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岁老人回忆邵阳县五峰铺镇学校

『小沫沫』

作者:邝伟民老师

邵阳县五峰铺镇中心完小校园

（摄于2019年）

　　广大校友们，大家好！

这段时间五峰铺完小提出编写校史。作为当年的学生和老师，我对完小的校史最清楚，愿我身康体健，慢慢道来。

五峰铺完小是由青桂高小和两所初小合并来的，我就从青桂高小说起吧。

我九岁那年（1944年）上半年，在青桂高小念五年一期。当时，青桂高小位于荆塘吕家大院子，也可能是个祠堂，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都住校寄宿。负责青桂小学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吕健云和他的妻子。

吕老师的父亲就是离民主街最近的“印子屋”的主人，大家叫他父亲“阎王老子”，其实很和蔼可亲，喜欢和孩子们玩，我们也喜欢这个老爷爷。那座“印子屋”解放后办了鞭炮厂，后来出事故炸毁了。

吕老师夫妇很爱护学生，完全用新的方法教学，给每个学生买了一本袖珍地图，学习画“秋海棠”似的中国地图。有时下午带我们到田边看花草植物。街上唱大戏时，晚上还带我们上街看戏，我个子小，还让我骑在他肩上。孩子们都很喜欢吕老师，那时候的青桂高小我终生难忘。

后来抗战结束，听说吕老师以军管的身份进驻了邵阳市二中，我也再没见到吕健云老师了。

1944年9月，日本鬼子进了五峰铺，还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就开走了。第二年春天，日本鬼子又来了，败退时放火烧了五峰铺几条街，真是烧杀掳掠。这次我们逃难到了高霞山脚下的富牙山一个村子里，回来后看见街前街后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我二姨妈家烧成了碎瓦。我外婆家也起火了，外婆七十多岁，小脚，拿着拐杖赶回家，请年轻人舀水救火，结果救下了半边楼房。很多难民的孩子饿死了，每天都能看到人们把饿死的小孩抬到乱葬山上掩埋。庄稼没有收成，地里都是马踩踏过的杂草。我们生活无着，更无法上学。

日本鬼子走后，五十亭住满了从北方逃难来的外乡人，有的很难回老家，留下来在附近农村安家，他们把手滚香烟的技术传给了我们。我也学会了炒烟丝，配香料，卷一根根的烟，晾干后再用锯条切，做好烟盒，二十根一盒包装好，可得一点钱零用。有时我妈妈也帮人织点毛衣，妹妹们学纺纱绞些袜子卖。

当时五峰铺没有高小，行仁乡只有一所“允升高小”，设在六里桥地区的高山岭上，都得寄宿，记得蒋景银的父亲就是那里的体育老师。街上的小孩都不愿去山上上学。我也被人介绍到很远的地方去考高小。

直到1946年，传来了好消息：街上有座吕家老祠堂，由吕家有名的族长吕之哲领头，接着重办青桂高小。我就有复学读五年二期的机会了，好高兴啊，街前街后好多男生女生都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我们姊妹三个先后都进了这所学校，还有刘宜兰姐妹、徐珍梅、李魁英、李球云、蒋江生、伍录云等很多同学，老师有李森老师、吕亮清老师、吕公平老师等等。

记得我每次都考第一名，得了好多奖品本。我毕业后，妹妹伟德接着来上青桂高小，本子椄着用。大家都说：红椅子姐姐坐了妹妹接着坐，意思是我们姊妹都得第一。

吕家老祠堂，位置就在现在的完小里面。开学之后，又在塘边建了两层楼的校舍。

学习期间，李森老师教我和刘宜兰跳过舞。我和伟德、京怀上学时，李老师教了个节目很好笑，我也学着唱：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娘姓乎，爷（读yá，指父亲）姓乎，乎公母都是乎，乎兄乎弟，跳进洞庭湖！……”

唱完，大家都笑了。

上自修课，我拿着大一些的女同学的毛线玩，吕亮清老师很不高兴，生气了。我妈还特地来学校给吕老师赔礼，当时我也很委屈。

原来青桂高小并没有“印子屋”，只有老祠堂这一部分，“印子屋”与学校只隔一层墙。“印子屋”的主人是地主吕敬谭，解放前过年，玩狮子的要到他们家拜年，小孩子们都追去看热闹。解放后，吕敬谭想把“印子屋”捐做学校，好像他的女儿也来上学了。这时我已经上应时初中去了，内情不大清楚。

解放前青桂高小的校长是谁，我不知道，只知道是吕家有权力的族长吕之哲牵头重新创办的。记得他家父亲出殡时，从南边五十亭游过全街，一直到北边七里田那头，我们学生都参加了，头戴白布，每人还发了一个蒸熟的粉蒸肉包子，显得丧事隆重。

这就是我知道的青桂高小的由来。“走日本”之前，我在青桂高小上过学；抗战胜利后，青桂高小易地重办，我又上到了高小毕业。

再说一说街上的两所初小。

解放前，五峰铺街上有两所初小，一所叫“五市学校”，全名为“邵阳县行仁乡五峰铺小学”，位置在观戏殿戏台的对面。学校规模比较大，有几百个学生，我和妹妹伟德、表妹京怀都在这里上过学，我妈也在这里教过课。

观戏殿是那一带地方的统称，实名关圣殿，因为从前有供奉关公的小庙。旁边有一口大井，井水四季清澈如镜，传说前世修得好才能吃到这井水打的豆腐。

另外一所初小是基督教堂办的，地址在福音堂，因此大家叫“福音学校”，其实本名叫做“锡智小学”，学生只有几十名。我妈妈与教友在这个锡智小学教过书。听胡昌兴老师说，他在这里做过我妈的学生。

大约是1950年，这两所小学和青桂高小合并为五峰铺完小，我妈妈也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和小学任教。

我1950年7月去考六师时，我妈妈还在福音学校，帮着我办报名手续。我去上学时，她还送我到留旗坪；我到六师学校后，妈妈就去了中和小学。

肖邦的妈妈解妹是中和学校的学生。后来，我妈妈介绍她与肖超然老师结了婚。肖超然的父亲叫肖炬，是街上名医肖平清一族人。

大约1945年下半年，学校为了筹一笔款办学，打算排一场戏。当时热爱戏剧的肖忠元老师负责，街上的祁剧名角、夏云河的妈妈“一枝梅”回来了，帮忙排练，在大戏台上演了一台大戏《辕门斩子》，肖老师自扮杨延昭，我表妹京怀扮演穆桂英，我妹妹伟德扮演杨宗保，唐楚南的女儿唐玉娥扮演穆括，这台戏唱得好！看的人很多，连我这个小戏迷也背熟了剧本。

那时的小演员是四五年级学生，大约十岁左右。

“一枝梅”和我妈是结拜姊妹，我叫她姨妈。肖中元老师很有表演天赋，在二中和完小都当过老师，还到县祁剧团当过专业演员，在京剧《红灯记》中扮演鸠山，在邵阳地区专业剧团汇演中获得“最佳表演奖”。文化局的许局长在汇演总结中讲，邵阳县的鸠山演得太好了，可以和袁四海比高低。这是后来的事。

解放前，小学的孩子们除了上戏台表演，还参加街上最隆重的“扎故事”活动，初小的孩子最适合参加，我家两个妹妹都参加了，京怀扎在项尖上扮柳金莲，伟德在下面手拿一把扫帚扫雪。划龙船的、踩高脚的都是大人，好热闹的。

我从青桂高小毕业后，因为学费困难，休学了一期。直到1949年上学期，才借亲友家的谷子，进了应时中学十八班。伟德、京怀从青桂高小毕业后，也进了应时中学，应时中学后来改名为邵阳县二中。

我们升学离开后，青桂高小改为五峰铺完小，五峰铺街上从此就有了自己的完全小学。

1950年7月，我考入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53年改名为武冈师范），毕业后留在六师附小任教。后来，张吉干老师从五峰铺考进了武冈师范，他在武师附小实习时，我当过他的指导老师。

1961年暑假，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还在过苦日子，很多附小老师离开了，我调回五峰铺完小，担任低年级语文教研组组长。

人大代表当选证书

　　我在五峰铺完小经过的风风雨雨一时难说清楚，有光荣的历史，当过县人民代表、“优秀教师”；参加过县里省里有关汉语拼音教学的学习培训、教学试验，也经历过两派斗争、相互整人的日月，当然最后是走进了光明大道，桃李满天下。1977年元月，我调到武汉工作，结束了在五峰铺完小度过的春秋。

1961年暑假，我来五峰铺完小报到，当时是蒋衡锋校长和区文教的向石清书记接待我。

当时的校长是蒋衡锋，后来刘镇接任，邓正中任副校长，蒋宏恂为教导主任，周德进为总务主任，还有中年级、高年级各教学组组长。学校的厨师开始是莫师傅，后来是蒋师傅。

学校后来有了初中部，再后来又设了高中部。学校全名为“五峰铺学校”，学“韶山学校”一样，规模真大。

我1961年到完小时，段秀玉老师头一天报到，我第二天报到。当时学校还有刘直贤、吕优秀、吕公平、吕振球等老师。第二年，刘佑钦老师从邵阳师范毕业分配来了。再后来，还有杨开珍、黄美桂、莫翠娥、伍健民、杨易轩、刘科生、黄柏荣、肖超然、朱健民、黄文斌等大批民办教师加进来了，好大的教师队伍。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也很激烈。

1961年刚回来时，完小后面有一栋办公室和两栋教师宿舍及教室，前面过渡到老祠堂、印子屋等，旁边还有原来的两层楼教室。学校南面有大操场。在最后一排教室的北边有个池塘，旁边还有一口井，靠近厨房，接着有总务室仓库、教室等，旁边还有澡堂和一排厕所。好像还有一个长廊，可通印子屋。

后来，一排一排地建教室，每一排房子的两头是教室，中间是教师宿舍，逐年修了三排，中间空地为各班的活动场地。

原来教室的地面不好，校领导又发动全校师生自己捡碎瓦片敲碎，挑来石灰，自制三合泥，把每间教室的地面做成仿水泥地面。

刚回五峰铺时，三年“苦日子”还没有结束，很多人因为吃不饱得了“黄疸”。学校就组织学生步行到中和公社那边的茶山，捡落地的茶籽。一天回来，捡了很多送去榨油，油送回食堂，给菜增加油水。记得食堂每次用半斤糯米炸出的粑粑真香啊！

我班的学生很多来自学校后面的联旗大队一、二生产队，学校提出学龄儿童一个也不能少。后来，我看了张艺谋的电影《一个也不能少》，觉得电影里面还没有我们学校做得好。我们根据学校指示，到生产队查访贫困户。有一个女生是孤儿，我收了，为她做了棉衣书包，交了学费。

还有一对戊戌年（1958年）出生的双胞胎，父母都有点问题，住的是泥冲草房，我把他俩都收了，就是戊宝和戌宝，然后到学校总务室把我的余粮和一份白砂糖送给他们。

还有因带弟妹不能上学的，我就同意他们背着弟妹上学。

和孩子们在一起

　　上面这张老照片，是邵阳师范毕业生来完小实习时与班里好学生的合影留念。你们认识我吗？这是1961年照的，我的大辫子还没剪。我旁边是邵阳师范带队的老师。前排学生中，左二小女孩就是贺燕萍。

1963年5月合影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和完小的部分青年老师在一起。后排左一是段秀玉老师，左二是刘佑钦老师，左三就是我了。

1965年7月合影

　　这一张是1965年7月照的。前两排的老师中，有刘直贤老师、陈姣媛老师、朱胜娣老师、李伯谦老师、伍健民老师、段秀玉老师等。这时佑钦可能要生乐隽，没来照相。

因为文化大革命把徐明珠老师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们不敢留她的照片，所以画坏了她的相。十多年后她平反了，还成了县政协委员。

当时，学校大门朝西，两旁都是民宅，右边（北边）是罗奶奶家，左边（南边）是周建新家。正对面是唐楚南家，我家的保姆奶奶就租住这里，离学校最近。校门比较大，可以开一辆汽车进出。校内前面空地很宽阔，靠近民宅围墙有好多大树，我的大女儿向军常与校内外的小孩爬树玩耍。

1968年暑假，我从武汉休假回来。开学几天后，两派斗争开始。我分配教学的班级马上停止上课，我被派到第七生产队，刘佑钦老师的姐夫当队长。每天一大早，我与社员同时出工。佑钦的姐姐一家待我很好，不但派工时照顾，得知我正怀孕，还总是做些适合孕妇吃的好菜，我深深感激他们。

当时我家老向在武汉大学工作，街上几个在武大上学的学生像是我们的亲人，经常保持联系。我与张健离得更近，他妹妹也是我班上的学生。1968年张健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去云南，去云南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向我告别，就在校门口唐楚南家。

1969年4月28日晚上，老师们上街游行，庆祝党的“九大”召开和林彪做的政治报告发表。当天晚上，我在“印子屋”最偏小的住房里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我家老向知道后，说正值具有历史意义的九大，就取名“九红”，后来才改名“向红”。巧的是，墙外我的同学李忠信的爱人也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红九”。

这时候来了一个奇怪的政策，把我们嫁给外县的教师和所有外县来的教师都调离五丰铺，调到外地去上班。

产假休完后，暑假也结束了，我和段老师夫妇都调离五峰铺学校，我去了黄塘学校，他们去了郦家坪九中。向红满周岁后，保姆奶奶就带着她和向军回到五峰铺。她们有时也来黄塘学校看我，每天只有一趟班车，有时搭拖拉机。

黄塘学校离县城比较近，是一所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开办的学校，有校办农场，也有小学、初中、高中，秦秀成当校长。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

那时候，我每个月回一次五峰铺，五十多里路，下午三点半出发，走到板桥时，月亮就出来了……。

这三年时间，我对五峰铺学校一无所知。

1971年10月，我儿子向农出生，本来应取名“学农”，不好听，当时又流行取单名，所以我家孩子的名字都去掉中间的“学”字，成了向军、向红、向农。

到了第二年十月，我家老三出生一年不到，新政策又来了，我们调到外地的老师又可以调回五峰铺了。

1972年元月，我回到了五峰铺学校，段老师夫妻也从郦家坪九中调回来了，五峰铺学校又开始兴旺起来。

1973年6月合影

　　上面这张照片，是和邵阳师范的实习老师、班上的几个学生一起合影。

回到五峰铺后，我接了刚进小学的小十六班，班上的学生大都是民主街、和平街、联旗大队、五撒弄子（音）等地方的。

在这之前，不准老师为自己的子女选择班主任，向军、胡乐天都按照学校安排进了小十二班。我接小十六班时，学校老师可以为自己的孩子选班主任了，刘佑钦老师就把胡乐隽送进我班。她的个子小，坐在讲台下面，但她很懂事，一点点大就帮奶奶背弟弟，第一批与几个班干部戴上了红领巾。

小十六班还有一件大事，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新生报名时，魏军雄的妈妈背着他对我诉说，因为他有残疾，不能站立，前面几届的老师都不肯收他。她哭着说，孩子不能动，不读点书怎么行？要求我收孩子上学。我当时一想，收了有困难也要干，孩子太可怜了，我收了！

刚开始，下课时我抱着他到教室后面的菜地里撒尿，放学后背他回家。后来，我班的学生从他家门口路过，主动背他上学，一切都由同学们包下来了，成立了学雷锋小组，一直帮军雄念完了初中，这是我们学校永远流传的佳话！

蒋朝阳、李社民都是班上的好孩子。特别是朝阳，因为父亲是造反派挨了整，但他从不与同学争论，别人欺负他时他也不怕。我喜欢他的性格，他的各科成绩优秀，又喜欢举手发言。后来上初中、高中都是优秀学生。报考北大时，他写信告诉我，因为时局有些乱，他选择报考法律系，在北大一口气努力念完研究生、博士生，还出国学习，毕业后分在中国民航的法律部门，现在是澳门大学的著名教授，与我这个启蒙老师一直联系至今。

正如张吉干老师所说：邝老师曾经是我的实习指导老师，也就永远是我的老师！他们认可我，这是肯定我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志向。

我再说一说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事。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努力学习业务，我订阅了不少业务书籍和杂志。我还订阅了儿童读的《少年儿童》、《小朋友》等杂志，还有学习写美术字、出黑板报的书籍。

记得刚到完小那天，看到头一天报到的段秀玉老师的备课本，觉得不够规范，马上手把手地教她怎样备课。后来刘佑钦老师来了，我也这样教她。过了几年，蒋嫦娥老师从邵阳师范毕业分配来学校，和我教同一个年级。她常说我做你的秘书，你备好课，我照搬照学。那时我们都是语文、数学包班教学，低年级组的老师真把我当成了师傅。

1964年的聘请书

　　老是接我教的低年级班级的中年级班主任是蒋学儒老师，蒋老师平时爱说笑话，“学雷锋小组”是在他手上坚持下去的。

完小最兴盛的时候是蒋宏恂老师当教导主任，他每周都要收备课本检查，也要求我们互相听课，都要有记录，小组要开评议会。有时候，区里或县里也组织观摩教学。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我1972年元月返校之后，学校经常有开展观摩教学的任务，大都由低年级的我和段秀玉老师、刘佑钦老师担当这些光荣使命。

我有绘画特长，很喜欢做各种教具。语文数学课本中有《看图说话》，很多图我都用纸画好。每个字母与生字，我都收集硬纸剪成卡片，还做了像放电影似的滚动式小机器，一个一个放给学生看。还有许多游戏式的复习生字和计算方法，好像我还写了一本关于用游戏方式复习语文、数学的总结材料。

当时学校的“小虎子黑板报”是由我画的，学校的美术字语录都是我写的。

我们回到完小后，都接受了新的教学、教改任务。段老师接受了“三算教学实验”，即心算、口算、珠算。我的新任务就是“汉语基本式教学法”，把拼音教学带出课堂。我是邵阳地区推广汉语拼音教学的第一批教师。

起初，由每县派一个教师到邵阳市集合。地区教育局组织我们到全省参观学习，我们从湘乡毛主席母校到湘潭、株洲、长沙、浏阳等地学习参观，然后回到各自县里推广。

我不仅要在学校推广汉语拼音，也要在县里讲课推广。那时候，县里经常利用假期办培训班，把全县低年级教师集中起来，学习汉语拼音及如何与社会实践结合，同时也要学“三算”教学。

那时候教改活动不少。县里教学质量检查团也曾到五峰铺学校，在刘佑钦教的班上检查学生认识汉字的数量，抽中了刘邵等学生。

我1972年回到完小时，正实行毛主席提出的“五七指示”，要求学工学农、勤工俭学，学校办起了斗笠厂，男学生学破篾，女学生按模具织斗笠，卖给雨具社加工。有时还组织捡桔子皮，卖给街上的土产铺。

学生还要扯猪草、鱼草。食堂旁的池塘里养了鲢鱼、草鱼，放学前孩子们扯草就往池塘里放。过年时，老师们就轮流车水干塘，捞出了很多鱼，大人小孩都很高兴。

那时候的文体活动也比较丰富。记得体育老师罗炳生还带着向军她们女生篮球队到县里参加比赛，杨开珍老师还带着向红等一年级小学生去县里表演节目。

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的刘科生老师和区里的一位教师表演花鼓戏《补锅》，后来大家都随声叫唱：“补——锅——呀！”好有趣的。

我调回五峰铺之前，张吉干、陈竹如等中学老师都已调来五峰铺学校高中部，分别教语文、数学，他们的子女也住在学校里。张老师的爱人朱老师在崇文中学教语文，每个星期六下午回五峰铺；陈老师的爱人、李驰的爸爸李争光老师休息时也来我们学校。

那时候学校热闹，住校的人很多。小健只有两三岁时，样子长得像外国小朋友，大家都叫他“阿尔巴尼亚”，没想到长大后还是跟两个哥哥一个样。

五峰铺学校有了高中班之后，我的表哥胡新民也调来当音乐老师。他很有才，后来去了邵阳市的专业剧团当作曲，培养了艾红姑等几个音乐人才。

后来，还有从东北回来的吕静娥老师，她的两个女儿胡军、胡波是我女儿向军的好朋友。

还有吕荷花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了完小；还有彭章国老师，从当代课老师开始，也成了我们的同事。

我完成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后，1977年元月就带着孩子们调往武汉了。段秀玉老师完成推广“三算”教改的任务后，也调回了城步老家。

我在武汉工作直到退休。到了九十年代，因为儿女们在深圳工作生活，我就又成为深圳人了。

2022年7月-8月

邝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