一干就是7年多, 带领群众打开山门, 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他因此荣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十六大代表赵小莉, 5年前出席了党的十五大。她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她兴奋地说:“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提出,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个目标特别令人振奋。”

自1991年开始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以来, 赵小莉先后荣立一等功3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1次;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以及“全国优秀政法工作者”、“全国十大杰出女法官”等多项荣誉。

在甘肃代表团的讨论会上, 与会代表都被平凉市吴岳村党支部书记卢定华朴实、真诚的发言所打动。她说, 通过承包砖厂, 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1995年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 就把领着全村人奔小康作为己任。7年来, 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几百元变成4000元;全村400多户, 有100多户从旧窑洞搬进了小康楼。

十六大召开期间, 一些代表还来到人民网做客。

河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十六大代表李成玉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音视频演播室, 就十六大报告与主持人和网友交流。他谈的题目是《感受十六大报告》, 他说:“听了报告, 感到非常受鼓舞。”他结合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根据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畅谈了河南近期发展思路。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也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 他认为, 这次代表大会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十分重要的会议,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他表示, 报告对13年来的基本经验做了很好的总结, 对于今后的工作很有益, 这是十六大报告一个很鲜明、很突出的特点。

十六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 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 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根据新的形势的变化, 《党章》还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党员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都提出了新要求。

大会着眼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名, 中央候补委员158名, 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1名。

11月15日, 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实现了网上直播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 代表全国7300多万党员。

代表们肩负全体党员和各族人民的重托, 带来了十六大以来各地经济社会取得进展和变化的新消息。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郑重地说:“把各地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带到大会上来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根据中组部的数字显示, 2200多名十七大代表中, 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代表比例为28.4%。这些代表带给盛会的不仅是崭新的面孔, 更有崭新的气象, 有基层百姓的真挚呼声、真切民意。

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古冲村党支部书记龙四清代表带来了村民们采摘的柑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代表侗族群众感谢党的富农、惠农、支农好政策。”能歌善舞的畲族姑娘雷金花代表, 发言时穿插了自编自唱的歌曲:“种粮不用交公粮, 没钱可以上学堂, 千元以下有低保, 生了大病党来帮。”

代表们也带来了年轻一代担当重任的信心以及对党新的期盼。家境贫困的当代大学生杰出代表徐本禹, 当选为十七大代表后深感责任重大, 会前积极调研。他说:“志愿服务和贫困大学生如何成长成才, 是我关注的重点。”

代表们还带来了新社会组织的呼声。重庆律师孙发荣代表会前广泛了解社情民意, 把广大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集中起来, 反映给党的十七大。

“五届全国党代会, 民主的氛围, 一届比一届浓。”谈及全国党代会的变化, 20年间连续参加了五届全国党代会的河南团代表林英海很是欣喜。

林英海已是75岁高龄, 但仍是精神矍铄, 头脑清晰。从十三大到十七大, 从大会报告起草到会议日程安排, 再到代表产生, 对于每次党代会推动党内民主带来的变化, 他更是娓娓道来。

200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林英海接到了一个到省委开会的通知。第二天他到达会场时, 发现一起来的还有河南省的其他代表, 他们的任务就是讨论十七大报告的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十七大开幕那天, 他坐在人民大会堂里, 拿到报告稿, 赶紧仔细看了一遍:好多修改意见都被吸收了!

实际上, 有5560个像林英海一样的普通党员, 参加了报告稿的意见征求。十六大代表、十七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人等, 都参加了讨论修改。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

差额选举党代表, 差额比例也由10%扩大到十七大的15%, 林英海对这一变化赞不绝口, “党代表选举开始有了竞争, 党员们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更令林英海感到新鲜的是, 十七大代表选举开始有了公示这一程序。他还记得, 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公示栏上时, 既感到激动, 又感到有压力。

“党代表候选人实行公示, 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党代表选举公示能更广泛地征求各方面意见, 保证选举出来的党代表不出问题、少出问题。”林英海说。

在2200多名十七大代表中, 有一对亲兄弟同时是十七大代表。哥哥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 弟弟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委书记白玛朗杰。2007年10月15日上午, 他们哥俩以党的十七大代表的身份, 双双出席十七大开幕式时, 在人民大会堂前留了影。西藏有16万共产党员, 当选十七大代表的仅有28人, 他们哥俩能同时当选, 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在党的十七大上, 代表们开放的心态, 带来开放的形象。十七大, 处处都能感受到“开放”两字。

“偶尔飘过的乌云, 不会影响上海天空的一直晴朗!”10月16日, 在十七大上海代表团的“开放日”上, 面对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关于社保案是否会影响上海发展的提问, 中央纪委常委、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以生动的比喻如是回答。话音刚落, 记者席里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在大会上, 记者们的“新闻大战”随处可见。

十七大新闻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媒体的1135名记者报名参加了十七大的报道, 近700名境外记者在人民大会堂报道十七大的开幕式。

在忙着“捕捉”目标代表的记者人群中, 身穿红色马甲的中国少年报小记者和身穿绿色外套的中央电视台小记者引人注目。作为大会开放措施之一, 十七大新闻中心批准了这两家媒体派遣6名中小学生到会采访。

“党代会越来越开放了。”“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党的层面, 中国的开放度与透明度都在日益增强。”采访中, 许多记者都这样表示。

党的十七大, 第一次实现了党代会的网上直播。

10月15日, 人民网设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的直播间里一片忙碌。8时30分, 首批现场图片传到网上, 文字直播同步开始;9时, 十七大开幕, 大会堂里国歌响起。伴随着网友们的一次次点击, 十七大开幕式的图文和音视频直播信号同步传遍全球……

开幕当天, 人民网“强国论坛”还开辟了“直播同步评”版块, 网民踊跃发帖, 对十七大报告中的多个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0月16日下午, 人民网手机“强国论坛”发起的“千万手机网友提问党代表”大型联合访谈刚正式开始1个小时, 手机网友就提出近200个问题。

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十七大通过了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 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在总纲和条文中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精神, 并把十六大以来党的重要战略部署写入党章总纲。

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4名;中央候补委员167名;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7名。10月22日, 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来源：《湘潮》2012年7--12期，作者刘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