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影院

老坦儿

疫情期间宅家网上闲逛，看一些电影评论，不由得想到了成都道上的曙光电影院。 五大道可以回忆的东西很多，儿时童趣，少年轶事，文革记忆，纷杂历史......，但唯独对曙光影院情有独钟，记忆最为深刻。小学时候看电影，多是学校组织到烟台道上的儿童影院，那儿离曙光影院不远。上了中学，自由度大了，加上家庭条件允许，曙光影院成了经常而且必去的地方。 还记得曙光影院那个不大的前厅墙上，挂着好多明星照片。王丹凤，王晓棠，秦怡，上官云珠，王心刚，于洋，庞学勤，冯喆......。每次去那里看电影，我都是提前个十来分钟进去，盯着那些明星照，百看不厌。特别是王晓棠和王丹凤，心里还比较她俩谁更漂亮。那时候看电影，注意力老是集中在女演员的秀丽美艳和男演员的潇洒帅气，至于思想内容，拍摄手法，演员演技之类，根本不懂。我们当年也是追星族，可绝没有今天小年轻们的那种疯狂，不过是买几张明星照片，自己独处的时候拿出来欣赏，心里对偶像默默崇拜。 早期电影是黑白的，于是人们把电影称作“银色的梦”，显现影像的幕布也就被称为“银幕”。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你可以在电影中看到，理想甚至是幻想的东西也可以在电影中实现，因此坐在电影院里的人们很像是身处弗洛伊德说的那种白日梦之中。
初中生的年纪，情窦初开。铃响灯暗，放映间投向银幕的巨大光柱摇晃着少男少女们的种种幻梦。董存瑞的炸药包和王成的爆破筒，固然让我们涌荡出仰慕英雄的激动，但也同时幻想着像曾泰一样深入匪巢，拉着女特务阿兰跳一段伦巴，或者能像阿米尔一样冲向自己心爱的姑娘。 文革前两年，我在曙光影院看的电影为数不少，可说是标准的“影迷”。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冰山上的来客》，《英雄虎胆》，《早春二月》，《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今天明白了，因为那些片子里都有一些男女的情节和画面，情感色彩或明或暗。即便是《英雄儿女》，那里面除了抗美援朝的战火，还有着浓浓的父女兄妹之情，总能引发懵懂的遐想。至于《虎穴追踪》《奇袭》《兵临城下》《渡江侦察记》一类的片子，不过是满足着男孩子们争斗和攻击的潜意识而已。用后来理解了的话来说，那时候电影表现的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因为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离开了天津，也就同时离开了曙光影院。我们的男女情梦和战天斗地的幻想一起醒了过来。抬眼望去，周围是七沟八梁一道坡，虽然也有麦穗黄了，高粱红了，棉花白了，可一点儿也看不到英雄和浪漫的影子。黄土地的夜格外深沉，窑洞窗户透出油灯忽闪忽闪的光，有同学用口琴吹奏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怀念战友”，回忆着那些看过的电影。我们在屋内土炕上蜷缩着，目光黯淡呆滞。窗外是幽暗的黄土坡和凛冽的寒风，口琴本来音量就不大，那一刻更显得无奈和凄凉。 虽然偶尔能在麦场上临时挂起的幕布上看到《地雷战》《地道战》之类，也还记得演反派的程之，安振江，陈述，方化一些老演员，可再也看不到王丹凤，王晓棠，秦怡们了，经常看到的是吴箐华，阿庆嫂和李铁梅们。 还好，文革结束，万物复苏，我也回到天津工作和上学，作为影迷我又钻回到了曙光电影院。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影坛极为兴旺繁荣。五十年代国产电影拍了271部，六十年代国产电影拍了255部，经过七十年代的停顿后，八九十年代国产电影竟然拍了一千部左右。那些年我在曙光影院算是过足了电影瘾，从所谓“探索”电影开始，比如《一个和八个》《老井》《黄土地》，新片子几乎一步不落。
最重要的是，那时候终于看到中国电影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1988年张艺谋拍的《红高粱》首次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其后《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也都陆续获得了国际大奖。其中未能公映的《活着》获得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1993年陈凯歌拍的《霸王别姬》，荣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影片。值得一提的还有不太引人注目的贾樟柯，他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拍了《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其中《三峡好人》在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拿下金狮大奖。 我大学一位最好的朋友恰好就住在曙光影院对过那几座老房子里，好几个同是影迷的同学每每看完电影，就坐在他家一通海聊，顺便喝点儿酒蹭顿饭，算是简约电影沙龙。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惊喜的是看到了中国电影的飞跃式进步，兴奋的是看到中国电影开始了对“人性”主题的深刻挖掘。 以张艺谋为例。他的《红高粱》从正面高扬了人的生命意识，充满了对人性压抑的反叛，把杨排长鼓励阿米尔面对古兰丹姆时说的“冲”，变成了“我爷爷”在高粱地里对“我奶奶”的“上”！突出了敢爱敢恨，敢哭敢笑的自我个性的张扬。其后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则从反面把传统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以及所造成的社会悲剧深刻的揭露了出来，同样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问题是普世性的，必然会获得那些国际评委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因此绝对不是国内一些人所说的，张艺谋拿中国的阴暗面去迎合外国人。
在1992年拍的《秋菊打官司》里，张艺谋已经成熟了些，他看到这个社会绝不简单是非黑即白，实现人的自由没那么容易。秋菊不过要个“说法儿”，但结果却是村长被抓走了。秋菊站在山坡上看着警车的远去，那疑惑的眼神，感叹出了人们面对情与理，道德与法律之间巨大矛盾的无奈。
同时期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独出心裁，触碰了敏感的同性恋问题，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空前的，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而贾樟柯则把眼光聚焦在社会的底层，平淡无奇的背后，让人看到的是小人物无法摆脱被操弄的命运。 李泽厚在七十年代末就曾说过，“感性与理性，身与心，灵与肉，是人类永恒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解开的方程式。”这个判断既是人类的，更是中国的，中国人的境遇为什么会是这样？很多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和电影，都在触摸和探索着这一矛盾，试图做出深入的解释和历史的思考。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八九十年代那些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作品。以冯小刚贺岁片为代表的商业片兴起并且泛滥开来。就连张艺谋和陈凯歌也不得不去迎合讨好市场，拍出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和《无极》那样的烂片。电影市场上充斥着别墅和豪车的炫富，美女和小鲜肉的奢靡，胡编乱造的谍战，歪曲历史的古装......。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和王全安的《白鹿原》，似乎试图逆流而上，但不幸还是被电影的商业大潮淹没了。
从那儿以后，我基本上不看国产电影了，出于对商业片的反感，加上调到开发区工作，也就再也没去过曙光影院。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电视剧和VCD,DVD影碟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电影市场，电影院一度十分冷落。坐在家里看影碟，配上时髦的家庭影院音响，观看效果并不差，我本人也随之成了影碟的忠实消费者。 巧的是，当初一个同事告诉我，就在曙光影院后身的洛阳道上，有一家卖影碟的小店货品齐全。前往一看果然不错，店面简陋但碟片不俗，基本上是各类好莱坞大片和欧洲交响乐的CD盘。从那以后我一有闲钱就去买碟片，也就和那个老板逐渐熟络了起来。一次闲聊，我问老板曙光影院现在怎么样了。老板苦笑了一下回答，“歇菜了！你自己去看看。”于是我出门拐过路口，眼前的曙光影院大门紧闭，看不到记忆中那块写着电影名字和时间场次的大牌子，墙上挂满了乱七八糟的广告，门前便道上停了好几辆汽车，显然是在沾不收费的便宜。
回家后网上百度了一下，曙光影院工商注册登记上写着：
[公司概况 电影放映 房屋租赁 其他食品 交电 文化办公用机械 设备及配件 冷热饮 中餐 火锅 理发 室内装饰 录像放映 幻灯放映 音乐欣赏 录像带出租 仪器仪表 摩托车修理 音像制品 生活录像 录音 音像设备 ]。
往下拉，又闪出了天津市曙光影院文具店，天津市曙光影院铁艺制作部，曙光影院防水包批发等等词条。很明显，为了维持下去，曙光影院不得已做起了多种经营的生意，有点像本来有体面门店的商家败落后摆起了地摊，令人唏嘘不已。
给我保留了少年美好记忆的曙光影院颓败了，盯着网页，心中五味杂陈。 曙光影院原本是在1936年，一个叫马乐马拉斯的希腊人修建的。那时候的成都道叫英租界的伦敦路，影院名称是“真光”，真光影院占地700平方米，设计讲究，装饰豪华，楼下放映电影，多为西方原版影片，楼上有舞厅、酒吧间。1940年真光影院与华纳公司的哥伦比亚片厂协商，正式升格为首轮影院，首映巨片《侠盗罗宾汉》，连映十好几天都是满座，票房达1.5万元，一举打破数年来天津最高票房纪录，可谓显赫一时。解放后的1955年，真光电影院由天津市文化局接收，当时市电影公司宣传科长，也是著名作家的周骥良将其改名曙光影院。解放以后一直到上世纪末，曙光影院借助五大道的环境优势，仍然保持着院线首轮放映的地位。相比劝业场楼上的“天宫影院”，不能不说曙光影院身上有着和五大道一样的某种贵族味道。 今天，有着八九十年历史的曙光影院，面对着包围自己的一座座豪华影城，不免尴尬和失落，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曙光影院是中国电影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国电影历史的牺牲品，退位在所难免。从另一方面看，改革开放导致的经济成就，固然令人骄傲，但是物欲横流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青年人的审美趣味被那些豪华影城里放映的豪华酒店，挥金如土，豪车美女引向了庸俗，低俗甚至恶俗。张艺谋贾樟柯镜头中那些底层人的贫穷，困苦和挣扎，已经完全不被理会。银幕上更多的是那些吴亦凡之类的娘炮们，矫揉造作，信仰缺失，头脑空虚，道德沦丧，令人作呕的同时，更令人担忧中华民族的脊梁何在。 对比之下，曙光影院当年放映给我们的是于洋的曾泰，王润申的杨子荣，杨在葆的石东根，他们粗犷而又野性，不失男子气概。当年的电影尽管有“高大上”的时代局限，但是王成“向我开炮”的呐喊，毕竟显示出一种无畏的精神和英雄的气魄。人物的形象尽管有着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追求的是一种伟大和崇高而不是渺小和浅薄。 曙光影院虽然风光不再，但我心中仍然保留着记忆中的美好，因为是它培养了我对电影的浓厚兴趣。由于所学专业涉及到文化艺术，加上对电影的偏好，我涉猎了电影的基础知识和理论，了解了电影从黑白，有声无声的历史发展，以及中国早期的电影，比如《十字街头》《天涯歌女》《马路天使》和那时候的影星，周璇，陆小曼，赵丹，白杨，阮玲玉。当然也知道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和巴赞的“长镜头”，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和法国的新浪潮。所有这些都帮助我深化对中国电影的认识，看出编剧的意图，理解导演的手法，分辨演员的优劣，评价影片的意义。当然，也有影视创作对意识形态约束的无奈。
由曙光影院到中国电影，啰嗦了许多，只想道出心中那份遗憾。
年事已高，依仗徘徊，已无诗和远方，只好把憧憬变成怀旧。 怀旧不是要颠倒过去和现在，而是用现在去扫描过去的点点滴滴，用成熟和深刻照亮过去，怀旧也就仍然是一种憧憬，尽管虚而不实。明知大江东去，逝者如斯夫，却偏偏有太多的不舍与眷恋，梦想着“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如同硕儒的言必称“三代”，幻想用远年的道德之光照亮现实中那些黑暗的角落。
身已耄耋，心有不甘，这恐怕是老家伙们的普遍心态。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历史已然如此，曙光影院的命运就不能不被历史牵引，本身无能为力。

想起宋人蒋捷的词，“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