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安淡人生

峰回路转

父亲的安淡人生

　　父亲走了。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除了脑萎缩，父亲几乎没什么其它病。一方面父亲的心态极好，总是乐呵呵的，天大的事到他那也是风轻云淡，一笑而过；另一方面感恩有母亲周到细致的陪伴照顾。父亲最后几天只是胃口越来越差，临走的前一天由母亲搀扶着还能自己走近客厅的躺椅上躺下，吃完一小碗蒸蛋羹拌饭，抓了旁边的一张报纸正的看了看又倒着看看。第二天就一直似睡着了一般，喊他也不回应。我拉着父亲微微发凉抖动的手时，村里有经验的老人告诉我们，这几天你们要多陪陪老爸了，三天前你爸走出去在村里东转西望，似乎在看山势。（这是山乡一种略带神秘的说法，一个人临终前会有回光返照，突然精神特别好，最后看山势相当于与这人世间告别一类的怪异行为）。不会吧，父亲只是昨晚没睡好，今天补一觉，父亲本来就喜欢没事躺床上看书睡觉的，我心里酸酸的的想。我们去岩顶吃晚饭时，母亲守着父亲，刚吃罢晚饭，母亲的电话就追了上来，说父亲突然呼吸急促。岩顶回船山七八分钟的车程，在我们赶到前五分钟父亲停止了呼吸。父亲走的那么匆忙，那么悄无声息，让我们一下反应不过来，总觉得他没走，他还在……浑浑沌沌中办完了父亲的后事，老家船山的规矩是家人要亲自做顿饭感谢帮忙的乡邻，姐让我去西屋抱点柴禾，看着父亲生前整整齐齐码在那里的柴禾，忽然眼泪清涕就不受控制的流了一脸，父亲真的走了啊，再也没人帮母亲整柴禾了。

　　1941年父亲出生于杭州，辈份上属“荣”字辈，教书先生给他取名荣生，老家在诸暨岭北船山。爷爷是上海第一棉纺厂的工人，奶奶在杭州做点小生意，当时家境也算不错。父亲是个狼口逃生的人，村里人有时戏谑地称父亲“老虎剩”。在老家船山一个夏日的黄昏，爷爷在屋前门堂乘凉，大约五岁的父亲吃过晚饭跟奶奶说：“妈，我去木高奶奶家玩会”，他跨下阶沿口，刚走到门堂，一只狗一样的东西忽一下扑倒父亲，一口咬住父亲脸颊就走。我爷爷是个高度近视眼，起初还以为是狗，昏暗中看它叼着个人情急地大喝一声“拖狗佬！”（东阳土话称狼为拖狗佬或老虎），此时狼叼着父亲正准备跃过一小溪坑，爷爷的高声大喝吓得它一惊，口一松父亲掉落溪坑，饿狼慌慌张张地逃走了。听村里的老人讲，狼如果叼住小孩转口甩到后背上咬稳妥就跑的飞快，再也追不着的。父亲还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幸亏爷爷及时发现且呼喝若雷。我小时候曾听村里人传，隔壁从张岩嫁过来的张宝香婶婶也被狼叼走过，并且和咬我父亲的是同一只饿狼。有的说是饿狼在张岩叼宝香婶失手，跑船山伺机叼我父亲，有的说是先咬我父亲然后翻过后山去张岩叼宝香婶婶，因上辈人都已亡故，小时候也只当听故事，没有刨根问底，此事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奇妙的是两个同一只狼口逃生的人居然做了大半辈子的邻居。

棕叶右边的小坑沟还在。

　　当闻声赶来的乡邻和爷爷从溪坑里救起父亲时，父亲满面血污，奄奄一息。爷爷以为救不回来准备放弃了，是奶奶不死心背着父亲四处求医，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但脸颊上留了一道永远的疤痕。奶奶因为焦虑过度，得了精神病，太过劳累就会犯病。我记忆中奶奶犯过一次病，我奶奶犯病时不像有些精神病人打人骂人，她只是神神叨叨地自言自语，还教年幼的我写字，大，中，小，国，家。奶奶说做人要知大小，有大有小，有国才有家，咱们中国是大中国。我的第一次学写字居然是奶奶生病时所教，其实奶奶也没认识多少字，除了大中小国家，她自己名字，其它字也没几个认识了。至于奶奶在犯病时说的道理，可能与她在杭州上海闯荡的经历有关。

　　奶奶曾经跟我提起过，我本来有两位大伯，一个婴儿时就夭折了。一个长到五岁，聪明机伶，已经能帮着牵牛赶牛了，可惜出天花死了。说起那两个孩子时奶奶满眼泪花，小小的我也能体会奶奶心里深深的伤痛和不舍，父亲从狼口抢回来，历尽磨难才得以幸存，也许是这缘故吧，奶奶特别溺爱父亲。后来，父亲在老家上学，奶奶在杭州上海两地跑做点小生意也顾不上父亲，只一味地给父亲钱化，钱是存先生（以前人们称老师为先生）那儿的，父亲生活费用没了就去先生那儿取。小时常常听父亲得意地讲，他的吃穿用途比先生都好，他过的是富家公子的日子。然而被宠惯的父亲却没有能力让他自己的子女过上富家公子般的生活。

　　我的曾祖父早年在杭州讨生活，带着家人居住在杭州。曾祖父一共有三个儿子，二爷爷子贤在杭州一家炼钢厂工作，大爷爷子进脑瓜灵活闯荡去了上海，把弟弟（我爷爷子原）也带到上海。我奶奶就居住在杭州南星桥一带，因爷爷在上海工作，奶奶常常背着一麻袋杭州这边的大栗坐火车拿到上海贩卖，一次能挣二个大洋。后来土改老家有地分有山分还有房屋分，我奶奶和大奶奶，二奶奶带着孩子们回到船山老家分屋分地做了农民，大爷爷和我爷爷继续在上海工作直到退休，二爷爷仍在杭州工作。后来因南星桥一带造火车站，涉及到我奶奶在那里的房子，奶奶仅以二百八十元的价格把房子转让给了她弟弟，从此我父亲这一族与杭州彻底断了关联。有次我不无遗憾地埋怨：“奶奶，你当年不回东阳多好啊，如果那样我们现在都是杭州人。”奶奶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头“傻孩子，如果不回东阳，你爸就不会认识你娘，这世上指不定就没有你了。”

　　我记事起只知道父亲一直住在船山山里种田割柴卖柴，偶然会听父亲提起上海的外滩，上海大世界，杭州的西湖，杭州武林门怎么怎么好，也不曾欣慕过，因父亲从未带我去游历过，也想象不出其中的精彩繁华。父亲带我去过的地方只有诸暨岭北周和东阳的上卢集市。相比杭州，上海，在我年少的记忆中不如热闹的上卢集市更令人向往。关于上海最深刻的记忆是有次父亲去上海探望爷爷回来，带回来一小包味之素，几乎大半个村人跑来看稀奇，我的堂姐兰珍端着一碗六谷糊来的，父亲往她碗里倒了几颗味之素，堂姐搅了几下直呼六谷糊好吃。味之素（味精）好像是从那开始在船山山乡流传使用的。

　　父亲从小过着舒适安逸的日子，对劳累的田畈生活很不适应，听母亲说，父亲干活累了厌倦了，想念城市饭馆里糖醋排骨的味道时，就会拿着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一个人跑到城里去享用一番，还会买些书杂志之类带回来。

　　父亲是个温和，善良，豁达的人，从未曾和村里人有什么口舌是非之争，平时也总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对我们姐弟三也从来不曾打骂，高声喝叱都未曾有过。他自己身子长得清瘦，力气没有一般山里人大，倘若母亲让我们干点力气活，他知道总会说：“这点小事，让孩子们做干吗，我来，我来。”人都说“严父慈母”，但我家却是“严母慈父”，小时候我没少挨母亲的揍，骂更是家常，我年少时不懂事，尽整些变精作怪捣乱之麻烦。父亲不怎么管家事，一大家的事都要母亲操心，母亲心烦脾气自然就躁些。况且父亲只做老好人，这个黑脸包公的戏只得由母亲来唱。小时候我很怕母亲，也不愿意亲近她，直到稍大点开始理解母亲，体谅母亲。有次姐弟几个在母亲前说起旧事，我说“我是从后山尖滚下来捡回家的孩子，妈最不疼我了，小时候我挨妈打的最多，爸爸可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过我。”母亲无奈的笑了“你从小象个野小子，我不管着点，你更无法无天了。”

　　父亲一生最出格的事就是三次离家出走，数月杳无音讯，给这个家，给母亲，给我们姐弟三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影响了我们姐弟的人生。父亲从小过的是富家公子不愁吃穿的日子，成家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有了压力，父亲不能长时间忍受干农活的辛苦，可能又怀念小时杭州上海的逍遥快活的日子，父亲带着家里仅有的一些钱，一声不吭地拋下一家子，自己一个人去杭州，上海游玩。第一次钱用光自己回了家，第二次母亲去杭州找他，第三次，是姑父从上海找回来的，母亲对他失望透了，要跟父亲离婚，但在亲友们的劝和下，也为了我们三个孩子，善良的母亲再一次原谅了父亲。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伟大”两字来形容母亲的为人。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虽然心里有点埋怨父亲对我们曾经的不管不顾，但从没当面责怪过他，父亲回家后，我们全家人集体选择遗忘那件事，在父亲和亲友前只字不提父亲的过往。哪个孩子不希望有父母相伴，家庭和睦完整呢。

　　父亲曾担任过几届村里的会计，让我佩服的是父亲算盘劈哩叭啦拨得很精，他也曾想教我一手，无奈年少的我那时只是贪玩根本没耐心学。父亲爱看书买书的习惯倒让我受益匪浅，我从小耳濡目染也很喜欢看书。以至于小学五年级左右就开始看四大名著，虽然其中很多字还不认识，很多意思不甚理解，但大量的阅读丰富了我的知识，充实着我的人生。我一直记得初二时，教我们语文的周嘉生老师说：“同学们有完整看完四大名著的，请举手。”我是班上唯一的一个，虽然老师没什么奖励，但我心里暗暗的得意了一把。父亲还买了许多中药书，有图片，我也认识了山里很多的中草药。

　　父亲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是改革开放分地到户后，那么多山地种什么好呢？父亲决定种土豆，山地本适合种土豆，土豆可以拉到东阳洋畈换稻谷。那年父亲和母亲一起起早贪黑，担料锄草，不辞劳苦，土豆大丰收，收获了五六千斤。然后父亲又一车一车用手推车拉到东阳上卢一带村里去换粮食，三斤土豆换一斤谷，有时四斤一斤也换。那年换回来约近两千斤谷，结结实实让村里人羡慕了一回。当然，土豆换稻谷也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体力活，天还未亮，父亲就起床随便热点饭吃了，推着装了三百斤左右土豆的独轮车，走十几里陡峭且曲曲弯弯的山路到东阳的冷水湾，出金洞桥至平原。路是平坦了，但推着车，跑了十几里山路，体力已消耗甚大，还要走十里路左右到上卢及附近村庄一路叫卖。那时用钱买土豆的少，平原人大抵用自家种的稻谷来交换，土豆换成稻谷，车上载重是轻了点，但两条腿走了大半天也极其酸痛了，一路走一路歇，回到凉亭脚洞桥开始，回家的路都是陡陡的上坡岭，凉亭岭尤其陡而险，和去岭北的恶坑岭有一拼，曾有人推柴时连车带人摔落下面的深坑，那情景想想都令人心惊。我记得读小学时，我和许多十来岁的孩子下午的最后两节课经常请假，牵着牛，带着一壶凉开水，还要背个牛压，去凉亭脚下面接车。有时等了太久未见父亲来，就走到金洞桥外等。船山至洞桥至金洞桥，这条十多里的山路，我们这些山里孩子用短小的脚丈量了无数遍，也早早品尝了无数生活的辛苦。

金洞桥，已成保护的文物。

洞桥，如今已加宽

　　父亲的后半生是踏实勤恳地与母亲相濡以沫过日子。随着儿女们长大成人，各自成家，日子渐渐过得宽裕轻松起来，每次我们去看望他，父亲总是说“不要老是记挂我们，把好吃的都给我们，节省点，过好你们自己的日子。”然后和母亲给我们整一大堆他们种的蔬菜瓜果，山里的小笋，土鸡蛋等等，每次去父母家我们总是满载而归。

　　大约是五年前重阳节，父亲和母亲在上卢看戏，其间父亲说口渴去喝点水，母亲等了很久未见父亲回去看戏，就去朋友租住的地方找，不在，又去街上找，上卢的重阳节交流会，街上摆满摊位，十里八乡赶交流会的人挨挨挤挤，热闹之极。母亲来来往往找了二三个小时没找着人，只得打电话告诉我们姐弟。我们兵分三路，姐夫和弟开车去六石方向找，姐和弟媳在上卢一带找，我心想父亲以前就喜欢一个人去东阳城里玩，应该去东阳方向，第一遍没找着，我们碰头后又继续找，我再次顺着上卢去我家，我家往仙山至东阳的路绕圈找，最后看见父亲在上卢至高速出口的花坛边，一个人孤单的瞎转悠，其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宽宽的马路上空荡无人，我忍住眼泪悲喜交集喊了声“爸，你在这里干嘛呢？我们找了你很久啊。＂父亲却笑着说“你们自己挺忙的，找我干吗？”“不找你，你晚上怎么办啊？”父亲答“我到天亮总能找回去的。”那以后，我们才发觉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已经相当严重了，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毛病是不可逆的，只能吃点药让脑萎缩的缓慢一些。

　　过了两年，父亲渐渐的不怎么认识我们了，但记得照顾陪伴他的母亲和每天回家的弟弟，晚上弟弟不回家就不让母亲关门锁门，说儿子还没回家呢。妈妈告诉他，儿子有钥匙的，可父亲坚持不让关门，母亲若关了门，他知道也非要去打开。我们每次去时和父亲开玩笑“爸，认识我吗？”父亲总笑呵呵答“认识啊。”“你说说，我是谁？”父亲狡猾地答“不告诉你，这个还用我说吗。”应答之间，根本不像个病人。

　　虽然父亲的遗忘症状越来越严重，刚吃过饭，别人问他，他会说没吃过，但他还会拿着书看，并且认识字，但要他讲讲书中的故事却又说不上来。我总觉得和父亲有心灵感应，有时母亲为了不让父亲一天到晚躺床上，让父亲活动下筋骨，会喊父亲帮她去地里拔拔草，父亲就作物和草也分不清了，该拔的草不拔，倒把种的庄稼拔了一大片，而且一会儿就厌烦，不打招呼就回了家。春天时母亲拔了小笋交待父亲说，你把笋壳剥了，让女儿来时带走吃，父亲就会坐那儿认认真真的，剥一天也不嫌烦也不喊累。

　　去年秋天，妈妈打电话说毛芋可以挖了。我和孩子爬上那条院前的陡路，就看见父亲坐在门前，戴着一个有毛的帽子，正仔仔细细的摸掉芋头的细根，因为妈跟他交待过，这些芋头是给孩子们的，父亲就耐心的坐那儿收拾，一个一个芋头拾掇的光溜溜的。我眼眶发酸的喊他“爸，你戴着冬天的帽子，热不热呀？”，父亲笑嘻嘻的答“不热呀，很舒服啊。”我孩子赶紧把帽子从父亲头上摘下来，父亲笑呵呵的也不反对，妈妈说她不让他戴还发脾气呢。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和父母属不同的地区，来往很不自由，五一去时，我说爸妈你们站一起我给你们拍张照，两个人害羞扭捏了半天才拍了张，后来我又偷偷拍了他们的背影，没想到居然成了父亲的遗照。

　　父亲只是一个最平凡普通的父亲，犯过错，伤过我们的心，但他给予我们更多的是爱。他与人为善，小时候跟着父亲出行，有很多次，路上有些石头石子之类，父亲从不绕道而走，要么用手搬到路边，要么用脚踢到路旁。事儿虽小，但这些都潜而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勿为”。活了一辈子，父亲从未和村里人红过脸吵过架，在父亲最后一段时间，村里几乎人人都去探望他，陪伴他聊天，虽然他总是答非所问。

　　都说父爱如山，我的父亲或许做不了山，也或许一棵树都不是，他是懦弱的，在我们最需要依靠他的时候他逃避过。但在平淡相处的日常，父亲给了我们更多和风细雨的温柔之爱，他一直用他的方式爱着照拂着我们。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父亲都是唯一不可或缺的存在，我们也爱着父亲，却总是忽视他，因为他已不记得我们，也因为在言语上已经不能随心互动。如今他永远离我们而去，望着空荡荡的老屋，看着孤单单的母亲，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父亲生前一脸笑眯眯的模样。多么希望父亲还坐在那儿，我们叫一声“爸”，父亲应一声“哎，你们又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