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军魂曲

王希刚

前言：

屈指算来，1986年至今已经20多年了，1986年11月—1989年12月，我在部队整整服役四年，四年，一千四百四十个日日夜夜啊。那时，我还很幼稚单纯，不知道的东西很多，那时，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与渴望，那时的一切如今都已沉入美好的回忆，好多个夜晚，部队里的生活，部队里的战友仍然进入我的梦乡，我很怀念青春的岁月以及多彩的军旅生活，四载军营生活留下很多值得回忆的故事，今整理出三篇故事与我的朋友分享，以后将陆续整理陆续推出。此三篇故事为《军魂曲》、《那片荒原》、《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合计17万余字，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有彼此相关联之处，故事情节大部分属实，偶有张冠李戴之处，另有涉及军事机密等原因，未能写实，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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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16岁，毛还没长全呢，却极有主意，私自涂改了户口，就报名参军了。记得走时已是初冬了，我穿着肥大锃亮的棉军装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到了辽宁凤城，凤城座落在凤凰山下，凤凰山凤头高耸，凤尾连绵，层峦叠嶂，气势磅礴。传说当年薛礼征东时，一箭穿透山顶，留下直径足有两丈的“凤眼”。

我们的部队在凤城西北一个叫西沟的地方。我们新兵住的是多年空置的老营房，白天还还好说，晚上睡觉那个冷啊。一条长长的光板大铺，每人二尺多宽。铺的是发的一条薄薄的褥子，下面是一层稻草，盖的是发的绿军被，再压上自己的棉衣，棉裤还要当枕头，我们就把脑袋插到棉裤里挡寒气。每个房子有个小火墙，那点热乎气根本就感觉不出来，室温也就是五、六度。新兵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啊。

新兵集训开始了，起初就是两项内容，一个是练队列，一个是叠内务。每天的队列，翻来覆去的就是齐步、跑步、向左向右向后转、立定稍息加敬礼。虽然在冰天雪地里一站就是两、三个钟头，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多练练队列好点。因为谁都不愿意进宿舍区练叠内务。反正屋里屋外的温度也都差不多，谁愿进去遭那个罪呀。那内务就像永远也叠不好似的，班长的“豆腐块”军被和绝对板正的床面，永远是我们可望不可及的幻想。叠上、不行，打开、再叠上、还不行，再打开，再叠上，还不达标，再打开。有时候翻来覆去的折腾两、三个小时，就象和那条绿被子有仇似的。最后弄得你都头晕脑胀又恶心，还一样是不合格。后来，当我们也成了半新不旧的老兵了，才明白，就那个条件下，我们永远也别想弄好内务。你想，你就是把被子叠的再板正，可放到哪里呢？一条薄薄的小褥子，下面鼓鼓囊囊的一堆乱稻草，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整成班长那样。后来才知道，连里为了给新兵做榜样，也为了树立老兵的威信，特意给新兵班长配了一条草垫子。草垫子虽然绝对不算什么高级的东西，但垫在褥子下边，毕竟平整也硬实，一下子就分出了级别，也显出了老兵的内务水平。

新兵训练到了第五天，我们正在撅着屁股整内务，满屋子冒烟咕咚的时候，新兵连指导员来了，还领来一个新兵。“再给你们七班一个新兵，他叫孙增强，一起训练吧。”指导员跟班长打个招呼就走了。开始我们还都没注意到他，都忙活自己的内务哪，可一会就感觉出变化来了。原来每个人两尺来宽的铺位，加上一个人，就剩一尺多了。本来就不平整的褥子和床单，又要折起来一边。大家这才直起腰来，都去瞅这新来的兵。嗬，用现在的话讲，那叫一表人材呀。长得挺英俊的不说了，个子又高又显得很结实，小眼睛不大闪闪发光有精神，大号的军装穿着正合身。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有一米九，我们都管他叫孙大个子。

叠完了内务，就开集体学习条令。学习前，班长说：“孙增强同志也是今年的新兵，以后我们就共同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锻炼了，首先让我们共同学习条令。学习的时候，大家都在不断地打量孙增强，感觉他似乎很拘谨，很紧张，象个小媳妇似的，低着头，一个劲地搓手心，搓完手心又捏手指头，然后又搓手心。班长有两次说：“大家都不要紧张，踊跃回答问题。”就是指他，可他一直也没回答问题，一圈都轮过去了，他没发言。又轮了一圈，他还是没说啥。那年头，没有这样的，都积极进步呢。我们也都以多当了五天兵的姿态谅解他。还是新兵啊，面子矮。

学习结束，我上厕所，发现孙大个子一个人在冰窖一样的厕所里，在偷偷地抽烟。看见我，脸微微红了一下，赶紧说：“可把我憋坏了，半天没抽一口。干啥也没心思！没看我都没发言，可憋死我了！”那时部队根本就没规定不准抽烟，可我们学生兵根本也没人抽烟，所以禁烟好像成了规矩。这时我问他家是哪的？他说是东丰的，原来还是老乡，我说我是长春的，弄得他还挺不好意思的。“我是农村的，离你那有二百多里地呢。”听他的口气，看他的样子，好像从农村来的就象他犯了什么错误似的。那时候，我不理解他的心情，也不理解他说的意思，所以也没在意。临回宿舍，他还说“别说我抽烟哪？”

其实用不着我说，他自己也憋不住。慢慢地，犯瘾不行的时候，就开始抽。起头是到门外边抽两口跑回来，后来我们都说：“扯啥呀，在屋里抽吧。“也都不知道抽烟的危害。他就顺着杆进屋抽上了。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抽烟了，但是因为不是我说出去的，他还挺在意的。按现在话讲，觉得我还挺够意思的。所以跟我挺近乎的。干活、训练、做好人好事，都挺帮着我。班长看我俩还挺合的来，就说：“干脆你俩一帮一、一对红吧！”我俩就成了一对红的“对子”。孙大个子很高兴，他说：“正合适，正合适。咱俩这对子，是红定了！”其实，心里最高兴的是我。

后来组织了一个新兵连的篮球队。孙增强绝对是主力，这家伙一站到球场，还真是有两下子。又打后卫、又打前锋、又强攻篮下，整个一个满场飞。动作又花哨，投篮又有准，大家都挺听他的指挥。他们一起练了几次，抱上球，竟然到隔壁的电话连挑战去了。虽然屡战屡败，但是他的名气却叫得挺响。终于，我们新兵连的球队首尝胜绩：在一次助民劳动以后，以大比分打败了凤城一中的教师联队。那天，在那个学校的坑坑洼洼的破操场上，孙大个子就象个英雄般地成为军民观众共同的焦点。特别是获胜后在久久未散的男女老师的围观下，他有意地放慢擦汗穿军装的动作，举手投足间，真是迷倒了一大片，当然主要是女老师。

孙大个子来后没几天，新兵连的黑板报也有了大变化。黑板报是连队的大门面，哪个连队都有自己的拿手戏，就苦了新兵连。看黑板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基层连队么，基本是看热闹的。所以花里胡哨的最叫好。新兵热情高、心劲足，可没见过世面缺经验。一写黑板报，光废白粉笔，密密麻麻一大片粉笔字，看的人眼晕，还费力不讨好。孙大个子一来就有绝活：他专门能画各种姿势的雷锋的头像、半身像，一次换一个样，再配上点别的图案，花花绿绿的占去半拉黑板，在加点诗歌、好人好事什么的，一下子就活了。

那时候，部队里讲究大比武、大练兵，当时凤城有好几个团，好几个团凑在一起见面就要分个高低。没别的比试的，就是拉歌。比哪个连队唱的齐、唱得响、唱得有力。有时候几个连队叫起劲来，就差把大礼堂的房盖掀起来了，好几次弄得电影都推迟了。哪个连赢一场拉歌，够这个连领导兴奋好几天的。我们新兵连的兵太嫩，唱起歌来还有奶味呢，听着好听可没有连队的虎劲，所以不但关键时刻上不去，还屡屡被老大哥连队欺负。柿子越软越有人捏。弄得连长指导员一看电影就直不起腰来。孙大个子这家伙，两场电影下来，竟然发现了拉歌的诀窍。他的发现是：一、连队唱歌以整齐、响亮为主，二、整齐、响亮又以每句打头的一个字，和结尾的一个字为主。三、解决了前后两个字就能做到整齐响亮。他和管连队文体活动的副指导员拿“团结就是力量”试了不几遍，觉得有门。就在全连练，专练“团结就是力量”。整了好几个方案，最后定下来，拿出两个班，别的不唱，专门卯足劲唱前后两个字。到最后喊口号的时候，这两个班再加进来一起喊。到了下一次看电影，我们新兵连一唱成名。我们全体新兵那天那个兴奋劲，我们连领导那个光彩。直到今天，我还总象听见那天我们的铿锵有力、动人心脾、震耳欲聋、一发不可收拾的歌声：“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拉歌的胜利，使孙大个子的文艺天才又得以发挥。我们相继又发现这家伙还会吹笛子，还会唱京剧。一到训练休息，大家就起哄，鼓捣孙大个子唱京剧。孙大个子就抓我这个“对子”和他配合，它唱“阿庆嫂”、让我唱“胡司令”、叫一个比我还小的兵叫胡明朝的唱“刁德一”。每当他捏着嗓子一唱那个女人动静，大家就哄堂大笑。也就没有人注意我和胡明朝唱的错误百出的。一阵一阵的哄笑中，连长就用凤城话说：逼养的，真是小母牛不下崽儿，牛逼坏了。

其实，孙大个子真的不是太牛逼。至少对我不怎么牛逼，有话也愿意对我说。他看大家对他的各种本事挺惊奇的样子，一直表现得挺谦虚的。也没叫人看出非要事事拔个尖的样子。可他几次私下里对我说：“你别以为我是农村的，就是一个傻老帽，说实话，我还是大城市的血统呢。”听得我直发蒙。慢慢的，我才断断续续地知道了他的身世。他是从一个特别特别穷的村里出来当的兵。他的亲爸死的早，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他妈跟一个城里下放的右派，一直没人敢要的小学老师再婚了。当然那也是在他摘掉帽子以后的事了。那个老实巴交的村里的小学老师那个断了回城的愿望断了脱贫的希望断了从新再来的念头的一肚子冤枉的有文化的后爸，把心思都花在了那些鼻涕拉瞎的农民的孩子身上，都花在了他的这个淘小子身上了。他的十八般武艺，大多是这样来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条件，才使得接兵的连长他们费劲巴力地做工作，以他妈家原来的贫农成分通过的政审。他才因此晚来了几天。

开头我还不太明白，他各方面都那么厉害，怎么愿意和我做一对红呢？我还有点沾了他的光的感觉，心里头暗暗的高兴。没几天，我也就明白了。真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大个子这么多才多艺的人，一样有不如人的地方。你看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能鼓捣几下吧，甚至还有点拳脚功夫，能比划几下子，可他的弱项也被我察觉了。你看他写了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可就是不知道该写些啥，你再看他画一手好画吧，可就是不知道该画啥。平时讲话有鼻子有眼的，俏皮话一串一串的，可拿起笔来就懵了，几乎象个文盲。似乎是他说的、想的都是写不到纸上的东西。他曾经不好意思地对我解释：成天淘的翻蹄亮掌的，哪有功夫动脑筋、用心眼。我是随我爸。浮精神，学的工夫都不走心。他是指他的后爸。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可这就是事实摆在这。可巧的是，我可能是多少继承了我爱看书的父亲遗传吧，别的不太行吧，还偏偏就不怕写些什么东西。象当时必不可少的学习心得、决心书、申请书、对我来说都是轻松的事情。我俩结成一对红以后，凡是该动笔的东西，他都来找我写。到后来，一般就是我写出来，签上两个名字。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对子，更是锦上添花了。真是能文能武，出尽了风头。每天的饭堂广播，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念些好人好事、学习体会什么的，还有每期的黑板报，几乎都拉不下我俩。甚至还有一次代表新兵连，在团里的广播喇叭里参加诗歌比赛，惹的许多战友都说，看人家这一对红，进步多快。

我俩的进步，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孙大个子身上。那时他是穆桂英上阵，场场拉不下。凡是新兵连有个大事小情的，他总会不失时机地露一手，还常常让大家惊喜一阵子。他本人也非常高兴，越干越起劲。只有我知道他的想法。他觉得我年龄小。他说他二十二，比我大了六岁还多。他说过，他不象我没有目标，他有目标。他告诉我他的目标他也不怕，因为我还不太懂事，还是孩子心，也不会和他争什么。我这时才明白，他的目标，就是争取当副班长。

那时新兵到部队半个多月的时候，连里传出要给每班选一个副班长。按当时的情况，我们班的副班长非孙大个子莫数。他也是一副志在必得的心情。而且越到邻近的时候，越说话少，干活多。给人一个既积极、又稳重的感觉。然而事情急转直下，连里突然决定重新分班，改变了原来以地域分班的状况，各地的、城乡的、全体新兵打乱重新编班。对我来说还算好，因为基本都保留了原来的一对红，所以我和孙大个子都没动，一起留在了七班。胡明朝和他的对子也留下了。还有班长没动。一下子走了五个同乡、同学加战友。又一下子搬进来五个农村兵。我发现孙大个子一下子就有了变化。笑容是硬从脸上挤出来的，连走路都僵僵的，尤其是看那个新搬进来的叫刘强的新兵的眼神都不对劲。其实，那五个新兵都是他们一个县来的，和他是纯粹的老乡。但他就是高兴不起来。尤其是连队晚上开军人大会，宣布了副班长的命令，事情就明白了。刘强当上了副班长。孙大个子虽然也在班务会上表了决心，说要和五湖四海的战友搞好团结，服从命令听指挥什么的，但是他受的刺激似乎不小，连胸脯都没有从前挺的鼓溜了。又象他刚来那天似的，又搓手心又捏手指头的。班务会后他对我嘟囔，说连里这回选的是送“大参”的当副班长，（那时吉林兵送礼时兴送“人参”烟）。说归说，他还是很快就振作起来了。一如既往地做着各种分内分外的工作，按他在班长面前表示的，用实际行动协助班长、副班长工作，使七班成为先进班。

说他协助班长我信，说他协助副班长，我可不敢打保票。孙大个子和刘强，就象两个天生的冤家对头，再说还是十几年前一个屯子住着的、现在也是一个县的纯老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他俩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刘强曾经几次对孙大个子的才能表示出一些不屑，传到我的耳朵里的原话是，尽是农村那些玩艺，花里胡哨的。所以只要班长不在的时候，孙大个子有些活动请示到他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顺溜的时候。孙大个子面子上对他还算恭敬，可每每受了刘强的冷落，就会在背后忿忿地对我说，还说我是农村的，他不也就是刚搬到县城嘛。他俩从来不明着斗，也就是一个场合会不同。那就是比“哨”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哨”的准确写法和确切含义。按我的理解，就是比俏皮话。当然是农村的歇后语、顺口溜、三七疙瘩话什么的，反正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不知是不是有教科书，还是有什么专业训练，词汇量多的惊人、形象程度惊人、连续性惊人，当然还有贬损对方力度也惊人、而且下流程度惊人。如果能参加几场“哨战”，对一个人的文学水平以至社会经验，那会有意料不到的提高。据说二人转就是“哨”的前身。往往这种争斗发生在军民共建劳动这种相对宽松的场合，不然我料想借他俩一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在那种纯真年代搞这种腐败。比方说有一次，我们帮附近村里修稻田地的田埂子。本来天好好的，忽然黑云压顶要下雨的样子。我们都暗暗窃喜。这时孙大个子突然冒出一句：死媳妇肿鸡-巴，这不是不能干了吗？我还在懵懂着瞎琢么哪，死了媳妇或是肿了鸡-巴，跟今天的干活有什么关系呢？旁边的几个农村兵已经嘿嘿的笑起来了。刘强也突然冒出一句：裤腰挂死耗子，硬装打猎人。孙大个子似乎连想都不用想：被窝里支葡萄藤，看你那鸡-巴架。刘强也不是善碴子：尿罐子镶金边，就长一张好嘴。他俩往下就收不住了，你哨我，我哨你，唇枪舌战几个回合，往往是刘强先收口，我想也许他这方面的战斗力不如孙大个子，也许他顾及班副的身份，不和孙大个子一般见识。我觉得，他俩越哨，关系好像越不怎么样了。

不管他俩怎么争，不管形势对谁有利，我都理所当然地站在孙大个子这边。不仅仅是因为孙大个子是我的一对红的关系。我当时虽然年龄小，不怎么会看人，在区分好人坏人、亲人仇人、以至于真人假人上，都没什么明确的标准。但我当时却隐隐约约地对农村兵和城市兵的区别有了一点看法。我的心里头，实际还是把刘强和孙大个子都当作一样的农村兵。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挺有意思的。开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农村兵并不比城市兵更能吃苦，干活的时候，在不怕苦不怕累方面，城市兵一点也不比农村兵差。有一回，师部的礼堂着火了，我们都在心里呼喊着：这下子立功的机会到了！都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其实也只能端着脸盆往上浇水，火大的都靠不近人，根本也别想救灭它。只能围成一圈，不让他烧到别的地方。等到火完全熄灭的时候，我们一面隐隐的惋惜这破火烧的，也没给我们立功的机会呀，一面偷偷打量其他人，看看是不是自己比别人更脏、更像救火英雄的样子。一看，我们自己都憋不住地乐，我们都造的和小黑鬼似的，穿的衣服从上到下都是纯黑色，都黑得分不出谁是谁了。这时我惊奇地发现，农村兵身上的埋汰程度反倒不如城市兵。就这一回，也不能做这个结论。可就连平时到炊事班帮厨、从刨煤堆烧火、削萝卜摘菜叶子、到打扫卫生倒泔水、往往也是城市兵抢在前面。甚至新兵连厕所刨大粪的工作，也被人家一班的城市兵给霸下来了。我甚至天真地以为，这是农村兵在家干活干得太多了，累的，累出了偷懒的习惯。等到我慢慢的成熟一点的时候，我才明白，那纯粹是我的一种错觉。在部队，永远地存在一种竞争：就是农村兵和城市兵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一般来说，是被严格地限定在一种良性的界限之内的。在这场竞争里，城市兵无一例外地会一马当先先拔头筹，而后好景不长，农村兵定然会顺理成章地后来居上笑到最后。尤其是在我们那个时候，这几乎已经成为一条定律了。原因在于一个最大的区别，农村兵的目标明确而且实在，而城市兵的目标或者模糊，或者天真浪漫，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打算。所以一旦是骡子是马地遛上一段以后，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很快就明显起来。看人家，虽然好像土里土气、傻里傻气，但是人家韧劲十足、还能忍辱负重，轻易地不会放弃或者改变自己的目标。所以在部队领导的眼睛里，农村兵个顶个的有长期战斗队思想，值得长期培养。我那时候不懂事，还看不到这些，只是傻乎乎地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优越感，我虽然来自城乡结合部，因为我有非农业户口---回去就可有固定工作。

2

孙大个子和我，或者说是我和孙大个子相处的很亲近。我当时个头矮。也就是一米六五。我俩走在一起，其实挺不成比例的，有时叫人看了挺有意思的，但是也没妨碍我俩天天在一起。除了找我写东西的时候，它总是把我当小孩逗着玩。只有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话也就不太在意，时不时地故意逗我。比方有时他冷不丁地说：“给你破个闷儿。一头有毛一头光，出来进去冒白浆。是啥？”还不等你寻思，他就说：“小破孩，别想下道了啊。是牙刷！”他就这样，引着你不往好地方想，末了又好像他最正经似的。还有一次他问我：“什么东西越使越粗，什么东西越使越细？”。遗憾的是，没等他说出答案，连队里有事就打断了，后来他也没说，所以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个谜语的答案。至于他和他们同乡新兵瞎扯的时候，大都背着我，但有时候还会顺风传进我的耳朵一些，都是我当时根本就不明白的、也根本理解不了的，象什么四大红、四大白、四大蔫、四大硬什么的。他背着我说，我也不在意。因为那时我对这些破事也没什么好奇心。他也不来污染我。

孙大个子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开始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看法，反而更让我感觉他真是聪明，什么都明白。至少对我来说，足够当我的老师了。当然要撇开动笔的事。剩下的他几乎什么都懂，遇到什么事情都知道咋办。照比刘强要强不知多少倍。虽然后来，当然那是多少年以后了，他和我一样地明白了，实际上他比刘强足足差了一个层次。他俩呀，是一种深思熟虑与随心所欲的区别，是一种工于心计和类似于质朴坦诚的区别，一个是大脑控制心灵，一个是心灵驾驭大脑，所以各自的结局截然不同甚至相反。当然明白这些的时候，早已为时已晚。

不管怎么说，那时我是绝对地佩服孙大个子。他不仅仅是聪明的问题，确切地讲是精明。比方说吃饭的事吧。那时候，吃饭对我这个城市兵来讲，简直就是噩梦，都成了我的心理负担了，就害怕走进饭堂。原因就是伙食太差啦，简直都不敢回想那个差的程度。但是有一点要说清楚，就是不管怎么差，只要你想吃，就一定会吃饱，所以对这伙食，很多穷乡僻壤吃不上饭的地方来的兵就是另一种评价了。我们那时每天的伙食费还不到一块钱，虽然吃的是大米白面，讲究斤半加四两，但不是夹生就是串烟，那吃的菜就更别提了，用牛马不如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因为我曾经到老百姓的马棚观察过，那种地拉车驾辕的马，也吃得比我们强呀。早餐基本就是粥和咸菜条子，午饭也是绝对不重样的土豆、萝卜、大白菜老三样，好一点的时候点缀几粒肉星或是泛点油花，十有八九是纯粹的素炒乱炖。到现在，我害怕饭前唱歌，空着肚子一唱，就像忆苦似的想起当年站在饭堂前唱着歌，等着进去冒酸水的惨状。其实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所谓的改善，充其量也就是做顿面条、吃顿饺子，或是多加俩菜什么的。凡是到这种时候，谁都顾不上风格啦，拿着碗就围着大行军锅抢勺子。碰到吃面条，有人干脆就发扬一不怕脏二不怕烫的精神，干脆下手进去捞。我个头不够力也不足，挤不进去，就是挤进去了不是饭碗掉锅里就是帽子掉锅里，孙大个子很多时候还挺掂着我的。开始几回，他仗着身高力大，先挤进去给我抢一碗，他再回去抢一碗。可往往回去的时候，锅就见底了，我就拨给他一半，边吃边等下一拨。后来他改变了打法，他先挤在锅边希里呼噜地吃一碗，在锅里见底前给我再抢出一碗来，这样吃不饱也差不多了。再从容地等下一拨。吃馒头的时候，他两根筷子各扎着三个大馒头，我俩也就吃的差不多了，不行再等。等到等不到也无所谓了。每到等饭的时候，是炊事班最遭罪的时候。你想，本来都馋的恶狼似的，中间不够吃，再一断捻，为了让大家吃饱，炊事班还得继续做呀。等到下一拨上来，没吃到的疯抢不说，吃的差不多的也消化的差不多了。孙大个子他们喜欢打球的，都出去运动一阵子又回来了，还要接着吃，你说还不要了炊事班的命。有时候，越不够吃，兵们就越吃的起劲，吃饱了也说离吃饱早着哪。非要吃到炊事班向连长告急，连长叫班长们喊自己的兵回去，才算结束了这一顿。这叫“吃呼”。没什么准确的解释，意思就是呼啦一下子呼上去吃。我们新兵连至少发生了四次。后来我才知道，哪个连队都这样，这也是那个年月部队生活的一个特色了吧。

很快，我们就尝到了吃饱了还吃的苦头，领教了“吃饱了撑的”这句话的真谛。我们那次帮附近村里修稻田地的田埂子，饭是送到田间地头吃的。那天中午的伙食叫我们大为惊喜，竟然是肉包子。可能为了给部队脸上添点光彩，让农民伯伯见识见识解放军叔叔的生活水平，连里破天荒地拿出了这个“拳头食品”。虽然肉不多，但在当时，当我们看见那一筐筐热气腾腾的、香气扑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数量绝对足够的肉包子时候，我们眼睛都绿了。那包子个大，一个二的碗只能装俩。我们那一通吃呀。吃到后来，我傻啦巴几的竟然和胡明朝比上了。他比我还小。最后，胡明朝吃了十四个，我吃了十三个。结果是，胡明朝没回连队，直接去了医院。我也是胀的特别难受，一直到回了连队，晚饭也没敢吃，就是难受。晚上，我躺不下去，胃里还难受得不行。就干脆包了上半夜的岗哨，我一边站哨一边消化食儿。

说到放哨，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站岗放哨。就是轮流给各班的炉子添添煤、透透灰什么的，连带着注意煤气，同时也锻炼锻炼新兵们的胆量。半夜，孙大个子悄悄地起来，看我消化的咋样了。看我的傻样，他忍不住嘿嘿地乐，说，看你虎了巴几的。想多吃也不能不要命啊。说着从大襟下掏出两个肉包子，一边放到炉盖上烤，一边小声说，我塞袖子里两个带回来了。本来要分你一个。我连忙说，你饶了我吧，那十几个还在肚里胀着哪。第二天胡明朝的消息来了，是胃出血。吓我一身冷汗。胡明朝，为了这一顿包子，早早的断送了部队生涯。不过复员后也还安排得不错，在民政局，专门照顾病残军人的福利什么的。这个他行，能干好，他有切身体会。

到底是年轻，第二天我就啥事都没有了。不过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做这种傻事了，就连新兵连的“吃呼”，我也不参加了。实际上胡明朝出事以后，“吃呼”也少了。孙大个子看我变成那样，一边笑话我，一边告诉我一些他发明的吃饭的窍门。他教我，要是拿勺子盛面条、菜汤什么的，要一蒯、二捞、三撇油。蒯，就是看见有什么好东西，象什么星星点点的肉块啦，炒得糊啦吧叽的葱花啦，还有最要紧的就是搀在饭里的饭团，看见了，要下勺子准，蒯的要利索，不然转眼就没了。捞，就是争取能捞到干货。要让勺子沉底往下面捞，万一有什么肉骨头啦、土豆块啦、粉条啦什么的，谁能捞到谁吃，有时候在类似于刷锅水的菜汤里，谁要能捞出一绺子病号吃剩的面条来，那会乐得跟得个嘉奖似的。撇，就是正常情况下，大锅里没什么好东西，所以最多的时候是要抓紧在汤水的浮层上撇油。有点油水就不错了，也没有更高的奢望了。孙大个子还叮嘱我，一定要注意放在饭锅最上面的饭锅巴。能抓多少就抓多少，先掖着别吃，饭后饿得快，再拿出来偷着掂巴掂巴。用这损招也是没办法，大小伙子还有半大小伙子，都在发育阶段。一天就是饿。现在回想，当时伙食是差，但是也没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一个一个蹭蹭的窜个头，几个月的新兵连，我都长到一米七十多了。我想这里面，既有大米白面的养份，也有孙大个子的功劳吧。

“吃乎”虽然少了，但是在吃饭的事上，有人还是出了笑话。这回是我的同班同学、又是同班战友的孙红毅。外行“大喇叭”，就是因为他的嘴大嗓门大，又愿意念饭堂广播，所以叫大喇叭，大喇叭原来是胡明朝的一对红，胡明朝走后，换成了刘强。他俩相处的还行，关键是大喇叭为人随和，一般的事根本就不和别人计较。刘强咋说他咋干，那是新兵连的后期，过第一个五一节的时候，团领导一高兴，叫后勤拨给我们新兵连一口猪，又特批了每人可以喝一瓶啤酒。这下把全连激动的，赶忙杀猪买菜，又拿一个猪后秋去换鸡蛋。大家都空着肚子等那顿会餐。其实也不用特意空肚子，因为我们的肚子本来就天天空着呢。五一那天两顿饭，下午会餐，团领导也来了。排队进饭堂的时候，我们的“天天唱”是格外的响亮，我的腮帮子也没冒酸水。我都记不清吃的啥啦，就像做梦一样。至少有一半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我也是。大喇叭对酒更不行，现在讲可能是酒精过敏。他才喝几口就不行啦，可又怕错过这一瓶酒，谁知道下回是哪年哪月呀。所以不管刘强怎么劝，他就是掐着瓶子不撒手。这是他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没听刘强的话。酒壮熊人胆哪。他也不管什么菜，就是在那忙活往嘴里塞。他的嘴真大，满满一嘴菜还能把酒瓶子插进去往里灌酒，一边喝还一边皱着眉咧着嘴，象遭了多大的罪。他终于也没能喝完他的那瓶指标，到末了只能坐那，脖子一伸一伸的，嗓子眼嗝喽嗝喽的想要往外反。孙大个子瞅不下去了，一把拽下他的酒瓶子，咕嘟咕嘟几口周到自己肚里，回手扶起大喇叭就往外走。刚走到宿舍门前，大喇叭就要吐，我们急忙把他放趴在门外洗漱用的木板架子上。他哇的一下子就吐开啦，那嘴张得比吃饭的时候还大，和喇叭口一模一样。他才吐了几口，大家都笑起来，因为我们看见，他吐的都是整块的肉片、肉块和鸡蛋，这家伙，根本没嚼就塞肚里去了呀。一条老百姓的狗不知从哪闻到味跑过来，张开更大的嘴，风卷残云还舔个精光。那年月，狗也没见过啥好东西呀，更别说酒啦。所以眼看着那狗舔光了想跑，可已经迈不开步了，晃晃荡荡地躺在了大喇叭不远的地方。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刘强走过来，拍拍还在趴着干呕的大喇叭，“叫你别喝，你非喝，你就是不能喝酒的人。”大喇叭呕得抬不起头，可是他答的话大家都听见啦，他的嗓门大呀。他说：“你那是没有液体的屁！”大家开始没反应过来，没明白啥意思，不到一秒钟，更大的哄笑就爆发啦。说得太精彩了，那就是不掺假的干屁呀！大喇叭那意思不是明摆着，就是说刘强纯粹是放屁。孙大个子这下高兴坏啦，杵了一下趴着的大喇叭，“行啊，你小子酒后见真章，有文化呀！”刘强撇撇嘴，讪讪地走开了。大喇叭的这句话，变成了新兵连的名言警句，还在部队内外广为流传，使用频率一度高的惊人。遗憾的是，大喇叭从此戒了酒，再也没有机会生产出这类惊人的语言产品。

3

转眼之间，三个多月过去了，我们的新兵集训快结束了。我们都感觉到部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们都进步了。除了几个违纪的新兵，一百多个新兵都入了团，虽然孙大个子也入了，但他就入的费点劲。要说是因为刘强是团支部副书记的原因吧，似乎也不全是。要说是因为他的成分问题吧，好像也不是主要原因。反正是已经入了，晚也没晚几天，也没被别人拉下，好像是就这么排的发展计划，他也就没太受影响。那时候，我们的不平静反映在各自的去向上。我们不太在意学什么、干什么，我们不了解农村兵的想法，比起他们，我们太小了，经历得也太少了，不懂得新兵分配意味着什么。

多少年来，我就对农村兵有一种近乎同情的感觉。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他们在部队过的都比城市兵沉重得多。他们不像城里的孩子，还享受着“哪来回哪去”的退伍政策，没有后顾之忧。再说那时我还没到思考自己前途命运的年纪，所以基本是一种过一天算一天，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整天没有愁事的状况。可农村兵们却截然不同。等到我在近似于农村的部队驻地呆的久了也想调到大城市的时候，等到我有机会到穷得不能想象的真正的农村住上几天以后，等到我对孙大个子、刘强们有了深刻的了解，当我真的认识了他们--我的农村战友的时候，我才感到命运对我的偏爱，我是多么幸运。幸运的来源就是因为我的母亲因为是知青的关系给了我一张非农业户口，所以我没有必要永远地把离乡进城、脱胎换骨这座大山压在头上；我不用每天晚上克制自己的困意，去琢磨白天做的工作对提干进城这个目标起了好作用还是坏作用，明天怎么做才能离这个目标更近一点；我更不用处心积虑地时时惦记怎样打击和战胜竞争对手，获取那几个有限的留队或晋升的名额。可他们不一样，生活逼得他们要走一条相对艰苦的从军之路，以争取有一个苦尽甜来的成果。但回想起来，虽然那时新兵们各有心腹事，但也没有什么挖门子走后门做什么工作啥的，就是都更卖力了、更认真了、更守纪律了。都想把自己在连领导眼里的印象打得更好，给自己争取个好的分配结果。

由于面临分配，随时都有分手离散的可能，所以大家都挺珍惜这最后一段时间的。连孙大个子和刘强也好像融洽了一些。在我和孙大个子这边，似乎我俩想得开始不太一样了。我是觉得分手即将来临，我的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朋友就要离开，显得儿女情长的多一些，而孙大个子却经常地和一些同乡，还有就是新兵连靠近领导的兵象通信员、给养员、甚至炊事员走得挺勤的，我想也就是打听打听分配消息什么的。人啊，一旦要分手了，也就有意无意地、全面一点地、加点理智地在心里掂量对方这个人了。孙大个子在我看来，又有才又全面，哪个领导能不喜欢，他的分配、他的前途应该是没什么打问题的。当然他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像他的不完美的才华一样。对他的不完美之处，我也有一点拿不准的地方，因为在当时，我不知道那叫不叫缺点或者是叫毛病。有些事我本来是不准备说的，因为在现在这样的言论自由的环境里，我也不能保证我说的---其实是孙大个子做的和说得的，都符合各方面的要求。写到这里，不说吧又怕反映不准或者说是介绍不全面孙大个子的情况，甚至叫大家误解，以至于会产生认为是我瞎编的感觉。这叫我很为难，所以我有时想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竟然天真地要把孙大个子的事情写出来，还希望让大家都能看明白，这是不是又犯了当年的傻劲。没办法的是，有些看了这篇东西的朋友还在催我往下写。现在我的打算是这样的，我在写的时候也注意一点，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打住时就打住，给死人留点尊严和面子，给活人留点想象和空间。

对于孙大个子的不完美之处，要是在当年，我还真的说不出口，因为那时我还算小，有些事情不是不好意思说的问题，而是有些事情我都还不太明白的问题。或者说是我还没到该明白的时候。现在我都快四十了，我就不是明白不明白的问题了，而是该说到什么程度、说的是不是准确真实的问题了。当时具体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准确地定性是一种什么性质，或是程度多严重，我只能就事说事。再说，有些事确实没人知道，我不说就永远没人再知道了。而我所以知道了那些事，有的是因为他信任我，有的是纯属偶然碰到。谁让他当时和我最近便呢。

最早的一件事，是新兵刚重新编班不久。那时候还是隆冬，我们新兵当时不只有伙食差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要命的生活困难，就是宿舍太冷的问题。虽然后来部队给每人发了皮大衣，晚上睡觉可以压在被子上，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根本解决冷的问题。睡觉的时候，两只脚冻得生疼，恨不能把脚缩到屁股里，只能伸出两只手到下面，捂着脚丫子，整个身子团成一个团，人人都是“团长”，有点热乎气了，就再也不愿起来了。可新兵连又三番五次地搞紧急集合，集合一般都要打背包，被子一掀打起背包，再到外边冰天雪地里跑两圈，回来铺开被再睡，别说没了热乎气，还带回来一股一股的寒气，人都不敢往被窝里进。冲着这一点，我至今还希望有关部门把招兵改在夏秋季，让新兵们有个适应过程么。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班发生了一件事，现在也是无头案，当然对其他人来说是这样，不包括我。那时每班好歹还有一个暖壶，大家喝热水用的。每天早上起来洗漱，有些人就抢着用里面剩的水刷牙。里面的水其实早就冻凉了，但咋说也比凉的冰牙的自来水有点温度呀。所以这只暖瓶还是挺受重视的。有一天早上，一个新兵拿暖壶倒刷牙水，高兴地说，这水还温乎呢。大家都说不可能的事，他说真的，你们试试。一个新兵逗了一句，别是尿吧！刘强挺爱管事的，过去把那兵的牙缸拿到灯底下，看一阵，又举着暖壶，闻了又闻，一下子严肃起来，真是尿。大家一听呼啦一下围上暖壶看。大家也不好随便猜是谁尿的，只是七嘴八舌地谴责和诅咒尿尿这小子，恨他让大家不知喝了多少他的尿。当是因为太冷，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晚上要尿尿都不愿上厕所，远不说，夜里那个冷谁受得了。所以能挺的就挺到早晨，挺不了的大多在宿舍前后的雪地里尿。把雪地尿的一片黄黄的大小不一的尿坑，连里为此说过好几次了，也止不住。只好经常往上撒雪，盖住不良痕迹。刘强和班长商量了一会，对大家说：“算了，到此为止吧。是谁干的谁注意啊！谁不知道冷，再冷也不能缺德呀。”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都认为可能就这一次让大家赶上了，也就没太在意。只有刘强好像在暗暗地侦察。但是那时的新兵多苦多累呀，谁能抵挡住睡魔呀。刘强也不行，没让他抓着。

水壶变尿壶的秘密，没多久就被我发现了，就是在我放哨的时候。按理说，新兵累，晚上睡的死，发现不了可以理解，困么。可是哨兵应当能够轻易发现的。何况刘强还为此留个心眼，多站了好几班后半夜的哨。这就是尿尿这家伙的心眼了。他就是找他最相信的人站哨的时候作案的。他是宁可被朋友发现，也不愿败露给大家。事后我才明白，尿壶事件就是在我放哨的时间发生的。我在觉得自己也可能喝了尿以后，也开始长心眼了，不仅绝不用暖壶里的水刷牙，甚至开始练习喝生水，我还在站哨的时候留心起来，有事没事的往我们宿舍多溜达几趟，冷不丁的推门瞄几眼。一天夜里我用手电往我们班那张破桌子的方向一扫，没扫到桌子，却照到了一个光屁股。往上一照，就是他。当时我又好气又好笑。看他一手抓着暖壶，一手把他小JJ插在暖壶嘴里头，还没来及拔出来。怪不得大家都听不到动静呢。我不忍心看他的样子，稀里糊涂地跑出去继续站我的哨。不一会他也穿上衣服嘶嘶哈哈地出来找我，一脸不好意思地说：“在家都是在屋里用尿罐子的，起夜起习惯了。”还一个劲地说，“亏了是你站哨。”实际他早就算好的时间，哪天往外尿、哪天往壶里尿，都有打算的。我也磨不开说他。对这件事我一直认为，孙大个子并不是有意要坑大家，只不过是精明大劲了。脑筋转得多了、快了，难免转到不那么对劲的地方。尿壶事件嘎然而止了，这时候的天气也渐渐变得暖和了。慢慢的，就被人淡忘了。

4

还有一件事，我就不觉得他是无意的了，而且是肯定地、证据确凿地是有意的。那是新兵训练打靶时候的事。本来那时军事训练就不多，大家都挺重视的。一人一把半自动步枪，没事就练哪练哪，练瞄准，练拆卸安装。打靶那天，大家既兴奋又认真，都憋着股劲，要把靶打好。刘强和几个班长、副班长先打，打完了就去警戒或当报靶员。刘强趴在靶子下面的土坑里报靶。我的九发子弹打出去，刘强就喊：“六中五十五环”，一般化。下面轮到孙大个子打，他挺沉着的，不紧不慢的打完了九发子弹，刘强就喊：“三中三十二环。”孙大个子的脸当时就撂下来了，小声请求班长要重新验靶。班长的心思当时都在如何保证安全上呢，早打完早利索，就没让。这一整天孙大个子情绪都很反常，脸上也没了平时挂着的笑模样。晚上我放哨的时候，他也没睡出来找我。他说：“睡不着，越想越憋气。傻子都明白，纯粹整我。三枪打出三十二环，可能吗！编都不会编，变得都窜笼子了。这小子太坏。”后来我们到食堂找水喝，坐在我们班的饭桌边上。这些饭桌据说是老毛子部队留下来的，特别大，也特别结实，一米多宽二米多长的大木头桌子，连凳子都打造在一起，说是怕老毛子兵喝多了的时候抡起凳子砸人。每班的碗筷都整齐的摆在桌面上，按照每人的固定位置扣在那里。我俩拿自己的碗喝完水，孙大个子好像越想越生气，他忽然拿起刘强的碗，掏出他的小JJ就朝里撒尿。一边还叨咕着：“我叫你祸害我！”我劝他算了算了，你这是干啥呀。他把刘强碗里的尿倒到水池子里，一边对我说，“我憋气呀，解解气。”这件事之所以并没有彻底损坏孙大个子在我眼里的形象，原因在于我认为刘强也确实有嫌疑。按照我当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一枪最多能打出十环，打中三枪也最多就是三十环。怎么能算出三十二环呢？反正他不是算错了，就是在瞎编的时候编错了。反正刘强有错。既然有错，孙大个子做出往他碗里尿尿的不文明不光明的行为，就似乎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后来我认识的兵多了，知道的他们的事情也多了，对于他们的一些在我看来一反常态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十二连的两个老兵，因为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就被复员了，临走前，天天夜里往指导员的饭碗里弄他们的熊，就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叫精液的东西。那个指导员在老兵走后看了留给他的信以后，当天就进了医院，后来诊断是得了神经性呕吐。我想他们的这种行为，可能源于农村的一种风俗，谁家有了什么不太光彩的事，或是有了什么仇家，就有好事者或是冤家往他家的大门上抹臭大粪。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深山里的哨所，那个偏僻山村的公共汽车站的臭不可闻的厕所的门两侧，竟然贴着一副对联。实际上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标语。一边是“熏死谁谁谁！”另一边是“臭死谁谁谁！”嬉笑之余，我记起以前孙大个子的举动，竟然感觉象找到了新的理论根据，脏东西也确实能够做为斗争的武器的。

这么两次事，都是孙大个子用小JJ整出来的。我当时并不在意JJ什么的，甚至于对于JJ这个词，也是听孙大个子经常说才习惯的。我从小到大都管它叫小便，男小便和女小便。后来才慢慢的知道了还有很多叫法。知道了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叫法，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叫法，甚至不男不女的也有不同的叫法。我之所以说到JJ的事，一个是他和孙大个子的事密不可分，当然和谁都密不可分，再就是我研究过我们全班的JJ。我说我研究过，并不是我搞什么歪门斜道。我那时虽然吃了部队的大米白面，但是发育的也不怎么样。现在说也不怕别人笑话了，到了部队我才刚刚长毛，当然是下面。上面还是后来的事了。我对那种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更别说对JJ感兴趣了。就是在孙大个子和刘强“哨”的时候，我也是赞叹其中的大众文采，而不太注意它们的腐败程度，对他们那些荤嗑，我基本处于外行听热闹阶段，所以也没有记住几句。我说我研究全班的JJ，那只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新兵的另一场灾难。而且我肯定地说，我们班的其他人也都研究了全班的JJ。其实也不能叫研究，只是近距离地仔细地看到而已。当然不是指每周一次到团里澡堂子洗澡时看到的。那里既不能近距离地看，也不能仔细地看人家的JJ呀。原因在于我们全班，还有别的班别的排的全体新兵都得了JJ的病。那是在我们到部队两、三个月的以后，几乎是同时，就那么两、三天的功夫，大家都先后感觉裆部奇痒，开始不好意思说，怕别人笑话。后来都痒的忍不住，不管什么场合，都在裤裆部位又抓又抠的，根本就不管用。一两天又都肿起来，一到集合站队齐步走，一个个走路都撇着胯胯，象一队企鹅似的。当班长的老兵都有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这里的水土不好，生人喝了这的水，时间长了都会得这个病，就是水土不服的反应，过一段适应了它自己就会好了。还嘱咐大家要喝开水，别喝凉水更别喝井水。吓得我再也没敢锻炼喝凉水。大家这才放心，明白了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也都不再遮着捂着的了，干脆都正大光明地挠痒。最丑不忍睹的时候，是每天集体学习的时候，每当这时候，就是大家集体挠痒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把手伸裤裆里挠，后来也都不在乎了，都把裤子脱下来掏出来挠。互相还比谁的肿得厉害，好像挺光荣似的。我的才刚刚长毛，当然还有点小，虽然肿了也不怎么大，所以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大家集中注意的是谁的最大的问题。评判的重点在孙大个子和另一个新兵胡明亮的JJ。要论大小长短，俩东西真是不相上下，后来还是觉得老孙的肿得通红发亮很是威武，就默认老孙第一大了。后来大家的JJ都消了肿，就没机会比试了。但是在洗澡时大家才明白，老孙的是肿得太厉害了，不是真的大，不肿的时候和我们都差不多。孙大个子可能是山里喝井水出来的，反应不大，肿得不厉害。消了肿也差不多还是那么大。就知道了他的是天生的大。大家比JJ的时候，刘强也在那光着屁股挠，但是他没搀和，只是在一边冷冷地瞥着孙大个子的东西。

想起来我真是不懂事，当时谁的大我就笑话谁。我的感觉是那东西大是很丢脸的。我也笑话孙大个子，他根本不在乎。他说小破孩，说了你也不懂。还象炫耀似的晃着。多年以后我明白了，他确实有炫耀的本钱。

新兵的水土反应都消失的差不多了，新兵连也到了结束的时候。全连开军人大会，连长宣布分配名单。一少半人留在新兵连学习当报务员，新兵连也改成了报训队。一大半人分到了二营去架线。刘强也分去了。听说二营又累又苦，有很多新兵都不咋高兴，刘强也是，但他就是能沉住气，没啥太大的情绪变化。有三个人的分配出乎大家意料，一个是大喇叭，被政治处挑去当放映员还管广播，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喇叭。一个是我，被指定去参加宣传股的报道员学习班，看学习情况才能够最后决定分配单位，可能好了就留不好就分下去。还有孙大个子，其实他的分配并不太出乎意料。他真的被连长留下了，这时我们才知道连长的真实职务是副连长，这次被提拔了，要调到一个挺远的外线连队去当连长。那个连队是二营六连，也叫长甸连。孙大个子也就等于调到那去了。孙大个子因为还不知道那里是咋回事，所以也说不上高兴不高兴的。因为他说过，我学东西不行，坐不住，当不了报务员。分到报训队的兵都欢天喜地的，那些分去的农村兵，都是挑的比较聪明利索的，都不知道咋高兴好了。因为都说报务员是干部编制，进了报训队就是进了干部训练队，等于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那时还没有军衔，区别干部和战士容易，战士穿只有前胸两个兜的军上衣，可要区别干部大小就别想了，从排长到总参谋长都一个样就一个标志，穿的都是四个兜的军上衣。一个兵提拔成干部，能看出的唯一变化，就是换上了上下左右四个兜的干部服。所以有些农村兵成天就把四个兜挂在嘴上，连做梦都梦见穿四个兜。现在这些去报训队的新兵就觉得，他们已经处于两个兜和四个兜之间了。

在大操场上宣布完了分配去向，广播喇叭里反复播着《送战友》，分手的新兵们那一顿哭啊，没经历过的根本不可能想象到，一百多天的集训竟能建立那么深厚的感情。就是前面说的，大多是人生旅途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啊，没经历过呀，都以为再也碰不到这样的好哥们啦。有的分配不理想的借着这个机会就更加委屈，哭个没完没了的。我象没心没肺似的，也没觉得有啥可哭的。孙大个子后天才会跟连长出发，我要去的报道员学习班过几天才报到，现在我俩都是闲人，连里让我俩就在原来文书的宿舍对付住两天。我们先一块去政治处送大喇叭，又一班一班地串门子握手告别送行。

晚饭前，一拨一拨的新兵还没送完，指导员过来说：“交给你俩一个任务。”我们还以为什么紧急重要的任务哪，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原来团里派指导员送几个退伍的老兵回原籍去，他看我俩现在没什么事，让我们用晚上时间帮着整理一下那几份档案。那以前我还不知道，退伍兵都是成批地自己回乡的，只有那些出了问题的、中途退役的、开除军纪的、好一点的还有身体出了毛病不适应的，就会派干部送回原籍。一方面防止途中出意外，另一方面也是给家里和地方政府一个交待。这三个兵就是出了问题的，那档案一个比一个厚。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不必要的、不是表格文件什么的都挑出来，最后让指导员决定取舍。我想这算什么任务啊，这还不简单吗。

我没想到，简单的任务不简单。一件小事，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个里程碑一样的大事情。晚饭后，我俩就到宿舍清理档案。三个老兵都是犯错误受了处分，要中途退役的。一个团卫生队的卫生员，两个班长。我俩按指导员要求，把一份份厚厚的封面写着检讨书、悔过书、调查材料、交待材料的，都挑出来，把一份份正式的入伍登记表、各种奖励、各种惩处、还有学校毕业证明、各种表格什么的，都整齐的放回档案袋。整理好的的档案薄薄的，可清理出来的材料却厚厚的。为了防止把什么正式的文件搞错了弄丢了，我们又回过头检查那一摞一摞的各种材料，一页一页地检查看有什么遗漏没有。刚检查了几页，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这三个老兵都是犯了当时称为“作风问题”的错误，这一份份材料，有组织上的调查、审问，有个人的悔过、交代，有女方当事人的证明，不管什么角度，反正就是一件事，犯错误当时的具体情况。实在一点说就是当时俩人怎么弄的。那简直是真人现身说法、象现场直播一样。审问人为了把事实和性质搞清楚，问的那个细致。当事人为了表示真心悔过痛改前非的态度，交代的那个彻底。还反反复复地检查、反反复复地审问，一次比一次详细，一次比一次具体。要按腐蚀毒害程度，那要比现在的黄书、色文要厉害多少倍。我现在还都不敢回想当晚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一夜我受了多大的刺激。我这么说不是非要说当时我多么纯洁，可你要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时代、一个什么环境啊！

5

我们刚当兵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思想还不是很解放。我们团部离看电影的大礼堂走小路也有两公里远，黑灯瞎火磕磕绊绊的，每次都没拉下一个人。有几个新兵眼睛近视，不知道怎么混过体检的，这一走夜道就暴露了。因为有时候刚下过雨，道上一汪一汪的水，被月光一照明晃晃的，眼睛好的碰到水坑就跳过去了，眼睛不好的一看亮堂堂的，还以为是干爽地呢，专往那里面踩。你要是看谁噗嗤噗嗤总掉水坑，那准是近视眼。没办法，那是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唯一能看见女人的地方。我敢说我们那时候的纯净程度，决不低于蒸馏水。虽然孙大个子和他的一些农村老乡说过一些不纯净的东西，那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就连我说我研究全班的JJ，那也是很单纯的。再说我还要强调，我那时候确实还小，太年轻。我甚至还不知道那东西为什么会硬。我很长一段时间认为那时让尿憋的。至于对女人的认识几乎是零。所以我再说我那天晚上所受的刺激，就好理解了。

这段故事，我写得很慢很困难，写了删、删了又写，还有些心神不定的。我一直在犹豫该不该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或者是该不该在这个地方公之于众。倒不是我怕丢脸或是我觉得做了什么亏心事，我更不害怕有人把这个故事当成低级庸俗的东西来对待，而是我也感觉这个事件与部队生活太冲突，与当时的环境太冲突。但是当我尝试着把它删掉以后，我突然发现没有这一段的话，孙大个子后面的故事竟然没法进行下去了。看来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篡改它，它就会面目全非。我也顿时有了底气。我更明白了，这件事不仅对我的影响巨大，对孙大个子的影响更是非常深远。

那天熄灯的号声响起的时候，我早早地钻进被窝。孙大个子把那些材料放在床头，在被窝里借着手电光继续看着。我觉得头昏脑胀的，按当时的语言讲，是观念爆炸的一天、知识爆炸的一天。以我当时的心理和知识水平，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剧烈的冲击，或者说不可能一下子接受这么多的五花八门的东西，而且对我是全新的。那种部队就象蒸馏水一样纯净的观念轰地一声炸碎了，在新的观念形成以前，一个巨大的疑问敲击着我，这是我热爱的部队吗？在部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还有那些男女之间的事情，简直就像一本教科书一样。我要是想归纳一下的话，那天我至少明白了一百个问题。比方说，那东西的名称一下子就知道了七、八种，甚至孙大个子知道的也没这么多；知道了它的功能以及它不憋尿的时候也能硬，而且更多的时候是不憋尿的时候硬；知道它不仅是用来小便的，还是能用来弄的；知道了它还能喷出东西来；知道了男女搞对象就是那点事；知道了那时女青年都爱解放军；甚至浮光掠影的知道了一大堆各种动作，为此我还颇为不解。那个卫生员和一个来队家属乱搞的时候，干部家属坐在卫生员身上，而卫生员坐在草地上，都这么坐着怎么叫乱搞呢？至于女人那方面的事情更没记住多少，想必我当时确实还对那些事不感兴趣。以至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发育的正常，我搞不明白到底年龄多大才会遗那个东西，是不是不遗或者是遗的晚了也有问题。当过兵的都知道“跑马”是怎么回事。每当风和日丽的礼拜天，大家都在外面晾被褥，战友之间就会拿被子上那些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斑痕互相取笑。但是也没人觉得害臊，正常的生理反应嘛。可是我的被子长久地保持清洁，反倒使得我晾被子的时候有所顾虑。

那一夜当然没睡好。倒不是睡不着，是孙大个子好几次把我弄醒，问我这个字念啥，那个词是啥意思。黎明前的朦朦胧胧中，我被他剧烈地摇醒，他抖着一页纸，象受了刺激。“你知道那个卫生员搞的是谁的家属？”“是连长的！”又一颗炸弹爆炸了，今天晚上的第三颗。是一颗秘密炸弹。我俩都被炸蒙了，在黑暗中茫然地瞪着对方。我差点象连长那样喊出来：“这个逼养的！”

军号响起，我和孙大个子站在早操的队列中。连长最后一次对新兵连发出口令：“报数！”随着他威严的目光，我竟然不自觉地两腿打战。慌乱之间，发出令人惊异的叫声，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心虚什么呀，我又不是坐在草地上的那个坏家伙。本来出操跑得并不远，但是却跑得我晕头转向的。因为一路上我的大脑都在轰轰的乱响。连长本人知道不知道？他若是知道他家属后来咋样了？连长也看不出有啥不招人喜欢的地方啊，怎么叫那个卫生员把媳妇勾到草地上去了呢？还有我下意识地有些胆怯，我俩整理档案的事要叫连长知道了，多别扭啊。

终于到了我和孙大个子共同生活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夜晚。那天晚上，我们谈了一个通宵。年龄不同的两个新战友，在分手的前夜，在漆黑的夜色中，象一对老战友一样地谈心交心。孙大个子的烟头一闪一闪的发出微光，我们的谈心也一阵一阵地中断了又继续，我们都不愿意浪费了我们最后的相聚。那是我和孙大个子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心灵交流，也是唯一的一次。后来的许多次接触，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干扰，或是掺杂了其他的不和谐的东西，没有给我带来深刻的印象。只有这一次，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那天夜里我知道了他真正的目标。他告诉我，他到部队的目的只有一个，提干留部队，永远离开他那个穷得吓人的家乡。他说，“你的命真好。你还觉得部队苦，其实你根本就没吃过苦，你不知道我家有多苦。”他们屯子没有一台拖拉机，没有一座砖砌的房子，不通公路不通电，就靠种苞米过日子。他家全靠她妈妈起早贪黑地蒸些粘豆包卖换点油盐酱醋钱。他一边说一边在黑暗中摆着手，“说了你也想不出来，我在家吃的是啥，穿的是啥。你觉得部队苦，和我家那比，这是天堂啊！算了，说了你也不明白。”然后就半天没吱声。过了一会，他又给自己鼓劲：“我一定跟着连长好好干，一定要当上干部。只要能提干，我就啥也不怕了，就是让我转业回地方，我至少也能回我们县城，娶个城里媳妇，这辈子也就行了。”说到后来，话题不知道怎么又转到了女人上，他的小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小破孩，这回明白了吧？”我问“什么明白了”，他嗤了我一声，：“还装，现在知道女人咋回事了吧？”其实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经过昨天晚上的事件，我们的关系更紧密了，共同做好事可能不会成为好朋友，那些丑事和那件秘密把我俩更紧地连在一起了。

就是在那晚，他终于忍不住，向我袒露了他心里的秘密。回想起来，他当时的心情好像是要和一个知心的人分享他的欢乐和幸福，丝毫也不再顾及自己的隐秘。他甚至告诉我，他已经经历了男女之事，他心里也惦记着一个女人。他说的这个女人叫“十里香”，真名叫石丽香。“你听这名儿，就能想到她长得多好。！”他拍拍他的棉衣，“她对我真好，这都是她帮我改过的。”十里香是他父亲那边的亲戚，要按辈分，孙大个子还要称她表姑才对。孙大个子和十里香的故事，有点像现代的红色娘子军，只不过孙大个子是男吴琼花，十里香是女洪常青。孙大个子能从山沟里飞出来，离不开这个女洪常青的指路明灯。这是又一段缠绵悱恻、回肠荡气的挚爱真情，是一个惊世骇俗、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但是我不能在这里慢慢讲来，因为这是另一个独立的故事，放在这里会冲淡孙大个子当兵的故事，只好等以后再回过头来讲了。我只能给大家讲一讲孙大个子当兵离家的最后一晚的故事，当然也是孙大个子和十里香故事的高潮部分。孙大个子当兵要走的时候，在县城住过一夜，就住在十里香家。那天家里只有她和孩子在家。孙大个子一去，她看孙大个子的军装不太合身，就忙活给他改衣服。看她弯腰在炕上飞针走线，后腰露出一大片细皮嫩肉，被灯光一晃白花花的耀眼，孙大个子就有些蒙蒙登登的。睡觉的时候，小孩睡在炕中间。半夜时分，孙大个子听见她叫：“过来，过来。”他就钻进了她的被窝，关键时刻，孙大个子竟然有些临阵退缩，十里香就说：“咋地啦？怕啦？你不就是为这事来的吗？”那天天亮前，十里香又把孙大个子叫醒，使他更真切地了解了女人。时至今日，孙大个子那天夜里的幸福回忆还尤然在耳，“十里香的那地方，黑乎乎的，热乎乎的，粘乎乎的，好得真是没法说。”在孙大个子死后的漫长岁月，一想起孙大个子，这三个“X乎乎的”就响在耳边，我就想，孙大个子啊，好歹你也享过艳福了，知足吧。

革命生涯常分手，百样分别一样情。我到火车站去送孙大个子。这时候，我俩更多的是沉默不语。心灵已经敞开，思想已经交流，彼此都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有默默地为战友祝福。在发车的汽笛响起的时候，孙大个子一手抓着车门扶手，一手抓着我，对着我的耳朵叮嘱：“那件事千万别对别人说呀。”他说的是连长家的事。

和孙大个子分手后的一年，是我们成为真正的军人之后，急于要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成绩的阶段，是万里长征要走的第一步，是万丈高楼打基础的时候，所以都忙的脚打后脑勺的。虽然我们部队是搞通信的，机关和连队打电话还挺方便的，有时候和孙大个子也能通通电话，互相问问情况鼓励鼓励什么的，但是对互相的详细情况就没功夫细说了。联系少了也不要紧，都知道我那一对红错不了。天下的事，有很多就象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当我们报道员学习班凑齐准备开办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是刘强来了。究竟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让连领导把他这样一个新兵挑出来参加培训，我怎么也想不通。过了很多年，当一个个更多的想不通发生以后，我明白了，这就是这个农村兵过人之处，大隐隐于形，大智者若愚。在不经意间，斩你于马下，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没有这本事，我也受不了那份心灵的沉重。不管怎么想，我又重新和刘强一起生活了，而且这一聚就是七、八年。在我们分道扬镳以后，我曾经回顾了一下我和刘强长达四年抗战一般的矛盾经历，我发现，这几乎就是我们新兵连孙大个子和刘强的矛盾的继续。当孙大个子在电话里知道刘强又和我碰到一起，他告诉我，你小心点这小子，他的心劲大着呢。然后又压低嗓门说：“你知道他为啥和我劲劲儿的，她就住十里香家邻居，总对十里香粘粘乎乎的，人家根本不搭理他。知道我和她好，醋劲大着呢！”这一说，一切就赫然明白了。情敌的关系呀。怪不得你死我活的。

6

我参加的报道员学习班开始的时候，每个连队都选了人，总共有十几个。学了不到十天，就淘汰了一半，剩下七、八个人。到学习班一个半月结业的时候，只留下了我、刘强还有老李三个人。我们暂时就算是宣传股的人了。本来有一个团里的报道干事负责带我们，但是他突逢喜事，老早以前写的一篇稿子，在最近被军区《前进报》发表，被一位上级领导看好，他便飞快地被调到军区去了，撇下我们三个新兵报道员。宣传股长就急不择人地叫一位干事兼任报道组长，负责管我们几个。说是管理，其实他也不怎么管。一个原因是他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他写的稿子还要我们帮着改呢。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里总有事，总打电报让他回家处理事情。奇怪的是每次电报的原因都是媳妇得了葡萄胎。我们也不明白是什么病，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在肚子里长葡萄，所以我们就都叫他“老葡”。老葡这人挺好的，又随和，又能忍让。他看出来我和刘强不太合，就事事在中间和稀泥。这也好，使得我俩一直也没发生什么大的摩擦。其实当时也顾不上闹什么矛盾了，我们都在为第一个在报纸上发出稿件来拼斗着。报道员报道员，能在报纸上发出稿子才叫真的报道员。我一直觉得，在部队，最困难的工作，压力最大的工作，就是新闻报道工作了。因为那是实打实的硬任务啊。其他的工作都可以混，就是报道员不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稿子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那才证明你一天一天没白混。再加上我们当时是新兵新手新单位，都急于尽早打开局面，早一天在报纸上见到自己的稿子，哪怕是一行字也行啊。领导也支持我们的工作，平时由我们自己提出报道计划，股长批准了，我们就可以天南地北的跑去了。我之所以说我们可以天南地北的跑，说的是我们部队的实际情况，其实严格讲并不准确，应该是满辽宁跑吧。可能由于当时部队还没搞正规化，所以我们团构成挺复杂的。一半兵力是野战通信部队，成天训练准备打仗，就象我的大部分新战友那样，在接受训练当报务员。另一半部队负责保护一条从北京通往东北边防的通信线路，孙大个子就是我们的线路维护兵。这一条只有四根电线的通信线路，在当时却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联系手段。究竟有多重要，你自己想一想，为了这么四根电线，说是为了保密和安全，翻山越岭，跨沟过河，专门架设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沿途建立了好几个团级单位，十几个营级单位，上百个连级单位，至于撒在东北的山山水水、村村屯屯、各自为战的维护小组，有好几百个。几千兵马呀，为这四根线。后来我知道其中只有两根是最重要的，另外两根是给维护人员平时工作联系用的。据守总机的战士讲，他们经常在接线时，听到中央军委顶级首长的讲话，当然听到的只有一句“我是XX,我要哪里哪里。”后面没人敢听啦，有纪律呀。孙大个子的小组就驻在辽宁东南部山区里面。我现在讲这些，完全不担心泄密的问题，因为这支部队早已解散，那条线路也早已移交给地方，至于现在派做什么用场，是不是被县乡一级用来放广播什么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我们团的任务分成那两大部份，所以我们报道组的任务，也自然是跑里和跑外相结合。开始大多是在团部周围集中的连队跑，过了一、两个月，就往外面分散执勤的单位跑。我去的单位，基本是团里的典型了、先进人物了、随时出现的比较大的好人好事了，所以好长时间都没走到孙大个子他们长甸连，那时他们连还不太出名。但是时间不长，孙大个子的消息就不断的传上来了。第一件事，是他们营里的人上来时说的。是说他刚到连队，发现连队由于分散，一年到头也集中不了一次，文化生活不容易开展，就给连里出主意，在通信线路上开电话文艺晚会，连里这边主持晚会，各个小组的战士都拿着电话参加。轮到谁演节目了就对着话筒表演，其他人就拿着听筒听。据营里反应效果很好，其他两个连队也照葫芦画瓢搞了晚会，都说这个办法挺实际的。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可以说新闻感觉还没有，错过去了。一直到孙大个子死去一年后，我才又到那个连队，亲身参加了一次电话文艺晚会，知道了这种电话晚会对常年分散的连队战士是多么重要，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银线里飞出欢乐的歌”的通讯。可惜呀，此时却再也看不到孙大个子的十八般武艺了。第二件事，是他们连里来人时说的。说孙大个子没当上文书，下到长甸河口小组当了维护兵。他一到那就觉得小组驻地缺少生气，鼓捣老兵班长房前载花种草，后院植树种菜，屋里办起宣传栏，被村里的广播站称作：“屋前是花园，屋后是菜园，屋里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大校园。”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向老葡报告，请示要上长甸河口小组去采访。还没等股长批下来，孙大个子自己就打来电话了。他告诉我他入党了。其实那时也就是刚进入预备期，他兴奋得很，电话里的声音直震耳朵：你知道吧，我这才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朝他的目标进了一步了。我真的为他高兴，他入党走在我的前面了。其实我也不着急，机关和连队不一样，只要你自己不出什么大毛病，入党提干都应该不是大问题。

我和孙大个子终于重逢了。孙大个子到公共汽车站接我，替我背着背包，一脸抑制不住的喜悦。他比先前更加有精神了，洗得发白的军夏装使他挺拔的身材更显矫健。看来这的男女老少都挺熟悉他的，他一边和路上的村民打着招呼，一边给我介绍着这的情况。这个山村坐落在鸭绿江边，虽不十分富裕，但是依山傍水倒也十分秀丽，一条森林小铁路从屯子中间穿过，通向丹东。这可是一座金矿，在长甸河口上游有五十多里。也许是金矿的原因，弄得河水总是黄乎乎的，所以就叫长甸河口了。在百十户人家当中，在那些灰褐色、黑褐色、黄褐色的土房泥房草房群中，一座淡黄色的砖瓦房被鲜花绿草簇拥着，特别的醒目。四围里的栅栏都刷成了白色，配上红色的门脸又显得很别致。门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金色大字中间还有一个红色五星，一眼就知道谁的手艺。室内真象传言说的，好像一座校园，除了前后窗，两面墙上满是学习园地、最新指示、好人好事、决心计划什么的，当然还是画多字少，很有气氛。小组还有一个新兵叫庄勇，也是个城市兵。正忙着给我弄洗脸水，又拎个大桶到后院菜地去摘菜。我这才知道，小组现在的班长就是孙大个子，原来的老兵已经调到别的小组去了。原因是连排长们都说，孙大个子这么全面的兵，放在这不使用，简直是太浪费了。连里缺骨干，把老兵调走又给他配了一个新兵，这个小组便成了当年独一无二的新兵当家的哨所。不大一会，孙大个子带着庄勇回来了，摘了满满一桶扁豆角，他说：“咱们就吃自己家种的菜。”排骨炖豆角，孙大个子又露了一手做饭的手艺，他不知怎么弄的，只是在豆角里加了不多的排骨，那顿饭香的，几乎让我想“吃乎”了。这顿饭吃的时间也挺长的，原因是总有其他小组的兵摇电话。那时就那么一条线，全连的九个小组都在上边连着，想叫谁就摇谁的代号。一排一班就摇一长一短，三排三班就摇三长三短，长甸河口小组是一排三班，大多数电话响着一长三短，孙大个子就去接。有逗孙大个子叫他唱段阿庆嫂的，有打听今晚小组吃啥的，有联系线路检修的事的，接了好几个，都没啥大事，看来都属于没事找事腻歪的。孙大个子一律答复说团里来人了，过两天再说吧。饭后孙大个子领我去河边溜达，没有了军营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听不到军号响起，只有眼前的袅袅炊烟静静的小河，一些妇女孩子在河边洗涮着，还有人牵着牛在饮水。孙大个子对我说，你看，我们这些兵，就是军人中的老百姓，老百姓中的军人。老百姓过日子的事我们也都得做，部队的所有东西我们也都不能变。这时候有群众打着招呼请他去串门，他照样说过几天吧。他又回头对我说，串门也不能瞎串，走得勤了，当兵的味就没了。你看见了吧，其他都没啥，比起新兵连那会，就是太安静了、太寂寞了，这种环境让我想起后来有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

其实何止是安静和寂寞的问题，也许对孙大个子来说这是主要问题，因为他是苦出身。第二天当我跟着孙大个子到线路上，才知道每天孙大个子面对的，是多么困难的工作和艰苦的环境。长甸河口小组担负着一段二十三公里线路的维护任务，驻地两端各有十公里多一点。往东北这十一公里是两座山夹着一片原始森林，越走越高越走越险。往西南那十二公里是一片丘陵还有点沼泽。平时巡修线路，他们是一、三、五往东北走，二、四、六往西南走。今天，我跟着孙大个子顺着线路上了山。正是夏末秋初季节，暑热还没有完全消退，树林子里热的象蒸笼一样。我们的老兵们就在这密不透风的深山老林里砍出一条五、六米宽的通道，架起了这条线路。要往前面看，必须要仰着头才行，陡峭的的山梁象海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线路就像一条银蛇蜿蜒而上。孙大个子看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就笑着告诉我，前面的三个大山坡是一个比一个陡，爬一个就累的一瞪眼儿，爬两个就两瞪眼，爬上第三个连瞪眼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这地方就叫“三瞪眼”。我看孙大个子背着沉重的巡修工具袋，还斜挎了一枝冲锋枪，也是累得乎乎直喘粗气，就要帮他背枪。他说，我都习惯了，你能爬上去就不错了，别管我了。说是说，可他的军装一会就被汗水浸透了，整个腰带以上都是水淋淋的，再一会就泛起了一层白花花的汗碱。他脚上的黄胶鞋都磨得裂开了口子，那是他为了省鞋特意出发前换上的。看得我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热。我说孙大个子，你这真苦。他说，你真没见过啥叫苦。现在这天多好，又不刮风下雨的，就是爬山呗。前两个月刚入夏那阵，那是蚊子、小咬、瞎虻三班倒，轮着吸你的血。我都没见过那么大的瞎虻，一个就有火柴盒那么大。我和班长被叮得脑门、手背成天都肿着。手背象馒头一样喧腾腾的，脑门象小人书上画的老寿星。孙大个子那时真是激情满怀，把苦啊累啊什么的当作笑谈。

孙大个子还给我讲了他们小组今年秋季整修的计划。秋季整修就是在入冬之前，把线路检查维护好，以免冬季事故多发影响战备工作。其中主要的工作就是查线伤。所谓的线伤，就是电线或是在生产时、或是在运输时、或是在架设时、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在电线上磕碰出的一个个小的豁口伤痕。春夏秋三季还好，温度高，电线韧劲大，不太容易出问题，最多的是因为山里潮气大而出现混线就是短路。然而冬天一到，山里奇寒，电线韧性特别差，变得特别脆，在狂风暴雪之中，甚至还用不着多大的风雪，那些电线上的小小的豁口，“叭”的一声它自己就断了。他们小组这段山里的线路，每年咋也得出五、六次这样的断线故障。那年头，断线就是大故障，不管什么原因，都对小组和个人有影响。孙大个子打算不等全连的秋季整修开始，提前动手对这段线路进行彻底的检查，争取一冬天不断线。咋做叫彻底检查？他对我说，我就不相信连里的那个线伤探测仪，在二百多里外就能发现电线上的小豁口，我看尽是瞎扯淡。往年探来探去不是也没少断线吗？我看还得靠咱两只手，一尺一尺地把它拿手捋一遍，啥毛病都消灭了。啊！孙大个子的想法和打算把我震惊了。我给他简单地算了一下，他要是这么干的话，十一公里，二百多根电线杆，一根一根地爬上去，把线放下来，一把一把的捋一遍，再一根一根地把线装回到电线杆上去，那要费多大的功夫，何况还是在“三瞪眼”上。他没等我算完就打断了我，这个帐我早就算明白了。可是现在不吃这苦行吗？你不干出点过硬的成绩来能行吗！连长不让我当文书，把我放到这当班长，这是多大的信任哪。我完全明白他的心情。用那种土方法去争取最彻底的解决线伤问题，我觉得也只有他才能想出来，也只有他才能够做出来。这就是孙大个子。我觉得他是我到那时为止，见到的最好最过硬的班长，虽然他也是最新的班长。我想他能在这个山沟里当个好班长，以后一定会实现他的目标，肯定能当上排长，再当上连长，而且一定会是个好排长好连长。我对孙大个子的前途坚信不疑。

回团里不久，我打听到孙大个子在秋季整修中查出了多达几十处线伤，过硬的事迹震动了全连。我马上写了一篇通讯，介绍了孙大个子和他的战友为落实战备工作如何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事迹，还特意坐火车到沈阳的军区报社去送稿。可那个戴着乌龟眼镜的鬼编辑却对稿子不屑一顾，他的评语是不够真实。虽然气得我够呛，可也不敢得罪他呀，他是报道员的爷爷呀。我急忙又拿出一摞子旧稿件，都是以前曾经给他们寄过的。我说这还有一些小稿子，结合最近的形势挺紧的，请您审阅一下。没想到的事发生了。过了十几天，军区的报纸终于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稿件，那个乌龟眼镜真是龟眼识珠，他竟然能从我的十几篇稿件里，一下子挑出唯一的那篇我瞎编的满篇假话的稿子。这不是逼着人说弄虚作假嘛。那年头就这样，没办法。

在和刘强的竞争中，我又一次占了先机，他比我晚见报至少有半年，我当时十分高兴。令人高兴的事还有一件，是一件大事。不是我的入党问题，我的入党问题早就在刚从孙大个子的小组回来就解决了。这回是更大的事。那就是我们这批兵的进文化队问题，已经摆到团里的工作议程上了。

开始的消息是，我们宣传股的四个兵一下子都进了文化队，大喇叭是电影组长，我和刘强是新闻报道员，老李改行做文化干事，因为他学过画画，是科班出身，比孙大个子画的有功底，美术字写的又好，团里那时候总是有各种活动，经常要写标语，缺这样的人才。过一阵又传，说可能第一批没有我。原因是有的领导觉得我虽然稿子写的多一些好一些，但是年纪小不够成熟。我听了除了自尊心有些受伤之外也没啥，我才不到十七岁呀。再说有关营连的干部消息很保密，可能因为竞争激烈，怕瞎传影响连队的工作和情绪吧，没几个人知道准确消息。后来有几天，传说就要在这几天开团常委会了，研究的就是我们这批兵进文化队的事。把刘强紧张的，总借着各种机会，往走廊另一头瞅两眼。党委办公室就在那一边呀。是呀，他能不紧张吗！他的前途，他的梦想，他的一切，不是都在这几天了吗。我也不会笑话他，我多少也理解了。我和他不一样，我大不了最后还可以回到家乡的城市去，可他就大不一样了，他的一辈子，可能就在转眼之间见分晓了。

7

那是一个傍晚，政治处值班室接到下面报告：三营三连的一个班长，不顾生命危险，奋勇排除了蓄意颠覆火车放置在铁路上的巨石，保护了铁路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个班长就是孙大个子。这是当时所有部队都可望而不可得的大好事呀，这是搞得好可以震动军区甚至全军甚至全国的英雄壮举呀，哪个部队领导不想自己的部队出个英雄，宣传出去，领导的啥问题都解决啦呀。所以那是一个英雄频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渴望英雄的时代。我也渴望啊。出了英雄，我也有可以写的东西了，我就有机会写出大块大块的英雄事迹登在报纸的头版了呀。再说这是孙大个子啊！孙大个子这回提干可是板上钉钉了。我急忙找政治处主任请战，坚决要求参加英雄事迹调查组。刘强开始挺积极的，后来一听是孙大个子，就悄悄的没影了。

我和政治处的杨主任，组织股的葛干事，三个人连夜赶往长甸连。团里甚至派出一台苏制的嘎斯六九吉普送我们。清晨时分赶到长甸连，知道孙大个子已经送往白山公社医院住院了。我们又马上赶到医院。孙大个子躺在病床上，病蔫蔫的，看来伤得不轻。连队的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陪在床边，地方上县里都来了人。病房里不太安静，正在戗戗是不是要转到一百多里外丹东部队医院去呢。那个破乡医院也确实条件太差，光是那个脏劲就能把你吓出病来。我们先简单的问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孙大个子看见我，有些激动，但是也没时间和他谈别的。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他的伤，是被大石头压在肚子上，可能内脏有损伤。我们又和医生谈了谈，感到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甸河口去看事迹现场。看了现场才更确认了，当时的情况真是万分紧急，可以说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啊。长甸河口往北就是通往夹金矿的小火车，这火车是傍着北面的山坡走的，起起伏伏的开不太快，可是越往屯子这边走越是下坡，坡度越来越大，速度也就越开越快。离屯子不太远的地方，我们的线路有那么一小段和铁路是平行的。孙大个子昨天傍晚巡修归来，发现铁轨上被坏人放了一块大石头，火车又在上坡飞快地开下来。要是一旦撞在巨石上，车翻人死，再冲到屯子里，后果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这就是活着的刘英俊、欧阳海呀！这就是现代的黄继光、董存瑞呀！”杨主任赞叹着。我马上想到，这句话一定要写到文章里去。我们一起把那块百多斤的大石头抬到车上，准备作为英雄事迹的实物资料。转回头我们又到医院，又看了看孙大个子，他的肚皮上被大石头压得一片一片的又青又紫，而且他现在还有危险，就是他尿不出尿来，小腹憋得硬鼓鼓的。杨主任叮嘱医院的领导几句，马上又布置工作，我们要全面了深入了解情况，争取在一天之内就拿出一个向团党委的报告来。当时就分工，我跟着杨副主任搞事迹调查，然后由我执笔写报告。葛干事了解社情民意，收集群众的良好反映，同时配合公安部门破案，尽快把作案的坏分子挖出来。同时我们包下了孙大个子隔壁的另一间病房，抓紧时间在医院现场办公。我当时是满怀信心，要大干一场了。

然而——就是这个然而，害了多少人哪--这时候葛干事突然说：“我可不可以讲一点自己的看法？”葛干事年纪不小了，是组织股的保卫干事，人挺厚道的，我们都叫他老葛。老葛说的个人看法是令人震惊的。他没有把这件事叫作事迹，他说的是这个事情。他说还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是不是再慎重一些。他说了许多他的分析。他说，有很多疑问，比如说巡修时间和火车经过的时间本来是不吻合的，正常情况下，孙大个子他们巡修是在上午，根本就碰不上火车，那天也没有什么线路故障和别的什么原因，解释不了为什么能和火车碰在一起。另外，留下的伤痕和英雄行为也不吻合。那么大的一块巨石，在那么危急之中，按他说的抱着巨石滚下铁路，却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也没有一些划伤、碰伤、砸伤什么的，只是把肚子压坏了，就只在腹部留下了一些压痕，这不合情理。再有就是那天孙大个子不让庄勇去巡修也有可疑之处。你听听，讲到这里连可疑都说出来了。看我们都不太理解，老葛提了个建议，他要先找孙大个子个别谈一谈，然后再定后面咋进行。老葛不愧是搞保卫的，不知怎么和孙大个子谈的，回来就说了一句：“白忙活了。”我们就都明白了，这个“英雄事迹”是孙大个子自己制造出来的。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懵了，我们需要把思维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管我们的个人感情如何。整个事情都变味儿了。事迹调查组的工作也是整个的转了方向，改成了专案工作组，在保密的情况下先把来龙去脉搞清楚。这回老葛成了主角，一下把我闲起来了。我这一肚子的气呀，孙大个子呀孙大个子，你弄得这是什么事呀。再有几天就研究提干了，你这么做不是自己找死吗！

我急三火四地推开孙大个子的病房门，孙大个子正在接受导尿，我也不好说什么，不过他从我责备和焦急的眼神，已经什么都明白了。他又象犯了烟瘾一样，又抠又搓地摧残着两只手，不太敢抬眼看我。孙大个子的尿终于被导管排出去了，整整一大盆，血红血红的，看来还有内伤。等医生护士一出去，就剩我们俩人了，我就生气地质问他：“你傻了糊涂了？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愚蠢的事吗？”孙大个子在排完尿以后，明显地虚弱了，也还很紧张，脸色十分苍白，但是他不象排尿前那样只能在病床上躺着，已经能够坐起来了。他打断我的埋怨：“你还不了解我吗，我那么傻吗？”“你不傻，你不傻你怎么干这蠢事？你知道再过几天就要研究……！”“就是因为我知道呀！”他把我拽到跟前，压低声音急切地解释起来，使我在忽然之间明白了，弄清了孙大个子搞出这件事的动机。

自从孙大个子到长甸连以后，连长一直对他不错,先是入党，后来又当班长，可最近却突然不行了。对他冷淡了许多不算，这回营里提干摸底考核，连长不但没给他说什么好话，竟然还汇报了不少不太正面的情况。营里正式的提干计划里，他们连报了两个班长，有一个也是我们一年的兵，根本没孙大个子的什么事。“这怎么可能呢？”我百思不解。孙大个子说到这反倒放松了，脸上紧张的表情慢慢消退了。可能他掌握着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吧。“怎么不可能。我费了多大的劲才弄明白呀，你该知道咋回事了吧？”“我没明白。”我确实还在糊涂着呢。他告诉我，原来是因为连长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们整理档案的事,当然也就知道了我俩掌握了他的家丑。哦，这么回事，那一次不简单的任务终于又制造出了更大的恶果。不过我又不明白了，就算连长知道了，那我们也不是自己要求看你的秘密的，那是指导员交给的任务啊。孙大个子告诉我，就是因为是指导员交的任务，才被连长怀疑的。他们连有个兵和连长有点亲戚，和孙大个子关系还不错。他说的，连长和指导员不知什么原因，是一对冤家对头，矛盾大着呢，连长没当成报训队的队长就是因为他们的矛盾。连长认定是指导员故意安排新兵整理老兵档案，有意给他来个家丑外扬，而我俩就被连长认定是指导员的人。因为我已经在机关了，连长想把我怎么样他也没那个能耐，可孙大个子是他的手下呀，那还能有孙大个子的好果子吃吗。连长这样想，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可你不会找连长谈一谈吗？”“一点屁用也没有！”孙大个子说了，连长根本就不提这事，开口闭口就是你需要再锻炼锻炼，小组工作需要你什么的，全是大道理。孙大个子哪敢把话挑明了说呀，还说啥？说我是看了你媳妇叫别人咋搞的了，可那不是我故意要看的，要这么说，那连长还不把拿枪把他崩了。一拖两拖就到如今了，他也知道团里快研究提干的事了，再不想办法就黄瓜菜都凉了。“都怪我笨，一着急就瞎想。一想吧，就想出这么个损招来。现在就是把肠子都悔青了，又有啥用！”明白了，全都明白了，我的心也凉了。看来孙大个子虽然比我大了不少，其实心灵深处还和孩子一样的单纯。他就是有心眼却没心计，尽说俏皮话却不能说假话，能干花哨事却不能干坏事。这件事要是放在现在的一些新兵身上，你就是找出一千条怀疑来，他也能弄出一万条甚至更多理由来对付你，就冲这一点，孙大个子也该属于好人一伙的。连长那里成了他过不去的鬼门关以后，他走投无路之间，就想弄个大一点的动静，使自己一下子能冲出连队，冲出营里，赶在党委研究提干的事情之前，冲向团里。他根本就不会去想能不能冲向军区甚至冲向全军的问题。他就是提干进城那么个目标啊。说白了，他就是又耍了一次小聪明，又是聪明大劲了。

我们工作组和营连干部一起开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件事，连长也参加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要严肃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事情的原因比较单纯，就是年轻人要求上进太迫切了，又没造成太大的坏影响，就按人民内部矛盾批评帮助吧。连长一直也没怎么说话，可能因为除了我，级别都比他大，轮不上他说话吧。要说老葛真是老同志了，有水平。我不是说他破这个“案子”有水平，我是说他在会上的话说的有水平。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在一个人的一句什么话上了。老葛虽然搞保卫，但是他的心眼好，就是说他心地善良。他似乎也觉得由于他的怀疑使整个事情发生了底朝天的变化，使一个挺好的战士转眼之间就要变成一个罪人，就又有点心软了。他说：“依我看，性质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就是想定他个什么严重问题，证据和事实也不充分，再说也没必要。另外，到现在为止，从那些驻地群众还有我们的干部战士反映的情况，都说这个兵的素质还不错，大家都说好。所以我看，就主要加强思想教育吧。”保卫干部在案件的处理上的意见，一般是有关键作用的。再说老葛也有他的心眼，好事不成，万一再弄出个事故什么的，他这个保卫干事的工作成绩就砸锅了。不出事他才有成绩嘛。再说杨主任和我都站在这一边。杨主任用电话向团里汇报，我们政治处主任代表团党委讲了意见。当时讲了不少，我记录了一大张纸。主要意见就是两方面：一是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只做批评教育处理，但要做好思想工作，防止出其他问题。二是原则上此事虽然不是好事，但也不能使它变成坏事。一定要在各方面多做工作，不要给部队带来负面影响。看了团里的意见，我多多少少的松了一口气，看来眼下孙大个子是不会再有什么更大的灾难了。团里的意思很明确了，这件事要是好事当然好，各方面皆大欢喜，如果一旦查明了不是好事，那也要防止转变成坏事。说白了，就是宁可没有好事，也不能弄出来一个坏事丑事来，丢部队的脸，丢团领导的脸。谁都知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一夜传千里呀。团里头头们这种怕丑护短的心理救了孙大个子一命。事情翻个以后，我一直怕他被定个什么罪名，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安排他了。后来，按照我们团里工作组的意见，把孙大个子调到另一个小组，叫老虎岭小组，还是班长。我知道，他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是他的提干问题呢？谁敢想啊。可最不该想的人就敢想。对，就是孙大个子。我们工作组要回团里的时候，孙大个子也就要到新的小组去了。他的脸色还是那么苍白，脸上身上都显得有些消瘦，看着叫人为他心疼。他对我说那个小组更远更穷更艰苦，他说这些的时候倒是显得挺高兴的样子。他说：“我不怕苦，越艰苦越好，我现在就需要组织上给我机会。”他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竟然还劝我安慰我：“我不会破罐子破摔的，我一定能挺住。”话说得很坚决，可说到这的时候，他的眼神里却流露出了一丝犹疑，他有点像自言自语，“我要是挺不住，那就前功尽弃了呀。”是呀，我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我不知该说些啥，我怕伤他的心，只能在心里默默的祝福：孙大个子，你可得挺住啊。

8

在回团里之前，我和老葛一起默默地抛掉了那块大石头。但是我的心却一直被这块大石头压的喘不上气来。一路上，吉普车被山路颠的晃晃荡荡的，我的心也跟着直晃荡，满脑子都是孙大个子的事。我觉得，孙大个子真是倒霉透了。这倒霉的经历，回想起来从新兵连就开始了。先头倒霉的是指导员选了我俩整理那几份破档案，然后倒霉的是又被连长挑到了身边去了长甸连，再然后倒霉的是在即将提干的关键时候，那件破事被连长知道了，再然后倒霉的是团里的工作组里来了个明察秋毫的老葛，一眼戳穿了他的小把戏。亏得倒霉在老葛，救星也是老葛。要不是老葛的心慈手软，就不是现在说倒霉的问题了。可静下心来想，孙大个子这回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是缺点也好，毛病也好，是个什么性质呢。作为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总该弄个明白吧。孙大个子出于往好了说是积极要求进步，在私下里说是为了个人的目的，想法设法去做更能证明自己的进步程度和觉悟高度的一件好事，这件事的动机和过程都应该属于好的性质，至少也不是坏事吧，只是手段和方式方法上出了一些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是演砸了。我绝没有给孙大个子开脱的意思，也没有说孙大个子那么做就是对的。可这事该怎么看呢？拿孙大个子做的那些工作和成绩，和我们这批兵的每一个比，谁能比得过？再看孙大个子每天每月吃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谁又能比得过？还有孙大个子的工作能力和各种才能，就是和我、和大喇叭、更不要说和刘强比了，都比不上他呀。可他不要说敢不敢想提干的事，就是挽回影响也还得使出牛劲来呢。他咋就这么倒霉呢！这回弄巧成拙，整的他雪上加霜的，他以后的日子该多难熬呀，要做出什么成绩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哪。我把这所有的烦恼焦虑，千愁万绪，都怪罪到连长和指导员身上。不是吗，要不是他俩好像有什么血海深仇似的，要不是他俩明争暗斗不择手段，要不是他俩，孙大个子哪会有今天这个处境。哎，真是铁打的营盘不太平，军营也不是避风港啊。

那件事过去没几天，团里宣布了一批进文化队的命令。连新带老一共将近一百人，其中从战士里选拔的就有五十多个。我们这一批兵一下子就选了三十多。我们宣传股的四个按原计划都被选可进来。当时团里那个热闹，那会也根本不时兴喝升官酒送答谢礼什么的，也许老同志偷偷地搞了，我们不知道。我关切的是另一件事，一件和天一样大的事。就是民以食为天嘛，我想的就是吃饭的事。

按理说到了文化队，伙食应该比连队尤其比新兵连强吧，其实恰恰相反。连队有一大帮身强力壮的战士，种菜、养猪、改善伙食也有人力资源，就连帮厨的人都多得排不上队。可文化队的战士灶，伙食就不行了。没有多少兵，有也是散兵游勇，没有劳动力，再说文化队院里又不能养猪放羊的，就是拿那么一点伙食费干靠。文化队院里一共有三个食堂，一个是干部灶，一个是司政灶，一个是后勤灶。司令部和政治处的战士都在司政灶，后勤处的战士都在后勤灶。我刚到政治处时满怀热情，当时也藏了一个小心眼，就是觉得这回可从连队熬出来了，再也不用吃老三样了，到了机关，起码在伙食上可以解决一个大问题了。没成想司政灶的伙食彻底的粉碎了我的梦想，那伙食差的甚至都没法和新兵连相比。可苦了我的腮帮子，继续不断地冒着酸水。后来我才发现，文化队里的兵都似乎不太在乎这么恶劣的伙食了，因为机关不同于连队，毕竟松散许多，总有人在饿得或馋得受不了的时候，想出各种办法给自己改善一下。八小时之外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嘛。但是不管怎么说，吃饭还是我的第一件大事情。对于进文化队的事情，我关注它的最最重要的因素，就在这里。早进一天，早一天吃机关灶，少遭一天罪呀。然而，进入文化队后，我并没有马上实现我的伙食梦。因为文化队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人开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不成文的规矩：新人进来，不会马上就到机关灶去吃饭，一般都会在原来的食堂再吃几个月甚至更长一点。可能是为了显示谦虚吧，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能保持基层本色，也可能是别的，反正都不会马上就搬到机关灶去。你想我那时会是什么心情，度日如年哪，一口一口的老三样，象咽药一样啊。终于我忍受不住了，我劝大喇叭过机关灶去，他不去，老李也说再等两天。我也不用劝刘强，他巴不得要借着这个机会表现呢。就在我挺了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我以破釜沉舟一样的决心，终于在一天早饭的时候走进了机关灶。

那时侯的多少事情我都忘记了，可那天早上吃饭的事却深深的记忆着。我一走进机关灶，老前辈们——我说的是比我进文化队早的战友们都用惊诧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不具备到这里就餐的资格似的。炊事班的战士也在窗口里探头探脑交头接耳的。我突然感到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是不是该和大喇叭、刘强他们一起，在连队再挺几天，争取和他们一起过来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再在连队坚持，也挺不过刘强的，他会死活把我先靠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没别的办法了，既来之，则吃之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啦。我这一吃机关灶，可真象孙大个子说的，简直就象到了天堂一样。和连队比，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呀。没几天，大喇叭和老李也过来了。他们也是坚持不了更长的时间了。就剩刘强还在那坚持着。绝对客观地说，我们那个普通的机关灶的伙食，水平之高和今天的机关灶比也不相上下。我说的水平，不是讲炊事员的手艺和饭菜的味道。我说的是饭菜的构成和伙食的标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食堂伙食或者是我们家里每天的伙食，论品种和质量和那时候根本就一个样，或许质量还赶不上那时候呢。再说价钱便宜呀，一个月也就是十几块钱。我们那时的津贴费一下子就从十二块钱涨成了四十八块。那时候的钱真抗花，至少比现在抗花一百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月的四十八块钱津贴费，至少顶现在的四千八百块。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天吃干部灶的那天午饭，有三个菜，红焖肉、烧茄子、熘豆腐，菜汤不要钱。我从小不吃肥肉，但看见好多年都没见过的红焖肉，焖的烂乎乎的、油汪汪的、红里透亮的，飘出一股一股的香气，我抑制不住自己，买了一碗。旁边桌不少农村入伍的干部舍不得吃整碗，两个人合着吃，再买一个熘豆腐。，我也没注意到。我上来就是一顿狼吞虎咽，一会功夫，一碗大米饭和一碗红焖肉就溜光。我还感觉没满足，又到窗口问可不可以买半碗红焖肉，回答是可以。我就又买了二两饭和半碗肉。那顿饭吃得我满嘴冒油，几乎都饱到嗓子眼了。老葛和几个战士端着空碗走过来，笑着看着我：“那时候我也这样，肚子缺油水呀。”是呀，我都馋的忘了自己的毛病了。那顿饭的后果是，一下子就把我腻住了，那是我在部队第一顿也是最后一顿吃红焖肉。

当我沉浸在进文化队所带来的变化，带来的实惠，带来的喜悦，带来的丰衣足食的时候，我的心情并不是那种尽情的欢畅，那种喜悦是有缺憾的不完整的。有时候很高兴的当口，突然地会从心底发出一阵隐痛，一阵忧虑，一阵惆怅。我会不由自主地设想，孙大个子现在在干什么？他在老虎岭过得还好吗？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象我一样。在我还在家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劳动，在离家不算远的地方住了三天，那是我第一次离家。第二天我就感觉很想家，我坐在河边，望着家的方向心里想，我妈现在干啥呢？我爸现在干啥呢？心里就一个劲地发紧发热。从那以后好像就留下这个毛病。后来一遇到身处艰难困苦，需要亲人抚慰的时候，或是知道亲人有难急需援手的时候，就会涌出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现在可能就更严重了，动不动的就想，地球那边的谁谁现在干啥呢？我那时在工作上已经相对自由了，可以比较自由或说比较自主地去外出采访了，当然是要经过请示报告的。那期间我走过许多的连队和小组，但我一直没有再去长甸连，更没有去老虎岭小组。我根本就不是怕见到连长，那时我对连长已经怀有成见了。我认为他不是一个男人，起码不配做一个男人，他配不配做连长那是别人的事。我认为虽然他的家属被别人勾到了草地上，还坐在了那个卫生员的身上，当然还有别的动作了，这虽然很丢脸，甚至是最丢脸的事了，但是毕竟他一下子就降到了受侮辱的弱者的位置上了，本来是很被人同情的，我甚至都下决心更好地听他的命令接受他的指挥，比我不知道那件事的时候做得更好。但是他小肚鸡肠，与指导员勾心斗角，甚至对自己的部下痛下杀手落井下石，这一系列行为让我深恶痛绝。孙大个子的事情尽管他自己有毛病，但归根结底那是连长或者还有指导员一手造成的。我有时都不敢设想，一旦以后我有机会和连长单独相处，会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我天天在惦记孙大个子，时常无来由地就泛起一丝牵挂，但我还是怕见到他。我怕的是让他看见我的样子，我还怕看见他那一身破烂的军装，怕见到他吃苦受累的样子，甚至怕吃他给我做的饭。我想我除了会写一点东西之外，我还有哪一点比他强呢。难道这就是我的福气吗。命运就这么不公平吗。老虎岭小组，那个比长甸河口更远更穷更艰苦的地方，我天天挂在心上。我能想得到那里环境的艰苦，生活的艰难，工作的艰辛。日复一日，我始终放心不下，我巴不得能帮他做点什么，可是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两袖清风的，象现在所说的跑官要官都是不能想象的。我想了又想给孙大个子写了一封信，什么家常话也没有，在一张大白纸上，只抄了一首古诗：“兵家胜败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9

孙大个子就是孙大个子，他不但没有被挫折击倒，而且很快又卷土重来了。他的脑瓜就是灵，他是天生当干部的材料。面对任何情况，他都能找到应对的办法，放到哪里，他都能琢磨出前进的捷径。我曾经设想过，他要是和我换个位置，他来当这个新闻干事，那我们团的报道工作该会是什么样啊。当然我们一个区区的团级单位也可能就装不下他了。你说他不能写文章吧，可这根本就不用担心，那时候专门有一帮人就是不怎么写东西，光负责出点子，想观点，吹路子，抓典型，我的上级机关的宣传科长、处长，好几个都是这个类型的。可他们比孙大个子就差了一些，因为他们离基层远了一些嘛。我想那些大机关的宣传部、组织部，最适合孙大个子了。然而他却困在那个老虎岭，成天琢磨着冲出连队的区区小事。这根本就挡不住他呀。他后来对我说，他到了老虎岭，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字：穷。和他家那比穷的差不多，甚至更穷。因为这里是深山老林，物质上更加贫乏，按孙大个子的话说，有点像电影《暴风骤雨》里的那个屯子，看谁都象赵光腚，个顶个的破衣喽嗖的。那里的老百姓对改革开放、和平演变啊什么的没什么热情，几乎是漠不关心，就是寻思着怎么才能吃得饱一点，穿的整装一点。孙大个子本来就是苦出身，过日子特别的仔细，连上线路巡修都要换上破衣服旧胶鞋，怕把新军装新鞋磨坏了。但是他对有的村民穷得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自己的破衬衣破衬裤送了人。这一下不要紧，有些村民总是找他打听还有没有什么旧衣服旧鞋啥的，还按打招呼早晚排班等着捡。孙大个子开始是无意，后来就是有心了。他说他认准了一条，凡是群众拥护的事那就是好事，凡是群众热烈欢迎的事那就是大好事。他就留了个心眼，到处去划啦人家不要的破东烂西的。那时候部队的供应也挺紧张的，每人都按标准发被装，再说还时兴学雷锋，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旧东西也不好找。我们刚当兵那一两年，被装要收旧发新，连破裤衩子都回收。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光收旧军装了，再后来就啥也不回收了。当时不行，到处都穷。孙大个子这时候就开动了脑筋，在这上面下了功夫。我后来帮他写讲用材料时归纳出三条，一个是扩大回收面，就叫“一点两线一大片，”就是说立足小组这一个重点上，动员小组两边两条线上各小组的战友们，在营部、连部建立一大片回收的根据地。孙大个子说，有好一阵子我都差一点变成要饭花子了，碰到战友、碰到领导、甚至碰到不认识的兵，就是一句，“我们老虎岭穷啊。”孙大个子在战士中间有人缘，慢慢的，两边小组的战友们，陆续地捎来一些破旧的东西，连部那边也有个兵专门给孙大个子盯着。他向谁要好了什么东西，就先叫那个兵给保管着，等他到连队集中的时候一起带回来。第二就是降低收旧标准，不管多破多烂多脏，一律照收。这样的结果是一下子把回收的数量搞上来了。那些穷苦的娘们也是能工巧匠，废物利用变废为宝是她们的看家本事。有的把破烂毛巾从中间撕开再从两边缝起来，有的把破袜子的袜腰缝上重新穿这一头，有的还把破棉帽子改成大手闷子。反正不管孙大个子收回来什么破东西，到了老虎岭都是宝贝了。第三就是打提前量。春秋两季换装，老兵退伍，人员调动，甚至有家属来队，都早早打招呼，预约预定，不留死角。听着孙大个子讲这些的时候，我就能想到那样的场面，每当孙大个子或是小组的战士背着那一包包的烂东西从连队回来，那个时候就象是老虎岭的节日一样，等不到他们进到小组，男女老少就会拥围着争抢着，特别是那些老娘们，这些破烂物可解决了她们的大问题了呀。孙大个子自豪地说，那一阵子，老虎岭所有的人，身上保准穿着有我送给他们的东西。那时候，孙大个子在屯子里说话管用，村民都听他的，也都信他的。到后来，孙大个子他们上线路巡修检修什么的，每次都有人跟着一起去，帮着背工具，帮着扛电线，说是军民团结护线，其实也是想早点看看那边的小组又捎来了什么。怎么说这也是好事吧，那一段，他们小组的线路也维护的特别好，老百姓都愿意帮他们，有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赶紧跑来报告。小组的全面建设也就给带起来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孙大个子的名气又响起来了，而且是军队和地方同时叫响了。县里把老虎岭小组树为拥军爱民的典型，营里把孙大个子树为艰苦奋斗的典型。再有就是这一段时间，连长也没再把他怎么着。可能看着自己把一个兵整得那么惨，人家也没说啥，该干啥还干啥，还尽给他干长脸的事，也可能他也怕把孙大个子逼急眼了再出啥大事，到时候新帐老帐都翻出来，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孙大个子在连队就宽松多了。他就煞下心划拉破烂。

我们当兵第三年年初的时候，团里开讲用大会，其实就是现在的年终总结。每连一个领导加一个先进代表，一共一百多人，在团招待所集中，开了三天，每个代表都讲自己的材料。然后选出团的典型到上面再开大的讲用会，再选。这么一层一层的，最后一直选到全军。孙大个子作为他们营的典型上来了，他在前一天晚上来的，到了招待所就赶紧找我，我在大会材料组。他求我赶紧帮他整整材料。我知道他的材料肯定不行，他的心没用在写东西上。我连夜和他一起重写，他说我写，他就给我讲这一年他捡破烂的事，我一边听他说一边写，心里那个激动啊，现在说其实是心里难受。孙大个子啊，你遭了多大的罪呀，你这事迹这就足够了。比那些假模假式的胡言乱语强百倍呀。我在他材料的最后面写道，我不在意有人叫我是捡破烂的，如果人民群众需要，我就捡一辈子破烂，如果革命工作需要，我就当一辈子红破烂。

“破烂王”在讲用会上叫响了，孙大个子成了全团的典型。还被推荐去参加了上一级的讲用，就是师一级的。但再也没被往上选，这是孙大个子的最高潮。那时候，我也认为乾坤被孙大个子扭转过来了。他又站在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上了。也许，或者说肯定地说，他就会实现他的梦想了。

一个人的命运，一般就在那么几步，甚至只有一步。那一步走出去了，或者说踩到点上了，这一辈子就全妥了。如果每个人都回想一下，人人都有这么一步。当然回想的结果大多数人是后悔。就象下棋一样，最后的杀招或说胜负手，虽然确实好看，是点睛之处，然而它不是整盘的关键。关键的步子早在前面或是许久以前就走好了。那里是人生的转折点，是你的命运的要害之处。在这里，棋高一招全盘就赢，棋错一步满盘皆输。像一个岔路口或是三岔路口，，你走哪一条都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没有指引，没有路标，却有一双手在推着你走其中的一条。多少年以后，每个人都会感叹：要是在那时候，我走了另一条路，我做了另一个选择，那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孰不知，在当时由不得你自己选择，你想一想，你当时的所谓选择，实质上是你自己命运的驱使，有时连你自己都不明白你怎么就走了那条路。所以多少人至今在捶胸顿足：我当时怎么就鬼迷心窍了，我怎么就选了这条路了呢？我们不明白，我们没的选择，那是命中注定的道路。有不少人或许会说我这是迷信说法，不过你自己想一下，不是吗？那种现在看来或是义无反顾的、或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绝对是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多种作用聚集的结果，谁也抗拒不过的。而且象有些人爱挂在嘴边的“消逝了的就永远的消逝了”。这个命运的关节点一经过去，你的命运就注定了。后面的只是蜿蜒起伏的变化了，绝少给你一个新的机会再来一次选择了。可是我们就象当事者迷一样的懵懂着。孙大个子和我们大家都以为，他现在又到了一个路口了，而且有可能就要转向那条没有任何宣示、但却预示着无限风光的光明大道了。我们那时怎能明白，转折只有一次，后面都是它的延续罢了。

当孙大个子在老虎岭拼死拼活地折腾的时候，这期间团里又研究了一次干部提拔。但是他那时还没怎么干出名气来，要论成绩和事迹，他还排不上号。在有些领导的眼里，对他的印象还没扭转过来，那块一百多斤重的大石头，虽然被我和老葛推到了深山沟里，甚至没人再能找到，但是它还没有彻底的从孙大个子头上掀下去。所以这一次机会他错过去了。虽然可惜，但我觉得孙大个子要是照现在这样坚持干下去，机会还是有的，知耻后勇后来居上的先例多的是呀。孙大个子前面的道路是平展的而又能看得见的了，何况他很快就成为团里的典型了。但是现实却应了世事难料这句老话。这回不是孙大个子自己的问题，是整个部队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提干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人物已经轮不上提干了。

这个变化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这个变化成为一股潮流甚至是一股洪流的时候，再想应对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顺着时间的线索把整个变化按顺序捋了一下，我发现这是孙大个子前进路上的又一个坎。从大的形势上讲，这是他和别人都左右不了和控制不了的。其实这个变化在我们当兵的第一年就注定要来临了。我们当兵的时候，参军入伍，并不算是非常热门的出路，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多少人家还都在作着升学梦、务工梦、留洋梦和各色各样的理想梦。

孙大个子在老虎岭捡破烂捡的威风八面的，说实话那是深得老虎岭所有人的爱戴。当然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就更不用说了，山里的女人，哪见过孙大个子这样的男人哪。在城镇都能迷倒一大片的孙大个子，成了老虎岭女人们的稀罕物，成了老虎岭几乎所有年轻女人爱慕的对象。再说老虎岭那个穷山村，物质贫乏民风粗犷，道德水平也比较低，百十口子青壮男女白天口无遮拦的，暗里也比较随便。一些女人有事没事的就往小组跑，有话没话的也拽着孙大个子瞎唠。在这方面，孙大个子和我不一样，或者说我和孙大个子不一样，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虽然经过了指导员的“强化教育”，但是距离开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呢。而孙大个子不同，他对这些事或者说和那些妇女之间，连窗户纸都没有，都是过来人了，所以孙大个子也没抵抗住她们的“腐蚀”。那时候我们把这类事情都看作是对部队的腐蚀。我知道这事之后的第一个感觉是疑问：究竟是孙大个子为了这些腐蚀去费尽巴力地捡破烂，还是捡的破烂招来了这些腐蚀呢？孙大个子啊孙大个子，你还是大大地狡猾呀。“我狡猾个屁呀！”孙大个子自嘲自骂。后来小组的另一个同年兵也被腐蚀了，他俩就一个在东屋宿舍大屋里，一个在西屋储藏室的小屋里，和那些姑娘媳妇搞“文体活动”。本来也相安无事的，就连村里的男人们也没什么受到贬低或受到侮辱的表示。倒是后来小组又分来一个新兵出了事情。那新兵年纪不大，刚来也人生地不熟的，还没被腐蚀哪。有时候小组一来女人，孙大个子他俩就找些事情让新兵出去干，新兵就慢慢知道了咋回事，但是也不敢吱声。有一回孙大个子他俩“活动”的时间长了一些，忘了新兵这个茬，那个傻新兵也没敢进屋，就偷偷下到小组的菜窖里睡了半夜。后来孙大个子给那新兵好一顿道歉，但没想到那新兵正是想家的阶段，写信向家里诉苦的时候，把这事说了出来。又摊上一个心疼孩子的家长，把这事写信报告了团里，这件事才暴露了。按说这样的事在外线维护连队也不算希奇，但是孙大个子是典型啊，这时候团里对他正在犯愁，不知道咋安排他呢。为防止出什么大事再砸了典型的牌子，就先把孙大个子调回了团里这边。

刘强知道了这些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老姚，老姚本来就觉得孙大个子是他提干的最大威胁，这个机会哪能放过，就在六连散布起来。这一下搞的孙大个子灰头土脸的狼狈不堪，在谁的面前都抬不起头来。那些新兵以前还管他叫“孙老兵”“孙老兵”的，现在竟然“破鞋”“破鞋”地叫他了。

想当年那些相濡以沫亲如手足的同乡兵、同年兵，现在竟然是一个个如狼似虎互相残食的对手。在仅剩的一个提干位置面前，都象饿狗叼着骨头一样，都硬挺着，都不松口。可悲的兵，可敬的兵啊。

我俩在宿舍里喝着吃着唠着。孙大个子觉得热了，脱下了他的军上衣，又从裤腰带里抽出个布包，放在桌上。我一瞅，是个烟荷包。“十里香给做的”。他解开荷包绳，里面露出一匝磨的飞了边的信，“都是十里香来的”孙大个子又系好荷包。他说，他把十里香的信带在身上，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在连队是无密可保，经常有人以各种名义撬床头柜，那是战士们唯一的放私人东西的地方。不怀好意的人希望从这里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作为置对手于不利地位或直接置于死地的武器。孙大个子也没什么可放的地方啊，身上就是衣服裤子各是两个兜，装盒烟都勉强，正好十里香邮来这个烟荷包，装上她的信掖在裤腰带里，看着方便也安全。

酒喝的多了，又有了能和他说心里话的人，孙大个子的话就止不住了。他平时的一肚子委屈一肚子气，才有了发泄的地方。他说着说着，眼睛里闪闪亮亮的，“你说我咋能挺过来呀！十里香啊，她逼我挺着。她说了，我不挺着，我爸那么多年的心血就白瞎了，她那么多年的指望就全没了，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不挺着，我就对不起她呀！”他拍打着那个烟荷包，“我在这强挺着，她能好受吗。她是一个礼拜一封信哪。”我明白，十里香就是他的精神支柱呀。

借酒消愁愁更愁，酒不醉人人自醉。孙大个子躺倒在了床上，还在自我反省般地叨咕着，最后就说起了酒话。又念叨起他的“黑糊糊的，热乎乎的，粘糊糊的”十里香，还胡诌八扯地说什么，这回在老虎岭可让他见识了女人的那个地方了，他说是千奇百怪各不同，有圆的，有扁的，有长的，还有各种颜色的。可千好万好也没有他的十里香好。他还说，老虎岭的女人都佩服他，都夸他“你的大，你的硬，你的好”。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醉话还是真话，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清醒着，我甚至没有听他继续不断地又说了些什么，我的心已经飞到了别处。三年多以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即将走上各自岗位的新兵，在同样的彻夜长谈。昨夜今夕，一切历历在目，命运如此淡漠，人生世态炎凉。那时我们青春少年英姿勃发，转眼间，竟然象梦一样消散。我们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孙大个子的变化更大，虽然他还穿着战士的军装。在我们原先的谈话里，虽然也经常出现女人的话题，但是那是他在打闹逗乐之间捎带出来的，我们谈的唠的大多是积极上进的内容，是互相鼓劲的话题，而现在，我们唠的嗑谈的话，已经没有了青春的锋芒和进取的锐气，竟然还要靠那些很肮脏很龌龊的东西来填充。就在孙大个子还在念念不忘他的提干进城的梦想的时候，我隐隐觉得，那个忽闪忽闪的航标灯，已经遥遥的远去，几乎就要看不见了。哎，孙大个子的梦想！

这是我俩第二次彻夜深谈，也是我们最后的见面。我们当时谁都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点。

关于他出事的原因，众说纷纭，虽然我从工作出发，也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最后一锤定音，写出了盖棺论定式的事迹材料，当然也是经过团党委集体讨论通过的，并最终放进了他的档案，甚至写在他的生平简介上面，但是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孙大个子是不是希望这样的生平，他想不想要一个这样的闪闪发光的轰轰做响的生命的结尾。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心愿，我多么希望这些都是真的，我多想他能带着这样一个结尾在地下安眠，就象当时报纸上经常出现的话：奏响生命的最强音。但那真的不是真的。人们都说，英雄的行为是偶然的，但英雄的出现却是必然的。这话用在孙大个子身上并不合适。我这里不想继续评论孙大个子是不是属于英雄的问题，我只想告诉大家，孙大个子出事是必然的。不管他最后出什么事，反正他一定会出事。剩下的就是在什么时间出，在什么地方出，还有就是出什么事了。

我们都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就会有一样的感觉的。孙大个子多难哪，当兵三年多了，连受各种打击，唯一的愿望也没有实现。那样一个刚强的人，每天还要强做欢颜，忙前跑后的表现自己，整天以假面示人，他的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呀。这要换是我，我都忍不了三天，也可能一天就疯掉或者跑掉了。可孙大个子毕竟是坚强的，毕竟是有超人的顽强，他没有倒下去，至少在别人眼里他没有萎靡下去，他还在奋斗，还在用尽最后的力气去争取，争取那不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争取实现它的脱胎换骨梦想。

现实地说，孙大个子当时无路可走，他又无法选择，他没有选择，也由不得他选择。就象我们当时所有人一样。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有福气的人。都由不得我们选择。转折点早已经过去，前路已经注定，命运已然如是，你只有被推着前行了。本来一个大好年华的有为青年，被压迫着青春的激情，被抑制着火热的天性，被消磨着那不算奢求的理想，谁能体会他的滴血的心情。我想，孙大个子当时就象被人把脑袋摁在水里一样，他再顽强，还能憋多久，憋不了多久的。他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点，一个不是爆发就是死亡的时刻。然而孙大个子并没有爆发，尽管他也确实是想在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也来一个爆发。但是那种要命的爆发，是所有喜欢他爱他的人所不能接受的。虽然我把他的最后时刻，在他的事迹材料里写的轰轰烈烈，虽然团里又以次作为依据，给孙大个子冤屈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十分靓丽的句号，但那确实不是真的。

11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参加团党委的学习，是代替管教育的干事去做记录。突然有人冲进来报告：“六连的破烂王出事了！拉卫生队抢救去了！”所有人都忽地一下子冲了出去。卫生队门前聚了一大堆人，六连的连长、指导员都在。一个脸吓得煞白，一个紧张得脖子通红，都在那擦脑袋上的汗。他们的兵万一有个好歹，他们的前途就到此为止了。一个战士涕泪满脸浑身颤抖，一个劲地在那叨咕：“那马毛了，那马毛了，那马毛了……。”当时几个目击者七嘴八舌地讲着事情的经过。六连的指导员一个劲地引导着，急切地想把事情引上英雄壮举的轨道。

如果排除六连指导员的引导，光讲一下事实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孙大个子和另一个炊事员,就是那个吓破了胆的小兵，赶着马车往连队的地里送土豆种子。两辆马车，孙大个子跑在前面。不知孙大个子怎么想的，他突然在马车上站起来，站在车辕上，一手抓着马缰绳，一手挥动鞭子，还发出一声声“驾驾”的呼喊。鞭子发出一串一串的脆响，马车也越跑越快。后来不知道是鞭声惊了马，还是他的喊声惊了马，或者是马根本就没受惊，反正马就飞快地跑起来。坑洼不平的土路，马车又抖又颠又摇又晃。忽然又硌上一个深一点的坑，一下把孙大个子从马车上颠了下来，转眼之间，马车从他的头上、胸上辗了过去。就这么个过程，没有任何加工，没有任何虚构，就这么发生了。这件事出的绝对出乎我的意料，这怎么可能呢？孙大个子疯了吗，不可能啊。

抢救的过程紧张的令人窒息。我趴在卫生队急救室的窗台往里面看，透过纱窗影影绰绰地看到白衣白帽的医生、卫生员在忙活着抢救孙大个子。一会里面传出来“要危险了，”一会又传出来“要打开胸腔做心脏按摩了，”一会又说“心脏又跳了几下”。但是突然之间，真的我就感觉是突然之间，抢救停止了，急救室的人都陆续地出来了。我看到卫生队长紧张地向团领导汇报着什么，团领导也都拧着眉头。一片死静。他死了，我的理智预感到了，但是我的感情不相信。卫生队长刚在团领导那里转回身，我就冲过去抓住他，“他死了吗？快说呀！他死了吗？”卫生队长一愣，然后默不出声地推开我，又回到急救室。一会消息传开了，孙大个子死了，他确实死了。

卫生队长是个骠悍的蒙古族人，他的故事和他治的病人差不多一样多。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有时还以父亲的姿态照顾我。他的为人纯朴豪爽，豪爽的放屁都从来不拖泥带水，嘎巴溜脆的。然而今天他太反常，太反常了。我看他并没有继续指挥大家处理后事，而是回到他的办公室默默地坐在那里，就进去问他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一反常态，支支吾吾，完全不是他的作风，这使我更加疑问，就更对他穷追不舍。他终于告诉我，几分钟前，团领导已经告诉他，对孙大个子最后的情况和抢救过程，要作为机密，作为一条纪律，不准外传，违者要严肃处理。他已经通知了在场参加抢救的所有人。

机密？纪律？为什么？我恳求着，抓住他的大手就是不放。最后他想了又想，对我说，你是政治处的，你可千万别出去说呀！我说我不会说，你告诉我吧，我不说！他磨磨叽叽地又推托了半天，看我都要急出了眼泪，终于嗫嚅着吐出几个字：“他，他，……,他骂共/产党……。”简直晴天里一声炸雷，活生生把我震晕，想都不敢想的事竟然发生了！

我说的是这件事确实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放到现在，我也不敢，或者说我是根本就不想去骂，我为什么要骂？就连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也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违的。然而孙大个子怎么会呢？！我千思万思不得其解。

孙大个子如果骂了连长，这是绝对可能的，我会举双手赞成的，或许还会和他一起骂。他骂连长不但情有可原，还骂的有理，那连长就是该骂。他和连长可以说是有深仇大恨，是连长一手制造了他倒霉的转折点，是连长毁了他几乎就要实现的梦想，折断了他理想的翅膀，让他狠狠地摔下来，让他丢尽了脸。要是他在临死前狠狠地痛快地大骂连长一顿，也许会使团里发现孙大个子的冤情进而狠狠处理连长。孙大个子要真的这么骂了，这也多少会出一口恶气。然而他没有，或者说他确实骂了，但他骂的不是连长，而是谁也不敢骂的共-产党呀。

孙大个子为什么骂共-产党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翻来覆去地琢磨这个蹊跷的问题。多年无解。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写孙大个子的故事的原因。然而随着我的年龄慢慢大了，随着阅历得多了，对人对事都多了一层理解。就像美国有个电影演员，他六十多岁才敢去演他三十多岁时就想演的一个角色。他说我现在才理解这个人。尤其在我也经历了一些艰难困苦和人生磨难以后，我豁然开朗。举个例子说，我们大多数人遇到生气的事，或是不顺心的事，甚至是感觉疲劳身心交瘁的时候，都会顺口骂上一句，中国人大多骂的是“他妈的”或者“X他妈的”，外国人大多骂的是“FUCK”或是“SHIT”，这都成了国骂了。这与文明不文明无关。你想，我们遇到一点不如意都会骂上一句，那孙大个子呢？

他在临死之前，铁定是在瞬间回放了他短暂的一生，他铁定是觉得这一辈子活得太憋气了，太窝囊了，太倒霉了，甚至把他倒霉得马上就要死掉了。他肯定是想大喊一声，尽全力吐一口郁闷多年的怨气。弥留之间，他找不出更解气更赶劲的话，找不出更能表达自己的愤怒的对象，甚至连骂连长都感觉没有意义了。

他肯定感觉到了，生命正在离他而去，可能已经剩不下几秒钟了。他可能知道再不说点什么喊点什么，他这一辈子就真的窝囊到底了。他就要象山间夜色下的小溪一样静静地流走了，他就要象秋风里的小草一样地无言地枯萎了。然而，他本是个想干一番大事的人，他也确实是一个能干一番大事的人。如果给他机会，他一定能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的。但是这么一个本该轰轰烈烈的人、在本该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华里，却整天逆来顺受的被压抑了这么久，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太苦了，他太亏了，他太惨了，在离去之前，他必定要做一件最逆反、最痛快的事情，还他轰轰烈烈的本色。他要惊天一呼，象琴弦拨断瞬间一声爆裂的绝响。

没有几个人听到这一声绝响，没有多少人知道急救室发生了什么，人们大多只知道那个孙大个子被马车轧死啦。

当天晚上，团党委几个常委连夜开会，到会的领导迅速地统一了思想，同时也统一了口径：孙大个子同志是见义勇为，舍身拦惊马奋勇救群众的英雄，团党委要马上向上级汇报孙大个子同志的光辉事迹和英雄壮举，为他呈报烈士称号。同时要立刻组织力量，总结宣传孙大个子同志的成长历程和高尚品质，立即在部队掀起学英雄思想、走英雄道路的活动。

直到今天，我也理解团领导当时的苦衷。部队死了人是最大的大事，上面是要一层一层往下追究的，这对我们团那些也想进到大城市，也想往上活动活动位置的团级干部来说，无疑是坐上了一颗炸弹，一旦炸响，随时都会炸掉他们现在的宝座，炸毁他们进城向上的美梦。对这个心理，我在后面的故事里有更深的理解。再说，要是孙大个子临死前骂共产党的事露出去，那就是出了大的政治事故了。这些团领导也丢人现眼，几年也别想缓过来了。另外团里还特别强调，不准乱传小道消息，若有造谣和诬蔑英雄的情况发生，一定严肃处理。

那天深夜，当我知道了团党委的决定，给他立了二等功，我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一方面，我的精神还处于震惊和悲痛之中，没有更多地去想孙大个子以后的事情。另一方面，我的直觉是觉得这件事真是有点滑稽，英雄啊，孙大个子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他没有得到；而现在，在他最逆反的时候，在他爆炸了——这是后来人们愿意使用的一个说法——以后，他却得到了。

多年后的一天，我和慈父般的卫生队长在长春的一个餐馆喝酒。他兴致很好，喝了一瓶多白酒，我借着酒劲问他：“如果抢救那时候，孙大个子不骂共-产党，他会不会死？”这个问题，我藏在心里这么多年一直不敢问，问得不好了，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呀。他透过眼镜望着我，那是沧桑的目光，半天才说：孙大个子的材料不是你写的吗？那里面不都写清楚了吗。然后，我们对坐无语。

烈士孙大个子的那份事迹材料，我写了两天两夜，厚厚的一百三十多页纸，这是我到现在为止，为公家写的最长的东西。我虽然是接受的团里交给我的任务，但更多的是我自觉自愿的来写它的。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清醒了，该为孙大个子做点什么了。他满含怨气两手空空而去，这是不合情理的，是在我的感情上说不过去的。我能在他的生平和事迹材料上尽我的一份力量，让他有一个好的人生结尾，有一个好的名声，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到今天我也这样认为，宁可让孙大个子在地底下骂我，骂我违背了他的意志他的本意，胡编乱造他的最后的光荣，也不能让他背着恶名，生前死后都遭人唾骂。

孙大个子的尸体火化的那天，他的母亲和继父赶来了。他们就差几个小时没有赶上火化。陪同来的还有一位他们县民政的女科长。我们主任对刘强说，都是你们一个县的人，你这几天陪着他们吧。可刘强看见那个象女民兵连长一样的女科长，脸都吓白了，推三阻四地找个理由跑掉了。这时我才知道，那就是十里香，就是孙大个子日思夜想的十里香，就是那个“黑糊糊的，热乎乎的，粘糊糊的”十里香。半年后，当我经历了又一次战友的生离死别的时候，我庆幸孙大个子这一次，他的父母和十里香没有看到他的遗体和遗容。这就好比少往他们的伤痕累累的心口上，再砍上最深最狠的一刀。

我在团里招待所的门前徘徊反复，始终没有勇气进去。我不知道我该对两位老人还有十里香说些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给他们说孙大个子的事情。我想我要是原原本本地说实话，那很多人都不愿意的，甚至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是我要说假话的话，也就不用我来说了，很多人会在一天讲上几十遍。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来了，又要静静地走了。

听说原来老人同意团里的想法，把孙大个子的骨灰安放在团部驻地的烈士陵园，只想把孙大个子的那套破烂行李带走，他家里也穷啊。但是十里香不同意。她劝阻了老人，没要孙大个子的任何东西，她说睹物伤心哪，还是都烧掉吧。但是她坚决地要带走孙大个子的骨灰，要把它放置在他们县的烈士墓地——他的故乡的土地上。这就是十里香，这就是和孙大个子息息相通灵欲交流的十里香。

从我写孙大个子的这个故事开始，每当往电脑前一坐，眼前总是显现着一个画面：那天晚上，我站在宿舍窗前。宿舍的窗户正对着花坛，花坛里的美人蕉在露水里闪着微光。前面一条平展的土路直通军营大门。在路灯下，团里有关领导去给孙大个子的父母送站。军人们高大魁伟的身影旁边，两位瘦小的老人双手空垂、蹒跚而行。十里香在后面缓缓地走着，手中一个人造革的旅行袋。她没有象现在流行的那样把那个包抱在胸前，她就那么拎着它，象牵着孙大个子的手领他回家一样。人群向右一转，被围墙挡住，向火车站去了，就象突然间消失了一样不见了。这时我突然象是从一场梦里惊醒，我知道，我永远的失去他了，我的战友，我的兄长。

“孙大个子，走吧，跟十里香回家吧。”写到这里，我泪如雨下。

写于2007年.长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