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百岁流年（五）

林萧

（接上篇“父与子”）

林萧（姬恒林）

服役四年，从鸭绿江畔文工团到赤峰红山脚下的工程营，再到工程兵的仓库，我心中理想的火苗从未熄灭，为考中央戏剧学院我决定从部队复员。父亲开始并未同意，但见我意志坚定也没逼我学医，而是尊重了我的个人选择，还求人找抗敌话剧团的老师为我辅导。退伍回家后我先偷偷考上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成人大专班（“五大”性质），81年我赴上海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参加了初试、复试后铩羽而归。接着我又赴北京考中央戏剧学院，尽管过关斩将闯进了三试，文化课也考了，可最终却等来了未被录取的通知。

当年考上海戏剧学院时留影。

　　在那个各种思潮活跃理想迸发的时代，功亏一篑让我情绪很低落，虽然还有一个大专垫底，但我内心却觉得理想的远方离我渐行渐远了！父亲鼓励我先读书，再考虑工作，无论何时读书都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又学了本科也是完成了老父的愿望。

　　从小我就记得家里有一个桔黄色书架，几次搬家从11栋搬到14栋，再搬到18栋，父亲从未舍弃过。那上面摆放的都是父亲的精神食粮—医学方面的书籍杂志和笔记本，也有少量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有些父母给哥哥姐姐买的《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科普书籍，人文方面的书文革时期处理掉了一些故所剩无几，但文革后书越来越多，加上我买的书，书架被压得有点摇摇欲坠了。后来院里统一给老专家们定做了一个大书柜，但父亲也没舍得把这老书架扔掉，我知道它承载着父亲的精神世界。而我与书结缘真是受父亲不少影响。

这仅是旧书架的一角，后来家里又买了新的书架。

　　进入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无论是我在大学中文系课堂聆听教授讲课，还是在图书馆书海里畅游，无论是在家研读还是在工厂车间干完活手捧着一本书看，每当沉浸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哲学的浩瀚海洋之中，我时常感觉自己精神上的无知和心灵的荒芜。

一天夜里我脑海里的潜意识创造这样一个梦：在一片蛮荒旷野，我往一个耸峙的山崖上攀爬， 我吃力地爬到了半山腰，在一处陡峭的崖壁上抓住了一只灌木的藤蔓奋力的往上拽，却未料想这藤蔓竟然一下断裂。倏忽间我从山崖边缘滚落，惊魂落魄摔倒在地，但竟然恰巧身下有个人把我接住了，我惊魂未定，睁眼一看竟然是父亲，我长出了一口气。醒过神来一想，这可能预示着我的命运，父亲能给我兜底。其实我很不愿自己的人生都依靠父亲来按排，可我又摆脱不了父亲，母亲走了以后，父亲成了我们四个孩子的人生支柱，是家里面一盏明亮的灯！

考中戏功亏一篑，我觉得这也许是命运给我的锤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命运当做戏剧的实验场的想法。我怀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心理决心试探一下真实的命运。我没跟父亲打招呼便独自让军转办正常给我安排工作，结果我被分到了市二轻局沈阳塑料公司的一家国营塑料厂当工人。当我已准备骑上自行车去工厂报到上班时父亲才知道，我透过他眼镜片后的神情中看到了一丝惊讶和失望。当时他没能想到两年后，我便被选拔到二轻局文工团话剧队，85年又经过招聘考上了辽宁省文艺职工大学戏剧系当了一名辅导员，后来又考上了电台做节目主持人和记者。

　　最初跟父亲住在家里那几年我边工作边学习，父亲平时会在院里一食堂吃饭，而晚上我则到职工和家属食堂打点饭菜干粮，或在家简单做点粥、菜。父亲常常会从一食堂带一些好吃的留给我晚上吃，或馅饼包子之类留给我晩上倒班带饭。

每逢周日，父亲都告诉我要在家打扫卫生，而他即便休息日也要去科里。如剩下半天有时会去图书馆，有时会拉着我去太原街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在外文书店，看着店员帮他找各种新出的外文书籍和医学期刊，父亲一本本地翻看后买上一本两本，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儿。晚上他在家倒一盆热水洗脚时也时常会捧一大本英文书如《Stroke》（中风）或一本英文杂志，眼镜时而拿下，时而又带上，有时嘴唇还不时蠕动着朗读出声来。父亲在大学的几年里有些课程都是用英文来教的。他说：“会了英文就像开了一扇窗户，眼界就不一样了，到了大的图书馆，就更有这种感觉。”他还自费订阅了三本英文杂志。80年代中后期他就在科里倡导用英语查房，并率先垂范带领年轻医生用英文查房，教下级医生写英文病历，直到1988年他离休后仍坚持两周到科里进行一次英文查房。直至89年9月他被发现肠癌并住院手术英文查房才停止。父亲很早就建议我跟广播英语节目学英语，他经常跟我说一些英文的谚语，如.no pains, no gains，教导我和哥姐做人要有“五个F。” friendly，友好，frankly 坦诚，firm坚定，flexible 灵活， forgive宽容。甚至晚年住院意识恍惚的时候还跟我提：做梦给奥巴马写信了，写了做人的“五个F”。

　　父亲有时爱在人工湖散步阅读 。他不爱运动，走路有些驼背，体质并不很好，睡眠总吃安眠药，料理生活能力比较差，用他的话来说，“你妈走了以后，我的手帕几天也不记得洗。”母亲走后那几年，院里总有些好心人陆续给父亲介绍后老伴。记得先后曾有两个中年妇女还到我家来过，但父亲后来都没有同意。主要原因在于那两位都带着两个孩子，且年龄较小。他并非嫌弃人家，主要是觉得自己工作很忙，本来家里的孩子就多，实在分心不过来。后来经人介绍的老伴儿，竟然恰巧是他的大学校友，当时在吉林通化一家医院妇产科当主任，其父亲曾在国民政府任职，妹妹妹夫又去了台湾，也许因家庭背景因素她50多岁一直单身。于是二人见面后经过长期两地通信交往，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结婚几年后继母才从外地调到沈阳妇婴医院工作，从此父亲身边有了一个人照顾。

　　父亲乐善好施，曾多次资助贫困学生。但不知是由于是浙江人头脑精明还是爷爷基因的影响，父亲在经济方面眼光颇有前瞻性。1985年他通过报纸看到沈阳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在全国率先发行股票，在一个周日他带我来到了金杯大厦，竟然一下子买了1000元的原始股票，我把当年父亲给我的一直存着的500元钱也买了500股。93年当我结婚的时候，共1500元钱的原始股己翻了7点7倍（还不是最高点），父亲把这些全部给了我，让我到证券交易所将其都赎回，它成了我结婚时的一笔财富。在我的婚礼上，父亲在念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时，他刻意挺直了腰板，声音很亮！

时光的河流带着昔日一帧帧的影像从昨天流淌到今日，流淌到人的心灵深处。父亲身边多年总是带着一个小收音机，每天早上听收音机里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中午《午间半小时》节目几乎是雷打不动，一只眼睛失明之后，他对广播中的声音依赖就更深了。家里的小半导体不知换了多少台。早年晚上他有时会调到短波香港电台听“英语900句”，后来就变成了中央台的《今晚八点半》。说来我对广播的兴趣以及后来能考入电台成为节目主持人，也是由于受到早年父亲经常听广播的影响。小说连播、电影录音剪辑、广播剧、文学节目，都成了我精神常期漫游的园地。也许在一个无形的声音世界里，更适宜营造一个想象的艺术空间。

　　1991年初我参加了沈阳电台公开招聘，并未告诉父亲，经过三轮考试，成为东北地区率先实行主持人大板块直播的主持人成员之一。起初父亲有些惊讶，后来听到广播里面我主持的经济类节目，晚上我回家他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他又亲自做了一碗红烧肉。

考入电台后我又参加了辽大的新闻本科的学习。90年代中期，我主持的《882体坛广场》是在6点30分直播。那时候他经常在家听我的广播，就是在外面散步有时也会一手拿着小半导体听着，曾在院里遇到熟人聊起我，他跟人说，这广播里的主持人是我儿子。还有院里一位罗主任也是我的忠实粉丝，曾通过我父亲问我的情况，我知道那时父亲是有点自豪的。

　　97年4月我台与中央电台体育部合作，联合面向全国直播《我看CBA联赛》，由我与中央电台主持人向东主持。邀请了刚刚参加完全国CBA联赛冠军争夺战的八一男篮和辽宁男篮主教练和明星队员走进直播间与全国听友互动。

　　本来父亲从来不爱体育运动，也不关心体育，对文学关心的也很少，但自从我主持了体育节目和文化类节目《长夜书香》，他常会把报纸上的一些体育信息和文学评论文章留下来给我看。有几次我做的人物专题节目在中央电台《439播音室》播出，他还特意让继母把它录下来。2015年他住院时还经常在每周日早上听我讲历史的《老林说旧闻》节目，还得意地告诉保姆。 后来有些网络音频平台有我的节目专辑，我有时会拿着手机给他听，可他没有手机，也不习惯用手机听，问我：“为什么收音机里没有保留？”

　　1991年10月，在202医院工作且刚被委以重任的哥哥因检查出头部长了一个包块而做了手术，结果做了病理切片后诊断为转移癌。父亲得知消息，一下子惊异地怔住了。为弄清哥哥的病因，父亲和嫂子一起去找医大的教授，后又找总院的脑外科主任，结论都是很悲观的。而当他走进病房握着哥哥那扎着针头的消瘦的手，能看出他脸上竭力掩饰着内心的痛苦，尽量露出鼓励安慰的神情。那些日子我每次回家看见父亲好像都吃不下什么饭。时常会发出叹气！也许他觉得自己作为医生没能够守护好自己妻子和儿子的健康，他有内疚或自责……。

一次我舅妈到医院去看哥哥，父亲送她走出病房后，叹了口气摇着头说，“老天为什么让我少年丧母，中年丧妻，到老年还要丧子啊？”话一出口，他便拿出手帕哽咽了起来。尽管父亲多次去医院，多方找人，但一年后，哥哥的病情终于恶化，医院回天乏力，结束了38岁的生命。哥哥遗体告别是那天，家人劝父不要去，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令人伤痛的！但父亲硬是不顾高龄非要去参加，送别那一刻他又一次掩面啜泣。那天我看见70多岁的父亲的脊背又弯了一些。

爱与奉献

70年代末全社会进入改革大潮的年代，父亲也焕发了蓬勃的生命力，1978年父亲任主任的神经内科成为了全军神经内科基地。1979年他担任了中华医学会辽宁省分会神经科与老年医学副主任。80年他与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几位神经科专家共同倡议并创立了《中风与神经病学杂志》，还被聘为副主编。后经父亲努力学刊争取到沈阳军区卫生部的5千元支持，使该杂志很快得以在全国发行。

　　1980年以后，总院院志记载：神经科的收容病例由过去每年250多例增加到600多例。那时候父亲几乎每天就是三点一线，家—科室病房一图书馆。每天拿着小收音机到家里后，除了听广播，就是看新闻联播，看报，看书，写东西，翻译论文，审稿，改稿，有时还会外出参加学术会议。

　　82年春季的一个晚上，一位农村模样的妇女不知怎么找到了我家，我开门后只见这位中年妇女拎了一个小竹筐，上面盖了一块布。她问：“这是姬主任人家吗？”我说是。“哦，我是患者XX的家属，想来看看姬主任，谢谢他！”这时父亲从屋里走了出来，定睛打量了一番。那妇女主动跟父亲打召呼，连声感谢父亲。父亲好像认出人来。我通过她与父亲的对话，知道原来她丈夫是一位来自郊县农村患者，因突发脑溢血从新民医院被送到沈阳军区总院，父亲在听到了值班医生的介绍后在科里床位很紧的情况下，给这位患者及时加床入院治疗。随后亲自为其会诊，并采取了保守疗法，不仅挽救了他的生命，还少挨了一刀，也挽救了这个家庭。于是这位妇女拿来半筐自家鸡产的鸡蛋送给父亲。父亲跟这妇女谈她丈夫以后的注意要点，要戒烟戒酒等等，对人家所赠鸡蛋说不要。但那妇女坚决地说：“你救了咱家的一条命，还少花了那些钱，这点鸡蛋算啥呀！都是自己家鸡下的蛋。也不花钱！”她说着就转身走了。父亲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元大票对我说：“快去把这钱送给她！人家农民家里很困难。”我于是跑出去把钱硬塞给那妇女。（当时鸡蛋大概2毛钱一斤。）

那些年时常会有患者和家属或自己打听、或他人介绍找到家来，请父亲看病或咨询问题。父亲总是耐心倾听再询问，有时还会在家拿着神经科查体的小锤子给人家敲膝盖，敲胳膊，做简单的查体！而每当有人送礼的时候，总是要上演一番推推搡搡的一幕。我还见过有一患者拿了礼物来，父亲告诉人家每周的出诊时间，让他到门诊去挂号，东西不能收。

整个80年代父亲都坚持每周定期出门诊，哪怕到了1983年离任神经科主任进入总院专家组后，甚至年近八旬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眼睛来定期出门诊。当他听说现在有个别外科医生开始收红包，他撇着嘴，筋着鼻子一脸鄙夷地说：“这是对医生这个神圣职业的玷污啊！”

　　在82年一次出诊的途中，由于吉普车在一处的意外颠簸造成了父亲右眼视网膜脱落，当时他就感觉右眼疼痛，视力模糊，好像有一块纱布罩在眼前，但是觉得如果通过手术，也许能够挽回视力，很快他被送进了医院手术室。但术后恢复并不理想，加之他又用眼过度，一年后他的右眼失明了，仅剩下另外一只高度近视且伴有白内障的左眼。此后他离开了科里到了院专家组，我们家人都劝他少看书，少写字，少看病，少管闲事！但他却仍是我行我素，依旧靠“半只眼睛烧晚霞”。

　　这年初冬，他一次路过急珍室，遇见几个大人和孩子，围着一个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中年患者，失声痛哭，一打听又是患者死于中风，他不禁想起前一段东北工学院（后为东北大学）两位教授在一个月内相继死于中风，这种疾病发病突然，来势凶猛，饮食生活习惯与精神情绪都息息相关。如果能够普及相关的健康常识就能做好预防，大大降低死亡率。

.他在《从医60年，为了济贫为了爱》一文中说：“经历了1948年治伤寒，1949年防治血吸虫病，1951年开始治疗肺结核，57年在朝鲜预防痢疾，61年开始治疗中风。我深刻领悟到，卫生工作必须要防治结合，要解除中风一这人间的苦难，必须从保健预防抓起。正如《黄帝内经》所讲'上医治未病’。”从70年代开始，父亲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并结合临床经验，撰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并在科里院里汽车班和社区等很多场合宣讲“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中风的先兆”，“预防心脑血管病的要点”，“吸烟是引起中风的重要因素”。他不顾自己高度近视83年后又右眼失明，手拿着放大镜写作。在左眼视力不断下降后他让继母给他代笔，他口述。被媒体记者形容为“半只眼睛燃烧晚霞”。在他60至80岁这些年里，包括在专家组和离休之后的日子里，他不仅自己撰写各种文章上百篇，自己翻译或与他人合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而且在报纸，电台等大众传媒上发表了50余篇科普文章，部分文章还在中央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健康报》等全国性的媒体播发。他在《中华神经及精神杂志》上发表的《向脑的十年奋进》一文，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搞中国自己的脑十年战略倡议，此文一发就引起了同界的广泛关注。当我或者继母劝他少写些，都把眼睛写瞎了时，他却说我这样做能给别人带来光明。

　　当他写的《把预防为主的思想贯彻到医疗实践中去》在《健康报》刊发后，还受到了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来信好评。他的一些戒烟的主张也收到了全国两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亲笔回信和赞扬。我看着他拿着他们的来信反复阅读，然后又递给我看的神情似乎有一丝自豪。

　　有一年父亲因病住进了一家地方医院，一次偶然间他看到了自己的病历，发现病历中的内容大多是假的，体温没有量。但体温单上却写得很整齐，体检没有做，而心肺无异常等字却白纸黑字的写着。他很惊讶，出院时还给该科提了意见。无独有偶，不久一位亲属的孩子研究生毕业分配在某地方医院，他告诉父亲：上班后除了查房时看看病人，很多的工作时间都花在写病历上，因为有考核，医院要评上等级，而上级考核时病历的完整都是能看得见的，这就造成了忙不过来的时候一部分病历就随便填上了。父亲听后思索一番，用左眼残存的视力写下了《病历造假殃及医患》。文中父亲回忆：“北京协和医院有三宝：教授病例图书馆。我61年在该院进修时，看到了协和医院病历的高质量。上级大夫查房时也很认真，哪些病是与体重不符合或漏掉，均会受到他们的指证。”他写道：“病历造假首先会影响病人和诊断与治疗，对教学与科研都有不良影响。”他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对医生要严格要求，负责医院评级工作的有关人员要明察暗访，实事求是，彻底杜绝病历造假。”文章写好后他寄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健康报》。开始写时继母嫌他写这些东西得罪人，但父亲执意要写。结果《健康报》和中央电台都分别刊播了。

2004年父亲被评为全军优秀离休干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