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周杨

至简

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周扬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7期

周艾若口述，李菁整理

此文有删节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同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俩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的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

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英美文学，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个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地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作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后，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母亲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支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为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一直把苦严严实实包裹在心中的母亲，才会如此渲泻她绝望的心情。而她深藏已久的哭诉，也只能面对旷野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了，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母亲从被窝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至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是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到达延安之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鲁艺的工作后来一直由他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了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中，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建国以后，几乎每次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称“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24年来，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线。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来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之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思想汇报，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地流泪。几天以后，他才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

　　家事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