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科长”作者：陈玉（原华东信息日报社总编，党委书记）

大尉

眼睛科长

“眼镜科长”，大名魏迪仁。我当兵年代，他是空降兵四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他最大的特征，是戴着一副像瓶底一般的高度近视眼镜。我所在的师部侦察连，紧挨着师机关“三大部”（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大家都知道师机关上上下下，都叫他“眼镜”，连里战士背地里也叫他“眼镜科长”，有人干脆叫他“魏眼镜”。

“眼镜科长”是我尊敬的部队首长，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这里记述的，是他和我经历的陈年往事。

迷茫中，他领我走上希望之路

一九六五年的一天，我正和排长王佐怀忙着出版一期墙报。一转身，发现“魏眼镜”站在后面，我有点不好意思，忙说，“请首长指导”。“墙报办得不错。你叫陈玉？”我说，“是”。他说，“你可以学习写稿子，向报社投稿”。这时，“瓶底”后面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一丝兴奋之光。

当天下午，我被叫到连部。指导员王梓先对我说，“眼镜科长”下连物色报道员，看中你啦！以后你可以到师部宣传科学习写稿子。放下枪杆拿起笔，向报社投稿，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当年我是连队“军事尖子”，喜欢舞刀弄枪。侦察兵七大技术，除一门良好外，其余门门优秀。通过师里考核，我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入伍一年半，我就当上班长，内定为“干部苗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提干“政审”中发现，父亲在“四清”运动中被认定为“政治不清”的“下台干部”，我的家庭出身由干部改为地主。即将转正的预备党员当即取消，“提干”希望泡汤。政治身份由“红”变“黑”，犹如当头棒喝，使我不知所措，一时陷入迷茫之中，战友们也爱莫能助。指导员惋惜地对我说，你玩枪杆子看来不行了，拿笔杆子也许“中”，我支持你！

莫愁前路，云破月来。在苦闷和迷茫中，贵人“眼镜科长”领我走上希望之路。

师政治部宣传科正在筹建的报道组，开始只有李庚辰一个人。李是六一年兵，入伍前就是河南省南阳县级机关的“文秀才”，文学创作上小有名气。当兵后，成为师里重点培养对象。我庆幸“眼镜科长”为我找了好老师。不久，连队有人发现《空军报》上一篇《初试》的文章，署名陈玉，写的也是跳伞的事。我赶忙找来那天的报纸，果然，投的稿子见报了。我把那几百个铅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乐滋滋的。“眼镜科长”也为我鼓劲：“好好干”。

引路靠贵人。走路靠自己。此后，师里又调来了曹京柱、温铁汉、李育军，都是连里有些才气的好苗子。在师宣传科王精忠、王吉其等老领导的言传身教下，报道组成员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军队和地方报纸经常有稿件见报。四十五师报道组在十五军小有名气。

不久，李庚辰调任军区空军机关，我当上了报道组长。

“你们要尊重这些老英雄”

世上人与人最平等的关系，莫过于战友关系。我军向来有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眼镜科长”虽然是团级首长，但报道员同他相处一长，“混”熟了，也常会没大没小的和他开开玩笑。有一回，我对他说，你这个名字有问题，“魏迪仁”，谐音就是“为敌人”，不如改成“魏人民”。战友们都乐了。他说，姓名只是个符号，你的看法不对。师里政治部机关干部都说“魏眼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不会发脾气。

但事有例外。一次，“魏眼镜”竟然动了肝火。那天，我们几个报道员一起，谈起部队有些首长，都是“大老粗”，念文件常常读错字，说别字，闹笑话。有人说，一次营首长上文化课，竟把毛主席诗词中“绿水青山枉自多”读成“绿水青山蚊子多”，还解释有山有水，自然蚊子多。我也讲了战斗英雄王彦林到武汉广播电台录音讲话“出洋相”的事。那是“文革”初期，王彦林参加“大批判”公开演讲，竟然搞不清批判对象是邓拓还是铁托。有人纠正说，“你把对象搞错了！”他还辩解为“反正都不是好人，我都批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谁知在一旁的“眼镜科长”却瞪起眼睛发火了。他说，从朝鲜上甘岭下来的英雄，如万福来、张计发、赵毛臣、王彦林等人，他们都是苦出身，“放牛娃”，没上过学。参军后，出生入死，也没有学习机会，有的人虽然经过短期学习和培训，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熟悉部队生活，作战勇敢，爱憎分明，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你们要深入连队，了解英雄，认识英雄，学习英雄，写好英雄。绝不能有点“文化水”，就看不起这些老英雄！“眼镜科长”的一席话，给我们这些文化兵上了尊重英雄，热爱英雄的生动一课。

一句话，制止一场“社论风波”

1967年2月，我所在部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到武汉开展“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我作为报道组成员，也被调入“支左办公室”。当时赵毛臣是办公室主任，“眼镜科长”是办公室秘书组长，内当家。每当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第一线。

部队突然“空降”武汉，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敌人”在哪里？“战斗”怎么打？“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哪一派“响当当”？哪一派“死保皇”？指战员们一时陷入“云里雾里”。

这年七月，毛主席、周总理视察武汉。主席已觉察到社会再不能乱下去了，对支左部队作了内部讲话，主席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嘛！”部队领导根据“最高指示”，立刻在群众组织之间开展工作。至八月初，武汉江汉区群众组织终于实现大联合。报道组立即组织新闻报道，当时，《长江日报》用显著版面刊登新闻，主标题是“不做钢派，不做新派，都做毛主席思想革命派”，副题是“江汉区群众组织削平山头实现革命大联合”。9月上旬的一个晚上，“魏眼镜”召集办公室人员开会，正式传达毛主席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为支左工作指明了方向，大家欣喜之时，“魏眼镜”提出，立即写篇言论，论述主席指示的意义。经过一番讨论，决定由我执笔，向湖北日报投稿。我将稿件送到湖北日报编辑部，报社领导阅稿后，认为完全契合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并征求我的意见，可否作为“社论”发表，我表示听凭报社安排。

1967年9月24日。稿件作为社论在湖北日报发表了，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社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扼杀“造反精神”，当天“砸”了报社，并组织集会游行，还刷出大标语，要“揪出炮制9.24社论的黑手”。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得知社论出于支左部队，竟组织人员围攻支左办公室。办公室接待人员讲明社论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写的。怒气冲冲的一些人仍然不依不饶，这时，“眼镜科长”站了出来，他大义凛然，义正辞严的说：“什么黑手？！我们宣传毛主席指示，怎么是黑手？绝对是红手嘛。你们不要胡闹了。”这场社论风波，被他一句话当场制止。一些人感到没趣，灰溜溜地散了。

深情一抱暖我心

应征入伍，争取入党，是每个革命战士追求的理想。然而，在运动频繁、极左思潮泛滥的特殊年代，有的人要求入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眼镜科长”为了介绍我入党，真的没有少操心。

1964年，侦察连通过我的第一份入党志愿书，入党介绍人是副指导员罗中才和排长钱培祥。然而，在接着的“政审”中，发现家庭出身要由干部改为地主。出身不好，入党自然被打回另册。66年开始，“文革”邪火燃遍全国，父亲又加上“走资派”的罪名，入党又多了一道坎。回顾那段特殊岁月，我这个背着家庭出身包袱的人，正是在部队首长和战友的关怀教育下，才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党的追求坚持不懈，将入党进行到底。69年的一天。“眼镜科长”兴冲冲的告诉我，你入党“有门”了。报上说，周总理在接见上海支边青年时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表现”，表现好的人也可以入党。他与司令部参谋潘立本，作为我的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然而，这次入党又被压了两年。直到1970年。党支部讨论我这个“老大难”，有人提出，我还没有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主张再进一步考验。“眼镜科长”这回急了，他说，考验七、八年，入不了党，留不了队，还是让陈玉退伍吧，人家已经29岁“高龄”，再拖着，回去连老婆也讨不到了。

七一年，我退伍回到无锡不久，父亲得到“解放”平反，我入党愿望终于实现了。

2020年5月，已入党近半个世纪的我，带着子女到武汉看望老首长，他一再提起当年入党的事。临别时，他和我深情地拥抱在一起，嘴里还念叨着，“当年那些事，我有责任”。说着，眼里噙满泪花。老首长可能感到自己九十多岁了，此次一别，不知何日再见。我心头一热，竟也热泪盈眶。

“眼镜科长”是我人生路上爱我、帮我，对我好的人。如果历史可以倒转，我还愿意当老首长的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