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关正道》（下）

油坊掌柜李保生

人家动静

东关是个大家庭。自金正隆以来近900年间，李、王、孔、张等42姓，学坡李、巴州李、南峪李等57宗，为一个适者生存的理由，从晋、鲁、冀诸地走到一起。雅俗兼容，血脉相通，多少外来客变成本地人，多少人走出本土，成为“走外人”。

诚如村前的松溪河，东关人家流变有常，动静得宜。动是非农成分对于农业版图的切入，切换，切割，静是双雄争锋旷日持久，地老天荒。

　　部分东关同齡人聚会后合影

　　史料表明，开山鼻祖李氏奠基伊始，几代业农。接踵而至的王氏先祖、明代王相，“母死，值岁次，殡葬无资，嚎痛七昼夜，不食而终”，也是一个贫苦农民。直至清乾隆十八年（1753），身怀木匠绝技的孔传信、孔传惠兄弟来奔，打破种田人的一统天下。

历史上的非农成分仅是农村人家的附属品，而其引领风气之先，昭示历史走向，活力四射，不可小觑。晚晴以降，伴随县城功能发育完备，门外觊觎既久的这类人家乘势而入，“来者不善”，下车伊始便向农业叫板。清光绪年间，河北辛集的“太医”乔福录携家带口在东关扎营，为的是在县城行医。光绪二十九年（1904），高天云从山西洪洞迁来，以办戏班为生。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城内开粉坊的阎义明，因避战乱，迁到东关……1945年，225户人家的东关，有非农成员的农业家庭约占1%。

土地改革以后，非农成分迅猛发展。不必说经营工商业的46户乘势粉墨登场，贫苦农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情势也为此推波助澜。东关街长齐新福被调一区当了干部，17岁的李洁心在太行财经学校毕业后也分配干部，李观暲离开农村到县办酱园做事，赵永柱等7人加盟刚成立的城关供销社，1945年参军的宋乃贤转业到昔阳公安队担任班长，青年农民李观宇、李洪福参加教育工作……到1953年，包含非农成分的农户一下增到90户，占全村 240户的37.5%。但无论如何，户口都在农村，农与非农并无严格分野。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户籍管理形成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农村人口为城市提供商品粮，城市居民按不同标准领取供应粮。二元户籍模式诚为经济建设、社会管理所必需，是历史的进步，却也在城乡间挖掘一条鸿沟，沟那边春光明媚，花团锦簇，沟这边万马齐喑，古道西风。横跨其间的独木桥供这厢人争渡，趋之若鹜，一票难求——这情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恍若昨天。

与县城外乡村不同，优越的地缘令东关居民获得城市户口得近水楼台之便。开初，国营与集体企业职工、国家干部、人民教师、解放军官兵等，全村62户家庭有成员拥有城市户口，占总户26%。之后，随着厂矿企业招工转户、当兵入伍和考取大中专院校转户、婚姻关系转户等，持有城市户口者越来越多。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青年突击队

　　那时候，城市、农村户口混杂的两栖家庭是农村一道特殊风景。在组织集体生产、按劳动日分粮的年月，这类家庭劳动日少，往往到年终结算时，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现金，才可以领取全家的口粮。乡人宽厚包容，两栖家庭得到干部、乡亲诸多关照，却也以开放的家庭格局——信息渠道多，人际关系广，风俗习惯趋于新潮，具有得到城市户口优先权的滚雪球效应，加速城市因素渗透的步伐。

地少人多，本土人口增加，50年代至80年代初，东关不得不严格限制外来人落户。好长时间，两栖家庭只在本土人群间增减，对外则大门紧闭，只有事关群众和集体利益的事体，才网开一面，其中不乏两栖家庭。

原籍河北的县医院老医生张永生，年老退休，飘零小叶没个安身之地，便找到党支部书记孔庆喜，忐忑着提出欲定居东关。孔庆喜同干部商量，考虑张医生实际情况，留下他，对群众就近看病有好处。于是决定在村里安置张医生一家，并接纳其不是城市户口的二儿子落户。

1974年，30多岁的李凤鸣因公去世。上有老父母，下有年幼的孩子，梁栋顿失，塌天大祸。孔庆喜特批其妻招个上门女婿，在东关落户。村户口薄上遂多了个来自西寨的木匠。

实行计划生育，双女户心有芥蒂，总希望生个儿子，将来有依靠。为解除这些疑虑，孔庆喜力主允许双女户有一个出嫁女儿落户，得到村委会支持。这个人性化安排延续至今。

1980年前，全村共有农与非农共处的双栖家庭102户，占总户2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关人口呈缓慢而稳定增长之势。1949年至1955年的6年间，全村基本保持240 多户、980多口人。1956年突破千人大关，但直到1963年，仅比1949年增加47户，172人。1964年，人口突破1200人，1976年超过1500人。此后趋于饱和，至1985年，一直保持520户，1530人左右。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格局款款走来，人口领地大翻腾，人口红利大释放。

老祖宗传下来的老东关，三街（北街、南街、学坡街）三巷（刘家巷、大巷、小巷）的人居格局，逼匝而闭塞。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连接县城的功能早已萎缩，寻常巷陌通往寻常百姓家。县城操盘手却看重这块风水宝地，不失时机纳入城市扩建蓝图，并付诸实施。

为着响应与配合不断推进的县城改造扩建，从 70年代开始，村庄逐步向外转移，在松溪河县城段东移后空出的河滩另建新村。先有66户在河滩建房，80年代规模陡然增大，135户移居河滩。90年代144户，2000年后30户；30余年间，村委会发放宅基地300亩，总共375户陆续在河滩建起新居。

而今的东关新村，包括上排房、中排房、下排房、大王庙、小二楼、解困房六大片区，以及在老村遗址建设的逸东小区、花苑小区。作为新家园，东关人苦心经营，不惜血本。2001年，村委会自筹资金建起新学校，2004年建成幼儿园，吸引东关片区的学生、幼儿纷至沓来。2014年，县政府投资，在东关幼儿园基础上，建起现代化的昔阳县第三幼儿园。

东关老址，俨然已成为县城核心组成部分。西自新建路，东达南河坝，北倚中城雅居住宅区，南到购物中心、城中家园，县政府办公大楼、政府广场、中城雅居住宅区、新建路、湿地公园、颐民公园、森林公园、新汽车站，以及诸多商厦、店铺等平地崛起，老东关已经彻底消弭，无迹可寻。

长期任职村会计后来继任党支部书记李计文，亲历村庄变迁全过程，对村变人变乾坤变颇多感慨：新村代旧村，老村变城区，地理变化带来人口对外开放，东关与外面世界相连，租房经营、买楼居住的外来户明显增多，和本地人混杂，打破了本土人独居的历史局限。建立新学校和幼儿园，越来越多的乡下学生、幼儿就读入园，家长在东关租房陪读，成为流动人口大军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村庄搬迁令东关融入大县城发展圈，成为城市人口一部分，跟随县城发展而日新月异。

从李计文提供的两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看出当时人口流动态势 。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 830户，2485人，其时，新村刚刚落成，外来人口不算太多。十年之后，2010年5月1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达到 4717人，几乎增加1倍。其中，本区域户籍2172人，非本区域2545人（含外省159人）。本区域户籍人口中，户口登记地在昔阳县的1929人，在山西其它地区的75人，外省168人。多元的户籍结构，促进经济循环，丰富社会生活，激发地方活力，利大于弊。

外来人口到来，非农户口倍受冲击。随着粮食、食品市场放开，人们吃粮已不再单靠粮食部门供应。非农户口管理也不再趋紧，80年代末，为缓解人们争相获取城市户口的紧张局面，政府放一码，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人，适当缴纳城市增容费，可取得城市户口，即蓝印户口。由此，东关城市户口有所增加。2009年至2014年，持蓝印户口的外地人23户、48人，在东关落户。2010年，东关常住人口中，农业户口3725人，占79%；非农户口991人，占21 %。

　　门前唱大戏，老少乐陶陶

　　人是社会构成的因子，家是社会繁衍的细胞。社会之变，归根到底是人之变，家之变。当农民不再以种田讨生活的时候，当城市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当外来人口足够多的时候，乡村涅槃的时刻到了。

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未雨绸缪。2013年6月，县政府发文，调整城区社区管理委员会管辖范围，除原有的城南、城北、城西三个社区外，增加东关等13个行政村。11月，县委成立“城中村”撤村转居领导组。

2014年，按照县里统一部署，东关启动撤村转居工作。7月，召开村民代表和党员联席会，通过《关于东关村“撤村转居”实施方案》《东关村集体经济组织净资产配股办法》，由城区社区党工委请示报告县委、县政府批准。按照方案，将符合条件的农户627户、1520人转为非农户口，并变更户口簿。同时，对人口状况摸底，开展清产核资评估，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净资产配股。确定股民为 1462人。

年终股份分红结算

　　9月，东关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昔阳县紫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东关社区共有本土居民874户，1976人。其中原城市户口220户，456人；由农户转城市户口627户，1520人。

旭日輝映的白马神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