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课程论》读书笔记——黄璐瑶

YURI

《比较课程论》是由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霍尔姆斯教授和麦克莱恩博士共同编著的一部作品，本书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人应该受教育”这两个基本问题出发，将世界主要课程哲学总结为“要素主义”、“百科全书主义”、“实用主义”、“综合技术主义”四种，并通过国别课程介绍对这四种课程理论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进行了分析讨论和比较。作者推崇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逆向分析课程移植问题，分析课程移植的不成功之处和难度，指出了影响各国课程改革和移植的诸要素及其关系，试图探究各国课程改革举步维艰的深层原因，这有助于教育工作者通关世界各国的课程，对世界的课程进行宏观把握，形成基础视野。同时，假设演译法与反省思维法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比较教育科学客观的研究，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以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是值得未来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探索和学习的。

本书的个案研究的理论假设是世界上四种主要的课程理论起源于欧洲，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夸美纽斯、马克思以及杜威的理论。本书分析依据的理论假设是：教师有关个人能力、公正美好社会的特征以及知识的本质等方面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加大了课程变革的难度并减慢了变革速度。本书一共有是个章节，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四个具有本土根基的欧洲课程模式的国家为例，分析这些困难，第二部分通过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考察与课程模式的移植有关的困难，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更好理解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及其难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在二战后，世界经济、教育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上，教师们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服务对象满意而传授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享有决定谁该受教育的权力。而现在，“教育必须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向所有人开放”的观念、知识大爆炸、教育万能论等都在影响着教师的地位与职能，教师需要针对复杂的经济状况下各种职业需要来培养学生，同时负有责任去推进社会流动、制止吸毒等现象和缓和家庭矛盾等等。因此，基于上述等重大而又繁复的任务，教师就必须对“什么人应该受教育”、“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作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回答，并且该回答也决定着学校教育内容。

在此之下，本书列出了四种主要的课程理论，并且在著者看来，至今都没有一种新的理论完全跳出这四个课程理论的框架。首先是要素主义课程论，其来自于柏拉图《理想国》，在这种英才政治模式中，教育的目的是维持一个以稳定为主要特征的公正社会。政治领袖由哲学家来担任，军人辅佐，劳动者从事某种具体的职业。教育应当培养哲学家的理性和智慧，训练应发展符合劳动者欲望的技能。因此，要素主义课程由几门经过精心选择的学科组成，它们按照逻辑顺序依次呈现，为学习者提供社会统治者所必需的智力技能和道德品性的训练。与此相一致，“七艺”课程在中世纪教育内容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音乐、天文、几何、算术作为正统的普通教育，语法、修辞、逻辑或哲学为学习必要知识的方法。实际上，只有在教会势力受到严重挑战后，与要素主义相抗衡的其他课程理论才开始出现。也就是第二个主要课程理论，即夸美纽斯提出的与要素主义课程相对立的课程理论——百科全书主义课程理论。该理论是以教育内容应该包括人类所有知识的假设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夸美纽斯主张学生应首先从大自然的书中学习而不是从课本中学习。譬如孩子们应先在母语学校学习运用本族语，学习加减法、称量、道德价值观、经济学、世界历史雨地里、物理学、有关艺术的一般知识等综合性课程。该种课程方案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政府的教育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是为法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轨而指定的一系列政策模式中的组成部分，并至今仍存在于欧洲大陆各国的国家教育制度中。第三种理论是综合技术主义课程论，主要代表人物是列宁、马克思。这种理论确立的基本前提是教育内容与社会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使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任领导者的职务。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家们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以广泛学科为基础的课程理论，但是也由于综合技术课程的原则很难为教师所内化，同时教师们难以将任何一门学科都与它们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方面的应用结合起来去系统的证明学科的基本原理。第四种理论出现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是一种异于综合技术课程理论但具有极大可行性的实用主义课程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斯宾塞和杜威。实用主义的进步课程理论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儿童中心，将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需要作为选择课程内容的标准；另一种是强调社会中心，认为学校的主要目的是重建社会。只有在当今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中分析儿童个体的需要，这两种观点才能趋于和谐。

实际上，在以上四种课程模式中，只有实用主义和综合技术主义课程论能够在理论上解决1945年以后不同只是形式的国家中所产生的教育问题。但是，课程改革仍存在着阻碍与困境。譬如1945年后国际扫盲运动的失败、日本教师和官员对由教师联合会政治领导人发起的课程变革政策的有效抵制，这些都体现了通过国际行动改革课程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教育内容的争论具有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国际社会对课程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受到国家政府的主权以及教师的保守性的阻碍，教育家要开发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无损于传统价值的课程理论。根据本国教育家提出的理论基础所实施的课程改革，推行速度也非常缓慢。只有当新理论被大部分教师内化之后，才有可能保证课程理论有效实施。因此，使课程完全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缺乏一种有别于要素主义、百科全书主义、综合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课程模式的情况下，本书研究每一种课程模式是如何在其本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人们把实用主义和综合技术主义从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中一直到另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中的实践和由此遇到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书不仅是一本深刻的比较教育专著，也是一本了解世界各国课程的指导书。本书给予我最大的启示在于从霍尔姆斯的定性分析与量化研究并存的问题解决法汲取到了分析比较教育问题的方法。他的研究是用来预测采用某项教育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寻找不同国家教育上差异的原因，正如他说，他的范式强调“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的观点观察事件”。问题解决法强调从问题入手，强调研究的目的是为教育政策的制订服务，这些做法大大地利于比较教育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