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今天在家查询了要去的城市的一些基本信息，刚好买的地图也到了。今天继续看《心若菩提》，这本书的越看越上瘾，有一章节叫悯从怜中求，如下:工地的好日子结束了，生活却还得继续。再做什么呢？有人介绍我到莆田的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一个月40多元的收入。与06工地的收入比起来，虽然差了很多，但这时的我，没有欠债，这个收入，日子也能过得下去。</p><p class="ql-block">大洋农场工作期间，我见证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大洋农场是一个公社知青农场，有近150个年龄在20-30岁的知青。知青每人每月工资2元，吃饭定量供应大米22斤。一些知青家里本身就很困难，无法接济，而正在长身体的知青，靠这点供应，自然饿得晕头转向。因此，常常有周边的农民跑到农场来吵，说家里昨晚少了只鸡或鸭的，或者说被人偷了。……</p><p class="ql-block">那年夏天的一个正午，烈日高挂，天空没有一丝的云彩。我坐在农场大路边的大树下纳凉。我摇着大蒲扇，微微地闭着眼，打盹。似睡非睡之际，我看见马路上远远地走来一个人。</p><p class="ql-block">谁会在这么热的正午依然赶路呢？我想着，远远地注意着越来越近的人。他大约50岁左右，穿着旧军装上衣，斜挎着一个军用帆布包，戴着一顶大沿的草帽。这是一种南方常见的草帽，常用水草，席草，麦秸，竹篾或棕绳等材料编织，帽檐比较宽，上面常还写有“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字眼。这种草帽，可用来遮雨，遮阳，在休息时或坐在草地上时，可将衣物放于帽中，或者垫坐在屁股下，以防衣物或者裤子沾上尘土。那天，来人戴的草帽上写着的字是“农业学大寨”。</p><p class="ql-block">人越来越近了，并且径直向我走来。“老乡，可以借一下您的吊桶吗?”他问。他的话里带着浓重的福州腔，在我听来，比我的腔调重许多。看得出来，他很渴，汗水不断地从发际顺着黑红的脸庞滴落。我刚才忘记说了，在我纳凉的大树旁，还有一口井，夏天的时候，我时常会在井边冲凉，就是从井里打起水直接在井边洗澡。</p><p class="ql-block">您是福州人?我用福州土话问。是的，我是连江人。也许是听到乡音，与他的距离感立刻缩小许多。我用福州话告诉他，这井里的水虽然冰甜，但水里有血吸虫，不能直接饮用。“我太渴了，只要有水喝就行，有没有血吸虫都没有关系。”“您等等，坐在这树下先凉一下。我房间里有泡好的凉茶，我去端来给您喝。”说着，我站了起来，将蒲扇递给他，然后朝不远处的农场宿舍楼跑去。在宿舍里，我泡了一大茶缸凉茶，原是准备下午出工时喝的。其实，我不让他喝生水，并不是因为水里有什么血吸虫，而是我知道大暑天走了那么长的路，一身汗后，如果猛喝生水，人一定会生病。</p><p class="ql-block">回到树下，我将一大茶缸的凉茶递给他，咕咚咕咚，他竟然一口气给喝光了，递回给我，“谢谢您，谢谢您！”</p><p class="ql-block">不用谢，我接过空茶缸，吃饭了没有?</p><p class="ql-block">没有，“您从哪里过来的?”“永泰，在永泰等了3天都没有买到长途车票，气起来决定走回去。今起了个大早，走到现在，走到了这儿”，说到这儿，他又一连声地道谢:“谢谢您啊，幸亏遇到了您，不然我要渴死了。”</p><p class="ql-block">“不必客气呢。”我又问，“那您打算去哪里呀?”</p><p class="ql-block">“福州。”“那您今晚住哪里?”“我要走出这一段，到干厝口，然后再搭车回福州.”</p><p class="ql-block">“这不可能的，您今晚到不了<span style="font-size:18px;">干厝口。从永泰到这里，距离您要到的地方，您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今晚，估计您到不了您要去的地方。</span>”我劝他留下来，“走了这么长的路，您也累了，饿了，今天下午，这里也没有上福州的车了。您就留在我这儿，先吃饱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负责送您上车。”我告诉他，每天，经过的班车，司机我很熟悉，可以买到票。即使买不到票，司机也会把他顺带捎走。“走吧，现在和我一起到我的宿舍去，我给你做点饭吃。”他想了一下同意了。然后就用吊桶打水冲洗了一遍，跟我回了宿舍。</p><p class="ql-block">我下了半斤米，用煤油炉给他煮稀饭。</p><p class="ql-block">“不够，再多些。”他也不客气。半斤不够，那就1斤吧。我心里想着，淘好米，下到钢精锅里，点着煤油炉，多煮点，若有剩下的，晚上也还可以吃。我这么对自己说。没想到，饭煮好后，他呼噜一下全吃完了。刚刚放下碗筷，他问我:“您留我在这儿住，晚上有没有酒喝？”“想喝吗？我这里没有，但是我可以弄到。”这人还真是自来熟啊，我心中暗想。就这样，我喜欢上了他，这种直接，我视他为知己，起码说他看得起我。</p><p class="ql-block">“您还是去弄一瓶来喝吧”“没有什么下酒菜，我这儿只有花生米和鸡蛋，可以吗？”“可以，很好了！”他说。</p><p class="ql-block">我写了封信，喊来一个知青，请他帮忙到公社食堂找司务长，借了一瓶丹凤高粱，1斤花生米和10个鸡蛋。这时大约下午5时左右。“民刚刚吃完午饭，现在肚子肯定也不饿”，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先在宿舍里喝茶，等到农场的知青们吃过饭，八九点时我们到食堂去做菜。”那个下午，我也没有去出工，同这个路人喝茶聊天。后来我知道，他是连江琯头人，山兜农场的场长，当过村长，名字叫王以晃。人的缘分也真是奇怪，在那个正午，当我吃过中饭，摇着大蒲扇，像往常一样坐在树下纳凉时，绝对想不到，我会给一个路人坐饭吃，并且成为此生第一个好兄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心生怜悯，怕他喝了生水会得病。</p><p class="ql-block">那一夜，王以晃就在我的宿舍，搭了个地铺睡了，睡之前，天南地北地海吹了大半个晚上，讲了很多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得故事。最后，他动员我过了年后到他的农场去当推销员。</p><p class="ql-block">第二天，起了床，吃过萝卜干就稀饭的早餐，过路的班车也就到了。我送他上车，临了，他回过身对我说:“老曹，过了年，你就不要再在这里干了，到我那儿去。”</p><p class="ql-block">我挥挥手，和他道别。班车卷起一阵尘土，走了。而我的生活也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一切照旧。对我而言，王以晃的邀约，不过如那车后扬起的尘土，风吹过，即散了。</p><p class="ql-block">转眼新年来临。元旦过后不久，春节就到了。那年的春节，农场的任务很重。书记不同意我回高山过年。腊月二十八。王以晃来了。这回，他穿得有模有样的，着一身深灰色卡其布缝制的中山装，看着还真有干部的模样。见到我，就用福州话骂道:“真是太无德了，大年三十鸡犬都返家，而你，家里有父母老婆孩子，竟还待在这儿，干什么？！”</p><p class="ql-block">“我是想回家过年，可书记不同意啊。”</p><p class="ql-block">“书记个屁！你不是同意到我那儿做吗？走，我与你一起去见书记，告诉他我们明年不干了。明天要回家陪父母妻子过年。”</p><p class="ql-block">说着，他开始动手帮我收拾起行李来。</p><p class="ql-block">晚饭后，我骑着自行车载着他到公社见了书记。我说家里出了事。父母身体不好。马上就过年了，要我回家。书记也不好说什么，就同意了。</p><p class="ql-block">就这样，坐上经常往来门前的车，我们告别了大洋农场。在干厝口，王以晃下车转乘去福州，我们就此别过。</p><p class="ql-block">回到高山，刚进家门，行李还没有放下呢，妻子凤英就迎上前来。“你可回来了。昨天家里来了一个人，提了很多东西，把家里过年要的年货都送来了，鸡鸭鱼肉酒啊什么的，一式两份，一份给了爸妈那里。”妻子说着，将我领到堆放着年货的房间和厨房，“我不收，他说是你的好兄弟，放下东西就走了。茶水也没有喝一口。”</p><p class="ql-block">我真是遇到了一个好人啊。看着那些年货，我心里真是感动。我们在大洋分手时，说好过了年，初五就到他的农场去上班。我还会不去么？！</p><p class="ql-block">1973年的春节，我过了一个丰盛的年。初五那天，我就离开高山，乘车到了琯头山兜农场。到他家给他拜年，也是报到。见到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把女儿叫了过来，说:“闺女，你把手表脱下来给我，你曹叔叔需要，你在家不需要。”那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虽然女儿百般的不愿意，但王以晃还是从女儿的手腕上捋了下来，直接戴在了我的手上。随后，他又把老婆叫过来:“去，把美国寄回来的的确良布拿出来，再去把裁缝找来，给小曹做一身衣服。”</p><p class="ql-block">他将我这一全副武装后，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满意地点点头:看来，钱胆衣威，俗语说的“人靠衣装马靠鞍”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山兜农场的销售人员，也是农场的门面，出外销售，和人打交道，模样儿还是很重要的。从那以后，外出的时候，再累也要穿戴齐整，打扮和自己的身份相当。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p><p class="ql-block">立春以后，我熟悉一下情况，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因为刚入行，第一年我没赚到什么钱，年终的时候，王以晃就跟着农场的人商量给我1万块。他是怎么商量的我不知道，虽然他是场长，但反对者也肯定是有的。所以我很感动，在我看来，这1万元，是对我的扶持，更是对我的激励。我更加奋发图强了。第二年我就赚了3万多，第三年，我又赚了3万多。当时没有存银行的概念，也不敢露财。所以，这么多的钱，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那时，人民币最大的票面额是10元，6万元，我铺了厚厚的一叠！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我或者就一直在琯头山兜农场做下去，也就没有后来的福耀了。</p><p class="ql-block">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75年冬天，有一次，我和农场的几个干部子女一起送树苗到明溪水县。才到明溪，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像天开了大洞似的。因为苗木无法栽种，闲来无事，我们就在县城的街上转悠。听到当地的百姓纷纷传说要地震了，这些干部子女，回到住处，收拾了行李，转身就跑掉了。我们带来的树苗怎么办？那些树苗一株2角钱，二三十万株，总值也有几万块钱，他们就这样不管不顾地扔下不要了？回去要怎么交代？他们不管，我却心疼:这些树苗，是农场乡亲的心血，不能扔下。他们走了，我一人留下来，看守着。虽然被雨淋得全身湿透如落汤的公鸡，但树苗最终没有丢失一株。云开雾散后，树苗都卖了。拿着卖树苗的钱，我回到琯头，汇报了明溪之行的情况，希望场领导能处理那几个干部子女。可是，干部们却不愿意，一边表扬我，一边敷衍我，说什么反正也没有造成损失，都是孩子，算了。</p><p class="ql-block">一个没有组织纪律的企业不会发展！</p><p class="ql-block">一个不会发展的企业不是久留之地！</p><p class="ql-block">我琢磨着……1976年春节，我回到福清高山。春节期间，有几个人拎着礼品到家里来拜年，说是福清龙田人。龙田镇紧邻高山，算是邻居。领头的那人见面就夸我做果苗做得非常大，是苗木界的一把手。</p><p class="ql-block">“老曹，我们是慕名而来呀。”来人说。“哪里哪里，不过是混碗饭吃。”我客气着，在客厅里泡茶给他们喝。一边泡，一边思忖:不对呀，他们怎么知道我做树苗销售？正想着，来人又说话了:“老曹，我们知道你在琯头做得很好，也知道他们给你是按20%抽成。这样吧，你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你按40%的抽成。”对方看着我，等着我回答。</p><p class="ql-block">不会吧，40%！疯了！花一倍的价钱来挖墙脚，我是什么呀，不过是一个卖树苗的。这还了得，我的情况，福清人都知道了，钱赚太多，是要拿去枪毙的！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他们打发掉。</p><p class="ql-block">“喝茶喝茶。”我说，“谢谢你们大老远地来看我，不过，大春节的，不提这事吧？”</p><p class="ql-block">“也好，老曹你春节期间想一想，我们给的条件，很优惠哦。”</p><p class="ql-block">“好的，好的。”</p><p class="ql-block">送走他们，我当下决定，离开苗木界。</p><p class="ql-block">那个年，我过得踏实又不踏实。不踏实的是，自己卖树苗的名声大了，随时可能会有人来抓自己，踏实的是，决定了年后的路要怎么走。</p><p class="ql-block">一过完年，我立即乘车到琯头，向王以晃辞职？但我答应他，会帮助他做好本年度应做的工作。</p><p class="ql-block">我再次回到了高山</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