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岸边的插队往事

朱思泽

（今天又有几位插队战友回干沟村了，我提笔写了以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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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梁下的干沟村）

　　我插队的村子，在北京延庆万千条山沟中的一条小山沟里，村名很普通，就叫干沟。干沟村是偏僻寂静的，但在我看来，曾是艰苦而蹉跎的。

（东梁像一面城墙守护在我们）

　　我的村庄不大，几乎整个都被群山包围着。村前，东面的山梁像一面高高的城墙横在那里，守护着我们。村的南面，就是巍峨的当地最高峰─南山了，山头石壁青青，山腰绿色环绕，山下有条河，正好在山前拐一个弯。这条流经延庆山区的白河，到此变缓，一层层细细的波纹，很像干沟村平静的模样。所以说，干沟，并不干枯，有河水潺潺流过。村口的河边，有几棵大树，主干高耸，绿荫少许，周围是一块块玉米地，也有一些稻田。村后的西梁、村北的北梁上还有很多的坡地和杏树。

　　“文革”时期，我在这里当了几年知青，天天在这样的山水场景里逛荡，或者是去放牛、放羊；或者是挑河水上山，去浇西梁上的玉米地；或者是和伙伴一起在河边的稻田间劳作；或者是跟着毛驴儿，沿河去山后头的红旗甸公社所在地办些事儿。

（我十八岁去插队的模样）

　　我们到村里插队务农的那年那月，是七十年代的一个初春。一下子来了四十多名新知青，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立马热闹起来了，乡村土话与京片儿话交织在一起，白河都跟着搅和起了波浪。从此，干沟村又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红旗甸公社知青农场。插队的第一个夜里，土炕暖着我们一行人，热烘烘地体贴，极尽山乡之能量。大家相互挤着，静静平躺，心里却想着在清华园里的爹和娘，琢磨着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

　　早上起来，我们被一条路牵引，它开始在脚下涌动，一直往北延伸穿过整个村庄，通往村后一座叫西梁的地方，那里有划归我们知青农场所有的坡地。人在山头，轮镐开荒；心随白河，向东流淌。在我们的吆喝声中，满山的田野醒了，土坷垃也没了睡意，甚至连风儿，连太阳都在早起。这季节开始春忙，在西梁上，白河边，以及堆满柴垛的小村里，都在演绎着干活进行曲。

（那条去西梁干活的老路）

　　每天，我们都赶个大早，冲破晨雾上山去。一路高歌，最爱听知青队长亮起大嗓；众人跟唱，皆是一首首革命歌曲也。和我一起在干沟插队的这四十多位清华附中同学嘛，男生英俊帅气，女生靓丽漂亮。尽管其中有些人的外号都不咋地，却很接地气：“大屁”、“狗肉”、“鬃毛”、“水蛇腰”……，那是乱哄哄的“文革”校园流传下来的绰号。后来，我的大学同学看到了我们插队战友当年的合影，都惊叹道：“你们清华附中的学生是凭颜值入学的吗？”我说：“那是漫山遍野的杏花盛开，朵朵都不错呀！”。是呀，这些竭尽全力绽放的青春之花，书写出独属于干沟的苦涩灿烂。

　　在西梁之上，我们不凭什么颜值，我们靠体力干活！先是平整土地，挑粪上山，然后就是正式开耕播种了。当犁铧插进地里，几位棒小伙靠人力拉起它，撕开大地的腹肌，挥洒我们的汗雨。等到把地表翻过来，可以闻到土壤的湿气。田野张开大嘴似乎在期待什么，几位铁姑娘将手伸进簸箕，抓起一把若睡若醒的种子，哗的一声撒开，撒入了春季。我静静蹲下，侧耳倾听，耐心观察，仿佛那种子明个儿就要撑破地皮，疯长成一棵又一棵的玉米。

（南山下的花儿和玉米）

　　心中念着玉米棒子，嘴里也能蹦出些干沟村的土词和红词来了。每当咱念着延庆方言：“咩不机密，咩不机密”，就跟随着羊儿四处流浪，那音儿虽斜，调门更长；每当咱背着百斤山柴，“干唰儿呢？别累草鸡了”，李大爷关心的话儿就响起，那柴儿虽重，乡情久长；每当咱读着山间标语“挑水救苗干革命”，就颠一颠肩头的扁担，让六十多斤水继续一步步登山而上，去浇灌西梁的玉米秧，那水儿虽重，枯苗生长；每当咱喊着革命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挺一挺腰板，不让肩头的水泥电线杆压垮，拼命要把它们扛上山去，那劲儿虽大，山路漫长。

（干沟村墙上还书写着那些词儿）

　　不和老乡们混在一起，怎么能说一嘴棒茬子话儿呢。刚到村里时，知青们被分别安排在六户老乡家住下。我们八个男知青住在了一户只有兄弟俩的老乡家里，老乡睡西屋，我们睡东屋，长长硬硬的土炕，够哥几个折腾的。这俩老乡：一个矮矮的，腿脚不好，驼着背，杵着单拐；一个高高的，瘦骨嶙嶙，是个哑巴。咱只能和拐子大叔见天瞎扯了，和哑巴老哥也就是相互比划比划呗。混着混着，除了鼻梁上的破眼镜以外，我整个就是一土农样儿了。

（插队三十年后回干沟村，

拐子房东当时还在，如今没了）

（插队四十年后回干沟村，

哑巴房东那会儿还在，如今？）

　　长期住在老乡家也不是个事儿，我们准备拿国家给的知青安家费，盖宿舍了。为了备齐盖知青宿舍用的木料，那年五月初，我和几名男知青被知青农场派往红旗甸公社水头村的山里扛木头。到了水头村，望着一层层绿色山峦，我们似乎看见的不是树与树叶，也不是根和树干上的藤蔓，而是即将建起的知青宿舍，是房梁、窗户，是那屋檐。要将伐倒的一根根大树木，从山上扛到山下，其实是很困难的：木头，直直长长；小路，曲曲弯弯；汗水，滴答滴答；人儿，气喘气喘。山下，看的很近，却是很远。沉重的树，嵌入红肿的肩。扛得起的是毅力，渗透了年轮；放不下的是疲劳，弥漫着青山。踉跄的脚步，伴着树干的挣扎与晃动，大喊着号子，响彻云端。仅仅凭咱这些知青的肉躯、脚板，一趟又一趟的往返，终于将一百五十多根树木扛下了山。

（用我们知青安家费盖起的宿舍

已经破破烂烂

其产权居然不属于我们）

　　山区有森林覆盖，自然就有蛇虫出没。一天傍晚，在我们收工回村的路上，一条青蛇的出现，让人难免有些恐慌。起先，我怀疑它不是蛇，而是什么怪物，从天突降。仔仔细细地，我看到了它那副阴冷的模样。路边的树枝，曾是蛇盘踞的地方。乱石沟的狭窄，让蛇显得那么地细长细长，它与我的干瘦也算相得益彰吧。我追上蛇，抓住了它的尾巴，撸它那光光滑滑的脊梁，接着甩动胳膊抡了抡，蛇就在昏头昏脑里听我肚子释放的“叽里咕噜”饥饿声响了。慢慢地天黑了，高高的西梁顶上渐渐吞没了红光，缕缕炊烟把蛇肉的香味儿，送回了山岗，干沟村也接纳了一条青蛇的消亡。

（山区的房子最难忘的就是虎皮墙

如今我把“虎皮墙”

铺在了自家院子的地上

算是一种怀旧吧）

　　一条青蛇消亡了，我们的一大片“红毛”却在白河边的稻田里生存着。谁能够想到，我们当年插秧的稻谷品种，名字居然叫什么“红毛”，可能只有这样叫，才具有革命的血统吧。我们知青农场所拥有的田地，主要是西梁和北梁上的旱地。在离村几里地的白河边，我们还有一些河床水田，可以用来种一季稻子。四月底的时候，我们就给这水田灌水，建起了秧床；撒上稻谷，育起了秧苗。终于等到可以在水田中插秧的日子，我们卷起裤腿，赤着双脚，进入凉凉的水田中，弯着腰插起“红毛”秧来。一连几天忙着忙着，我的腰就越来越僵硬了，到最后已经不能站着弯腰插秧了，只能蹲着插秧。长出的“红毛”大米饭，最终是什么味道，真的记不得了。只是每当我的腰疼时，就会说起白河边、水田里的“红毛”又在咱身上作怪了。

（插队四十年那条“红毛”围巾）

　　“红毛”作怪，其实只是小事一桩。地动山摇，才是真正的大感觉。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波及我们这个小山村。那天凌晨，我们哥几个还在疲惫的梦里，突然土炕猛烈摇动起来。怎么回事！同炕的几人全从梦中惊醒了，感觉天地都在动。“啊！是地震了，快出去！”我们翻身跑到屋外，听到全村一片惊叫声，男人喊，女人叫，小孩哭，与南山那边石头滚滚落下的“轰隆隆”的声音响成一片。我们住的这栋老屋，在我们面前“吱吱”不停地作响，不停地颤抖、摇晃着。我们几个呆呆地站在院子里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天地不动了，房也没有倒，似乎险情过去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们几个只穿了一条裤衩。那拐子房东和哑巴房东俩人什么都没有穿。一看表，此时已是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在这个第一时间，我想到是在北京城里的家人，不知他们怎么样了。双眼透过黑漆漆的南山，向南方的家望去、望去……，归心似箭。

（插队三十年时候，西梁上合影）

（如今的干沟已有了时髦的民宿，

再来干沟村住，那就是享受了）

　　快五十年过去了，村前河边的水田没了，玉米地还在，杏花还在，那些经历过地震的老屋还在，我们亲手盖起的知青宿舍还在。白河依然曲曲弯弯，盘旋在延庆的崇山峻岭间，没有落脚点，一路向前，永不停歇。插队那年，白河清水汪汪，如同干沟村的眼睛，每时每刻，都在盯着我：破袄、土脸、草帽、眼镜、背架……，有什么可“瞭”的，咱就一个普通知青小哥而已。其实瞅不瞅，你都清楚：晨哨响起，人儿奔赴西梁坡地；炊烟飘去，村子散尽苦辣酸辛。白河啊！如果你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再上山去看看，那你就躺在天地里晃动波影，从河边升腾到梁头，最终你会明白，当年挑上山的一桶桶河水，如何成了玉米地里枯苗儿的大救星。

（插队四十年时，我们回村留影，如今再集合插队战友们回村很难了

只能是小分队活动了）

　　玉米苗在风中颤动，杏花在西梁上怒放。白河边留下的一串艰难足迹，被塞外群山的记忆带入远方。白河，你生生不息的水流穿梭在满是虎皮墙的小村旁。心灵深处那段难以忘怀的干沟村插队往事，随波缓缓流淌，缓缓流淌。

（对于巍峨的群山来说，

干沟插队纪念碑是那么渺小）

（当年，在西梁下，我笑着和玉米棒子们合影）

此文获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