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姐姐

小马哥（马秋平）

　　昨夜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雪，广袤无际的江汉平原的土地穿上了一件白蔼蔼的大衣，捂得严实。河沟和小汊里的水还没有完全冻住，好似大衣忘记了系好领口，没有冻住的地方水在北风的呼啸中泛起层层涟漪，显得比其他时候清澈，有水的地方较平常也干净、简洁、明了了许多，水边本有的植物枯萎的根茎和水边的泥滩都被白色的大衣裹住了。小河边的防护林除了树干还显露出本色外，树冠和树枝无一不是涂上了白色的油彩，一阵北风过来，树枝抖动着僵硬的身躯在林间洒下一片白色的朦胧，仿佛遥远的天际里展翅南飞的雁群，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风雪交加里的那个阴霾日子）

　　极目远望，一望无际的白色与厚重沉闷的灰色在无限远的边际会合，消失得无踪无影；低头探寻，除了间或尚未完全封冻的水面，瞳孔被纯净单调的白色撑得老大，眼底似乎被泼满了白色的油彩，封闭得密密实实，有些喘不过气来。白色主宰了世界，主宰了江汉平原里的人们，公路上静悄悄的，没有行人，连车辙都看不到，往日来来往往的车辆被白色困在了各自的巢穴，雷打不动的每天两班从县城开往县里各地的客车也应该困在了车站。客车长得都一样，县里的客车大都是彩色的，宽大的脸颊上左右瞪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中间是一张硕大的嘴巴，嘴巴上拱起两片亮亮的额头，浑圆的身躯圆鼓鼓的，平平的前脸盘儿没有任何起伏，更谈不上鲜明的轮廓，车尾却总是像过年前的猪屁股，又圆又肥。肥墩墩的身躯背上会是小山一样的隆起，那是客车额外运输的货物。公路向远方伸展，两侧整齐的行道树裸着身躯扛着厚重的白色在大风中摇曳，目送公路在视野中变成一个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尽头。江汉平原平得是山里人不可以想象的，环顾四周，远处村庄的房屋和树木是难得的起伏，河堤和公路算是大块土地的高处，这里没有山山水水、沟沟壑壑，没有跌宕起伏、重临叠嶂，没有飞檐走壁、飞流直下，只有不受遮挡的视野和看不到尽头的旷野。如果此时公路遥远的尽头冒出客车胖胖的艳丽身影，那一定是茫茫雪原中的惊鸿一瞥、蔚蓝大海中最美的风帆、大漠戈壁里的小河古城、青青草原上牧羊人的美丽帐房。

　　风越来越大，没有喘口气的意思，裹着一阵又一阵的雪花打在我脸上，雷锋帽下的眉毛没有了黑色，还高出了许多，有了厚重，耷拉着，想要绑住下面那双扑扇扑扇的眼帘，鼻子和嘴里呼出的热气把雪花融化成水又结成冰留在了眉头。雷锋帽忠诚地护住了两只耳朵，湿漉漉的，那是汗水，而露在外面的脸颊迎着风和雪坚强地守着自己的阵地，红彤彤的，生硬生硬的，手指摸着脸庞，不知是手指麻木了，还是脸颊没有了知觉。手指早都僵直，指尖似乎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北风呼啸着，还在努力穿透手套的那层棉纱，试图用雪粒封堵住经纬之间的所有空隙，我不敢造次，双手死死地抓住左晃右突的自行车把手，两眼盯着车轮前的雪地，寻找没有结冰的雪面，双腿加大力气踩着踏板。棉裤里的的双腿被汗水裹挟着，贴身的秋衣应该是湿透了，黏糊糊的。脚下的翻毛皮鞋仿佛是一层纱，对不断冲击双脚的风和雪没有了脾气，没有了抵抗，似乎不存在，脚趾头生痛生痛。我不知道要是没有这双翻毛皮鞋，那十个脚趾头还会不会是我的，那是我们家的第一双皮鞋，翻毛的，是我读大学去的时候父母特意给我准备下的。

　　就在脑壳走神的一刹那，自行车前轮突然颠起又重重地落在雪地上，轮胎接触地面的瞬间失去了对雪面的把握，哧溜一下向侧面滑去，冻僵的双手立即离开了车龙头，我和车向路边的河沟冲去，“哐当”一声，脑子一片空白，冻得红扑扑的脸蛋霎时也变了色。缓过神来时，我和自行车是在离沟边咫尺的雪窝里，那是大树砍伐后有人又把树蔸挖走了留下的深坑，大风赶着大雪填平了树坑，也缓冲了我和身下的自行车。我扛着车子爬到公路上，把车子扶正，站在车子前头，用两腿夹住车子前轮，双手倒握着龙头，重新把龙头调正。滴答、滴答，几滴水珠滴在车子的前挡泥板上，我抬起胳膊肘用棉衣的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一抬腿又上了车子，继续赶路。风还在逞威，雪还在撒野，旷野里轮胎碾轧雪和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远处村庄升起的缕缕炊烟昭示着世界还活着，此时此刻此地，没有人、没有车、没有牲畜，我拼命踩着脚下的自行车踏板，肺里呼出的热气从嘴里和鼻孔里往外串，又很快被抛在身后。公路的无限远处出现客车胖胖的色彩艳丽的身影是此刻我最大的期盼。

（1981年那个冬天的我）

　　那是198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16岁的我骑车去报丧，是去离县城30多公里外的农场给姐姐的妹妹送信，告诉姐姐的妹妹她们的妈妈离世了。前一天下午，姐姐带着我去医院，病床上躺着姐姐的妈妈，戴着吸氧的面罩，姐姐把我拉近床边，让我喊“伯伯”，我有点害怕，但还是靠近床头，贴在姐姐妈妈的耳朵边叫了“伯伯、伯伯”，伯伯没有反应。姐姐说，伯伯时日不多了。姐姐是堂姐，但姐姐的二闺女却和我同年，姐姐好像和我父母亲年龄不相上下，很多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长大。姐姐的妈妈我叫伯伯。我是前几天来姐姐家玩的，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在自己家只呆了几天，我就来到住在县城里的姐姐家。伯伯生病，医生说回天乏术，半夜伯伯走了，伴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姐姐的妹妹住在离县城30多公里的乡下，只有派人去给信，一早天亮，派人去到车站，发现风雪中断了每天的客车运行，姐姐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姐姐，你借辆自行车，我去”，“你会骑自行车吗？”，“我会”，“天这么冷，路又滑，还这么远，你能行吗？”，“让我试试吧，不是没有办法了吗？”。姐姐含着泪，“你可要千万小心啊，慢点骑，千万小心哈”，姐姐用毛巾包了两个牛肉包子，帮我夹在棉衣上贴身的口袋里，正了正我头上的雷锋帽，替我将帽子的系带系紧，用手捏了捏我腿上的棉裤，摘下自己手上的手套替我戴上，嘴里不停地重复着，“慢点啊、慢点啊”。姐姐的眼眶里含着眼泪，又红又肿，哈出的热气在她的眉毛和头巾上结起白色的霜。我脚踩踏板、撩起腿、跨上车就冲了出去，好远了，还听到姐姐在喊，“秋平，你慢点，慢点！”。

　　风雪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中午时分我先到了自己家，把伯伯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爸爸妈妈，又继续骑车赶路去姐姐的妹妹家给信。等晚上再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已是天黑掌灯的时候了。吃了饭，人就支持不住了，摸到床边躺下，浑身热得滚烫，妈妈给我盖了两床被子，我仍然不停地发抖。我病了，第二天没能去县城参加伯伯的葬礼，没能为伯伯送行。

　　那个冬天，伯伯走了，此后，我因为学习工作去县城姐姐家也少了许多，几年后姐姐也因病离世了，姐姐的儿女没有通知远在外地求学的我。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给我棉衣兜里塞包子、帮我系帽子、把手套给我戴上时满眼噙着泪水的姐姐，在我身后大喊着“秋平，你慢点”的姐姐，是我心中姐姐最后的样子。

（我手上唯一的姐姐照片）

　　姐姐个头不高，微微有点胖，从我有记忆起她总是留着一样的发型，剪的短短的，每次都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前往后梳头发，头发梳得一根一根的了，再扬起头，左手护着往后梳好的头发，右手拿一个黑色的长长的细细的发卡，放在嘴里咬着把发卡分开后夹在头发的一边，然后松了左手去按住另一边的头发，再拿一根发卡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姐姐头发浓厚黑密，发卡下的额头饱满、宽厚、平复，姐姐往后梳头发的时候也没见到过额头有皱纹，还总是亮亮的，好像在发光。姐姐双颊总是红红的，仿佛两朵美丽的云彩，托着姐姐乌黑的眼睛。那是一对又黑又亮，还特别圆的眼睛，眼白和眼黑都比一般人多许多，该是她眼睛较常人大的缘故，姐姐眼睛好像还总想往外跑，似乎是要把什么都看在眼里，把今生今世都看穿看透，把人和事都装入眼里留在心上。姐姐每次叫我到她跟前的时候，我喜欢抬起头盯着她圆圆的脸上那双深黑深黑的眼睛，这个时候她的怜惜和关切是满满的，多得要从眼眶里溢出来一样，我时常觉得是那扑扇扑扇着的眸子在和我说话。其实还是想揣摩姐姐是要给我什么好吃的奖励，还是要批评教训我的不是，只是找不到我被姐姐教训的任何记忆，她唠叨人的时候还是有的，只是都是冲着她的孩子，我的那些小伙伴，我总是在这个时候故意去逗伙伴们，还高傲地炫耀自己没有被教训。

　　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暑假从开学那天起我就算计着还有多久来到，每天聚精会神听老师讲课，放学后一丝不苟认真写作业，而期末考试后等待发成绩单时的日子总是特别长，知了在不知疲倦、不惧热浪地歌唱，恨不得爬上树把它们抓起来关在铁盒子里，我那颗火燎火烤的小心脏才得以平静和安宁些许。父亲的严厉令年幼的我徒生过许多担心和害怕，但只要成绩单上的分数好，我就知道不需要害怕父亲的苛责和怒发冲冠，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去县城姐姐家玩。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去过完整个暑假，上初中后要帮着母亲砍生火做饭的草，但也还是可以去住上三五天甚至一两个星期。再不听话暑假不让你去姐姐家，这也成了父母管教我们兄弟姐妹的口头禅。

（尚残存的回民餐馆旁的老房子）

　　姐姐在县城里的家对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那是县城里一个叫后河滩的地方，姐姐家和另外两家人合住在一个有3间2进的平房里，解放前的老房子，原来的房屋主人住一间，姐姐家和另外一家合住一间，前后隔成两个房。中间的堂屋三家人共用。姐姐家门前是一条不宽的土路，路侧是一条儿时记忆里很宽的河，有闸口和长江直通，夏天经常看到洪水滔天，滚滚洪流夹着各种各样从上游漂下来的物件奔腾而下。往上游方向走，一个桥叫群建桥，每次来去姐姐家都是要过这个桥的，再往远走，有个闸，好像叫跃进桥，觉得好远好远。有一年，大水都要漫过群建桥桥面，就听姐姐和邻居在叹气，“水这样涨下去要和1954年一样了，怎么办喔”，“秋平，不准到河边去玩哈，你可是三爷（她称呼我父亲）的宝呢”。

　　涨水时的河边是精彩的。那里有个捞鱼的扳筝，两根竹竿垂直交叉用铁丝或麻绳绑扎结实，一张鱼网挂在竹竿的四个端头，有点像早年家里在饭桌上用来防苍蝇的那个盖网。那里还有个叫九斤（出身重量）的小伙伴，扳筝就是他家的，站在扳筝从岸边伸向河中间高高的跳板上，看鱼网扳出水面时鱼儿的挣扎和跳跃是令人兴奋不已的快活事，而坐在岸边和他还有一个叫建设的小伙伴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掰扯也是乐此不疲，电影《流浪者》、《奇袭白虎团》、《南征北战》、《智取威虎山》、《海港》还有《红色娘子句》都曾是我们谈不完的话，冰棒、牛肉包子、凉面还有西瓜、香瓜也是你一口来我一口去。

（还是老样子的跃进桥）

　　炎热的夏天里，日头总是令人恐惧的火辣，一旦准备收起它的光芒西去的时候，姐姐家门口的空地就开始热闹起来。三家人不用排班值日，也不用谁提醒谁，谁家人有空就谁先用长长的竹扫把地扫的干干净净，我大了点的时候，姐姐家里人也会让我去扫，然后去河里担水，把晒得滚烫的地面浇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浇上去的水一时半会儿渗透不进泥土里，担水的事肯定不准小孩子沾边的。一个时辰后，地上的热气随着水分挥发得差不多的时候，太阳早都歇息去了，各家大人就忙乎着把竹床、躺椅、条凳能睡的一古老都搬出来，急着吆喝晚饭后的孩子们抓紧洗澡、出来乘凉。我总是第一个早早地睡到竹床上的孩子，因为姐姐不让我做家务，孩子们都在竹床躺椅上唧唧喳喳许久以后，姐姐会拧着一把竹椅子、肩上搭着一条毛巾、手上摇着已经开始毛边的蒲扇从黑黢黢的屋里走出来，身子坐下时姐姐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身下的竹椅也呼应着呻吟了几下，想帮助姐姐把一整天的劳累都呼出身体。

　　竹床上乘凉孩子们是惬意的，相互间有说不完的话，还可以竖起耳朵听大人们唠家常，更有一种对惊喜的期盼，惊喜常常是姐姐出其不意地带给小伙伴们的，有时是冰镇西瓜、香瓜，有时是绿豆汤，有时是派我们小孩子中的一个拎着冰棒桶子去冰棒厂批发平常吃不到的要贵一些的冰棒。印象最深的一次惊喜，事隔近半个世纪让我依然记忆犹新、刻骨铭心。姐姐坐在竹椅上，手里拿着几个外面包着黄泥巴、泥巴上还沾有稻壳的鸭蛋大小的东西，在地上磕了磕，剥去外壳，一个个黑黢黢的绿茵茵的极富弹性的东西露了出来，姐姐叫我们中的一个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几个黑蛋就在水里荡来荡去，本来黑色表面还有的黄泥巴和稻壳都沉淀到水底下去，黑色显得更加晶莹剔透，丰满圆润富有弹性的身子在水瓢里恣意摆动着。姐姐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两个人一个，最后一个留给我一个人，让我吃。一个小伙伴咬了一口，剩下的递给另一个，我看到咬开的部分一层一层的，最外面是几乎透明的，再往里一层颜色深一些，好像没有那么软了，再往里面中心的部分又浓又稠的，像感冒了流的鼻涕。“这一整个给你，好吃”，我拿在手里，就是一直不往嘴里送。“好吃，你尝尝”，姐姐催促着、鼓励着。手里的黑蛋晃悠着，我不敢使劲，越用劲还越滑溜。我皱着眉头，看着姐姐，摇了摇头。“你个憨吖，这是好东西，你吃呀，咬一口试试”。我鼓起勇气，用嘴唇抿了抿，试探着把舌头舔上去，有一点涩涩的、凉凉的。“拿稳了，别掉到地上，咬开试试”，姐姐继续给我打气。我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咬牙切齿地一口下去，当味蕾接触到那又稠又浓的绿茵茵的东西时，舌头忘记了什么感觉，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滚，我把咬进嘴里的一团柔软吐在了泥地上，嘴巴还不停地往外淬着口水。“你个苕吖哟“，姐姐大声爽朗地笑着，那笑声清澈明亮，穿过我们的竹床阵，萦绕在小河边的空地上，飘扬到夏日晴朗的夜空，上升、上升，直到轻抚着夜空深处的满天繁星，跨过九天银河。姐姐对我的偏爱、鼓励和着那笑声将我第一次吃皮蛋的恐惧、担心、苦涩永远定格在那个夏夜里，也把姐姐的音容笑貌、浓情关爱刻在我心里。我一直以为在我家的兄弟姐妹中，姐姐对我是偏爱有加的。妹妹因为年龄小，去城里姐姐家少，我们兄弟三个总是争先恐后地玩姐姐家跑，但姐姐家的邻居知道得最多的就是我，都知道姐姐有个堂弟，很会读书，很喜欢读书。当我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县里重点高中后，姐姐就逢人便讲，比她自己的孩子考上了还高兴、还骄傲、还自豪。那年高考结束后，她更是乐不可支，更是见人就夸我，“秋平有出息了，那吖是我三爷的福气，更是我们家族的福气啊！”。

（后河滩尚存的老房子）

　　假期是短暂的，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到了姐姐家，一定是要挨到新学期报名的前一天才恋恋不舍地回去自己在乡下的家。回家的早上，姐姐会亲自带着我到汽车站，安排我吃早点，帮我买好车票，还把报纸折成的小纸包夹在我的假期作业本里，放入书包中，那里面是油票和粮票。客车开动了，姐姐还在车下窗户外面，“把书包背好，放到胸前，到家了就给你妈妈”，客车开出车站，姐姐跟着客车还在挥动双手，一阵风过来，卷起满地尘土，烟尘里姐姐胖胖的身影在一抹朝霞里泛出金色的光辉，“回去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读书，放假了再来”!……

　　从我可以自己从乡下独自坐车进县城起，到我1980年外出求学，这样的场景每年都在上演，姐姐不是家人、胜似家人，是亲人，那抹朝霞里的光辉陪我长大，把我少年的梦的家园守望，那是一个少年简单而充满理想的彩色的梦，就是要好好学习，走出农村，走进大城市里的世界，就是要有那么一天，我要倾其所有对姐姐好。

（姐姐和她家的老大、老二和老三）

　　我心中的姐姐是亲人，还是恩人。年近九旬的母亲一直把一件往事讲得绘声绘色，每每谈到去世已35年的姐姐时，她都泪眼婆娑、感叹不已，“你姐姐真是个好人啊！”。那是一个关于姐姐和我父亲的故事。

　　7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还如火如荼，反这个反那个的运动一波接一波，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肃杀的气氛席卷着中国大地，笼罩华夏苍穹。我们住的余埠街也没有闲着，闹腾着各色各样的活动，热闹不已。那个冬天来的很早，气温降得很陡，离去的也很不情愿，春节过了，内荆河（又名四湖河）两岸的平原湖区里还是在凛冽的北风中一派肃杀和萧瑟，很多水面还没有解冻，当风的树杈上还有些许的冰凌，大风卷起，一阵阵“嘎吱、嘎吱”的声音像一群老人在呻吟，风过之处抖落下一地的冰溜子。四湖河两岸护堤的柳树光着身子，找不到一片树叶。大风摇摆着柳条，吹皱了河水，吹弯了树腰，也吹凉了母亲的脸颊。母亲斜挎着一个书包，一手抱着我妹妹，她是家里的老幺，一手牵着家里的的老大，那是我。母亲一边加快着脚下的步伐，一边催着我走快点，我们是去十几公里外陈沱口的大姨家，母亲被告知在陈沱口学习班里的父亲失踪了。父亲是米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两周前被单位通知到学习班参加学习的，那时所谓的学习班类似如今的“双规”、“留置”，美其名曰学习，实则为隔离审查交代问题。母亲知道父亲失踪后很快从惊恐中反应过来，立即收拾行装，把家里的老二老三托付给邻居照看，带着一大一小就出了门，孩子们的父亲可是她的命，是她的山啊。这几天晚上，家里茅草屋外犬吠不停，刚一入睡就被激烈的叫声惊醒，带着孩子赶路的母亲疑惑着，似乎觉得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母亲似乎得到了验证。后来母亲知道，那是学习班里安排的人在屋外听壁子（偷听），以为父亲从学习班里偷跑回家了。

　　天黑前，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到了大姨家，自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水，姨妈给我们做了晚饭，母亲是一口也没吃，少不更事的我和在牙牙学语的妹妹狼吞虎咽后很快就打起呼噜来。第二天，母亲找到了学习班的领导，才知道父亲已经失踪了好些天了，他们还派人去了几乎我们所有的亲戚家打探，甚至包括远在湖南岳阳的亲戚，那个时候从监利的陈沱去一趟岳阳来回得三四天。母亲束手无策，第一时间想到通知县城里的姐姐，也许只有姐姐才能帮助拿主意。姐姐很快就从县城里赶过来，劝慰母亲，并坚定地相信父亲不会有什么事。她说，父亲本分老实，为人厚道，勤勉刻苦，一身正气，不可能做什么违法乱纪、损公肥私的出格之事；父亲也不会一下子想不开，自寻短见，他有今天这么一家子人可不容易，孩子们是他生命的全部，是他贫穷困苦人生最珍贵最放不下的念想，他舍得人世间的一切，但一定放不下这一家子人。姐姐的安抚与劝导给了母亲悬着的心些许的宽慰，也坚定了母亲对于父亲一定还安在人世的信心。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想着父亲，担心着托邻居带的两个孩子，母亲唯有每日以泪洗面。不知愁苦的我，并不懂找不到父亲了会是什么后果，每天和小伙伴们玩着泥巴过着家家。一天早上，又去河边人家洗菜洗衣的地方玩泥巴、抓泥鳅。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奶奶嫌我把码头附近的水都搅浑了，就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告诉她，我是来姨妈家玩的，姨夫是搬运队的，姓刘。这一下子，蹲在河边洗洗涮涮的一群妇人炸开了锅，告诉老奶奶，这孩子的爸爸、搬运队刘师傅的妹夫在学习班里跑了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老奶奶洗涮完，就直奔姨妈家，陪着姨妈和母亲掉泪、叹气，恨不得自己来代替母亲受苦。日头要下山的时候，老奶奶告别了姨妈和母亲，嘴里还是不停地说着宽心的话儿。老奶奶回家后又端着米筲箕下到河边淘米洗菜，一个撑着小乌蓬船的远房亲戚正要靠岸，问道怎么这么晚才来洗米做饭，老奶奶说着母亲的一把鼻涕一把泪。远房亲戚立即紧张起来，连忙说，该不是在湖区深处瓜棚里的那个人吧？那个人瘦瘦精精的，大冬天的，一身单薄，那天我在湖边上看到他可伶，我让他进了我的瓜棚，几天了，他不吃不喝，整天都昏睡着，成天唉声叹气，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反复说着，我舍不得我的孩子们啊。老奶奶丢下要洗的米和菜就往姨妈家里跑，母亲一听，心里有了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在一望无际的湖区，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远房亲戚提着马灯，母亲牵着我的手，高一脚低一脚紧跟着，嘴里还不停地催促我走快点。我们向黑暗中奔去，向希望奔去，那里有我们家的天，我们家的山，我们家的顶梁柱。当远房亲戚推开用树枝和茅草夹成的门，提起马灯把我们让进瓜棚的时候，呆坐在床沿上的父亲蹭地一下子跳起来将我紧紧的搂在怀里，接着就不停地拍打着床铺，声嘶力竭地嚎出声来，我就是舍不得我的秋平呢！我就是舍不得我的秋平呢！

　　当晚我们回到了姨妈家，第二天一大早，姨妈差遣表姐去县城告知了姐姐，下午姐姐就来了，带着父亲和我、母亲和妹妹一起去了学习班。姐姐找到学习班的领导，母亲在一旁一把鼻涕一把泪，父亲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姐姐说我帮您把人找回来了，我三爷（姐姐和我都称父亲为三爷，他排行老三）是个老实人，也是穷苦人，他可是雇农出身，解放前受尽了苦难和折磨，感谢共产党给了今天的工作，还有了这么一大家子人，他把共产党看成自己的亲身父母、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不会做一丝对不起党和政府的事；姐姐继续给学习班领导施加压力，我三爷一家六口，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单位要管的，还要负责到底的，大的才8岁，小的才几个月，到时都找你们。也许是失踪了这些日子的父亲也把学习班里的领导吓坏了，连忙解释，从未对父亲怎么样，是他自己想不开。不知是姐姐的交涉起到了作用，还是学习班里的领导本来就知道父亲没做什么坏事，又或是领导们再不想担这个责任，两天后，学习班通知母亲，父亲可以回家了，但要兑现（实际就是罚款）500元，至于理由，没有。为交清这笔罚款，父亲每月不到三十元的工资，要拿出10元上缴，前后两年多。那个年代的500元对一个家庭可是一笔巨款。许多年以后，母亲说，得亏你姐姐带我们找了学习班的领导，是姐姐救了父亲，救了我们一大家子。

　　我和妹妹和兄弟们把城里的姐姐看成了不是母亲的“母亲”，母亲把城里的姐姐看成了我们家的救世主，每每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姐姐，而父亲从小是哥嫂（姐姐的父母）抚养长大的，父亲只比城里的姐姐大7岁，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所以在父亲的眼里，我们孩子们口里的姐姐是兄妹一样的感觉。这样一个辈分关系是我长大后才懂的。姐姐在我心中代表温暖、热情、能力、世面、力量，但懂得姐姐的日子过得远不是儿时的我心中那样的舒坦和顺利是多年以后了。

（姐姐和姐夫）

　　姐姐和姐夫都有份工作，因都是回民，工作就离不开回民的习俗。姐夫在屠宰厂，那是专为穆斯林兄弟宰杀牛羊的作坊，姐姐在回民餐馆，那个时候都属于县城城关镇的街办集体企业。姐姐通常都是天刚麻麻亮就起床，洗漱后就要赶到餐馆里开始一天的劳作，餐馆晚上不营业，天黑就打烊。回民餐馆实际上就是个小吃店，牛肉面、牛肉包子、卤牛肉之类的，印象中平常羊肉很少见，大多是过年过节才有羊肉卖，来吃饭的除了穆斯林，也有汉人。姐姐有5个孩子，还有一个婆婆一起生活，这么大一家子人都需要养活。姐夫个性开朗，散漫自由，人也豪爽，每天晚饭时候他都坐在固定的一方，而且通常都是他先坐下来，一个酒杯、一双碗筷都是为他先准备的，不管有没有什么菜，他都会喝几口，喝着喝着就会话多起来，嗓门儿大起来，上到国家下到街道，远到北京上海近到左邻右舍，县里的大事，镇里的小事，他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姐夫经常出差，所谓出差就是下到乡下各地去收购牛，那个年代牛还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资料，牛还属于集体的耕牛，也就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青壮年的牛、健康的牛都要留着干农活的，能买到的牛大部分都是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年事已高不适合再干农活了。姐夫就是到各地去巡游，买到这种牛后再赶到县城里的回民屠宰厂，宰杀后卖肉。

　　关于姐夫和姐姐，他们的孩子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而且都绘声绘色，记忆犹新。一年腊月间，离大年三十没有多少日子了，姐夫还要去收一次牛，赶在春节前宰杀后上市，在湖北的回民与那些回民集中的省份不同，他们也是要过春节的。姐姐也指望着姐夫年前宰牛后能分一点牛头、牛骨头、牛下水等等之类的杂碎好过年。日子一天天临近，坐等右等还是没有姐夫的消息，姐姐开始担心，如果收不到牛，也要回来过年啊。到了腊月二十九，仍然没看到姐夫的身影，也没有人带个什么信回来。收牛的活，就是走村串乡，来无影去无踪，哪里有农舍，哪里有稻田，哪里就可能有牛，就可能要出售的用于杀肉吃的牛。到了年三十，过了初一初二，姐夫还没有回来，姐姐只好差人去姐夫原计划去的村落打听，其实那个时候，姐夫就在我家的小镇子的附近，他跑了几天没收到牛，手上买牛的钱在一顿酒足饭饱后打牌都输给了那些酒友。荷包空空的姐夫不敢在年前回家，直到姐姐派人来找他回家。回去以后，姐姐和姐夫是否有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不得而知。家中事无巨细都是姐姐一手操办，而在我心中一直甚为疑惑的是，当家的姐姐是如何把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的，还匀出粮票油票来周济我们家的，他也是一家八口啊，寒暑假我们兄妹还轮着班往她家里跑，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在那个家家不够吃的日子里，姐姐找到了何等魔法？

　　回民餐馆和屠宰厂还让姐姐姐夫有一份工作，让一家人糊口，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开始后，同属大集体的餐馆和屠宰厂首当其冲成了改革的对象，苟延残喘一些日子后都关上了门，姐姐第一个在群建桥桥头支起了小吃摊，为了自己一家的八张嘴，还为了有能力给我们家一点帮衬。群建桥是桥西的居民上街的必经通道，从桥东头到县城里唯一的主街民主路也就百米之遥，路两边是清一色的民房，青砖青瓦，路面还高出那些房子的门槛一大截，每每经过那里总能看到各家大开着的门前孩子朝路人张望，我就在心里想，自己的家要在这里该多好啊！姐姐在主街的十字路口支起了小木桌，几个小板凳，一个蜂窝煤炉，锅碗瓢盆一大摞，凉面、牛肉面、包子、馒头、稀饭、绿豆汤，没有了餐馆的工作，姐姐开始在这里忙碌起来。胖胖的身躯、额头的汗水、难得有空抬起来伸伸总是佝偻着的腰和背，还有夏天那把停不下来的蒲扇和肩头搭着的毛巾，成了姐姐最后不多的日子里留在群建桥头永不消逝的镜头。“凉面要头一天晚上就煮好，不能煮的太软，也不能太生，要用簸箕把面条散开摊凉，第二天一早用。除了酱油、醋、姜丝、芝麻粒等，重要的还有麻油，一定要买油榨（土话：传统食用油作坊）里的好香油，有了这一切，还不行，蒜子水才是给一碗凉面真正提味的重中之重。大蒜坨剥皮洗净后，用刀拍碎，不可刀切，也不可拍的太很，然后用凉开水泡在碗里，把所有的佐料都浇上后，最后来几勺大蒜水，一碗凉面才有了滋味。”桥头小吃摊上，姐姐卖凉面的吆喝，还余音绕梁、声声入耳；姐姐给食客讲起她的凉面时的绘声绘色，还历历在目、字字诛心、句句入骨。

　　姐姐，以她母性的本能，义不容辞地把自己的孩子、还有我家的兄弟姊妹庇护在自己的身边，像母鸡张开她有力的翅膀，不管是自家的小鸡还是别人家的小鸡，只要投奔过来，便一起遮拢在翅下。

　　群建桥头始终挂着笑脸吆喝声高亢清脆的卖凉面的姐姐，帮我剥皮蛋鼓励我吃第一口的姐姐，带着我和母亲去“学习班”要人慷慨陈词、咄咄逼人的姐姐，把我送上车后在金色的朝霞中还使劲挥手的姐姐，知道我考上重点高中后逢人就把我当故事讲的姐姐，满眼泪水、帮我系帽子、往我棉衣口袋里塞包子还大声叫喊“慢点骑啊”的姐姐，49岁那年生命戛然而止……老天不公啊！

　　35年前的今天她永远地离去了。我未曾给她端过一杯清茶、替她做过一顿饭、她生病了陪她去一次医院、在她的病榻前陪她说过一次话，也没有请她来汉口走一走，在她弥留之际我都未能露一个面……

　　城里的姐姐，永远在我心中！在我也行将成为老人的今天，在我想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去世了几十年的姐姐，她把许许多多东西留给了我们，真诚、善良、宽容、坚毅、负责任、进取、坚定、达观、开朗，把她夏日里竹床阵里的笑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田。

（文中部分照片由姐姐的女儿黄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