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比事》的内容与特色

莆阳老山

　　《莆阳比事》全书六万言，以“比事”之体，画龙点睛地记述了莆郡三邑，唐宋间千余年历史面概况，涵盖了旧志主要项目的内容。诸如历史沿革、山川形胜丶人口姓氏、科第选举丶职官宦迹、学校、人物、艺文、方外、祥异等，一应俱全，几乎囊括了旧志的基本项目(详见附表)。《比事》作为一部创格的郡志，内容极其丰富而充实，生动而真实，是为唐宋莆田的一部信史。综观全书，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纪地灵人杰。《比事》开宗明示，高度概括莆郡的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风貌。其沿革，“闽分八郡、莆有三邑”，领兴化一县，又以莆仙来属。其地理形势，介乎泉福之间，负山阻海。“寿水东绕，壶山南揖”。其社会环境安定。所居之地，不动干戈，户口日殷，寺观相望。莆阳，久为文物之地。“乌石山前，官职绵绵”，“莆阳朱紫半”，仕宦发达，为社会人文之一大特色。故《比事》谓“山川人物，独甲他郡”。值得注意的是，在《乌石官职，莆阳朱紫》条中，不吝以极大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莆郡三邑士宦族姓的居地及其变迁情况。计莆城之林、陈、方、李、黄、郑等十七姓六十七族，城外及兴化、仙游之陈、方、黄、林、郑、李等四十九姓二百四十一族。俨然一部莆阳之“氏族志”，为唐宋莆阳姓氏源流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该条还涉及莆田城内外及莆、仙、兴三邑大批宋代地名，诸如城内之乌石、阙下、鼓楼、驿前、留桥、前埭、义门、后塘、柴行、西州角、朱仓、谢仓等数十个地名；城外之白湖、水亭、小塘、延寿、历浔、澄诸、白杜、后黄、黄石、水南、东井、塘南、郑庄、壶山等；涵江、涵头、洋尾、井边、岩浔、江口、迎仙、漆林等；仙游县之丘山、留坡、山浔、柘山，龙华、侯山、西埔、陈库、何岩、赤湖、席麻、道观洋、苏山、上堞、上洪、党田、东门、县角等；兴化县之飘湖，谷目，大松、凤冲、浔阳、白凫、上溪、䂬溪、马洋、漈坑、百俊、马院、龟岭、鲔潭、西平、搏洋、澚溪、州后等。为研究莆田地名源流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上述记载表明，莆郡“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几于邹鲁。”(〔明〕黄仲昭《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历经千百年文化积澱，文献名邦，具有坚实的根基，而名至实归。

　　二纪文教兴盛。

《比事》曰：“莆为文物之地旧矣。梁陈间已有南湖先生郑露书堂。原其所倡，非在常衮入闽之后也。国家涵养日久，迄今有三家两书堂之谚云。”可见，文献名邦，源远流长。重教兴学，读书入仕，成莆郡为之一大风俗。

重教兴学。其风如潮湧起，私学先行，官学继之。《比事》载有黄滔东峰书堂，陈峤北岩精舍，翁氏漆林书堂，林氏福平别墅，郑樵南峰书堂、芗林草堂，黄氏义学，方氏寿峰义斋，郑砥西斋，郑安正友堂，林国钧东井书堂，陈氏行止堂等。这些书堂，往往具有家族性，是为造就人才的基础阶段。“湘乡门人”“艾轩弟子”，郑厚誉为吾莆文学开山祖。

官学始于宋咸平，初方仪伏阙上书乞建兴化军学。此后修建郡县府学，为历朝官府所重。《比事》载仙游陈可大，帅族人合金新修县学，并置游学田。

读书成风，书楼遍地。方略宦达后，所至专访文籍，家藏书至一千二百笥，作“万卷楼”储之。其从弟方翥读之十六年而后毕。方于宝家有“三余斋”，聚书数万卷，方崧卿积书至数千卷，榜曰“富文阁”。尝谓“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林霆家聚图书数千卷，告子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楼名万卷，馆辟三余》）

科第鼎盛。科举入仕，是重教兴学的巨大动力，兴学又促进了科第的鼎盛。《比事》不吝篇幅，全方位多角度记载了莆郡科第盛况。《前代名贤，皇朝进士》条，对莆郡第概况作了综述。津津乐道记载了诸多科第盛事，不仅有“进士甲科，诸试优选”“再登词学，首擢贤良”的佳绩，更有“名亚虎榜，魁占龙头”“南宫高第，璧水上游”“四异同科，七名联第”的奇迹。科第亦呈现家族性，遂有“父子一榜，昆季同年”“三世登云，四代攀桂”“大魁祖孙，双元文武”“明经五人，学士一门”“凤穴诸郎，龙门群倩”的佳话。

科第的家族性，显示家学渊源的传承，带动社会民俗的良好态势。遂有“忠惠之家，孝友之门”“纯孝成之，坊表孝义”，以及“黄氏义学”“陈公义庄”等佳事迭现。要之，《比事》对莆郡莆科笫的记载可谓尽矣。如同一册多姿多彩的“选举志”和“登科录”。而科第鼎盛，乃是莆郡文献名邦之一大柱石。

学术艺文，人才辈出，著述丰硕。在官治学卓有成绩。黄艾以秘书丞赞读讲席嘉王府，发明“缉熙之学”。林光朝以“圣贤践屡之学”为己任，穷经讨古，莆中名士多出其门。又以国子祭酒对御讲经，获赐擢升。温州教授刘朔，倡永嘉理学；密州教授陈开，兴一州之儒风。方会教授建州，闽士闻风至者几千人。太学博士苏棫，授经高丽王子而获奖。林瑀侍讲禁中推《易》，奉修《周易·会元记》。徐师仁入馆著史，极天下之选得四人而居其一。

在民间，兴化县黄君俞强学著书二百卷，名动京师，召除国子监直讲。“冲晦先生”徐复、“褒光处士”张弼，以精于《易》学进京赐号。诏举遗逸，丘奂以布衣入幕，郑樵献书五十种，以草泽上殿，与高宗论史，著《通志》二百卷。

艺文方面，名家如云。《比事》曰：“唐贞元间，林藻、欧阳詹以词赋与中朝名士相轩轾。至宋盛时，蔡襄、方蓁、陈睦、黄君俞、朱绂、黄隐、傅楫，皆以词赋名世。南渡以来，有林（大鼐）郑（厚)黄(公度)、刘(夙、朔)，魁大廷、南宫、大学者前后相望。”仙游朱邺以能赋名。今所居里因得名曰“文赋”。《以诗名家，有文行世》条，录五十余家诗文集、二百四十余种。徐寅“斩蛇”赋传渤海，蔡襄“四贤”诗播契丹。蔡襄又以擅书及进诗，获得“御笔赐字”。先贤的学术著述与诗文集，乃是莆阳文化的无价之宝，叹惜至今大多仍尘封于馆阁中。

综之，重教兴学、科第鼎盛、著述丰硕，构成莆阳文献名邦的精华内核。乃是历经唐宋千年间，众多先贤呕心沥血、辛勤创业、代代传承的辉煌成果，一份不可多得的无价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引以为荣，更要珍惜保护，继承创新，再创辉煌。

　　三纪仕途广阔。

莆阳科第之舟，承载着唐宋千名进士，满怀安民济世的信念和忠君报国的豪情，登上崎岖不平的仕途，足迹遍布五湖四海。《比事》以整四卷、七十七条的巨量篇幅，分门别类，突出记载各路精英的仕途宦绩，为全书压卷之作。

以职位论，一批莆臣进身要职，成为治国栋梁之材。据《致身撰路，列官从橐》条载，计有宰相四人(按，《比事》未载正史有论定论之奸相蔡京、蔡攸)，给谏(谏议大夫、给事中)十四人，(因一人历多职，同职级者仅计其一，人数或有重复计算)，诸阁待制十二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七人，尚书七人、侍郎十六人。《省部寺监，馆学台阁》条，载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诸司郎官九十五人，太常、光禄、大理、鸿胪、太府五寺的长贰卿及属官丞、簿九十五人，殿中，将作、军器监臣二十四人，秘书监臣，及史馆编修、秘书省删定、馆阁校勘等馆臣六十七人。国子祭酒、司业、丞、博士、簿、正、录、书库官，及各类教官七十三人。御史台臣二十人。诸阁修撰、诸直阁侍讲二十六人。合计在中央三省六部的莆籍高级官员(相当今司局级以上)达四百六十人。成为国家政务治理之核心力量和生力军。

以地区论，泱泱中国，地不论东西，抑或天南海北，无不见莆籍臣子的劳碌身影与献身精神。北宋熙宁间，监察御史陈睦奉命出使东北高丽，面对风涛之险，慨然前行，神宗特赐予仙花金带。（《特赐睦带》条）仙游人余祖奭，通判西北兰州，适逢大地震，公私庐舍尽毁，祖奭幸扶置隙地得以逃生。（《地震神扶》条）。

《比事》《列郡帅守，诸路监司》条载，有蔡襄等六十三人出任诸路十八府帅，其中蔡襄历任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及浙西临安府等要地。陈靖历任五地府帅。浙东绍兴五任府帅俱为莆臣。出守诸路的莆臣达九十八个府州、二百八十一人之多，其中十四人相继出守泉州。林豫一人尝历知保德、广信、邵武军、邢、邵、鄜、冀凡七州。诸路监司方面，有总领三人，转运使臣五十六人，其中广东路有莆臣十一人。提举刑狱、常平、市舶的莆臣计一〇四人。

以福建而言，有蔡襄、陈觉民等八人出任福建路转运使、安抚使，洪中林郁等十人提举本路常平官，另有提刑官二人，市舶三人。出知福帅者，有李欣、蔡襄、陈俊卿、郑侨等十一人。出守泉州的莆臣相继十四人。（《出镇闽藩，持宪乡郡》《牧守领邦，仓漕本路》）以上总计（含福建）四百三十八人。

由此出现一系列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盛事。乾道三年，叶颙为左仆射，陈俊卿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二人对秉钧枢，郡治有“两台霁色”之词。唐“林（披）家九牧”，“陈氏(洪进)九侯”，苏烨、棫兄弟“两淮分节”，傅淇兄弟提举江西、浙西“联州秉麾”，继守翁孙（曾祖蔡襄与孙㩋继守泉州）、“同漕父子”（林孝泽与子枅并漕广东；方监与子廷实提举广东，方廷实与子崧卿漕广西，崧卿尝漕广西，子信孺复为广西宪；林豫与子师说并尝任广东、江西漕、浙东宪）。

又有“大小金紫”(方峻与弟峤,并以子方赠金紫光禄大夫),“伯仲从官”（李欣与弟歆,分别为谏议大夫、刑部侍郎；陈睦与子彦文，傅楫与子谊夫，蔡襄与孙佃、曾孙洸、从孙戡,父子祖孙俱至侍从)的佳事。临安教授林大鼐，改诸王宫教授，自是六迁为吏部尚书，十年至“八座”（指尚书）。林震历知济南、东平府、庐阳、汝、泗、蕲、新、润、泉州，凡九任“五马”（太守的代称）。

四纪宦业显耀。

《比事》以近半的篇幅，择要记述了莆阳臣子的功业政绩，突出宣扬其报国安民功绩。

国家利益高于天，忠心报国。一批莆阳臣子，不惜以死报国。叶觊为京城守御官，金兵围城日危，叶觊谓弟颙曰：“吾已受命，当登埤死战，以尽臣节。”遂力战没于王事。金兵侵犯京城，京畿第一正将林师益，孤军倍道赴京勤王。中途遇金大军，谓副将曰：“虏众我寡，吾当以死报国。”遂力战死。林冲之奉命使金，拒降不屈，被拘禁于北地二十年，临终，南面祖国，一恸而绝。(卷五《师益死国》《忠孝兄弟，节义父子》)

民为邦本，安民济世乃为政之第一要务。《比事》记载了大量莆臣为民的功绩。《复塘五所，筑堤万金》《屯田利害》陈靖倡行屯田制，蔡襄、王保隆、陈居仁、方慎言、林豫、李昭远等人，整修湖塘堤坝等水利设施，扶持农业生产。

对于侵犯危害人民利益者，则极力反对、制止。林伸条奏内侍乱开河渠，毁民众田庐的恶行。林伸自称“伸知为民计，不知为身计，身危民安，虽去无憾。”这是何等崇高之情操！黄宣宰遂平，扏奏制止承宣使李彦欲籍没遂平民田供皇宫内藏，捍卫了民众利益。(《论忤都水》)北宋薛利和,刚直不媚权要。王安石当国，欲任用其提举广东茶事。利和深知，此法一立，民将受无穷之苦。以诗讽拒之，茶法遂不行，薛为此下迁广西倅。（《诗讽荆公》）黄琮宰泰宁，中臣杨安时为廉访使，数干以私，皆拒不答。宰闽清，方严不罢强御。时兴道藏，帅命十二县分疏敛民，县各数万万，琮独不应命。（《帅服宰贤》《请拒廉使》）

《比事》突出记载了多条莆臣账灾发廪，救济灾民事例。泉州知州方慎言，岁饥大发廪，乞贷民奏减丁税，父老泣曰：“微方公，我辈无以生，尚何有子孙哉？”自此生子多以“方儿”为名。（《发廪贷民》）林积仁知平阳府，升调他职。既去，人皆罢市泣送。后又诣阙乞积仁为大守，而再任。郡民迎祥合沓，写像祠于家。（《写像以帛》）《减丁蠲米，罢榷削输》《恋德有旗，写像以帛》《薛不希迁，徐甘获罪》等条，记载了蔡襄、郑倩、陈靖、林雱、林枅、蔡戡、龚茂良、郑侨、郑㮚、方崧卿、刘渠等，奏减所在地各色税赋劳役，缓解了民困。蔡襄任福建转运使，自福至漳夹道植松七百里，庇荫行人。

《比事》还记载莆臣严明执法，为民辩诬伸冤的案例，以及破除迷信，解脱精神枷锁的事迹。（《郑伐妖木，王去淫祠》）。

　　五纪正义的操守。

古代士族，以正义为立身处世的操守。正义，就是为人居官正直，处事公正，不附势阿随。《比事》以较多条目记述其人其事。

叶颙初任南海县主簿，同僚欲为其冒名获赏。颙曰：“仕途发轫，如造屋建柱石，柱石不正，屋随以倾。吾方入仕，岂宜自欺？”闻者叹服。（《叶宁自欺》）。蔡京当国，附京者皆除美官，太府卿朱宗、安丰宰方价、国子博士陈骥，“终不一诣其门拜见”。御史唐介论事忤旨，帝甚怒，众官恐祸出不测，但无人敢为之辩护。右史蔡襄立于殿墀，独进言救唐介，从而减轻唐介处分。(《敢救唐介,愿赎胡铨》)。王晞亮尝与秦桧同为学官，及秦当国，以晞亮不附己而罢朝官，出为福建帅属，居选调十九年方改秩，又投闲五年。至秦死方召为国子博士，不四年至给事中。（《耻附秦党》）童贯大兴燕云之师，欲引蔡枢为谋议官，枢毅然不从，以书止之曰：“一旦为国生事，驱万民死一生之地，他日国家多事，自此始矣！”（《力止童贯》）九品小官、太庙郎方轸，毅然以恪守国家大义为己任，抗章痛斥同郡奸相蔡京害国乱政恶行，列其罪云：“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天下。自古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被削籍编置海外。后钦宗嘉其忠，补县令。（《弗诣蔡门》）

正义就是讲仁爱，守信义。《坊表孝义》条载，林昭度妻翁氏，年二十一守义。事舅姑以孝闻，教子成材。郡以其至行，表里门为“孝义之门”。《纯孝成之》《坊表孝义》条，纪进士郑褒、南雄守陈铸的孝母事迹。《忍负宿诺，就导前约》条，纪叶顒与同年林弼约婚，仕途显正后，不负宿诺完婚。蔡襄初与刘异约婚，后异没，襄出守福州，就寻前约，使异子授室而归。这些品德乃是中华民族人性之精华，闪射感人的人格光辉。

《蛟刀勇士》《捐生筑陂》条，分别记述唐吴兴提刀杀蛟截流治水，宋侯官钱女、李长者，构筑木兰陂以治水的义勇行为。

　　六纪清廉政风。

《晏子春秋》曰：“廉者，政之本也。”《比事》生动地记述有宋一代莆臣的清廉事迹。《十金无产，一亩不增》条，记述林光朝官至侍从，但家极贫。死日，“十金无产橐中空”。叶颙守毗陵，不献羡余以求官，自称“只图做好人”。官至宰辅，“祖居隘甚，不插一椽；先畴极薄，不增一亩。”吴公诚仕宦三十年，“死日，家无余赀。”《胥不受馈，吏至质衣》条载，许巽守滁州，在官清俭，同僚目为“耐贫翁”。他如阶州推官李欣，以清谨知名；黄琮宰闽清，推为“循吏”。《循良为冠，清白相传》条载，林孝渊倅泉，拒收外商赠所龙脑。弟孝泽，居官以廉平称。守临漳，官烛不用于私室。子林枅尤清介。林逵在泉舶，居官清白，退还所送冒名鱼酢的十瓮白金。仁宗朝，举天下廉吏凡四十九人，德州通判许稹居其一，举为监察御史。等等，都是宋代莆田廉吏的代表。

以上是《比事》全书的主要内容。此外，还记载了名胜古迹，土产佳木，隐叟逸士，释道异人，谶言奇术，祥异灵验，遗闻轶事，神话传说等，以及唐江梅妃小传，宋湄洲神女林氏，护航顺济赐号事迹。

　　综观《莆阳比事》全书内容，具有以下三个特色。

一是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对人类过往活动的记录。人既是历史的主人，自然成为历史的中心和主体。自汉马迁《史记》开创的列代正史，莫不是以纪、传人物作为中心和主体。至于诸多各色单行人物传，如《汝南先贤》《陈留益部》《襄阳耆旧传》《人物志》等，专纪人物，更是其题中应之义。

《莆阳比事》全书一百四十条目，大多以人立题，纪人纪事。纪事之目，内亦纪人。全书涉及莆郡古今(至宋嘉定间)各类人物近千人，以及部分相关外地人物。洋洋洒洒，蔚然可观。不啻一册丰丽的《莆阳人物志》。

考诸史人物传之纪人，自生至卒，生平事迹，纵然繁简各异，但较为完整。《比事》则仅记人物生平之亮点焦点，而不求系统全面。对某些重点人物如蔡襄，所记虽多，但分列于相应的条目。这既是“比事”“蒙求”体例的要求，却比完整的本传更能突出人物的功绩与贡献，使读者易于把握人物的核心业绩和历史贡献，类比其事，予人深刻的印像。这正是“比事体”的一大优越性。

二是突出刻意褒扬教化。《比事》择人记事，刻意宣扬人物的品格德性，显示其强烈的褒贬意向，以收劝励教化之效。诸如卷三《忠惠之家，孝友之门》《循良为冠，清白相传》，卷四《真忠梦复，纯孝成之》《耻附秦党，弗诣蔡门》《友义不忘，相婚力却》，卷五《宋旅犯难，师益死国》《忠孝兄弟，节义父子》《敢救唐介，愿赎胡铨》《媪冤独察，卒诬立辩》，卷六《赈饥释盗，发廪贷民》《上称仁勇，独名清谨》《建学成名，造桥获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众多条目，画龙点晴，褒贬立见，显明旨意，近乎“春秋笔法”。这种特色，其他方志并不多见。

而这些人物的品格德性，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等，正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教化思想，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为当今治国理政和道德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有益启迪。

三是记事真实，传承历史。《比事》作者心怀对历史敬畏之心。广征博采，考异史事，注明史源，征信有则，历十载始成书。除传承旧史前志外，广泛采掇相关人物的地方文献资料，包话文集、行实、碑碣、书尺等。对旧志史料亦细加辨伪存真，乃至实地考察。是故，整体上记述真实可靠，堪为莆郡一部信史。清翰林学士阮元《四库未收书总目提要》曰：“莆阳人旧志，如郑侨《莆阳人物志》，以及赵彦励、陆炎所著《莆阳志》，今多散失。俊甫此编，时见采录，且属辞有法，纪事覈真，可与《汝南先传》《襄阳着旧志》并传也”。其学术价值另有专文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