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一一一个普通农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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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湖北罗田三港那一带，伯就是父亲。伯生活于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即二十世纪，对于年轻人来说，似乎显得比较遥远；但是，对于老一辈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令人记忆犹新，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一个翻天覆地、轰轰烈烈的世纪，在成立新中国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农民翻身当了主人，进行了土地改革，从初级社、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面推进了改革开放，国家一步一步地健康发展强大。

建国初期五几年的时候，伯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年轻人都积极上进，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劲头，伯也是这样。伯年轻的时候，身体特别好，身强力壮，特别能干，特别能吃苦，有使不完的劲，很早就入了党。土改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他工作积极，勤奋肯干，得到领导的赞赏。五八、五九年大跃进期间，伯是当时的积极分子。

六十年代初，伯就当上了大队干部。他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处事公正，受到群众的一致赞许。大队各村有些纠纷扯皮之类的事，大队总是叫他去处理。他不偏不倚，摆事实、讲道理，处理完的事大家都心服口服。他文化不高，但看问题全面、深刻，说话很有份量，句句在理。大队小队开会，大家都愿意听他讲话，好像他一讲话就能一锤定音。他为人表率，干活带头，不怕吃苦，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从不从大队往家拿东西，是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大家公认的老好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结束了，大队办的大食堂也撤销，群众不再吃大食堂。但遇上了59、60、61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缺衣少食，生活困苦，粮食不够吃，有地瓜吃就很不错，很多家庭吃糠咽菜。伯家没有粮吃，经常向人家借，面子上很不好看。妈经常挖野菜，做糠粑代替粮食。我吃妈做的糠粑，好几次解不出“大手”来，妈只好用“手钳”往外抠。为了给伢儿们多搞点粮食吃，妇女们利用在“稻场”打谷或打麦的机会，偷偷用口袋铲些谷或者麦子先藏起来，等小队把粮食从稻场上收走后，妇女们再在夜里私分藏下的粮食。大队在有的村发现这种情况后，就经常派人监视，一有疑点就搜。伯当时负责自己住的塆，妇女们最害怕遇到伯，大家都知道伯坚持原则，要是让伯碰到了，就会要交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大队干部都被批斗过，包括书记范成恩、老书记聋子一爹、大队干部彭九舟、财经主任徐国群、主办会计架子爹、民兵连长和舟等，就是没有人要斗伯，因为他没有什么“民愤”，可见他的为人好。

六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兴修水利，罗田到处修水库，大有遍地开花之势。有卢莫崖水库、九资河水库、凤凰关水库、范各冲水库、八一水库、红卫水库等，还有栗子坳改河工程等。做水库是个重苦力活，整天就是挖土、运土、打夯、打钎、放炮炸石头、炸土方这些重体力劳动，体力消耗大，食堂伙食差，危险性大，经常发生事故，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印象中伯几乎年年都去修水库，总是不在家，多数时间在水库上，他是大队带队负责的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苦干，从来不顾家。尤其是凤凰关水库好像修的时间比较长，伯在那里干了好几年，有时回家一天半天的，洗个澡，换一身衣服，拿点腌菜就又走了。

六十年代前期，三港管理区设在祠堂塆。机关有五六个人在此上班工作，还挺热闹。特别是县电影队和县剧团经常到这个小山村来放电影、唱戏。放电影是在继平大哥老堂屋和右边一间房的窗户前挂幕布，继平大哥家和我们家前面是一个连起来的“大门口”，再往前面是一个“稻场”，那时看起来好像很大，看电影的人就坐在那里看。我们家屋的后头是一个大竹园，面积也很大，竹子很多，都是楠竹。再往东北边，是一座小山，有个山坡。每逢县里来了剧团唱戏，就在竹园中间的“平场儿”搭个台，群众就坐在山上看戏。但是每次不管是放电影还是唱戏，都要发电。发电机是电影队或者剧团自己带来的。发电机发电时需要冷却，每次都要准备一个大水缸装水，要有个人不停地挑水。这个任务每次总是伯来承担，所以伯基本上没看成电影没看成戏，忙着挑水，乐此不疲，为大家服务。

伯特别崇敬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总是随身带，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学。在“极左”的那几年，一有“最新指示”（毛主席讲了话），伯就按照上级要求上街游行庆祝，喊口号。伯没有读书，可以说没有文化，但是，他硬是在工作中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认识了一些字。为了宣传毛主席指示，没有人安排，伯主动当起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特别令人印象深的是，他每天一大清早就起床，到“前头嘴儿”用广播筒喊读毛主席语录。广播筒是用白铁皮做的，有大小两种，大的长约五十厘米，小的长约三十厘米，前面是喇叭口，有菜盘子那么大；后面是放嘴巴的，刚好嘴巴那么大，对着喇叭筒一喊，声音很大，传播很远。伯就朝着清水塘、下老河、杨各的方向大声喊读，中间有个大田畈，地域开阔，广播效果极佳。他对着广播筒一喊，整个声音在空旷的大畈里回荡。伯按照毛主席语录从前至后一条条地念，其中念得最多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伯喊读毛主席语录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喊，之后再出早工干活，很有毅力，一般人难以做到。

1966 年５月，党中央号召全国“破四旧，立四新”。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当时一些老百姓还比较信迷信，经常求神拜佛，伯就坚决反对，特别反对算命。当时，有算命先生到塆里来了，伯就跑过去，赶人家走。如果不走，就摔人家的胡琴。后来算命先生只要听说来德明了，就赶紧起来跑。对门塆后头有座山叫“感应山”，山上早年就有座庙，是佛教寺庙，供着观音菩萨等。上面要求破四旧立四新后，庙里的泥菩萨被一些“二杆子”给打得稀巴烂，庙也被拆了。伯没有参与这些活动。但是他在家里“破四旧”，不让“供祖人”。逢年过节的家里“供祖人”，妈往桌子上端菜，伯就往下端菜。妈哀求说，你这样要不得啊！可伯就是不听。伯还干过“截萝儿”的事。当时，虽然反“四旧”了，但是送礼之风依然盛行，路上送礼的人时而出现，手上提一个“篾丝萝儿”，里面装有“几紫儿”油面，油面两边摆着鸡蛋，一边摆五到十个左右，到亲戚家送“毛珍礼”、生日礼什么的。伯如果看到了，就到路上去截，二话不说，上去就拦住他，把萝儿截下来，“没收了”，交给大队，以示惩罚他下次不要再送了。“截萝儿”是个很不地道的事，一般人拉不下这个面子，因为大多是四里八村的熟人。可是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反对愈演愈烈的这种不良风气，硬是拉下脸来去干。后来，因为“截萝儿”这种做法不太好，政府也没有太坚持。当然，伯也只截过屈指可数的几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大队开始分田分地分山林，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伯是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步步过来的，对大集体有着深厚的感情，就对土地承包责任制有十二分不理解，想不通。他自言自语发牢骚说：共产党变了，集体这条路这么好不走，非要走资本主义的路，把田地山林分给私人，这不是回到从前了吗，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伯一直想不通，心里不痛快，好像得了抑郁症，整天耷拉着脑袋，一脸的不高兴，见谁都不说话。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伯是个地地道道、本本分分的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感情的朴实农民。后来，经过几年的思想斗争和改革实践，伯也逐步理解了承包责任制，看到了分田分地分山后的好处，群众勤奋了，粮食多了，有吃的了，山林也“蓄”起来了，有柴禾烧了。

七十年代后期，大队开办了林场、茶厂、副业队，伯经常为这些单位的建设发展出谋划策，指导工作。为了发展经济，搞增收，大队决定再建一个砖厂。这项任务又交给了伯。河南省离我们那儿不算太远，河南人早就开办了砖厂，有丰富的办砖厂制砖的经验。伯先后“四上河南”，到那里去调研，带人去学习取经，去买制砖机，去请师傅等。由于大队的资金紧张，每次去，伯在路费上和吃喝上总是省了又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砖厂终于建成了。伯又亲自参加制砖烧砖实验，直到出砖。有一次制砖机将伯的手打伤了，他手上缠着绷带仍在砖厂里忙乎，别人劝他休息，他说，我没事。为了砖厂的建设，伯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累，而砖厂也给大队增加了可观的收入。

伯是个有情义的人，重情重义。伯小的时候，家里要让一个孩子念点书，伯说，让德新去吧。德新是伯的弟弟，我们叫他德新三爷。于是，德新三爷和德纯大伯一样，读了点书，弟兄三个就伯就没有读书。德新三爷后来参加了工作，一直在合作社系统工作。六几年的时候，德新三爷的妻子——我们叫细三爷，也跟着三爷找了点事做。不过，他们经常调换工作地点，先后在大崎、李巴墩、大河岸和县城等地工作过。每换一次工作地，细三爷就要跟着德新三爷一路“转移”。可是他们的伢儿小，自己走不了路，加之还有些家当。所以每次调动，都要找伯帮着搬家。伯就找来装谷的萝筐，一头装东西，一头装伢儿，有时候两头都装伢儿，百把斤重的担子，走一天的路，可是辛苦。这样的事儿我记得有过好几次，有时候大夜里才赶回家。

58年大跃进，大队将群众集中起来居住，开大食堂，集中吃饭，过“共产主义生活”，到处都拆屋，我们家在祠堂塆的老屋也被拆了，搬到中老河去住。记得住的是晚德细爹家，他们家是五档屋，中间一个堂屋，两边都是一个连二的厨房加两间房。他们家两个老头加晚德，共三个人，住屋的一头，给我们住另一头。我们管老人叫“三爹三大”，人非常好，大小事都关照我们家，从未发生过矛盾。1958年农历十月初七，我的三弟在那里出生了，两个老人帮着跑前跑后、忙这忙那的，缺东西就从他们家拿。我们家一直记着“三爹三大”的恩德，时常念叨他们。60年左右，大跃进之风开始煞车，大食堂也取消了，我们又搬回到祠堂塆，但是没有屋住。伯就做屋，不仅做自己的屋，还把三弟德新的屋也一起做了，两档，一个连二的厨房加两间房。做屋可是一项大苦任务，先要犁田、剁草、践泥巴搭砖，晒干后码起来，做屋前再挑回来。做屋那几天更是操心累人，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伯手上做了四五次屋。后来，德新三爷调到县社工作，细三爷则回到了祠堂塆，一回来就有屋住。

“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批斗过了“走资派”，再批斗知识分子。在骆驼坳中学教高中数学、带毕业班、顶顶有名的万祖应老师被下放回了乡。万老师一米七八的大个子，身材魁梧，一筒大料，但书生气质，缺乏劳动锻炼，体质一般，经常生病，而且一生病就是急病。六几年的时候，有好几次万老师得了急病，大多数发生在夜里。伯就去叫瑞恩二爹或者光明二爹等人，用“竹床”将万老师抬到骆驼坳卫生院或者罗田县医院去看急诊。一百三四十斤的人加上担架，一二十里路程，黑灯瞎火的，高一脚低一脚，真是气亏，伯没有一点怨言。

我们家弟兄老妹多，四男一女，加大人共七个人吃饭，围一大满桌子。伯和妈扯这一大家子十分不易。孩子都小，家里缺少劳力，每年都是“出钱户”。那时，在人们的观念里，“出钱户”是不光彩的，我们感觉好像比别人低一等。由于人多粮少，我们家平时都是吃“清粥儿”，来了客人，妈只在“锅兜儿”“喝”一点饭，给客人吃，弟兄们见了饭很想吃，可是又都不敢抢着吃。等到吃麦子的时候，我家磨麦子总是提一点麸子起来，剩下95%都当面了，所以我家做出来的麦子粑总是“黑麻麻”的，没有人家的白，几个伢儿好“欠”人家的细粉子粑，总是埋怨妈怎么不做白粑儿。吃竽头的时节，我们家整个一个多月都吃竽头，见不到一粒米。不像有的人家，吃麦子和吃竽头的时节，总还有一些米调剂着吃。就是这样，我家还经常粮食接不上茬，吃了上顿没下顿，妈就找塆的借。有几次，来了客人家里没有米，妈就“阴阴地”把“升子”藏在“抹油”（围裙）后面到塆里去借米，其实客人早看到了。由于人口多，伯总是没有吃饱，“细”给我们吃。

俗话说，爹娘痛的头孙子，父母痛的断肠儿。1977年12月，伯的第一个孙子辈孩子——孙女出生了，伯爱得不得了，经常抱她。因为孙女小时候眼睛大，伯就喊她“水珍、水珍”，逗她玩。因为下老河传后的大女儿叫水珍，有一双大眼睛。伯不信迷信，他认为自己是党员，怎么能信迷信呢？但有一次孙女病了，道士说孙女是“黑都了”，要“叫黑”，并说要到屋上去叫。平时“叫黑”都是妈一手操办，但这次“叫黑”要上房，妈做不了，只得叫伯帮忙。伯二话没说，晚上驮着梯子就上屋去“叫黑”。要不是为了孙女，他才不干这种事。伯十分痛爱子女，从来不严厉对待孩子，也不管孩子的学习，只要孩子不犯大错误，伯都不怎么管，很少训斥孩子。

伯特别喜欢新生事物，紧跟时代潮流，爱搞发明创造，文化不多，头脑聪明。六十年代初，罗田县开始发展有线广播，伯看见了广播，十分欣喜，就琢磨着想安一个。经过多方了解，有一天他从县里拿回来一个广播匣子，说是十块钱买的。现在来说就是一个音箱，一尺方寸大小，乳白色底加红方格线条的音箱布。当时管理区设在祠堂塆，在光明屋的，有电话线拉进塆里。伯就在两根电话线上搭两根线下来，拉到自家的大门头上，再把广播安在大门头上，接上线，果然广播就响了。每天晚上六七点钟，广播就开始响。先是播放一段音乐，接着就是女播音员的声音：“罗田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了……”，引得塆的男女老少的都来看“稀物”，大家都觉得好稀奇。门头上的广播听了好多年，每天都能听到县里的一些事，好像还有戏剧、歌曲和天气预报什么的，给塆里人带来了不少喜悦。

伯的家乡地处丘陵地带，冬天干冷，夏天闷热。尤其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热得更狠，扇扇子又影响吃饭。怎么能做到吃饭时凉快点？伯就想发明一个“自动扇”，以便吃饭时扇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制”，伯仿照纺线的“纺车”原理，制成了一个所谓的“吊扇”。他把“吊扇”安在厨房的“彭树”上，下面是饭桌子，从“吊扇”上拉下一根绳子，做了一个用脚踩的踏板，用脚一踩，“吊扇”就“呼呼”地转了起来，还真有风。这个“吊扇”用了一两年，还真管用，吃饭的时候凉快多了。

大约67年前后，政府提倡发展沼气。当时是大集体，以粮为纲，到处都是种农作物。种粮需要“土粪”，就要“挖草渣”“沤粪”，结果山上的植被被挖得体无完肤，搞得农村“伍柴”困难，烧柴也困难。那时还不知道烧柴污染环境这码事。为了解决群众烧柴困难，政府提倡发展沼气，号召群众建沼气池，用沼气。这是个新生事物，又需要一些投资，所以群众一时都不太积极主动。伯是大队干部，好像还负责这项工作，加之他喜欢新生事物，于是他就在自己家率先搞起了沼气池。沼气池可以与畜圈、厕所相连，使人畜粪便进入沼气池内，使之产出沼气，利于粪便管理，改善环境卫生；沼气可以用来代替柴禾做饭，还可以用来照明；沼液和渣子可以掏出来送到田地里作肥料。他家的沼气池是利用厕所建的，下面挖一个两三米见方的化粪池，上面用水泥进行封闭，只留一个小口。伯搞了很多芋头藤、容易腐烂的嫩草和树叶放进化粪池，然后又往化粪池里挑了二十多担水，经过半个多月的发酵，沼气池开始产出沼气。伯就用胶皮管将沼气接到灶上，并教妈如何用来做饭。因为刚开始，经验少，沼气不太足，火力有点小，但也能用。后来，伯又把沼气管接到“彭树”上，做了个沼气灯，照着饭桌子吃饭。

伯爱搞发明，爱新生事物，爱鼓捣，尽人皆知。就是因为这样，伯还受过伤。有一次，他从畈里收工回来后，一边抱伢儿一边破拆雷管，伢儿在腿上坐着，结果“叭”的一声，把雷管搞爆炸了。妈听到响声后赶紧跑出来，一看，伯的手指头被炸破，流了不少的血。妈吓坏了，心想这要是把伢儿炸到了怎么办？万幸，伢儿没事，但肯定是吓着了，哇哇直哭。

七十年代末，伯的身体渐渐地差了。其实他年纪并不大，只是因为长期吃得不好，营养不良，加之一直干重体力劳动，还为大队工作操劳，所以身体“下了”。五六十年代伯身强力壮，很健壮的一个人，到了此时，身体骨瘦如柴，体重可能只有百把斤，穿衣服空摆空摆的，撑不起来。但此时仍缺柴烧，经常要上大山“伍柴”。大山就是“往儿岭”（瓦窑岭）、银山寨、花园冲、风播口等处，那里是山区，山高林密，他们那块的人都到那里去“伍柴”。清早三四点钟起床，走将近二十里的山路，再到山上开始“伍柴”，有时是用“沙铃”割，有时用“茅铃”剁，要割三个多小时，到中午时分才能“伍”满一担柴，再吃点自带的干粮，然后挑起一百二三十斤的柴担往回家走。有时候“不行时”，碰到当地“截柴的”人，轻则把柴截下去了，重则把“葱担”和“茅铃”都截去了，无功而返，白辛苦一天。俗话说，远路无轻担，挑柴的路漫长。通常，挑柴的时候，“头一气”从山上挑到瓦窑岭休息一下，第二程从瓦窑岭挑到研石河休息一下，第三程从研石河挑到十里铺歇一阵，第四程从十里铺挑到界河歇一阵，第五程从界河挑到瓦罐窑歇一阵，然后再在三港庙歇一阵，越到后来担子似乎越重，越挑不动，休息的间隔越短。刚开始人们都是挑柴，后来还想多拿点柴回家，不知谁想到了用“土车儿”“车柴”（运柴）。“土车儿”由两根一米五六长的木头车把和三四根横梁组成车架子，车架子前四分之一处安有两个“耳朵”，“耳朵”下方安装独木轮，因土车的前头有点像狗头的形状因而也叫“狗头车儿”。将柴横放在土车上，能运将近二百斤，比挑柴多多了。由于伯的身体差了，挑柴和“车柴”都十分吃力。有一次，伯用车儿“车柴”，运到瓦罐窑这一段时，路况极为不好，山路狭窄，土车行进困难，一下撞到山边子上，由于体力不支，伯一下子连人带车翻到了河里，人被车压住，半天爬不起来，还是同行的光明赶紧放下自己的车，把伯拉起来，然后再把车和柴扶起来。伯身上全湿了，好几处摔破了皮，回家以后，他就病了，病了好长时间。

七十年代末，有一天，伯照常外出到大队去，路上忽然蹿出来一条狗来，猛地咬了他的小腿一口，当即就被咬破出血了，后来得知那是一条疯狗。伯被疯狗咬伤之后，没有打狂犬疫苗。大约半年多后，狂犬病症状就开始在伯的身上出现了。他神情恍惚，情绪低落，心情抑郁，食量大减，有一点小动静就吓一大跳，害怕听到水声，整天在床上睡着，有时一个人呆坐着。

80年以后，伯的身体越来越差，体弱多病，有高血压，头昏心慌，神经衰弱，狂犬病症显现，经常卧病在床。1983年农历十月初二，已经是深秋时节，寒霜凝重，伯和菊头一起割了一天谷，然后又挑“草头”。“草头”有百把斤重，还要往“罗堆”上码。十月初四，伯犁了一天的田。由于连续多天的劳累，加之天气寒冷，初五的清晨，伯突发了脑溢血。发病时，由于妈忙事情去了，家里很长时间没有人，未能及时发现伯出了事，等到妈回到家时，伯已经不行了，只听得伯嘴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妈赶紧叫人去时阳卫生所请医生来，医生抢救了一阵子，打了“强行针”，最后医生还是说不行了。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如果能及时送到县医院做开颅手术，是可以挽救的。但是一个小小的卫生所，医生水平有限，医疗条件有限，家里经济条件也有限。就这样，伯匆匆地走了。

伯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辛苦的一生，劳累的一生，也是与穷困奋斗的一生。但是，伯有一个公认的好人品。他为人正派、性格刚强、不怕困难、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勤于钻研。今天，党中央正在领导全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继承和学习伯的优秀品格，像伯一样，为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不断地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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