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斋藏书·史部 明崇祯年间路进刻本 《资治通鉴》

海陵后学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

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南宋·胡三省

　　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参照《春秋左传》编年史体例，将自己编定的《通志》（《周纪》5卷，《秦纪》3卷，即韩、魏、赵三家分晋——刘邦兵临咸阳）进呈英宗。至此，《资治通鉴》首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宋英宗看后大为赞赏，指示司马光继续往下编修，同时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助手（如刘攽、刘恕、范祖禹），《资治通鉴》正式由私修转为官修。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即位后第三年，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国营经济）。使国与士、民争利，士、民安能顺之？昔日，欧阳修曾言“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王安石反之，故而功亏一篑。

为了反对“拗相公”的任性，公元1071年，司马光上书请求任职西京洛阳，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转而潜心编撰《通志》。十多年的空隙给《资治通鉴》的编撰在资料选取、甄别上充足的时间，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司马光将编好的《通志》进呈给宋神宗。神宗十分重视，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至此这部长达294卷，横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约三百万字的史学巨作正式被冠以《资治通鉴》之名。

　　《资治通鉴》篇幅巨大，司马光编撰之时，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候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局限，或因主观思想，难免有所不当。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肆虐江南，天台胡三省为了躲避兵祸，隐匿乡里，开始了他十多年补注（音注、训诂、拾遗、辩误）《资治通鉴》的事业。

“至胡三省注，始成巨观，可云青出蓝、蓝谢青，《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矣”对于胡注的评价，清人王鸣盛的看法可谓是恰如其分。

忆往昔，裴駰、司马贞注《史记》，颜师古注《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章怀太子注《后汉书》皆成经典，胡注《资治通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元易代之间，胡三省拒元不仕，宁做南宋孤臣，遁迹山林，其气节亦值得敬仰。（后人著、刻书，有于胡三省前加元者，又有于明孤臣王夫之前加清者，吾实未能解。）

　　长庆斋所藏《资治通鉴》为崇祯年间山东布政使路进刻本，原装十六函七十八册，无衬纸。钤印：万卷图书一草堂，晚清名臣“雪帅”彭玉麟旧藏。

是书序言中避讳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的“校”，作“较”。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框高二十二点五厘米，宽十四点五厘米，初刻初印，墨迹如新。底本所据为万历二十年吴勉学刻本（吴本依据的则是元刻明修本），安徽吴氏以刻书著称于万历年间，其刻本校勘精审，刻工讲究，为一时之冠。

后人胡克家于清嘉庆年间，刻《仿元资治通鉴》“名翻元，实杂明刊，可谓驳而不纯矣，且多据明吴（吴勉学本）、陈（天启陈仁锡本）。”既无元本之实，又无明本之纯，欲为“虎贲中郎”，不免东施效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