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女性——忆婆婆钱君燕

虹蜻蜓

我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独立性也很强的女孩。人长得不难看，二十五岁了还没有搞对象，在那个二十岁就可以领结婚证的年代，真是有点晚了，但自己并不觉得，直到我的好友们不是在热恋中，就是已结婚，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老大不小了。 想到人早晚要男婚女嫁，又不能随便嫁，就订个标准吧。我的标准嘛简单，就是门当户对，不找高的，我攀不上，也不找低的，没的过。于是乎我二十六岁开始交朋友，二十八岁步入婚姻殿堂。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你嫁人不是嫁一个人而是嫁给了一家子人。几十年婚姻生活走下来，我庆幸我的择偶条件是对的。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来自于我选对了先生，选对了婆家！ 婚姻中最难处的是什么？对，是婆媳关系。没结婚前，我妈就犯愁，经常说：你这脾气时不时的跟爸爸吵架、跟我顶嘴，将来跟婆婆可怎么处！ 可你信不信吉人自有天相，自从我走进婆家门，几十年来跟婆婆愣是一次架也没吵过，连脸都没红过。最后竟能处到进婆家犹如回娘家，坐月子，小产养身子都在婆家。这可不是我的脾气改了，而是我婆婆始终没有给我吵架的理由和机会！ 我婆婆是位中学校长，和蔼慈祥，她工作一直很忙，两个孩子都是她姨母帮着带大的。我进婆家门时，她还没有全退。我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每天很早起床。婆婆为了给我做早饭，比我起的更早，每当我洗漱完毕，热腾腾的饭就上桌了，婆婆并不一起吃，她总是说，吃完不必洗碗，放那就行了。于是我一般是吃了抹嘴就走，长期如此，也不是事儿呀，我便想出去吃。 有一天婆婆见我起的比她早，没吃饭便要出门，临出门前我对婆婆说我今天出去吃，您别早起为我做饭了。可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二天婆婆竟赶在我起床前就进了厨房，为我做饭，我真是不想这么麻烦婆婆，可编排出什么理由都没用，最终只能辛苦她老人家了。 我生孩子在婆家做月子，公婆为我请了阿姨，孩子由阿姨照顾，吃喝都由公婆忙乎。每天七个鸡蛋必须吃完，黄豆猪蹄汤、大骨汤……每天换着样来。快生孩子时120斤，生了孩子愣是一斤没减。 孩子一岁半，我把他接回自己小家每天送我机关的托儿所，两岁后送局幼儿园，三岁便放在公婆家，幼儿园也在公婆家附近，每天都是奶奶送，爷爷接。我呢周间回家一趟，周末将孩子接回小家。 幼儿园放暑假，有托管班，为减轻公婆负担，我便说放托管班吧。可没成想孩子到了大小孩子放在一起的班里，就开始捣乱，爷爷去接时，老师说这个孩子我们可管不了，你们还是接回去吧。无奈上幼儿园的那几年，寒暑假都是公婆天天带着，一日三餐也只好在家吃。那时我周间回家，婆婆知道我爱吃米饭，每次都给我蒸新米饭，由于公公也爱吃米，我便和公公一个待遇，而婆婆则是剩什么吃什么。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在婆家我孩子由小到大的剩饭，我一口都没吃过，全是婆婆一句你别管给挡了回去。 婆婆最大的特点就是心特别细，你想不到的她都能想到，在处理婆媳关系上只有你感动的份儿，根本没有让你挑理儿的地方。 看到这您可能说了，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会处理婆媳关系的老太太嘛，她有什么不平凡的呢。如您那样想，那可就错了。我在本文前提到的只是与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层面，而实际上早在学生时期，婆婆就是一个具有坚定革命信念、无畏生死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个曾潜伏在敌人心脏的人。 婆婆钱君燕1926年生于江苏宝山钱家。他的父亲是位画家，具体工作不详，只知道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为书刊画插画。不幸很早便去世了。她母亲无力养活四个孩子，便携子投靠了北京的娘家。娘家姓孙，祖籍为安徽寿县，祖上孙家鼐是咸丰九年（1859）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她家当时住绳子库附近，是一个大家族。婆婆到京后受教于辅仁中学，后上辅仁大学教育系。 由于离开了自己的家，千里迢迢随母进入了这个大家庭，比较苦闷，便逐渐看了许多进步书籍，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岁在辅仁上大学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她经常白天上课，晚上便走上街头贴标语、撒传单。她与组织一直保持单线联系。由于她背靠的家庭与辅仁大学学生的背景和处事的机智勇敢，组织上让她打入了国民党中统局。 那时正值解放前夕，国民党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开始大逮捕，那时每逢中统白天开会，公布要逮捕人员的名字，婆婆就默默记下，晚上立即汇报给上级，通知有关人员提前撤离。就是这样婆婆救了很多人，以至于多年后，有一次婆婆与哥嫂一起在饭店吃饭。有一位大爷走到他们的饭桌前，激动的喊道：您就是钱君燕吧，您曾经救过我的命呀！ 正因为婆婆是真正打入敌人内部的人，她还跟我们说了些外界不为人知的事情。婆婆说：她记下要抓捕的名单，组织并不是都通知的，因为如果每次都一个也逮不着，那很快敌人就知道内部出了问题。再有婆婆说要参加就要正式入党，不在组织之内，也是无法通知的。所以既要革命，就要有随时牺牲的准备。我曾经问婆婆：那么危险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难到您不害怕吗？婆婆笑着说：不怕，反正就我一个，没有牵挂，年轻时一点都不怕死！ 八十年代初，我进入这个家门后，时常见有婆婆的同学和朋友找她，其中有一位姓王的阿姨，她在外交部工作。记得有一年她从国外回来，特地来家里看婆婆。后来我才得知，她是当时婆婆做地下工作的单线联系人，那时她的上级领导是崔月犁，而王阿姨就是她的直接领导人。我婆婆去世时，她还专门参加了婆婆的追悼会。她对我们说：你妈很了不起，从事地下工作，打入敌人内部很危险，她年纪虽小，可她一点都不怕，工作即心细又有胆量，很令人佩服！ 八十年代，有一个反映北京地下党的电视剧，婆婆看了说，他们演的许多地方都不对。后来，北京有关杂志向她约稿写有关地下党的事情，可惜我当时并没有重视，没能知道写的内容及刊登在哪个刊物上。实为遗憾！ 我认识一位辅仁大学毕业，解放后在中学教英语的阿姨，结婚后我跟那位阿姨说：我婆婆也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她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我说出婆婆的名字后，她当时惊了一下说：钱君燕呀，她可是我们的老大姐，对人特别和蔼，我们是同学，可直到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她在我们教育口工作，特别注重我们教师的培养，积极热情地介绍党的工作，大力发展教师入党……。 婆婆不仅在解放前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还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她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只要是她认为对的事情就坚持到底，从不在政治运动中左右摇摆。1957年，我公公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到东北。婆婆单位找她谈话，让她跟我公公离婚。那时这个家上有三个老人——她的婆婆和两个从未婚的姨母。下有自己两个未上学的孩子和弟妹的孩子。她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坚决不离婚，始终如一，维护了大家庭的稳定。 当公公三年后从东北回来，见婆婆那曾是丰腴的脸庞已经瘦成一条……。公公曾经感慨的说：如果没有你妈妈的坚强、咬牙坚持，这个家早就没了。八十年代，我到天津找公公的好友天津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段叔叔（也曾打成右派），他一见我就说：你婆婆真不简单，那时她的领导几乎天天找她，让她离婚，她就是不离，那是因为她坚信你公公没有问题！她知道这个家需要她，不能没有她。 在历次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离婚，又有多少人顶不住压力而自杀，而我婆婆始终能坚持她的信念，彰显出她人品的高尚。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解放后理应是值得一说的事，可这是党的秘密，她始终没有让不必要的人知道，就是这个不被人知，文化大革命中算是糟了秧。 1966年文革开始时，婆婆在北京86中任副校长。文革初期冲击最大的就是学校。老师本来就是臭知识分子，又加上他们不知从哪查出婆婆曾是中统特务，便各式批斗不停。可就是这样为了维护终身为之奉献的党的名誉和尊严，严守党的秘密，婆婆始终不向任何人解释，闭口不谈、忍辱负重。由于无休止的批斗，使婆婆的腰落下了病。 那婆婆这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历史，为什么会让一些人搞不清真伪呢。原来这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北平从地下走上公开，他们于1949年2月5日在原国会议场旧址佟麟阁62号举行了一场公开身份大会，在那个令所有地下党员兴奋不已的大会上，并没有出现钱君燕的身影。文革中造反派就以此认为她不是地下党。其实，当时没有让婆婆参加，是她又有了潜伏任务，组织上认为她的家庭背景和辅仁大学学生身份很适合派往台湾，所以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我婆婆经再三考虑，希望能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组织上最终同意的了她的要求。 婆婆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也有大家风范。她是大家庭走出来的人，家里人在晚清民国时不是从政就是经商。他们家上辈兄弟姐妹同住一个大院，几十口子在一起，大管家就是后来与他们同住的一生未嫁人的大姨婆（她习惯叫姑妈）。临近解放时，他们家被想强占的国民党特务一把火给烧了。他们便分成了几个小家，她与母亲和两个未婚的姑婆搬到禄米仓一个独门独院里生活。 大家族住处虽散了，但往来走动一直未断。特别是她的大姑妈正巧是大年初一的生日，每到大年初一，所有在京的亲戚都到禄米仓给她庆生，吃饭都分先后，吃完两桌，再开两桌，院子里都站满了人。每逢这天婆婆就忙前忙后的安排着。这个聚会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 婆婆兄弟姐妹四个，她是老大，解放后她的弟妹先后到外地工作，结婚生子后基本都将孩子放在禄米仓。孩子们的生活主要靠两个姑婆照应，而她就要全面安排一大家子的生计。特别是在1957年公公到东北的三年和后来的困难时期。她节衣缩食，自己浮肿了，也要保证老人和孩子们吃饱穿暖。她凡事总是紧着自己，照顾他人……。 受这种家庭风气的熏染，我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妯娌之间的争斗与小姑子的不和。如今老一辈人都走了那么多年了，我们现在还是每逢家庭成员过生日或逢年过节，大家都聚在一起，这都是婆婆留下的好风气！ 大家闺秀，淑女风范，一生光明磊落！在事业上对党无限忠诚，深入虎穴对敌斗争英勇无畏，对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您是我们尊敬的大家长，是为全家挡风遮雨的顶梁柱！ 您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的不平凡的女性！我这个您评价为“有点小脾气的”儿媳妇，永远怀念您！ 虹蜻蜓 写于2022年8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