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车人

蓝信钊

　　在二三十年前，我国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更鲜有私家车。人们出行往往依靠自行车，所以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非常多。因此有人称我国为自行车王国。记得在1980年我在北京曾见到在上班路上交警指挥自行车横过马路的情景:二三百辆自行车在交警地指挥下，浩浩荡荡地横穿马路，十分壮观。当人们外出办事，到达目的地后要存放自行车，为了自行车的安全，有关部门便在人车流量较大的地方设个看车处，譬如，医院，大型商店，影剧院，公园等地都有看车处。每个看车处都有一个看车人，他们大都是退休工人和无职业者。每辆自行车存放一次收费二分钱（八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增加至一两角到五角），那些部门下班看车人也下班了。所以存放一次不会超过一天。我们每个骑过自行车的人都与看车人打过交道，在这些过程中肯定有许多难忘的故事。下面我就讲一下令我难以忘记的两个看车人。

那是在1968年我在沧口洗染店染了一条裤子，那天到时间去取裤子的时候，发现邻居一辆自行车在家，我便借来骑去了。到店后，我将自行车放在店门口，当时我觉得两三分钟就出来了，再说从门玻璃能车把，就没有锁车。但在我取出裤子出店发现车被锁了，而钥匙也不在车上。看看周围无人，再看南边离洗染店20米左右远的地方远的“成文堂”文具店门口，有个看车处，我就过去问那个看车人，那个人是一个60岁左右的大爷，我问他是否看见有人锁住我的自行车，他他态度十分冷淡地表示没看见。没办法，我只好连推加扛地走了回来。到下午，我越想越感觉是那个看车人锁的车，于是我又去找他。到达后发现看车人换了。我将情况与他其讲了讲，他没有说话，从窗台上拿过钥匙给了我。还好没有给我扔掉。那人就因为没挣到那二分钱。将我好一个折腾。因为我是从北边到达洗衣店，而“成文堂”门口的看车处在离洗染店约20米的南边，假如我从南边去路过“成文堂”或许会将自行车存放在那里，也就没有这些麻烦事了。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学文化的热潮。青岛市总工会在“沧口工人俱乐部”开办了“青岛市沧口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校舍就在俱乐部南侧那些房间里。我报名参加了“机械制图”班，每学期半年，学费是每学期七元。当时我们单位是支持青年人参加文化学习的，所以学费单位给予报销。

因为是业余学习，所以上课时间在晚上。下班后匆匆吃过晚饭就要抓紧时间去上课，我住在青岛橡胶二厂宿舍，距离学校不近，所以就要骑自行车到校。在这里也设有一个看车处，看车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娘，一共看管三四十辆自行车。当我们下课取车交车费时仍按常规交了二分钱，但是这位大娘却只收一分钱，她说了一句话令人感动:“你们到来的都是好孩子，收一分钱就行了。”这样大娘每晚就少收入三四角钱。那时候一个学徒工一天的工资才八角钱，当年这三四角钱用处可不少，当时到饭店吃一碗“清汤面”才八分钱，买一斤蔬菜才三四分钱。这位大娘出于对年轻人的关爱，减少了自己的收入。其实每晚在这里看车两小时也挺辛苦，特别是冬天她穿着一件“干道猴”（当年挖干道者每人发的一件带帽子的棉大衣），穿着棉裤棉鞋，浑身裹得严严实实，靠着墙根坐在凳子上等我们下课。这么多年了，她的这个形象依旧留在我的记忆中。

事情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但我有时还能回忆起来。同样都是看车人。用小品《卖拐》里的一句台词表示:“怎么差距会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