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十七次申请书

胖胖

　　

叶文达

不能选择的出身

1937年12月，我出生在崇庆县隆兴乡顺江场。生母早年因病去世，我跟继母魏树新一起生活。很幸运，继母是知识女性，知书达理，待我视若己出，她解放前曾在成都一所教会中学读书，在隆兴小学、中和小学当过教师，与乡亲们和睦相处、为人友善，常常义务为村里的产妇接生，受人尊敬，大家亲切地叫她“魏先生”。继母的优良品德，像阳光雨露般润育我茁壮成长。她常教育我要爱祖国、爱人民、爱新社会。

从上小学三年级起，我就想加入少先队，渴望戴上红领巾，连续4次写了入队申请，都没被批准。当时我还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班主任陈光忠老师对我说：“你家是军阀地主，你父亲又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能批准吗？”当时的我只能自责：为什么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父亲？听继母说，父亲在我出生前20天就奔赴抗日前线，从此一别天涯，我这一生中都没见过父亲一面。但他不仅影响到我戴红领巾美梦难以实现，还影响我的弟妹连进隆兴小学读书都被拒之门外，只好去很远的周五寺（破庙）的一所村小上学。

1953年，我小学毕业。在升学率只有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我幸运地考上了初中。全家人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我要进中学了，忧的是家中实在贫寒，卖鸡、卖蛋、卖菜东拼西凑也凑不够交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5元钱），没办法只好申请助学金。我到隆兴乡政府去办助学手续，文书张泽州说我不属于助学对象，不给盖章。我只好含泪回家，对继母说：“这个书我不读了，回家帮你种田。”继母坚决反对，说：“我再苦再累再穷，你这个书也要读。”最后没办法，我只好在校外找了一间废弃的草屋，三个石头架起一口有补钉的锅，自己生火煮饭。当时家中上完公粮卖完余粮，所剩粮食已不多，每月我只能拿10多斤米，拌些萝ト、白菜（部分拣来的菜），顿顿煮稀饭。三年中，我没有尝过一次猪肉的味道，每月的伙食费不超过两元钱。这样艰难，继母也坚持让我去读书。现在看来她当时便明白一个道理“知识改变命运”。

进入初中，我积极要求进步、踊跃参加共青团组织的各种活动，前后6次向团组织写入团申请书，但都没被批准，其中原因不言而喻。

　　

艰涩的青春梦想

1956年，我初中毕业，想去读高中交不起伙食费；去读理想的中专要讲政治条件；去当兵四类分子的子女一概不要。最后去报考了一个吃饭不要钱的广汉师范学校（中师）被录取。在广汉师范的三年中，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一ー一天三顿有干饭吃，每三、五天还能吃上几片猪肉，再

也不用家中一分钱了，姐姐大学毕业还从微薄的工资中寄给我几元钱，我开始有新衣服穿了。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身体也强壮起来。学校历年田径运动会的长跑冠军非我莫属，每学期的操行均为5分（当时学习苏联的五级记分制），因品学兼优，被同学们选为体育委员。此时，我想

加入共青团的梦想又开始在心中燃烧起来，先后向校团组织交了6次入团申请书，结果仍是“不批准”。

1959年中师毕业，我被分配去华阳县（后合并到双流县）中兴二小任教。1960年，青海石油管理局在内地招聘教师，我请求去应聘，可文教科不批准，我便自动离职去了青海西宁应聘，经考试合格被聘。经过4个月的物理专科培训，我被分配到西宁石油技工学校任3个班的物理教师。我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非常珍惜，决心在大西北干一辈子。可是好景不长，大祸从天而降！1961年8月，华阳县文教科得知我在青海的工作地址后，发来一封公函：“叶文达，军阀地主家庭出生，对大自然灾害的社会现实不满，背叛革命工作，擅自离岗，流入你校，请立即遣返回原籍。”因这一纸公函，我被遣回华阳县文教科，徐志谋科长代表文教科宣读了对我的处分：开除公职；下放到中兴公社广福大队接受劳动改造。我的户口、粮油关系、中师毕业证均被文教科扣下。当日，我便只身一人去广福大队报到。到队里第一个见到的是大队书记唐幺爸（记不起叫什么名字了）。他对我提了两点要求：

1、你的情况县文教科已给我们打了招呼，一定要好好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2、你的来往信件要通过大队审查。书记的话，吓得我冒出一身冷汗，人还未到招呼早到，看来我的大难还没有完呢！我只得强装笑脸连连点头：“是、是、是＂。在广福大队我每次收到同学的来信，甚至我的姐夫周九香（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来信，都被人拆看后才转给我！大队干部见我无房住、无粮吃、无劳动工具、身无半文，怎么改造？把我当成了包袱，推来推去。怎么办？回老家崇庆县又怕“公函”再次出现，岂不给继母带去更大的灾难？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听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缺劳动力大量招人，而且不要户口，可以找碗饭吃。此时的我早已没有户口、没有出路、看不到未来了，为了活命，于是决定启程奔赴新疆。

　　

天山脚下的人生路

西行的列车像一条寻找洞穴的蚯蚓，冒着浓烟，翻越秦岭，在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缓慢爬行了三天三夜オ到达哈密。一路上，火车一声接一声的长鸣如泣如诉，好像在替我呼喊：老天爷对我为何如此不公？!在哈密我举目无亲，象断了线的风筝，东飘西荡，不知能在何处飘落。好不容易东奔西找才找到兵团招收外来人员报名的地方。人家一听

到我的家庭成份，还不想接收，我恳求半天，好话说尽，才收下我。三天后（1961年9月20日）我和一群衣衫破旧、蓬头垢面（其实我也和他们差不多）新招的工人一起去牧场上班了。近40人站着挤在一辆开往牧场的敞篷大卡车上，汽车一路上有气无力地往天山爬去，足足6个多小时オ到场部，初秋的天山牧场，已是白雪皑皑，气温低至几度。这里海拔高、冰冻期长达4个月，严寒无比，生活很艰苦，但此时的我，只要有饭吃、有活干就心满意足了，哪还有什么条件可讲？好在自己身强力壮，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别人不干的事，我抢着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我能干。在牧场，我放过羊，牵过骆驼，修过无数个羊圈，也当过畜牧卫生员。

1969年，国家要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海拔4000多米、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帕米尔高原无人区修一条中巴友谊之路，计划从兵团征召一批志愿者去支援边疆建设。我想，自己年富力强正是做贡献、报效祖国的年纪，便自告奋勇报了名，信心百倍地等待出发的通知。哪知5天后，才听人说：“修路的人早已离开牧场了，你还傻等什么？”去问原因，领导说：“那是国境线，派去的人是要讲政治条件的”。我心灰意冷、垂头丧气地回家对爱人说：“我要等到哪年哪月政治条件才算合格啊！”领导们虽然知道我的家庭“政治问题”复杂，但对我在劳动中的突出表现，赞赏有加，连年被评为“五好工人”、“生产积极分子”、立“三等功”一次。不过无论我表现如何好，只能当工人，连当小学教师的资格都没有。

1973年，牧场办起了小学、初中，办学条件实在太差，教师奇缺，只能让小学毕业生教小学，初中毕业生教初中。尤其是初中物理、化学课的老师，空缺许久，没人教。万般无奈，才让我以代课教师的身份教两个年级的物理、化学。山区的学生学习基础太差，怎么办？我想了三个办法：一是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煤油灯下刻苦自学，尽カ补救自己知识水平不足的短板；二是刻苦钻研教材、教法，认真备课、批改作业。三是我深知理化课不能空讲，必须让学生动手实验。几年中，我没有星期日，没休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无偿给学生补课。在牧场领导的支持下，我跑了许多地方，想方设法购置、自制教具，终于在天山深处建起了一个简陋的理化实验室，我既是教师也是实验员。有了实验室，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更高了，在我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教学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得到了牧场领导和工人极大的认可，无微不至的关怀接踵而至：我爱人王桂珍原为无业家属，场领导逐步将她转为临时工、正式工、以工代干，最后转为正式干部（她家庭成份好）；取消了我代课教师身份，由工人二级工资转为中教七级，在以后的几年中，工资连升三级；同年，我被评为兵团优秀教师、新疆自治区优秀教师、省级劳模。

1978年，我家更是好事多多。继母从四川来信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党的好政策，给她平反了﹣-1951年土改时，她被错划的“军阀地主”家庭成份，也马上要改评中农了。与此同时，华阳县文教科由原科长徐志谋同志出面，纠正、撤消了1961年对我的错误处分，我的教龄从1959年7月算起。1978年，牧场党委任命我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当时，我首先思考的是怎样改变师资奇缺的现状？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怎么能办好学？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我把难处向牧场领导反映后，得到了大力支持。很快场党委就从生产第一线抽掉几名和我一样有所谓“政治”问题的同志进校任教。这批牧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多年来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很好，能当上老师，个个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精神焕发、兢兢业业工作，很快成了学校的“顶梁柱”，教学质量的“把关人”，学校的教学水平飞速提高。当年一个毕业班除了两名学习相当困难的学生外，其余全部考进中专。这所天

山脚下的牧场中学开始名扬哈密地区！有家长慕名将孩子从山下、从哈密市区送上山来求学。学生数量猛增，原有破旧、昏暗的教室已经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在牧场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新修了6间教室和滑冰场、篮球场、图书室……一批又一批的中专生被送下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各有成就：有的当了县长、有的是公司总裁、还有铁路部门总工程师、中央电视台记者及著名作家……

1982年新疆兵团教育部下文表彰全体教师，每人破格晋升一级工资。

1983年我这个昔日连当小学教师都没资格的人，已名扬哈密地区，市区的3所初级中学（红星中学、一农场中学、良繁场中学）争相要调我去工作。最后我奉命去了良繁场中学，担任副校长（当时该校无校长），全面主持学校工作。临行前，我满怀感恩之情面向天山、面向牧场、面向我工作了8年的牧场学校恭敬地三鞠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在天山牧场的22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坡坡坎坎，有些事仍历历在目。因长期工作生活在牧区，与世隔绝，我爱找些人家看过的报纸来看。有一天，政治指导员任仲清找我谈话；“人家反映你爱看报纸，是不是想了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消息？”我急忙说：“你错怪我了，我长期在羊群里工作，还不知道蒋介石想反攻大陆，我看报纸确实与你说的那种想法无关。”把蒋介石反攻大陆和我看报纸关联在一起，这顶帽子我戴不起呀！当时，我深知指导员对我政治上不信任，甚至怀疑。但我对他并无反感，非常谅解他一一在当时那个年代，他只能这么做。他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战功赫赫，右腿还残存有弹片。1955年，他转业到兵团，历任班长、排长，几十年如一日，对农垦事业忠心耿耿，带病坚持在生产第一线。虽然在政治上他对我确有不公，但他对

我的劳动表现还是满意的。每年我能评上“五好工人”,“生产积极分

子”，立“三等功”，都是他上报的。在我家生活最困难时，他把自家一只下蛋的母鸡送到我家，对我爱人说；“叶文达长期在羊群工作太辛苦了，你每天让他吃一个蛋”，使我感动万分。这样的好干部，我很尊重他。1967年“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被强行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天我听人说：“明天要让他受皮肉之苦才能触及灵魂”，当晚我偷偷敲开他房门和他商量：好汉不吃眼前亏，为免受皮肉之苦，我劝他逃下山去。这位为兵团贡献了一生的老革命，拖着一条残疾的右腿一瘸一拐地向山下逃去。事后，他对我只说了四个字：“你是好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终于实现的心愿

在天山牧场的22年，我没有虚度年华，把青春热血贡献给了牧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勇往直前，以只争第一、不甘第二的精神对待工作。我真诚地感谢牧场的领导们：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我得以生存、成长的空间，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教育战线上我作出的点滴成绩都得到了领导们极大的认可，给了我很高荣誉。

1986年，我被调到越西县中所中学工作。在担任副校长、校长的几年时间，在老校长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的教学工作成绩显著：1990年全县考取中专生96名，而我校占51名，比起越西中学（省重点中学）多出21名。当年，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严嘉泉带队，敲锣打鼓，将“精神文明学校”的奖牌送来我校。学校的名声大振，很多家长慕名将孩子转入我校求学。1990年8月，县委书记李约波主持召开了越西县教育工作会议，指定我在会上发言，介绍我校的办学经验，会后越西电视台对我进行了采访录音，通过有线广播在全县播放。同年我并被评为“越西县好校长”，当选为四川省第七届人大代表。（图2)

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有希望，人民有梦想。调回越西县工作后，我虽年近半百，但心中依旧藏着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1990年，我怀着一颗滚烫的心向党组织递交了我的第17次申请书一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申请很快被批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在党旗下，我热泪盈眶，高举右手庄严宣誓一一要为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我和家人发自肺腑地感谢共产党，尤其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2018年7月27日我和爱人前往台湾屏东农场，祭奠我那长眠他乡的父辛，您在大陆的儿 女们曾为你当年舍生忘死，抗日救国的精神而骄傲过，也为您至今还长眠于异乡而深感遗憾。如今，您的儿孙中有中共党员，也有民革党员，我们都生活的很好，您在天堂安息吧！（图3)

注：家父叶湘（1902一1959）又名叶泽涵，字霭青，崇州市隆兴镇人。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团警科军官班第1期毕业。抗战期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31集团军汤恩伯部鲁苏豫皖挺进纵队第5纵队参谋长、第6纵队副司令和第7纵队司令，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因战功获中正剑。1945年日本投降时，任徐州受降负责人。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1兵团霍揆章部97军参谋长，第1兵团黄杰部97军参谋长兼97军暂1师师长，陆军少将。1950年经香港赴台，任台湾屏东大同合作农场首任场长。1959年病故于台北医学院，葬于台湾屏东县军人辅导会大同合作农场荣华公墓，享年57岁。其时，“国民党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会”主任委员蒋经国先生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辞，足见父亲在台军届享有的声誉和地位。

后记：女儿把我的这篇文章发到了“牧场雄鹰”的微信群里，收到了很多牧场学生和老乡邻的回应，现摘录一二：

原牧场学生田桂花（新疆电力公司高级工程师）来信中写到：叶

老师的这篇文章，句句扣人心弦，是个人的命运，也是咱们国家整个发展的历史过程。您帮助和改变了许多山里孩子的命运。

学生梁栋（新疆昌吉市人民医院主治医生）这样写到：我反复拜读了您的这篇文章，您对牧场教育事业的贡献，至今还被牧场的人们传颂着，我弟弟梁柱受您的亲自教侮和辅导，酷爱数学和物理．…………他对我说“是叶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如今您已八十有余高龄，我们遥祝叶老师精神愉快，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