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冀知青岁月专辑

一缕祥云

题记：

过去的事情总是难以忘怀。忘了它吧，一切向前看，有人说。但是，我们能忘记吗？也许谁都可以忘记，而唯独我们自己不能。 四十多年前的1976年，秋冬时节，一群少男少女，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先后从雁北地区的怀仁、大同、山阴、应县等地，来到了怀仁县三里庄村东的雁北地区林科所，肩负起了建设林科所的重任上，开始了我们人生艰难的程。 我们在林科所战天斗地，开垦荒原、植树造林、建设家园……分别经过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磨练，逐渐铸就了我们的性格特征：敬业务实、刻苦耐劳、勇于抗争。在那些共同奋斗的日子里，我们心手相连、同甘共苦 弹指一挥间，四十多个的春秋，已随着时光消逝，一代人已步入了老年，岁月如梭，青春不再，只有当年的理想和抱负，还时时激励着我们的灵魂。曾经为其流血、流汗、流泪，夏日的酷暑炎热，冬日的狂风暴雪，以及田，一代人的坎坷、蹉跎，将永载雁北林科所的史册。

〈一〉

永远不会忘记，1976年的12月20日，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新的生活，走向广阔的田地。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山阴县，奔赴位于怀仁县的雁北地区林科所；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学，投身到新的集体；离开父母和弟妹，来到新的大家庭。12月20日上午，山阴县有关部门和山阴一中等学校的师生，在山阴一中大礼堂举行轰轰烈烈的欢送大会欢送山阴知青插场，到雁北林科所插场的有八人，分别是一中四十一班的吕全华、李小兰、张秀和黄冀，四十三班的白凌，一中初中应届毕业生李建国，一中上届高中毕业生帖香莲，只有林峰是来自山阴二中。到金沙滩林场有三十多人。我们大都十六七岁，每人带着被褥行李和小木箱，小木箱里有简单的几件衣服和书本，网兜里是脸盆等用品。从这天起，命运把我们牵连到了一起，直到现在联系也没有中断。我们几十个知青胸前佩戴着大红花坐在会场的前两排，县领导的讲话慷慨激昂，希望我们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并走下主席台与我们亲切握手。我心里特别激动，就象是一个将要出征的战士，心里充满了自豪。县里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一块枕巾、一个脸盆。之后我们戴着大红花列队走上主席台亮相。欢送会很快就结束了，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好不热闹。我们乘坐铁牛55拖拉机，缓慢地驶出一中，从一中礼堂到大门口两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送行的亲友们跟在车后面不住地大声叮嘱着什么，根本听不清。拖拉机开出很远了，许多人还恋恋不舍地望着我们，我永远忘不了这激动人心的动人情景。带我们到雁北地区林科所插场的是刘喜同志，他的老家在山阴县冻牛坡公社。铁牛55拖拉机一路向北奔驰，初冬的天气不太冷，天气晴朗，天空高而深远。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显不出一点寒意，阳光在眼前逝过，向我们显示着生命的淡远……山阴一中看不见了，岱岳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再见了，山阴……中午过后，到了位于怀仁县三里庄村东的雁北地区林科所，全称是雁北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看到的只是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随后从各个房间涌出了几十个先我们而到的其他各地的年轻人，他们热情地帮我们拎行李，收拾宿舍。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心里顿时温暖起来。当天下午林科所在既是食堂又是会议室的大屋子里为山阴知青举办了欢迎会。我们四个男知青被安排在东二排十号宿舍住宿，是新建的屋子，女知青住在叫南院的老房子里。然后送走了我们的家长，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开始品味人生的艰难，开始奠定人生的基础，开始吮吸林科所的乳汁……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光荣艰巨的任务还在后边。

〈二〉

雁北林科所是1976年年初在金沙滩林场第四作业队的基础上组建的，人员大部分是金沙滩林场的老同志和雁北地区有关林业单位调来的技术人员，还有部分刚从林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所领导有两人，党支部书记秦二焕，原任河南省信阳市武装部部长，怀仁县金沙滩公社孟庄人，报到后还未到任。所长尹士声原任金沙滩林场革委会主任，早年任过某县县长，介休县人。10月份有怀仁和大同的30多名知青插场，补充了新鲜血液。我们来了几天后，又有来自应县的6名知青插场，前前后后共有知青54名。食堂兼会议室的地方叫南院，有一排半房屋，半排是砖木结构的，6间，3间是办公室，3间是伙房和食堂；一排土房，近20间，女知青都住这里，还有一些作羊圈和库房用。南院北隔一条路是新建的雁北林科所所部，中间一排是没有完工的办公室区域，办公室东西两面各有两排房，都是10间，也没有交工。所有男知青住东面第二排西边的几个屋子。有一排家属房，在办公区东南面数百米处。有林地5000多亩，大部分是50年代栽的小叶杨形成的“小老树”。三里庄、下寨和新发村、柳东营村分别在西、东南、东、北四个方向环绕着林科所。雁北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种植了120万亩小叶杨，早就应该成材，但由于当地特殊的地理气候，都长成了“小老树”。成立雁北林科所，也有改造“小老树”的任务。东二排十号宿舍是宽三米，长约八米的屋子，我们四个山阴男知青的被褥正好一条炕铺满，数日之后来自大同的知青高舰报到，也安排在十号宿舍，在地下搭了一张床。

〈三〉

插场是我走向社会最初的一段经历。有些叙述今日看来未免太奇特了，令人生疑。但我说，相信吧，都是真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晃而过，虽说时光如流水，冲走了许多当年的印迹，却总也抹不掉对插场生活的眷恋之情，往事就像在心灵深处埋下的一坛醇酒，时间越长越能闻到它沁人肺腑的芳香……记得当时，我们都羡慕一身洗的发白且打了补钉的工作服。报到一个月之后，每个知青都领了一身宽大、崭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匆匆间就套在身上，一个个都倍觉神气起来，尤如今日身着一套高档西服。无奈衣服太新，体现不了工人阶级的本色。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把仅穿了几天的衣服按在脸盆里，象煮肉块似地煮起来。几次下来，颜色确实淡了许多，质地也柔软了一些。颜色褪去了，可膝盖上还没有个明显特征——尤如靶环形状的补丁，于是又有意地去磨那个地方。探亲回家，人人一身工作服，神气得很。妈妈埋怨我的膝盖烂得快，我的心中却是一个劲地乐，记得那时上级对知青的宿舍卫生检查得相当频繁，每逢这时，就把来不及洗的脏衣服统统塞进箱子里，枕巾和褥单上下一翻，又和新的一样。为了给领导一个政治表现好、热爱学习的好印象，我们专门寻出几本书和总共没写几页的笔记本放在褥子下面，希望检查时被发现，可检查了几次没有一个去掀褥子看的，检查过后我们便感到格外的失望。其实褥子下面的书我们有的看过，有的翻也没翻，有的根本连一本书也没有，那还是临时借来装箱的。

〈四〉

林科所有一块几十亩的菜地，四周用土板墙围着，但有几处残垣断壁，很容易进出，一度时期就让我们知青轮流看守。我第一次看菜是插场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夜里，同伴是同班同学张秀。上一组传给我们一个手电筒，电池用久了，灯光微弱得很。匆匆吃完晚饭，我们便赶往菜园。傍晚的风光幽美恬静，那种说不出的和谐使夏日的夕照格外韵味深长。空气清新，万籁俱寂，只听见邻村传来大人吆喝孩子回家的声音，给清幽的景色添上几段乐曲。我们先沿着菜园周围巡视了一圈，因为没有固定的看菜房子，一辆拖拉机的拖斗停在附近，我们就爬了上去。同乡又是同学，我们就围绕着各自相互都熟悉的人聊开了天，每个都说遍了，就是一阵沉默。无聊之中，她说：下面有块葱地，咱们拔葱吃吧。于是两个人又下车拔了两捆小葱，一根接一根，“噌噌噌”嚼个不停。也怪，那种葱不怎么辣，一会儿竟吃光了。这时，田野渐渐灰暗了，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带着清冷的微光，窥察着人间，不远处还有几间屋子亮着灯。上级规定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去，我们那时还没手表，无法掌握时间，就商量着等灯都熄了就回去睡觉，所以就在车斗里默默地坐着熬时间，间或说上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以打破沉默。夜色更深了，四周的房屋已看不清楚，只见黑巍巍的墙壁轮廓。星星仍在闪烁，银河被云彩遮掩，周围一片寂静。猛然间，头顶的树上传来猫头鹰的叫声，使我们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不远处有几间羊圈，夜里羊的咳嗽声也确实令人害怕。一会儿，又传来几声似鸟又似人的叫声，我俩当时就吓得惊恐万状，一种神秘而难以言喻的恐惧笼罩了全身，连大气也不敢出。怪叫声又起了，就在离我们不远处，但手电光太微弱了，根本照射不到。上车时我多长了个心眼，扔进去几块半头砖，这时摸出来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狠劲扔去。随着砖块的落地声，又有几声脚步声响起，是人无疑。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对方也用砖块还击了，夜阑人静，砖打在车栏上“咣”、“咣”声格外响亮。我俩大叫“干啥？是谁？”对方不吭声，又是几块砖头。这时，我们也明白是有人故意吓唬，但仍然色厉内荏地大声喊：别躲着了，我们不怕。对方见僵持下去没趣，也就拍拍手笑着走过来。近前一照，原来是我们宿舍的几位，他们久等我不回，睡下后又穿起衣服，摸黑赶到菜园。原来想听几句悄悄话，谁知差点让砖头砸着。大家一阵大笑后相随而归。生活经验随着岁月的流逝在逐渐增多。几年后，我们偶尔也开小灶改善伙食，尤其是节假日，少不了几个老乡、好友聚在一块乐一乐。那时，我已担任了作业组长，领导着二、三十名临时工管理着数百亩林地。当时，有的临时工为多挣几个工，白天在这个组，晚上就到另一组加班。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和赵旭、吕全华、张岐三位朋友割了肉买了酒，准备热闹热闹。为少花几个钱，决定到菜园去“偷”。从傍晚直等到静夜，估计看菜的睡了，悄悄钻进了菜园，先摸着摘了茄子，又胡乱扯下几条黄瓜。张岐说那里有片西红柿地。赵旭说黑灯瞎火的，分不清生熟。全华颇有经验地说，咱们挨个捏，捏上去软的就是熟的，硬邦邦的是绿圪蛋。谁知刚走进西红柿地，看菜的不知从何处溜达过来了：抓贼，有人偷菜。声音非常熟悉，原来就是白天归我领导的两个临时工在这里加班看菜。说实话，我们根本不怕他们，只是担心知道是我后，白天工作起来难为情，所以也就没有应声、露面，而是顺着墙根向豁口处跑。那两个人对地形和我们一样熟悉，夜色中紧追不舍，我们跑得着急，把怀中抱的菜掉了不少，到了豁口，几个朋友先跳过去了，轮到我

时，让人家一把拉住。当时，那个气呀、羞呀，抑制不住的怒火全部聚成一句话：你妈了个蛋，是我。这下他们不喊不叫了，一个说早知道是你我们才不追哩，另一个说要啥菜我们等会儿给送去。夜幕中互相看不清脸面、表情，黑暗也掩盖了我窘得通红的双脸，我气喘着，仍没好气：送……送你妈了个蛋，刚才摘得都让你们追得丢光了。跳过墙的几位朋友这时一齐在外面说：把一路丢的给我们拿来就行了。次日上班，我们又到了一起，我还像往常一样，认认真真地给他们安排工作，夜里的事似乎没有发生一样。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们在想啥。此事过去很多年，现在若和当年的几位朋友谈起这件事时，仍是一次又一次地捧腹大笑。

〈五〉

6从十六岁起，在广阔天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年华如流水，却又因为凝聚了许多酸甜苦辣的记忆，好比小溪里的一些鹅卵石，不会随水流去……林科所的肥料不够用，就和县城的一家旅店订了合同，派出两个老工人给人家打扫旅店，粪归林场。那个时候，农村实行的是公社化，胶轮马车是每个大队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车马大店如同如今的加油站一样普遍，牲畜粪便分外多。一到冬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县城拉粪，一天两趟。一台铁牛55型拖拉机，走时男女知青坐了10多个，车装满后就沿商店窜。交通不方便，经常不进城，偶尔进上一次不知有多少要买的，其实那时每月的工资刚由18元提到27元，象样的买不了多少，当时人人一个颇为流行的黄挎包里大多装回的是食堂不常吃的馒头、饼子之类的食物。记得一个馒头5分钱，2两粮票；一个饼子9分钱，2两粮票，装满一挎包也就是4、5斤的份量。坐在高高的粪车上，每人屁股下垫的是一张铁锹柄，车还没走出几十米，我们就有人掏出饼子，随着车身的摇动啃开了。男男女女都在啃，装完粪的手自然都没有洗，好在大牲畜吃的是草，又是在冬天，粪便的气味不怎么浓烈。拖拉机在县城的主要街道上通过，本地知青大概怕被熟人瞧见难为情，暂时停止了咀嚼，等到了人少的地方，一个个就象猪八戒吃人参果。现在回想起坐在高高的粪车上旁若无人吃饼子的情景还颇觉好笑，我们男的无所谓，奇怪的是那时的女孩怎么也顾不得了女孩子家的矜持。“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大凡吃集体食堂的，可以说多数都有怨气，主要是伙食标准差，或者饭菜不卫生等。因为常和炊管人员争吵，所以就想方设法报复他们。记得那时一旦未能按时开饭，我们就感到理由充足了，用筷子敲碗的，敲门敲窗的，其目的并不完全是催大师傅们快点开饭，主要是为惊动一下领导，并让领导知道我们不是无理取闹。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如果发现饭菜质量差，就赌气吃上一半，另一半扣在卖饭的小窗口上，或倒在饭桌上，今日想起着实不雅得很。记得最深的一次是食堂的午饭做得少了，砸了锅。那是食堂还没有诸如挂面之类的方便食品，炊事员只好临时搅拿糕，这下可该理直气壮的捉弄一下食堂了。我们十多个男知青隔上一会儿去两个打饭。炊事员见来了两个人，手忙脚乱搅上两碗，刚打发走，又来了两个，只好在刚洗净的锅里再添上水……他们怕一次搅多卖不了变质，我们偏不告诉有几个人未吃饭。就这样，整整一中午的时间都花在了这场车轮战上。为了取得心理上的满足，有的知青三次、四次去打饭，每次只打二两，还有的动员女知青去“捣乱”。过后食堂传出话来：拿糕本来“十拿九生”，那天中午是“十拿十生”，别以为整得我们忙了一中午，你们吃的都是温水搅拌起来的玉米面，让你们再闹。我们听了，笑得比他们还开心：挣得再少也倒得起几两玉米面，真正没有几个人吃，多数都是一出食堂门就找个地方倒掉了，让你们在我们的驱使下手忙脚乱一中午，倒几碗生玉米面，值！怎能忘记，艰苦岁月里难得的一丝享受。因常年洗不上澡，有人发起怨气，说喇叭报纸上天天宣传青年一代沐浴着些什么，能在水中沐浴一回就是人间最大的享受了。于是，单位就在锅炉房的隔壁又盖了两间房，外间用砖支了几块脚后跟蹭上去也会插刺的木板晾澡，里间砌了个水泥池子，每个周六晚上男知青洗，星期天上午对女知青开放。我们终于沐浴在那个熔炉里了，前呼后拥，叠肩压背，屁股贴屁股，直至再也插不进去一个人，余下的只好光着身子在池外瞅空子。洗澡水已变了颜色，还有人一个个跳进去，嘴里还自我安慰：洗上不洗下哩。岁月悠悠，往事如云如烟。知青生活虽然也有百草的葱绿和金秋的收获，但生活的大部分却是艰苦的，对每个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来说，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今天，我可以忘掉金钱，忘掉荣誉，但是绝对没有理由忘掉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的各种历史烙印。

〈六〉

六俗话说：半大小子，吃塌老子。劳动强度大，供应的三十八斤粮是根本填不饱肚子的。别说我们这些小伙子，就是那些正当十六岁花季的妙龄少女也顾不得节食去造就一副苗条的身材。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林子里可以到处寻到裹腹的东西的。林子里野兔很多，没有猎枪，就学习老工人，用细铁丝做成环环，遍地撒网，兔子接二连三地被套住。一次邻村的一条黑狗被误套铁环，狗的力气大，连固定在地上的铁环都拔起来带走了，最有趣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羊群，小羊倌是从陕北随改嫁的母亲来的临时工，他不知道我们设了埋伏，看见哪儿草嫩就往哪儿赶，一下子套住了十几只羊，用他自己的话说，整整解了半下午。我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倒，他开始还满腹怨气，但我们中间有人提出让他赔套子时，他便不吱声了。从那件事起，我才明白知青的地位是高于临时工的。炖野兔肉的调料是少得可怜的，食堂的盐每人只给一小撮，别的调料是绝对讨不到的，有时去菜园里偷摘几只辣椒扔进去，锅也没有，就用洗脸盆盛着，两个盆一扣，一会儿就香气满屋。林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儿，最多也最容易逮的是麻雀。晚饭后，约上几个伙伴拿着手电和装过化肥的塑料袋子，沿门逐户抓麻雀。有一次是在羊圈里，一个人堵住窗口，其他人有拿手电晃住抓的，有拿袋子准备装的，羊、人、麻雀在那狭小、肮脏的圈里拥挤、冲撞、叫喊，那次麻雀倒是抓住不少，但我们的脚背都让羊蹄踩破了，那小小的蹄子踩上去疼得厉害，不过当时也顾不了许多，只是一心抓麻雀。回去从袋里掏一个往死捏一个，就象往碎捏一粒花生那样从容。再用烧红的铁丝朝屁股眼里一捅，然后放到火上烤烤，听到“滋滋’的声音就是烤熟了，把铁条一抽，连内脏也带出不少，再把烧焦的地方去掉，连骨带肉嚼起来。嚼得“吱吱”有声，真是莫大的享受。那个时候，肚子里总是清汤寡水的，吃过胖乎乎的黄鼠、青蛙，偷吃过邻村大队的嫩玉米、山药蛋和自己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可以说到啥时候吃啥，也真怪，一点油水也没有，每次回家，亲人们都说又胖了……

〈七〉

十六岁那年去插场，十年后离开时身体壮了，心也磨炼的老成了。人们说往事如烟，可我回忆起那些年，一些事如刀刻斧凿般留下，怎么也飘不散。为建设林科所，知青们发出了“以所为家，以林为业”的誓言，响应“八小时内加油干，八小时外多贡献”的号召，义无反顾地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记忆深的是装运水泥，早晨拖拉机从单位出发，去朔县某水泥厂，要求当天必须赶回，顺利还好，如遇上没货或车出了问题就不能按时赶回。没货，也就是没有装好的，散装的不少，需自己一锹一锹地装，装满一袋又一袋。装水泥的滋味不好受，铲得多了，一锹下去，冲起一股灰色的水泥尘，直扑脑袋。装得少了，一时半晌装不满一袋。自己装的分量又远远超过规定的50公斤，装袋时已耗尽体力，再往车上搬，真是拼脱了浑身力气。每个人都象超出工作限度的机器，疲乏令人逐渐减慢了速度，每走一步都尽了极限。每次开始一人一袋，后来二人一袋，最后三人一袋也是勉强了。一车完成浑身湿透，再让水泥一裹，如盔甲相似。往往还是冬天干这活，先热后冷，再加上极度的疲乏，今日想起心里还直发怵。路途上是我们最为享受的时刻，即使是去时上下左右颠簸摇晃的空车。装满水泥的车不会颠了，有时刚出的水泥还有很高的温度，我们便在装时专门布置一处平坦的地方，好躺着休息。这时，人人都松了一口气，连北风也如释重负地收敛起刺骨的呼啸。水泥的热量透过冰凉的衣服亲敷着我们的肌体，象幼时躺在妈妈烧的热炕头上。我们也有了宽裕的时间低头现在的自己，抬眼望望那悠远的苍空或茫然地思索着未来。疲乏至极，聊上几句就进入香甜的梦乡，直至回到单位还不愿醒来，希望一直走下去……那时才深刻体会到什么是一觉值千金。艰苦的工作环境俯拾即是。某次天降大雨，单位决定趁机施肥，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去库房拉化肥。那不知是种什么化肥，满库房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刚进去还没呼吸几口，眼泪鼻涕就一齐下来。往出搬一袋化肥须出去呼吸几次。小平车还没有装满，有人传来话：地里没肥了，快拉。运肥的路上，眼泪、鼻涕伴着雨水倾泻，擦去一股又一股。泪眼迷蒙，泥泞的路上大雨倾盆，化肥袋掉入泥淖中光溜溜不好搬，等送到地头，塑料袋和我们身上都如泥裹了一般，大伙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如泥猴。撒化肥的每人端一个脸盆，身上除了泥少一点外，和我们没有两样。尤其是女知青，雨水浸透衣服，身体曲线分明，凹凸清晰可辨。时光虽然流逝几十个春秋，那年那月那种刻骨铭心的锻炼仍记忆犹新。我想，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同龄人大概都有这种感受吧。所以每天看到红日东升，新的一天又开始时，虽然仍离不开忙忙碌碌，琐琐碎碎，但我觉得自己很少去抱怨什么。当年的艰苦让我倍感今日生活里的种种美好，能拥有这份平静踏实的心情，其实应该归功于那些年的磨炼。从这一点上讲，我想说：青春无悔。

〈八〉

知青生涯在现今人们的眼中，早已成为历史长河里逝去的浪花，远不及下海热、股票热和卡拉OK歌厅里的上榜金曲那么撩动人心。但作为在生活的泥泞中一步步走过来的知青，却一直把那段难忘的岁月视为人生的起点，生命的源泉……“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也没有幼苗长成参天栋梁。和大粪打交道的经历在我们知青生活中应占有显著位置。冬季，许多活都不能干了，但积攒了一年的粪正好清理。三九严冬，粪池冻成一个整块，铁锹铲上去只能清理一些“新鲜”的，铁镐派上了用场。本来都戴了口罩，但“嗨嗨”地用劲呼吸不通畅，也就懒得戴了。飞溅起的冻粪脖颈里、脸上都能感觉到。夏季给幼苗施肥需要新鲜的人粪尿，一辆小平车上固定一个汽油桶，再用一小铁桶从粪坑舀上倒入油桶内。舀上几桶后，小铁桶四面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蛆。平静的粪池搅上几搅，扑鼻的臭味散发出来，时间久了竟熏得头都发昏，真担心一失足会掉入粪坑。运粪时随着平车的摇晃，稀糊糊从桶口溢出，溅在衣服上、身上，还有一种灼痛的感觉。回到宿舍，带回满屋臭味，三、二天都走不散。冬天掏粪是男知青干的，夏季男女都曾干过。记得那时人们常常说姑娘们搽的油叫“十里香”，我曾戏谑一位刚施完粪糊糊浑身散发着臭味的女知青“搽了十里香”，她脸虽说臊的通红，但不见得有多太难为情，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经常干这活儿……某天下午高音喇叭把全体知青集合起来，说几里之外某林地新伐了一些树，车进不去，放在野外不安全，大家要用肩全部扛回来。队伍去时齐齐整整，大家有说有笑，有人还一路掐花撵兔打小鸟。负重而回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刚伐倒的树是湿的，况且还有庞大的树冠，加上伐时是有选择地伐大的，扛上走，树冠着地，永远也平衡不了。拉着走，那么大的树冠与大地摩擦着，几步就气喘吁吁，大家面面相觑，毫无办法。上面又发话了：每人三株的任务。连扛带拖，一个个小小的人，拖着大大的树，在长满杂草的林地里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不是椽，而是一支支巨笔，在茫茫林海用青春的热血书写自己的历史。数日后我们又曾循原路走去，遍野的杂草被上百株无情的树冠扫得支离破碎，有的没了头，有的连根拔出，有许多地方露出了新鲜的土壤。面对此景，鲁迅先生《故乡》的话涌在我的脑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许多年过去，也不知这条路还在否，这条路上的花草树木，这条路旁的野兔小鸟记不记得我们这些开拓者……现在的我已不再有当年的狂热与虔诚，已把一切甜酸苦辣深深埋入心中。但那段难忘的岁月，造就了我的个性与素养，使我永远不会忘怀。今天，再来捕捉那流逝的岁月，就象庭院里盛开的枣花，飘过一缕缕沁人的幽香……能在难忘岁月的鼓励下潜心创作，我在心里呼唤：“作为知青，我是幸福的一个！

〈九〉

走啊走，走了四十多年人生路，从高中毕业到林科所，从林科所又返回故乡，结识过无数的人，经历过无数的事，该忘的没有记住，该记住的没有遗忘。单位建礼堂铺地时，给我们几个的任务是去大同矿务局附近一石料厂拉石子。石料厂坐落在一处高台上，把拖拉机停在台下，打开马槽，平台正好与车底相平，碎石子从上面一出口泻下，用平车接满后再推到车上，很省事，但出料口少，等的人多，便常常发生争抢。记得有几辆军车停在下面，几名年轻的士兵也和我们争着抢出料口，因为谁都想早装满早回家，便用平车作武器相互撞击，他们人多力量大，占住后不离开，非等自己人才让位。老等不是办法，抢又抢不过，望着那鲜艳的三点红（一颗五角星和两块领章），我们叫开了：你们还是解放军哩，就这风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去了……一番唇枪舌剑，他们倒真败下了阵，垂头丧气地轮着等。谁知第二日他们竟把领章帽徽摘掉，穿着褪色的军装或杂色的便装，假装民工又故伎重演，但马上就被我们识破：“假八路，丢解放军的脸，王连举、叛徒……”想起啥骂啥，年龄都是十七八岁，相对而言，他们是规矩的，而我们有点野，得了便宜也不说人家好。四楞八瓣的石子上是没法睡觉的。第一次没经验，第二次去时带了几块木板铺在石子上面，仰面朝天舒服地享受着，悠悠白云当被，奔驰的拖拉机当摇篮。有几次就在大同矿务局附近的饭店吃午饭，饭后躺在矿务局高大平坦的高楼门前欣赏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人们谁能想到今日的我，当年在这条路上是何等的粗俗和野蛮。记得怕路上口渴，我们还买了西瓜，吃剩的瓜皮便向路旁骑车和步行的行人扔，看谁扔得准。被打住者扯开嗓子大骂，我们则扬开喉咙大笑——你慢我快，能奈我何？也有年轻小伙子被打中后拼命蹬车不停地追逐，口中还骂不绝口。看着赶上我们索性连石子也朝他扔去，这下他不追了，宽阔的公路上留下的是他的无奈和我们的狂呼。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交城山》的民歌举国传唱，一辆喷有交城县字样的汽车驶过，我们竟不约而同地唱起那支民歌，对方车上报我们以掌声和喇叭声。我们的劲更足了，一直唱到汽车驶远。随拖拉机装卸砖的滋味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手有力气者用砖卡子，一下四块既卡得多又使皮肤免受磨蚀，而我使卡子使不动，卡上四块走不了几步手一松就全掉了，无奈只好双手搬。开始还好，几天下来，双手磨得通红，刚打起的水泡又很快磨破了，露出的肉磨在砖上，再泡上咸涩的汗水钻心地痛，那个痛劲比针刺还难受。针刺是一小点，那是大面积的痛，手指手掌没有一处不疼，什么是十指连心，搬上几天砖就能体会到。但想到“炼一颗红心，磨两手硬茧”的豪迈誓言和坚强决心，竟一直坚持着。今天，挥锹搬砖的手早已握开了笔，但硬茧一直未退，对偶尔的体力劳动毫无畏惧之心，这一切都得益于昨天，得益于艰苦生活的锻炼。

〈十〉

知青生活虽然短暂，可留下的体验和感受铭心刻骨，任岁月长久冲刷，也难以磨蚀。回忆是苦涩的，在我的所有知青生活记忆中，关于苦与累的体验和感受，至今品来，如咀嚼一枝橄榄果。每年春秋两季造林是最为忙碌的，节令不等人，十余天的时间必须完成任务。道路两旁和环所林带的树坑比成片造林标准要求高，我们滴在里面的汗珠也比别处多。某天我和应县知青朱相云搭伴挖坑，当我完成一个的任务回头看时，她只露出一颗汗流满面的面颊，“上来吧，我下去干一会儿。”我边向她走近边说。她试着往坑外爬，爬了几次都掉下去。我建议踩着铁锹头上，她试了试还是上不来，一副无奈而又可笑的情景。我只好伸手给她费劲地拉了上来。再看她，全身的泥土。就是这些姑娘们，劳动并不比小伙子慢多少。多年之后与相云住到一个单元楼里，说起这段往事，相云感慨万千：林科所几年虽然酸甜苦辣倍偿，但并不是毫无意义。至少是体质练壮实了，同时也对艰苦生活有了了解，有了与大家相同的知青情结，学会了吃苦。一段时间里，我们用电锯锯木料做房皮板，费劲地把一截木头抬上去，随着锯片的转动，锯末如雪花般落了满身，和浑身的汗再纠缠在一起，痒痒的分外难受。只有锯到最后时，手里才觉得轻松。一次电锯被木板卡住了，和我配合工作的一男知青没拉闸便用手去拔那块木片，谁知就在木片拔出的瞬间，电锯也飞转开了，他的食指上的一块肉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次日拖着裹有纱布的手又上工了，原来请假上面不但不准，还说他是消极怠工，当时旁观的我们只能报以同情的苦笑。我们曾骑自行车当天从怀仁往返岱岳，或当天从岱岳去应县再去怀仁。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或须下一番决心的，而当初是万水千山若等闲。从单位回家常常是独来独往，自行车把上绑上一半导体收音机，一路响着，其目的不是去听什么，而是好作伴还乡。开始一段路，脚下劲儿十足，后半截就觉得十分沉重。这样来往了几次，摸索出了经验，刚上路也不着急去赶路，一路匀速前进，至目的地也感觉不出多累。最糟糕的一次是中途遇雷阵雨，大滴大滴的雨水如子弹一般射来，打得路面哗哗直响，落到人身上也有些痛，最难受的是双眼难睁，有意躲在树下避避，又想起“雷击”的后果，便反复地摸着眼睛上的雨水不停地前进。树下有好心人劝：下来避一避。有心告诫人家话一出口又觉不妥，摆摆手作答。雨停了，衣服也湿透了，更需奋力赶路，以增加些热量。到目的地后，衣服竟被一路的风吹干。心想，这真是天然的淋浴，既洗了身子，又洗了衣服。去应县那次是和全华、建国同行的，时间在一九八零年秋，本没有思想准备，但建国要去看他的恋人玉平，便死缠硬磨地拉我们俩陪伴。三人同行一路说笑不觉寂寞。终于看到巍巍木塔了，心中便有了某种希冀和向往，但不停地骑下去，仍还是遥遥的，怪不得有“望山跑死马”之说。应县的朋友们领着第一次登了木塔，他们对木塔方面的介绍远远没有介绍乔日成的传说多。午饭时，三人又分为三处，建国钻进了玉平家，全华被穆忠拉去，我则跟着文友朱英走了——他家就在木塔附近。下午再行时，两腿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坚持着数路旁的里程碑走完全程的。到达后车子还没顾得往好打就躺下了，也真正饱尝了一回“双腿象灌了铅”的滋味，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便把满肚怨气撒向建国。

流年如水，往事如烟，逝去的岁月常常掠过我的心头，当年我们选择了一条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路。那段历史，且留给后人去评说，当事人不必多话。现在如果再叫我上山下乡，我也许不一定会去，不过，我信奉歌德说的：“倘不是就着泪水吃过面包的人，是不懂得人生之味的。”那时虽然天天劳累辛苦，但年轻单纯的我们不懂去感叹抱怨，面对命运和生活，我们一样充满了向往，人生中的苦累滋味毕竟切切实实追求过，认认真真感受过，拼争过。那么真又那么深。苦酒一杯，青春无悔。

〈十一〉

每当听到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插场时的全部情景，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可是那的确又是“好困惑”的日子，而在那困惑的年代里，仍留给我许多至今仍充满欢乐的笑声。插场走前，县知青办给每个知青赠送了一个脸盆、一块枕巾、一条褥单。图案都是一个样，一模一样的东西，以至到林科所后引出许多可笑的故事。我和同班同学吕全华分在一个宿舍，二人的铺紧挨着。刚开始，我还比较注意个人卫生，枕巾、褥单每周洗一次，久而久之，就懒得勤洗了，遇上卫生检查，就上下一翻。两面都脏了，就趁全华不在，把他的换了。换时也不在他刚洗后就换，而是在他铺上三、两天后，当时换太明显。就这样，大约有半年光景，脏了就把他的换下，同舍的其他人都知道，他竟毫无觉察，只是在星期天洗的时候莫名其妙如坠入浓雾翻卷的困惑深谷，自言自语地嘀咕：脏得这么快。我则躺在炕上，强忍住笑不敢吭声。他又冲着我嘀咕：这家伙老不见洗也不脏。“你不常洗澡嘛。”话音未落，我和别的同伴的笑声就喷泻出去了，他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年的“五一’节前夕，上面通知检查卫生，我忙着把枕巾上下一翻：啊，一样的脏。再看褥单，也是里外没有多少干净处。总不能挨批评吧！又故伎重演，正手忙脚乱调换时，全华进屋了。当然，这次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怪不得我常洗常脏，你老不洗也不脏，原来是……我至今仍记得他气急败坏的样子，象一只鼓着肚子的蛤蟆，把铺在他床上的我的脏褥单、枕巾（其实，换来换去，到底哪条真正是我的，我早弄不清楚了）狠狠地扯下来甩在地上，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如芒刺在背，只好把脏单子泡在水盆里，光褥子迎接了检查。虽然有了这次冲突，但一直没有影响友情的发展。春秋辗转，似水流年，我虽永远离开了青春年华最珍贵的曾经生活了十年的林科所，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但无法忘怀那个洒满青春、长满大树的地方以及各位诚挚的朋友和逝去的件件往事。四十多年了，这件遥远的往事，只能成为每次聚会时的笑料。当然，带给我们的除了捧腹大笑外就是全华那老掉了牙的骂声：怪不得我常洗常脏……

〈十二〉

“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随便乱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你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失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这段话，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年，我和从恒山林场转插来的赵旭同居一室，不久他担任了食堂管理员，卸任时，盖有他印签的饭票、菜金限一周内回收作废，并兑换成现金与省粮票，故事就从这儿引起。通知发出的第二天晚上，那是一个寒风呼啸、白雪纷纷的冬夜，我刚生着火，他提着一个黑包冒雪回来了：晚上帮个忙吧。我知道他近日忙于交接，又清楚全是些算算写写的，忙说：打算盘忘了，计算我最头疼。他呵呵一笑：不用算，动手就行了。说着把一包用皮筋扎着的一捆捆的饭票倒在了炕头：这是这两天收回的，没处放了，你帮忙烧了吧。啥？烧，这么多。在此前我还没有亲手动过这么多的东西，钱包里最多时也就是刚发工资时的三十多元和三、四十斤饭票，况且我手里盖有他印签的饭票还没有兑换，单位在食堂上灶的还有人在陆续和他换。我马上回绝：不行！不行！你自己烧吧，我到别的宿舍里去。他转手插上门：我知道你的心思，先把你的饭票留足三天的全兑换了再烧，行吧？推辞不掉，我只好照办，又为避瓜田李下之嫌，把衣服也脱了，只穿着个裤衩趴在炕头上烧开了饭票。那时的饭票面值最大的二斤，最小的一两，菜金面值最大的伍角，最小的一分，一百张用一个皮筋捆成一捆，他说：这一堆已数好了，你先烧，剩下的我数你烧，谁也别干扰谁。我赤身趴在炕上烧开了。每解一捆，手腕上套一个皮筋，扔进灶里，再用火钩扒开，烧得差不多再投进去一捆。往日能换来饭、菜，近期能换来人民币和山西省粮票的一捆又一捆的饭票与菜金化成一股又一股的青烟与烈火。我伏在炕头上，身旁是一堆至今也不知道多少数量的饭票、菜金，烧完一堆又送来一堆，灶火映着我的脸颊炽热通红。夜深了，睡意渐渐袭来，肚子下愈来愈热，愈来愈烫。我忙说：不能再烧了，炕烙得不能睡了。他指着一大捆五颜六色的皮筋，哈欠连天地说：这些你拿去吧，咱用不着了，和谁相好送给她束辫子用。第二天晚上，又是如此这般。第三天收回的少了，没烧。最后一天，把所有收回的又烧了半夜。三次烧了多少不知道，只记得三天的炕一直是滚烫的，屋子前后纸灰如同秋末满目飘落的树叶。当然，在此前，我与他已是很要好的朋友，此事后更感觉他对我莫大的信任，否则，在每月30元工资的当时，随手藏一捆，能够用很长时间，况且当时有条件这样干。因为他背对着我在办公桌前计算，我藏上一捆，次日再寻人向他兑换或谎称自己还有未换完的都可以。“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几”。万两黄金易得，一个知己难求。朋友之间最要紧的是彼此相信。这种友情来之不易，从而许多年里一直得到很好的珍爱和维护。当年发生的事，现在面对现实生活使我愈来愈觉得人世间友情的淡漠、信任的动摇。所以，我怀恋生活中那些早已逝去的美好的往事，我更渴望开拓与创造未来生活中有更多、更美、更令人欣慰的友谊与信任。

〈十三〉

每个人，对于他曾生活过的地方的人和物，总会留下一些印象，总会有思念产生，总会有记忆在心底歌唱。随着时光的流逝，这记忆也就如同浓缩的奶汁一样，变得醇厚香甜。我的歌，总是为插场时的生活唱的，为那坎坷日子里的甜酸苦辣，为那在茫茫的林海中荡漾的轻风，更为那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仲春三月，我收到当年友人的来信，深深呼唤，又一次开启了我的感情闸门，荡起了对昔日无限思念的涟漪。那一年隆冬时节，在落尽了叶子的白杨林里，我们十二个小时一班，干了几个月繁重的超出常规的活儿——推大锅锥钻井。井场旁边是临时挖的窝棚，大概有十几平方米，窝棚顶子是用刚伐的一根紧挨一根的杨椽搭成的，里面铺的是足有半米厚的麦秸。干累了，带班的吆喝一声：歇会儿。于是，近二十名男女知青把发的那件羊皮大衣一披，挤坐或随意地躺在一起。若在夜里，如遇上较长时间的停电，谝不了几句，乏困劲儿上来，也不管周围是谁，就一个个东倒西歪地睡着了。一天凌晨，我从朦胧中醒来，觉得右胳膊有点儿麻木，扭头一看，舒开的右臂上枕着一副熟悉的面孔——一位和我非常要好的姑娘。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专注地凝视着她：她的脸庞是蛋形的，皮肤微黑而细润，长睫毛紧紧覆盖着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那红润的嘴唇，好像两片带露的花瓣，微凹的嘴角边，隐约挂着一丝微笑，一头乌黑光洁的秀发，有几缕甚至飘移到我的脸畔。梦中的她给我以端庄而美丽的印象。我想抽回胳膊，又怕弄醒她，直到带班的喊“起哇”，才把视线从她脸上急速地收回，并摇醒了她。若干年后，当我向别人讲起这段往事时，众人皆对我当时的举动表示不相信和不理解，说：你竟没有去吻她一下，真傻。是的，凭我和她当时的关系，亲热一下，我自信是不会引起她的反感的。也许我就是傻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悟出一个道理：人生难得一傻，如果人过于精明，就会处处看重自己的利益，对别人也就少了那份应有的尊重和关心。如果我没傻过，那么，在她劳累困乏酣睡的时候，就不可能向她伸出友爱的臂膊。我傻过，但觉得傻的值。现在，我虽然为人夫、为人父了，但是，我仍然留恋那段发傻的日子……

〈十四〉

在林科所，春夏之夜浇地是常有的事，上面规定人闲井不闲，白天一班夜里一班，所以除停电之外很少有闲暇。单位的女知青远远多于男知青，有些夜里的工作女知青也得去干，但相对而言，女知青两个人才能干我们一个的活儿。如看机井，本是件轻松不过的活儿。若是我们男的，合上闸后就万事大吉了，躺在看井棚里，点上支烟，仿佛在日下散心月下散步一样悠闲。一旦电机没有了声音，不是保险丝摧了就是跳了闸，几分钟就解决问题。而女知青在茫茫的林海之夜是绝对不敢一人在的，一旦机器出了毛病也不敢去处理，便扯开嗓子吆喝：保险丝摧了，过来接一接……那一次，我安排两个女知青看井后，又让另两个男知青去浇地，我在他们的中间地带舀大粪——防渗渠边有一个粪坑，用茅勺隔一会儿舀一勺。当然，里面除了粪便，还有蠕动的蛆。粪水顺着渠道一直流进地里，整个林地周围弥漫着刺鼻的臭味。后半夜该结束浇地了，我先去井房叫上两个女知青，拉闸后又一同叫另两个男的。此时粪水仍在流着，开好一个畦口后我们就不用管了——数百米长的防渗渠余水也能浇满一畦。两个男的一人持一个马灯在前面引路，我和她们跟在后面。在有月光的夜里，水是白色的，和白天的土地相似，而土地则相对有些暗。我提醒她们脚不要往亮处迈，那是水。话音刚落，就听身后“扑通、扑通”踩进水里的声音。我大叫：那是粪水，你们怎么专往粪水里走。可灰暗处她们疑心是深坑，被我这一嚷，立刻犹如炸了窝的母鸡一样，尖叫着，推搡着，一只脚刚拿起，另一只又跳进去了，没命地乱跳乱蹦。前面拿灯的返回来一照，那两个女知青的鞋上、裤子上除了星星点点的不洁之物外，还有几条被水洗净泡胀的白胖胖的蛆在蠕动。两个女知青急得哭了，一个劲地跺脚，尖声怪叫，活像蜜蜂蛰了一样。我们对此事早已习以为常，见状忍不住象渠水决了口似地“哗、哗”大笑起来。从那以后，那两个女知青任我再三动员也不肯在夜里出来了。树林地和庄稼地的畦子不一样，庄稼地畦堰又低又细，每个畦子十几平方米，而林地则是半分甚至一亩大一个畦子，畦堰又粗又高，象现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土圪塄，一畦浇满有时需一个多小时。有次我和吕全华两人浇地，开好口子后，就选择了一处较平坦高出畦面的地方，躺在那里边聊天边欣赏着向马灯扑来的飞蛾、甲虫。夏天的林区之夜，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天空象是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彩，蓝晶晶的，又高又远。缥缈的月光，静静地倾泻在林子里，好象把一切都溶解在乳白色的月光中。防渗渠里流水淙淙直响，好象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歌唱。夏夜是那般的温暖，被太阳晒了一天的黄土地就象热炕头一样，我们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睡梦中被一阵浑身的奇痒弄醒了，两人不约而同地爬了起来，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就解衣脱裤寻找什么原因——原来，我们睡着的时间里，六寸粗的水管把周围的几个畦子都灌满了，因为无人疏导，便泛滥蔓延，低凹处的蚂蚁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昆虫一齐寻找干燥处，竟爬到了我们的领地，钻进了我们的衣服里。当时根本顾不了许多，抓不净，抖不光，干脆每人脱了个溜光，才挣脱了此大难。如今，在夏日的街头看到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穿着轻柔漂亮的服装，背着新颖别致的

书包，鲜嫩娇羞地飘然而过时，我有时会问自己：比起他们，那时的女知青是失去了呢？还是得到了？我找不到答案。夏夜里，和妻子在小院的葡萄架下浇水、施肥时，多年前遥远的往事又是那样十分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它不断搅动着我的情思，启迪我在今天的生活中，永远不能忘记艰苦的过去。

〈十五〉

知青屋住时，我们是六号，五号至一号全是女知青，六、七、八号是男性，处于中间地带的我们和左邻右舍发生过许多“难忘的战斗”。先说和女知青。一次我们正都在炕上躺着，五号的一名女知青抱着一堆衣服就往搭毛巾绳子上晾，我们见状大喊：干啥呀！她惊愕地大叫：啊呀，进错了。忙转身溜掉。而我们也有同样的遭遇，开饭了，饿极了的忙不择门，甚至去人家屋里寻找自己的饭盒，找不到还怪别人拿错了。当然，热闹的不止这些。下午或晚上休息时，我们相互便用双拳擂鼓似地捣墙，安静的局面马上喧闹起来。一次，我们被对方的威力震惊：怎么这么大的力气，比我们的还响亮。便悄悄开门爬在她们窗前踮起脚跟偷看，原来是安彩平和张小英把枕巾裹在脚上，仰面朝天两“蹄”乱跺。见此情景，我们在窗外便大声喊叫：哎，谁搞你们上蹄子。人家笑成一团，回答：手疼得不行了。我们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条腿站着，一只脚使劲朝墙踏去，其威力使墙似乎也摇动，其声音惊吓得她们惊慌失措：我们不用脚了，你们也不要用，墙要塌了。声音把住在十号宿舍的林业工程师张振明老师惊了出来，夜半时分，他或许正伏案疾书，听到“地声”，跑到当院便大声呼叫：啊呀！不好了，地震了，快起……随他出来的除不明真相者外就是我们两屋子滔滔不绝的笑声。当他真相大白后，气急败坏，用满口京腔甩出了国骂：他妈的，这群孩子，吓人一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隔着一堵墙的战斗告一回合后，我们便想偷听她们说什么悄悄话，墙上方有一个穿电线的瓷管，我们把一截老长的塑料管套上去偷听，好长时间啥都听不到，终于有声音了，手握塑料管头的那位懊丧地把管子扔下：去他妈的，尿尿声。众人一阵大笑。于是又有人提出在安炕沿那个部位悄悄掏砖，小心翼翼又费尽周折，终于掏出一块，再掏就不敢了，否则一个“流氓”帽子扣上够受的。夜里，我们把砖取出来，早晨再填进去。并商定对外一概保密。墙薄了，女知青的窃窃私语清晰如面前。第二日出地便把她们的话再复述给她们。当问是怎么听到时，我们只告是从电线管。于是说话更小心了。但犹如一个屋子发生的事，再注意防范也无济于事。和七号男知青之间拳擂脚踏算不上什么，炕沿上方光明正大地三下五除二就掏通了。先是对骂，骂累了，便掏上灶灰熏。一次把一截皮管子灌满洗脚水，一个口子插进洞口，我鼓起腮帮子握住另一个口子使劲吹，一管子水吹进去了，那边大叫：啊呀，我们的褥子湿了……乱作一团。第二管子水我使出了吃奶劲也吹不动，倒觉得有一股力量向我嘴里冲来。不好，人家反击了。我刚松开，水花四溅。那时在夜里，冬天的夜里，屋子生的火炉特热，我们都脱光了，冰凉的水滴落在身上，一个个大叫大跳。李建国的屁股蛋子在炉筒上擦了一下：好疼。随手摸了摸又开始了复仇。我们把半盆半盆的洗脚水泼进去，对方连水带灶灰泼过来，每个人身上、褥子上都是狼藉一片。“战争”停止，李建国才觉得屁股蛋子疼，用手一摸：啊！油。原来炽热的炉筒把他的皮肤烧破，渗出了油。当时紧张的战斗竟顾不上疼痛，之后睡觉疼得竟不敢挨褥子——溅满污水和灶灰的褥子。也许是劳动之余的生活太单调无聊了吧，这样的战斗倒挺红火热闹，所以隔三差五的发生，男女知青见了面都说：春风吹，战鼓擂，如今年代谁怕谁。这是我们的行话。

〈十六〉

高中毕业后，山阴县有八名知青一同去了林科所，我们一中41班就占一半。李晓兰和张秀几年之后陆续调离，我在了十年，而吕全华一直工作到退休。同学兼战友的双重身份，故和全华两人之间引出的故事最多，也最难忘。“七级半电工”。全华从小丧母，故养成勤奋、好动的习惯，诸如炒菜、做饭、洗衣服等家务活都比我强许多，相比较我则有些懒，诸事能推则推。象脏衣服泡上几天也懒得去洗，直到变了色有了味仍熟视无睹，而他则看不惯，嚷着“臭死了，懒猪”，我则以“嫌臭你给洗”回答。当然，他也不是多么认真地洗，漂漂应付了事。某年夏夜，蚊虫特多，我们头顶上的一盏灯招来了一群群嗡嗡乱叫的小昆虫，飞来飞去就落到身上。灯离我最近，当然受害也最重。我正端着本书入迷，拍了拍脸上，搓死几只胆大妄为者。全华见状：“你想法遮遮光，让虫子掉到地上就不咬了。”“那么高的灯，谁能够得上，不怕送命让它咬吧。”“懒猪。”他边说边搬了一条凳子，站上去够不着，又摞了一条凳子，用报纸去扎灯口。谁知凳子没放稳，只听“啪”一声，他随着倒下的凳子一同摔在当地，那张报纸也慢慢飘下，盖住了他的脸。“装死卖活，快起来吧。”他没应声，我看书入迷，也没当回事。过了许久，我要小便，看到他还蜷伏在地上，才想到他已“躺”了很长时间了，不是装的，便忙着扶他上炕。经我这一折腾，他睁开了眼睛：啊，这是怎么了？我告他经过后，他恍然大悟：我刚才是昏过去了。之后，我戏谑他：你常说从小懂得许多，不是还称七级半电工，遮个灯还要跌昏过去，啥“七级半电工”，算了吧。从此，他落了个“七级半电工”的绰号，一直叫了许多年。“下车再算账”。我俩在一块的十年里，常常结伴往返。雁北农机校读书的那几年，更是同去同归。某夜从阳高回岱岳，他因座位和几个年轻人发生摩擦，对方人多势众，我见势好言相劝以息事宁人。全华忿忿悄声对我说：下车再和他们算账。车到岱岳站，全华一下去便从路基旁抓了两把碎石子，我见状问他干啥，“打那几个兔崽子。”“好，等一下，我也上。”那时正是夜半时分，稀疏的几盏电灯，只能依稀辨出人影，天上也没有星月，列车动也不动，像怪物摆着阵势。我俩悄悄摸到那伙人的窗前，窗子开着，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两双手里的石子扔进去，那伙人猝不及防躲闪不及，被打得喊爹叫娘。可想而知，面对面的距离，又是复仇之气，远比在车上站几个小时受的罪大。趁他们乱成一团之际，全华又朝他们狠狠唾了一口，而当他们缓过神来明白原因后，汽笛一声长鸣，车已缓缓开动。望着远去的列车，我俩拍手开怀大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今只是几个小时就复了仇，那才开心哩。“为一车羊粪吵了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俩同在苗圃任施工员。每人带几十名男女临时工，管理着几百亩苗圃地。本单位肥料不够用，从内蒙古大草原上买回一列车羊粪，拖拉机拉回后分给苗圃一部分。在其位谋其事，谁都想让自己管理的林地苗木长得壮实，都想多要几车，也怕对方多拉了。拉回来一组一车公公平平。不知是计算错了，还是拉回的是单数，最后一车时矛盾就出现了，谁都想要这一车，谁都说自己少一车。先是和风细雨的争吵，后就破口大骂。既是同乡，又是同学，都知道对方的根底，直骂到祖宗三代，直到各组的人围了一大圈，仍难分上下。也不知是谁先动开了手，正在你撕我打间，我们共同的领导——郑春荣同志来了，见状先是大笑：让他们打，你们不要管，还是同学老乡哩。在老郑面前，我们乖乖地像两只绵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不声不响等着挨骂。老郑问明原因后：这好办，一人半车，公之匀之。为一车粪打架，不怕人笑话。几年之后，又扯起这件事，都为当时的“认真”而可笑。

〈十七〉

林场五、六十名男女知青，当年相互间谈情说爱的不少，而真正结为夫妻的则没有几对，山阴知青李建国与应县知青李玉平为其中之一对。建国是我的同乡，也是那批知青里年龄最小者，当时只有十四岁，是虚报了年龄才得以插场的。山阴县去了四男四女，四名男知青当时个子最矮的是他，最高的是林峰，身体最瘦的是全华，最胖的是我。有人总结：说相声不用选演员，山阴县够两组。谁知几年后建国的个子猛长，加上他显老的面容，混在我们里面一点也不觉得是“娃娃”。我们在一屋时，五名男知青发誓永不结婚，谁结婚是狗，并集体剃光头作为发誓。大伙选我这个当组长的监督，相互之间理发，一个都不准留下。为了带头，我第一个理了，等剩建国一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理，眼看夜深了，仍没有结果。其他同伴说：反正你是组长，你负责，我们睡了。到了这时候，我也横下了心：好，你们都睡吧，只要你建国一睡着，我就在你当头来一推子，看你理不理光头……熬到众人都打起了鼾，建国仍不答应。不知多长时间过去了，我们先是哈欠连天，后来觉得眼皮似有千斤重。这时建国从小箱里取出几颗鸡蛋：组长，这是我刚从家里拿来的，咱们吃了吧，你就不要给我理光头了。真是邪了门，我竟在几颗鸡蛋的贿赂下放弃了原则。次日把经过一说，大伙除了齐声骂我立场不坚定之外，把小箱里的鸡蛋一扫而光，从而免除了建国理光头之窘。他因没剃光头，在我们宿舍里第一个结了婚，在那群知青里也是较早的，而我们四人相对较晚，尤其是我成为所有知青里最后一名成家者。玉平住的屋子和我们隔着一堵墙，他二人都靠边睡着。当时我们曾戏言：拆了这堵墙你俩就挨着睡了。谁知竟也成了事实。他俩婚后我少不了去串门，串门多了揽事也多。一次是他们回岱岳拉家具，让我看门。说好当天回来，谁知隔了一夜。那天天气有些冷，我端进许多炭，一直不停地加，炕头烫得不能睡，便逐渐往后移，半夜时分被一阵烟味呛醒，发现炕头的毡子、油布已烧焦冒烟……泼灭后睡意全消。他俩回来后我明知人家心里不高兴但自己更觉委屈：说好当天回来不回来，炕头烧了，差点让烟闷死，以后再不给你们看了。二位也觉得食了言，对着烧焦的炕头犹如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后来他们喂了一条狗，探亲时喂狗的任务又交给我。记得某冬他们又要走，玉平把钥匙一扔：狗食我煮好了，都在大锅里，你喂时铲在食盆里热一热再喂。第一天中午我不仅加热，还饶有兴趣地蹲在一旁看狗吃食。第二顿是晚上，热后，端出去就离开。第二天我怎么也不想点火，便把大锅端给狗，让他尽情去吃。晚上过去一看，冻成了一坨。心想，算了吧，大冷天的，劈柴捣炭倒灰多烦，你就吃冷食吧。便用铁锹去铲，好方便它啃。谁知一锹下去，玉米面冻坨子未铲烂倒把锅断成了两半。过后觉得十分难为情：让你看门，不是失火就是砸锅，也太损了。总觉对不起二位，想他俩也对我有了看法，再离开时就不用我

〈十八〉

往事如烟，当知青在林科所认识的临时工如今大多记不起姓名了，但梁生华我却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是我的老乡。老乡见老乡，就是不一样。他的年龄比我大十岁左右，就是因为老乡的缘故，才走进了我的生活。知青们平时和临时工是很少有深交的，认识他纯属偶然。那一年我奉老郑之命搞化学除草剂试验，施药后有些草死了，有的仍顽强地生长着。草的种类很多，我只认识一部分，有些还不太准确，便拿着草逢人便问，尤其是向农村来的临时工讨教。这时，来自山阴县岐道地村、三十余岁的梁生华凑过来，我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他，他个子不太高，有着一对深邃的眼睛，眼珠儿象黑色的玻璃球浸在清水里，让人一眼看去，觉得分外清澈，身上似乎流露着一种和其他农村来的人不同的东西。他说：这有啥难的，你跟我来。遇到救星了，他从褥子下取出一本很厚很旧的书：“这里面都有，咱们对照着认”。我接过一看，是本《中草药大全》。说实话，能在临时工住的屋里翻出几张报纸已属不易，竟然还有这类大部头的书更使我惊奇：你识字？你懂医？会看病？“唉，初小毕业，没念过几年。家贫没人供。好看书，书也没有。这书是一个亲友家的，他是个医生，死了，我就拿来看。里面没有红火热闹，没事时抱着有点做的。”想不到世上竟有这种人，当时还实行着文化禁锢，可看的书不多，连所谓的“知识”青年们也不怎么热衷于看书。一个农村人竟然捧着一本枯燥无味的书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时至今日，我以“爱看书”之名在工作过的几个单位“著称”，但让我去翻一本这样的书，两个小时也坚持不了。从那时起与他相识，并成为一群临时工里与我最好的朋友，我有许多早看厌了的书，他得到后如获至宝。我任教于子弟学校后与他住在同一排，交往更为频繁。我爱胡乱写几句，他对此也来了兴趣，晚上常常过来向我“讨教”，说实话，我这几滴墨水，怎能为人师呢。我们就在那间土墙泥顶的教室里，常常一讨论就是半夜。有时他屋里的别人进来泼冷水给他：小时候没学，三十大几还想成龙变凤。家境的贫困、逆境的刺激、极强的自尊、自立的愿望，使他对一切闲言碎语懒得理睬，也不愿去解释什么，只是“嗨嗨”地笑笑：不想干啥，就是知道些东西心里亮堂。一次他屋里某人收到一封信，便央求我給写回信，我拒绝了：找梁生华去。“他会？”“会，比我强多了。”隔了一会儿他又进来：再也不说人家生华了，你看这信，他写完给咱念了一遍，真耐听，连我没想到的都写了。来往多了，交情自然会逐渐加深，有一些日子，我们不去食堂打饭，而是买上米面自己做：煮黄米面片、搅拿糕、炒玉米面块垒、熬稀饭……他那一双握锹柄的长满厚茧的手，竟然能做出多种食物来。他还抱过来一小坛咸菜，里面什么都有：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辣椒、青菜……囊括了菜园里所有的品种，我别说没吃过，见都没见过这么多品种的咸菜，便说：你只差没盐山药蛋了。谁知他竟一脸认真地说：“试过，不能吃”。当时不知是我口淡还是菜好吃，一坛菜很快报销。他是近四十岁才成家的，老伴还给他带来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结婚时学校放假我正在家度寒假，接到通知后和全华冒雪返林科所。当时正值腊月严冬，云层密布，狂风卷着雪花，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而来，整个世界混混沌沌皑皑茫茫。在怀仁城张岐家借来的自行车是当着拐杖推到林科所的，对我们的到来他颇感意外：这么大的雪，我估计你们来不了。“怎能呢？老乡加大哥……”婚后，他对女儿如同己出，经常领着抱着东家走西家坐，不知底细的人都会认为是他的亲生女儿哩。我调离林科所和众友分别时，赵旭夫妇设宴为我饯行。酒过三巡，生华双泪横流，我也难抑制自己，酒与泪融为一起。从此就和他再未谋面，但只要有熟人来，我都要打听他的情况。林科所精简临时工后许多人回了老家，少数人总觉得在外谋生比回去光彩，便千方百计不想回去。早些年从农村出来打临时工，能长久干下去，在农村同伴中也是比较受人注目的，身价不同于纯粹的农民。生华从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时就离乡背井，几十年过后，家里举目无亲，房地皆无，便在怀仁城里盖了房，做些小买卖，卖过塑料画，贩过菜。后来一直卖肉丸子。他卖肉丸子方式与别人不同：一把二胡一本书一担桶。没人时看几页书，看困了，再拉一阵二胡。他从不去吆喝，生意很好。大女儿早岀聘了，外孙“姥爷”叫得格外亲。二女儿大学毕业在县城中学任教，是一位受人欢迎的老师。直至如今，不知为何，一遇到些不顺心的事情，我总不免要想起生华老乡来，想着想着觉得人生其实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只要充实过好每一天就行。

〈十九〉

究竟读过几年书才算有知识呢？念过两年高中，其实没学一年文化课的我，确确实实被称作过“知识青年”。1976年12月去接受再教育，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对我这个刚出校门的中学生来说，既陌生，又新鲜，充满神秘感。记得一片“小老树”采伐后，单位决定播种黍子。春天到了，拖拉机带着播种机从东头播到西头，数千米，来来往往好几天。肥也不施一点，就等雨季来临，纯粹的靠天吃饭。夏天到了，黍苗得到雨露的滋润，一个劲地长，二寸多时便开始松土除草，一人两垅，男女知青几十个，规定每天从这头锄到另一头再返回来就算一个工。这数千米长的两头，分别是两个村子。东头叫新发村，西头叫三里庄。早晨从三里庄出发，便弯着腰开始了“冲刺”，锄黍比锄别的作物省事，只把垅背锄过就行了。不用间苗，也不用去拔垅间的草。所以我们都按了长锄柄的锄，一锄拉好长。有时干脆倒背过身如拔河一样拉着走。现在常想，数千米长的地头，空手走过去也会气喘吁吁，而那时，弯着腰，双臂还用着力，前腿弓，后腿绷，一个姿势几小时也不知是如何熬过来的。记得我们几个男知青为舒服，除用铁锹时穿鞋外，锄地时很少穿鞋。那块地是沙壤土，赤脚刚踏上去，是痒痒的，久之就适应了，格外爽快。赤脚时间长了，脚底上结出了坚硬厚实的茧。一次我在前面锄，后面紧跟着怀仁的知青管润兰，不知我锄慢了，还是她着急往前赶，一不小心锄尖砍在我的脚后跟蛋子上。“嘭”的一声，我嘟嚷了一句：生在你妈前面去。她则“啊呀”一声，吓得心一下紧缩起来，伏地抱腿检查，我知道没事，便不让她看，她确信闯下了祸，非要看，我翻起脚板让她一看，锄尖只把那层硬茧砍破：看，没事吧，我疼都不疼。她提着的心才放下。我立刻成了大家崇拜的对象，齐说每个人都应该锻炼成这个样子，刀枪不入。我骄傲的不得了，感谢艰苦的锻炼造就了坚硬的皮肤，充分说明我锻炼好了，否则那一锄下去砍断脚缆筋，瘫在床上，还怎么炼红心呢？锄地是种强体力活，男知青当然快于女知青，但那时我们彼此都很友好，或者说关系较好的常常在开始锄时就有意挨在一起，以便锄时“拉兄弟一把”，但一阵时间之后问题就出现了：小便没地方呀。那时，只见我们男的三步并作两步快速前锄，甩开十几米便向后喊：背转身，放水了。掏出家伙毫不顾忌地撒开了尿。女知青们则没有我们方便，小便时常常几个结伴穿过“千山万水”去很远的地方，等返回来后，有关系好的，给帮上一垅，还差不了多远。如遇上某些个没人缘的，半个小时都赶不上，往往我们锄到地头歇上一阵也上不来，见到那无奈求助的目光，心一软，也会返回去帮几锄。若锄到地头赶上天色尚早，便就地刨开壕，把锄一埋，相约穿过林地进入绿树环绕的村庄。那时每个村里都有代销社，这也是我们最想去的地方。代销社旁是村里办的豆腐坊，饿急了的我们花几角钱就可买一大块豆腐，每人手托着白花花的豆腐旁若无人地出了村，边走边大口吞咽着，开始几口还很香甜，慢慢就吃不下去了，回到埋锄的地方，众人撮一小土堆，形似坟状。就将吃剩的豆腐及燃尽的烟头摆供上去，如果当天有某一个人没来，就说是供某人的，如果到全了，就将众人都不欢迎的某个领导为祭奠对象，之后大笑而返，几日之后，再看现场，往往是蚂蚁爬满。

锄了几年地，当了几年农民，除将身体锻炼好外，还多少识得了人生的一些滋味……

〈二十〉

二十那时的人常说，当了几年知青，就等于当了几年贼，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民以食为天，说到底还是肚里的油水太少了，即使在任教的那几年，为人师表的我，依然常去做贼。某年秋天我带孩子们上房顶玩，发现那几间临时工住的屋顶上晒了许多红青椒，那些天正和赵旭合伙自己做饭吃，恰好没有菜了，便想起屋顶上的青椒，半上午时分，那个院里除了我和一群孩子外，就只有周围大树上叽叽喳喳的小鸟和一阵风过后的树叶哗哗声。我沿矮墙上了屋顶，摸下帽子拣大的青椒装满后又大摇大摆下来，那神态好像收拾自己的东西一样从容。几天之后，大个的拿光了，又把剩下的小青椒也拣了个一干二净。那些个日子，顿顿肉炒青椒，赵旭很惊奇，说：哪弄来的？“你吃就是了，管它哪来的，反正不是你买的。”那时的星期天，我也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只不过是从教学转到玩耍。一天玩捉迷藏，我和几个男孩子爬上房去藏，几个女孩子在下面寻，我们上去一看，一溜几间屋顶都是稀烂的茄子：仰尘上老鼠无数，原来有人喂茄子养着哩。我心里这样思忖，便招呼几个男孩：把这些烂茄子扔下去。顶屋上有树枝，我们折断几根挑着那些稀烂的茄子“啪啪”挑到当院，那声音引来了菜园的工人老季。我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位山阴老乡（合盛堡乡杨庄村人，姓季名文会）生这么大的气。他的脸象蜡一样黄，嘴唇都发白了，灰的胡子一颤一颤地，全身都在得得地发抖，一双深陷的眼窝里的眼睛，象一对火珠子一样，直盯着房顶上的我们：呀，你们干啥？那是明年的种籽，我专门扔上去的，你们没耍处啦？没耍的啦，专和我过不去，怪不得我晒的青椒一个也不见，原来是你们瞎害……我一听恍然大悟。老季在下面仰着头骂，我在屋顶上脸红脖子粗地听，老季骂了一上午，我则乖乖地在房上蹲了一上午。记得次年春播时，老季找领导买种籽，领导责怪老季不留种籽。老季把我端出去，我又挨了领导一顿骂。不过从那以后，吃菜的时候，我很少吃青椒和茄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二十一〉

人的大脑记忆容量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有些事你想记而记不住或记不久，而有些事你想忘却总也忘不掉。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革，我在林科所时期的有些事，已变得记忆模糊，但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全国上下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单位对知识青年除了劳动中继续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外，也开始了时髦的英语学习，之中发生的一些事，却是难忘却的。从小学到高中，整个学生时代都在“文革”中度过，英语从未学过，所认识的几个字母就是扑克牌上的J、Q、K。当特邀的老师讲了一番英语的重要性之后，不由得热血上涌，兴致十足。单位专门把周六定为学习日，职工、知青都参加。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躲避劳动而来的。26个字母毫不费力地记住了，单词难记，准确的发音更困难。为了好记，我在一边加注了汉字，可绞尽脑汁也加不准。一次让我念white（白色的），我一看旁边注的是“瓦尔特”，就象范进中举一样回答“瓦尔特”，估计没错。谁知老师既没说对，也没说错，而是反问：有没有萨拉热窝。我一听：坏了，又不准。干脆装糊涂算了：您没有教。当然带来的只能是哄堂大笑。老师当着众人的面一次次的纠正，我口拙舌笨，总发不准。老师无奈地摇头不止。最令我窘迫、难堪的是第一次小测验，试卷发下来了，有一句问话是：What’syourname?（你叫什么名字？）让用英语回答。同桌一位女知青叫刘雅文，她学得好，很快就答完了，我答了几个简单的，做不来的，就偷偷摸摸抄她的。抄到“我叫xxx”时，本来慌慌张张，加上英文和汉语拼音一个样的写法，我忙中出错，在“我叫xxx”后加上了我的汉语拼音姓名。抄完之后，另一位男知青悄悄要走我的卷子，我也没想到这一句。结果，发试卷时，老师先扬了扬卷子：我教了几十年书，知道咱们国家有复姓，但没发现有这么复杂的，而且更为稀奇的是在你们这个单位竟有两个，这是种什么关系。国外对这个姓名的解释是“前面是自己的名，后面是姓……”当然，这个千古笑话马上全单位传遍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以至现在仍有人常常提起。从那以后，我寻思自己不是学英语的料，干脆就放弃了，宁愿头顶烈日在广阔天地炼红心，也不愿坐在那里受煎熬。我觉得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清楚地记得，林科所学英语班第一个逃兵是我。每当星期六，广阔的田野只有我和为数众多的无资格学习的临时工。但这支队伍逐渐壮大，几个月后，坚持下来的寥若晨星。看来学英语又成了一阵流行一时的口号，好在那个时候极盛行口号，口号过后，脑中仍是一片空白，大家谁都不嘲笑谁，逃兵们都觉得叽哩哇啦，不如在田里挥汗如雨痛快。不过后来当战友相聚一块，回忆知青生活轰轰烈烈的各种活动和趣闻时，为当年的憨傻免不了哈哈大笑，唯独说起当年热血上涌的学英语活动，口气中多少都带有些愧憾。真的，那是一种无情历史不能逆转、无法弥补的深深愧憾！

〈二十二〉

这些年，几次回林科所，老工人都说，自你们走后，过元宵节真没意思，再没踩过高跷。我说，自离开后，我过元宵节真没意思，再没高跷可踩。算起来，踩罢高跷有四十多年了。如今怀仁元宵节的旺火周边地区有名，当年怀仁元宵节林科所的高跷队更有名。其有名的原因是别的队里仅有极个别的女队员，其余都是男扮女装，而我们队里绝大多数是真正的女队员，男队员倒没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踩在高跷上的飒爽英姿，而且技术堪称一流，当然轰动了当时被称之为“一条街”的怀仁县城。插场第一年闹元宵，队员们还都是“文革”时流行的装扮，工农兵形象多。那次给我的任务是拍小镲，拍大镲的是高我一大截的林峰。走到某个评比点，往往好长时间不停地拍，双手便不由自主地放轻放慢动作。好在小镲本身的音量不大，在震耳欲聋的大鼓大镲声中，它常常被淹没，从而使我有片刻喘息之机。小镲如此，而大镲费力，身高力大的林峰也顶不下来，非要我和他换着拍。我道：我连小的都拍不动，别说大的了。但他执意要换，说：只换不大会儿。拗不过，我只好挥动起那两个沉重的锅盖般大的镲，开始几声还能随着鼓点，不一会儿就跟不上，再不一会儿就自成体系，毫无节奏地随意拍下来。这下可乱了套，大镲乱七八糟的声音，影响了敲锣和打鼓的，他们也不知该如何运作，一时间鼓点乱了，舞者的脚步也乱了，指挥者找原因，原来是我俩的问题。后来指挥者看拍大镲一个人确实累，就又安排一个人轮着拍。等到林峰闲着时，我就把小镲塞给他：拍一会，我歇歇。他接过小镲我就慢慢隐入人群中。他拍了一会儿要找人怎么也找不到，伸长脖子双手乱拍双眼倒聚精会神地向周围扫视。我心中一个劲地笑，迟迟不肯出来。后来看到另一个拍大镲的要换才钻出来，以“出去小便，找厕所困难”为理由哄了他。哄上两次他就再不上当了，任凭我左央右求。第二年闹元宵形势变了，一些传统的节目登场，《西游记》和《白蛇传》里面的人物出现在高跷队伍里。我被选作法海和尚的形象，第一次被绑在高跷上。开始下面有人搀扶着或者扶着墙壁自己练习走。逐渐见我能走，他们就松开手。这样接二连三的摔跤就出现了：有时觉得要摔跤了，想赶紧走几步避免，谁知急中生错，摔得更早；有时正慢慢走着，听见别人“啪”地摔倒，自己心中一慌，也紧随着倒下；有时见自己相挨的人要摔倒，自己怕受牵连，急着要躲，谁知双双附地，比一人倒地摔得还疼。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独自练习走到雪地里，大雪也厚，摔倒后整个身子都被雪掩埋，逗得拉我者哈哈大笑不止……进了怀仁城，要从东关一直扭到西关。说实话，经过几天锻炼，站在高跷上能走了，勉强也能随上队伍，但双臂怎么也扭不开来。幸亏给我配有一只禅杖，我便扛在肩上慢吞吞地跟着，脖子上吊着一串算盘珠，头发也被理光了，穿着一件杏黄袍。下面是如潮的观众，有人喊：那个法海怎么不扭，扭起来。我一时着急，急中生智，便双手作揖：阿弥陀佛。逗得观众大笑：原来和尚念经哩，怪不得不扭。白天红火完后，扮青蛇的王小凤和扮白蛇的安彩平意犹未尽地要拉着扮许仙的张岐与我去照相馆留影，说这样照才是一幅合家欢，我一看她们是正面形象，长得本来俊又皆化了妆，就更漂亮啦。偏我以反面形象出现，而且扮相又那么丑，说什么也不肯去。她俩洗出

后确实如明星再现。今日想起当初未把那么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留下，真是无法弥补的缺憾。现在每年的元宵节，看红火热闹的时候，老喜欢往高跷队凑。看着年轻人在欢乐的鼓点中扭来扭去时，心里和脚底都痒痒的。大概是胆小谨慎的缘故吧，觉得他们扭得太斯文了，缺少疯狂和豪放。鼓点声中，眼前仿佛晃过另一支欢歌劲舞的高跷队来，奔放而粗旷。白蛇、青蛇、许仙、法海的镜头一幕幕在眼前走过，让我一下又回到了那时的元宵节中。

〈二十三〉

插场第二年，我的朋友全华自愿申请去牧羊。知青牧羊在草原不是新鲜事，而在林科所则是破天荒的举动，从而受到领导的多次表扬。一度时期的知青生活枯燥而空虚，无聊迷惘中，我和张岐便常到全华那里去串门，听他聊放羊的乐趣。诸如什么“把羊赶到林子里就可睡大觉啦，公羊怎样追逐母羊啦，怎样给羊接生啦，小羊下到野外解开衣服往回抱啦……”但最感兴趣的是他和另一个羊倌在野外烧玉米、山药蛋的事，那时饭量大，肚里油水少，供应粮吃不饱，总嚷着要他往回拿几个烤玉米棒或烧山药蛋，他一次一次拒绝，怕让领导看见抓典型。秋天到了，他们又开始了野餐。我与张岐被他有声有色的讲诉逗得垂涎欲滴，他甚至还说：吃不了就找个地方埋掉，烧的不想吃，还找了把烂茶壶煮着吃………但总是不给往回带，我们费尽心机才套出他每天中午的野餐之地。那是一个酷热的中午，头顶上烈日炎炎，耀眼的太阳高悬在蔚蓝的天空，把强烈的日光投射下来，地面像是着了火似的，简直要把人热死。趁大家都在午休，我们悄悄推门而出，朝他无意中透露的那片林子奔去，终于听到羊儿的咩咩声，我们悄无声息接近，就像打游击的土八路一样，声音轻得像随风飘动的一片树叶。拔开浓密的茅草，只见一只没嘴的喷壶吊在三截树枝绑的架上，好像已经吃完了，正在往灭弄火。还看到把吃剩的玉米、山药蛋用化肥袋装了，连同那个破壶放到一蓬草丛里又赶着一群羊离去。他们前脚刚走，我们后脚跟上，先把吃剩的玉米、山药蛋啃了个肠圆肚饱，吃不了的，给他四面乱扔。剩下的破喷壶，我们也没给留下，附近有半袋硝铵，我们弄了一堆火把硝铵堆上去，壶里又装了一些，一会儿连烤带炸，底子也掉了。但仍不解气，“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踩扁后才扬长而去。隔了几日，我们又去全华那儿，问起近日的野餐，他一脸的沮丧：他妈的，讨吃子打劫乞丐，不知谁把我的窖劫了，东西吃了不说，连喷壶还给踩扁，再也吃不成煮的了。张岐与我不约而同地说：谁让你吃独食，如果你发扬一下风格，也不至于，这是报应。当然，当时我们也未承认那事是我们干的。俗话讲“贼吃贼越吃越肥”，不过我们把“贼窝”劫得狠了，从那以后不仅全华没得吃，我们也再没享受过什么美味。

〈二十四〉

知青轮训一般为三个月，生源来自雁北地区各林业单位，老师全是林科所的老技术员。那时，单位的科技力量是十分雄壮的，办一所林校也不成问题。课程都是切合实际讲的，时间短，没有讲复杂深奥的理论知识。之后还进行考试，大伙都当回事地听、记，收获很大。数年之后去雁北农机校林业班学习，所学的就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更具体全面些。我们那期在1979年底，为期四个月，因为中间有一个春节。四个月虽短暂，但仍有许多记忆留在脑海中。林科所的大礼堂是我们的教室，其实只占了主席台下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是食堂的餐厅。整个礼堂前半部分摆的是方桌——学习用；后半部分摆的是圆桌——吃饭用。主席台上面摆过一个花圈——为一名叫王扎根的老工人开追悼会后留下的，还有几只灯笼，是过春节后用剩的。主席台上还有一后门和外界相通，这都是当年的情况。而我多年后重返林科所见到的是——礼堂门窗用木条钉着，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玻璃，里面传出的不是琅琅的讲课声，飘来的也不是饭菜的香味，而是奶牛的哞哞声和扑鼻的牛屎味——不知何年何月已做了附近农民的牛圈。那年的收音机正播刘兰芳说的《岳飞传》，我们匆匆吃了午饭就躺在打麦场的麦秸堆上津津有味地听说书。听完便玩翘翘板，玩起来特开心。常在一块的有六人，除我与全华外，还有狼峪林场的穆忠、长城山林场的赵才、九梁洼林场的贾永利、白羊峪林场的温雁平，臭味相投，没几天就混到一起，可以说形影不离。《岳飞传》里有八大锤，我们当时都叫得出锤子的名称。自习时便跑到主席台上，每人拣两个灯笼对打，边打边叫“照家伙”，几天下来，那些灯笼被我们打得稀烂，台上一片狼藉。那个花圈我们把花摘下藏起之后悄悄挂在前面同学的背后——那时是冬天，许多人穿着大衣，大衣背后有一带子，正好插花。熟悉的女同学的辫梢上也曾挂过。一度时期，坐我们前面的同学时不时会下意识地甩甩辫子或看看大衣后面，以防“暗算”。有名老同学，好象是我们的班长，当时已三十出头，在他穿的旧大衣后面，我悄悄把一串花给挂上去，恰恰上课期间被叫出，走时那串花如彩色的尾巴摆来摆去，顿时全班同学大笑成一片。笑声把他惊转回身子，花尾巴又隐在身后。老师先是惊愕，后来在笑声中追查是谁干的，一看他在我前面坐着，便批评我：上课不要捣乱。老师是林科所的技术员，平时交往不错，故没给我严厉的批评。长城山林场有两名女知青，姓名忘了，容貌也忘了，绰号永远忘不了，一个叫“板板”，一个叫“猴老五”，混熟了，自习课期间在下面打闹不算，还跑到主席台上。一次我们三个在台上撕扯，下面同学如看喜剧一般欢呼不绝，玻璃窗上我猛地看到周天雯老师走近，便告她俩：周老师来了，快下。说时迟，那时快，周老师进了门。我熟悉环境，从主席台的后门溜走，“板板”急中生智，藏到了舞台一侧的柱子后，“猴老五”刚走下主席台，还未坐下就被发觉了：站住，刚才还哄堂大笑，怎么又鸦雀无声了，捣什么乱。“猴老五”红着脸不吱声，周老师也不再追问。我随后从大门进入，报告是“上厕所了”，顺利入座。苦了那个胖胖的“板板”在主席台的柱子后整整悄悄站了一节课。郭开智老师是班主任，刚入学便让我挨门逐户检查各个宿舍，怕烟闷着，在井坪梁林场知青宿舍，那几名女知青里有一个叫马三的姑娘，让我找一个“锹锹”，我寻思又不是劳动，要锹干什么，又奇怪这些女孩子怎么吐字如幼童叠起来说，但作为林科所的主人，还是找来了。谁知一进门，她们好一阵开怀大笑，弄了我个大红脸。原来人家是要“扫帚”扫地，咫尺之隔，扫帚成了“锹锹”，之后我还弄懂了她们另外的几句方言，如把炭簸箕叫“炭盘盘”、塑料桶叫“塑料鳖鳖”、自行车轱辘叫“舵”、老婆叫“老娘娘”……当时大部分同学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刚开始懂得打扮，我们之中尤温雁平最为注重。他有一瓶发油，头发经常抹得油光瓦亮。一次，我们六人正聚一处闲聊，不知谁把发油瓶子打烂了，雁平便招呼大家：快抹快抹，要不浪费了。众人手忙脚乱争着往自己的头发上抹，穆忠动作最快，便宜占得最大，进教室后还从头发上直往脸上流，不知情的人说他大冬天还热得流汗哩。我们那期轮训班是最后一期，之后未办过，待遇和前四期也不同，每人每天给三角钱伙食补助，以组统一打饭。我们和狼峪林场为一组，我作为组长负责每顿的掌勺。早饭顿顿是小米稠粥，大伙不想吃，我便端给老郑喂了鸡。穆忠天性顽皮，把同场王艳英的碗沿用铁勺子隔几天敲一个豁子，逐渐碗沿如同锯齿，后一开饭便抢好碗。四个月的时间能记住的太少了，结束之后大部分没有联系，就是当初我们六个铁哥儿们，一年半载后，除全华、穆忠外，其他三名好多年没有联系。后去雁北农机校学习，倒在同学中发现李植、刘彦平二位是轮训班时的伙伴，便比别人更多了几分亲热。平常坐下，闲聊起来，轮训生活也成话题。

〈二十五〉

1988年春，在调回山阴的前一天，我带着异样的心情回林科所参加了赵旭夫妇为我操办的饯行，作陪的有全华、张岐、生华、周培、建国。那天，我是高兴的，也是伤心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在心。几位朋友都是至交，对我的调离倍感留恋，大家都流下了伤感的泪水。我记得是生华第一个流泪的，他端杯不知说了句什么就哽咽了，大伙早憋了许久的泪水纷纷而下，酒水、泪水融在一起，成为我永生的记忆。那天，轻易不醉酒的我醉倒了。全华后来告我，他与秀英准备晚上为我送别，叫人时，张岐蒙上被子大睡，喊都喊不醒；建国趴在炕头上，灶上的锅早不见了，正一口一口往灶里吐，年幼的女儿小红还用小拳头一下一下地捶着，玉平在一旁边给他晾水边骂他没风水；周培在外面墙角吐了一滩后再找不到踪影；生华还在赵旭的院子里，头耷拉在一只污水桶沿上，时不时地呕几声；赵旭与我睡在炕上，小谷还给盖了被子，二人要不谁也不吐，要不一齐吐，小谷拿来盆，俩人争抢，狼狈极了……此事过去三十多年了，尽管目前已不胜酒力，但是，我的知青朋友们，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定会满杯一倾而尽的，难忘那段情啊！2022年夏根据旧作整理

作者简介：

黄冀，山西省山阴县人。中共党员。1961年出生于河北省阳原县，1976年山阴一中高中毕业后在雁北地区林科所、雁北农机校工作、学习十年之久，之后先后在怀仁县委政研室、山阴县人大办公室、山阴县委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1996年起历任山阴县文联副主席、山阴县史志馆馆长、山阴县文联主席。2020年初退休。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难忘那段情》《独来独往》《情不自禁》三部散文、随笔作品集，主编或共同主编有《山阴县志》《山阴军事志》《山阴老区志》《古城镇志》《北周庄镇志》《岱岳镇志》《青春岁月》《印象朔州》《玩转朔州》《朔州导游词》《阅读山阴》等，有多篇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