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间房

王志宏

九间房

2022年8月7日，父亲永远留在了82岁。
父亲生前是个急性子，临终那天也是。中午1点多进医院，下午2点多住院，5点多进重症监护室，晚上9点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说他急性子是一辈子改不了的，乃至临终昏迷的他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就急匆匆走了。
父亲走了，在这个最为炎热的夏天。按着农村的丧葬习俗，父亲的骨灰就安放在老家绿树环绕的墓地。
父亲的葬礼是在锁呐声中进行的。烈日当空的上午，空气中弥漫着火热，长长的送葬队伍，高亢而激越的锁呐声在旷远的田野里响彻。
父亲生前喜欢热闹。82年前，他在鞭炮声中来到了人间；82年后，我们在锁呐声中送走了他。
泪眼朦胧中，我仿佛看到父亲在锁呐声陪伴下，大步向前走，一直走向天堂。
想起十年前写的一篇短文，今天翻出来，算是对父亲一生的总结。

九间房
  老家有九间瓦房，是父亲一生的心血。
1
应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吧，父亲开始谋划他的第一次建房。父亲的计划是新建两间瓦房，墙是内砖坯、外包砖结构，那时叫“里生外熟”。屋顶全用瓦封面。需要说明的是父亲的这种计划在当时的农村应该是一种奢侈。因为在那个遍地是茅草房的时代，能拥有瓦房是一般家人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父亲能做到，当然他凭的是自己的力气与汗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中文化的父亲推辞过民办教师、大队书记等工作，专心给供销社运货，不为其他，只是因为这份工作挣钱多，能够为五个儿子供书上学。一辆独轮车，一根车绊，风和日丽也好，雨雪交加也好，父亲就推着他堆积如山的的独轮车，一步步坚实地向前走。趟过水沟，踏过泥泞，爬上陡坡，一趟趟地运送着各种货物。那个时代的农村人大多在地里挣着工分，而父亲在路上挣着工钱。
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我，无法记忆起父亲推独轮车运货的情形，但在我童年的幻想里总会出现父亲推独轮车艰难前行的高大身影。——事实上，现在来看，父亲不到一米七的身高实在算不上高大。
父亲用自己的独轮车终于推起了我们村里数一数二的瓦房。
父亲喜欢看戏，还会唱几句淮剧。那些年，父亲经常在晚上用自行车带着我和母亲去几里外邻县小影剧院看戏。我坐在前杠上，母亲坐在后面，四十左右的父亲一边用力踏着车，一边大声地唱着：
锣鼓喧天好派场，青纱轿坐的我七品正堂，众衙役前呼后拥多威武……
 
2
我慢慢长大了。
父亲的手推独轮车换成了驴车。驴车的速度快，载重大，父亲挣的钱也更多，但运货的路程更远，吃的苦也更多。去运货空车的时候还好，父亲可以坐在驴车后面，省了脚力。回来时就得和驴子一起走，一步一步地拉着满车的货物向前。赶过驴车的人才知道，运货时，运货人的双臂必须一直压着平板车的前杆，用力保持平板车的平衡，同时还要控制好驴的行进方向，稍不小心，会有车翻人伤的危险。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程需要用脚一步一步地量完。
哥哥们也长大了，父亲偶尔也会在假期让他们其中的一个跟他一起去运货。父亲说这是让他们经受锻炼。可惜哥哥们都没能从运货中体会出人生的艰难，四个哥哥在读书上都很令父亲失望，三个哥哥用着父亲运货的血汗钱读完了高中却没能走进大学的门，而三哥连高中也没能读。失望归失望，儿子大了，总要娶媳妇。
大哥二十岁就结婚了，新房就是那两间瓦房。
父亲和母亲搬出了那两间瓦房，住进大屋，门朝东的三间草房。孩子都大了，又添加了人口，父亲和母亲开始筹划第二次建新房。
这次是拆掉面朝东的老屋，在原来三间茅草房的地基上建起三间瓦房。那时村子里已经有不少人家都建了新瓦房，我家的不远甚至有人家建起了小楼房。父亲有五个儿子，他和母亲盘算着每个儿子至少有两间瓦房，至于楼房，父亲常说那是你们自己以后的事了。
虽是三间瓦房，光建就花了近两个月时间。不是我家的瓦房比别人家复杂，而是因为那年夏天下了整整一个多月雨。我清楚地记得墙砌到一米高的时候就不得不停了工，父亲用塑料纸盖了刚砌好的墙，每天早晚收听着电台天气预报，盼望着天气放晴。
秋天我们开学的时候，房子终于建好，一家人欢欢喜喜地搬进了宽敞的新房。
那时邻县的那个影剧院好像已经不再演戏了，劳累一天的父亲常常是听着那台老式唱片机里的戏入睡的。父亲还是喜欢听《七品芝麻官里》的那段：
锣鼓喧天好派场，青纱轿坐的我七品正堂，众衙役前呼后拥多威武……
3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农村的供销社已经衰败。父亲的驴车也落后了，运货的效率远比不上拖拉机。父亲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承包田的耕种。大哥结婚后一直在外面，家里二哥、三哥也都在家里帮助种地。四哥和我还在读书。
儿多老命苦啊！父亲经常慨叹。劳苦的父亲和二哥三哥一起开始为第三次建房而做准备。
父亲和哥哥他们用独脚车和平板车运来了大堆的泥土，就堆在门前的麦场上。一开春，年过半百的父亲就开始带着二哥三哥制作砖坯。每天早上，父亲他们天没亮就起身，挑水把泡土。我上学时，他们已经开始泥土的搅拌。中午放学回家，麦场上整齐地摆放着脱好的一排排砖坯。那个初春，我还穿着棉袄，父亲他们只需穿着一件厚点的单衣；等我脱去棉袄穿单衣时，父亲他们已经索性穿起了背心。我有时也会去帮会儿忙，没做一会儿，我也就和父亲他们穿一样多了，身上满是汗水。那时我懂得了什么叫劳苦。
菜花凋零，杨柳吐绿。一个春天，父亲带领哥哥们制作了两万多块砖坯。夏天，父亲请来师傅，在场上垒起了一种叫作“捆窑”的简易砖窑。一个月后，我家场上堆满了红色的砖块。
砖头准备好了，但并未立刻动工。前后准备了两三年，终于在老宅基地的左侧新建起四间瓦房。
如今，父亲的五个儿子都已成家，最小的我也已年过而立。我们兄弟分散在四处，只有春节时才回家聚聚。父亲最早建的那两间小瓦房早已破败不堪，他舍不得拆掉，用几根粗大的树棍抵住了后墙，防止倒塌。里面没人住，放些粮食、杂物。另七间房屋也只有父亲和母亲平时居住其中。
年已古稀的父亲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他和母亲还种着近十亩地。每次我回老家总是见他忙里忙外，一刻也不得清闲。可惜现在的农村竟然没有戏看，老式的唱片机也早已淘汰，父亲偶尔会看看淮剧影碟。
　　2010年春节，一家团聚。除夕之夜，儿孙满堂的父亲喝了几杯酒，满面红光，竟唱起了那段久违的七品芝麻官。父亲的声音虽然苍老，但仍然那么铿锵：
　　锣鼓喧天好派场，青纱轿坐的我七品正堂，众衙役前呼后拥多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