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悲歌里的平溪咏叹

阳光海岸

今天的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在明代和清朝初年还是一个军事辖区，名叫平溪卫，隶属湖广都指挥使司，而它附近的思州府却是隶属于贵州布政使司管辖，黔、楚两省在此犬牙相错、军民分野。在明亡清兴的数十年战乱当中，此地饱经烽火，成为南明政权的一处重要据点，也正是在那风雨如晦的数十年间，这座武弁之城却光彩焕发，这些世袭武官的后裔们允文允武，大展经纶之才，更难得的是他们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在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坚守着一身浩然之气，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历史曾被一点点地淹埋、尘封，甚至野蛮地摧毁，但历史又在不断地被挖掘、发现和还原，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重新认识那些人物，既是“发潜德之幽光”，也为了这光照亮我们未来之路。

一、熊明遇与晚明平溪人才盛况

明代自“隆庆开关”之后，又经历张居正改革，出现了开放改革的大好局面，商品贸易日趋繁荣，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有学者研究估算，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间，全球三分之二的贸易与中国有关，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三亿三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思想的活跃，晚明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难得的“离经叛道”的年代，有积极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并加入天主教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有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巨擘们，他们的思想火花点亮了一个时代，更令后世唏嘘不已。还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市井题材的小说传奇广泛流布，生动描摹着那个时代的风土民情。熊明遇就是那个时代一位学贯中西的杰出人物，不仅诗文涵养深厚，主张“代有其诗”，自成一家，尤为难得的是，他对当时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与钻研精神，作为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其天文学著作《格致草》，继承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涵盖天文学及相关科学仪器、气象学、世界地理及绘图、灵魂学说和创世理论等多个领域，广被时人以至遗民征引称颂。不幸入清之后竟成为禁书，渐渐鲜为人知，却辗转传至日本，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天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 熊明遇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因亲近东林党人，与权阉魏忠贤不合，遭革职谪戍平溪卫。卫城处于西南偏隅的黔头楚尾，地接苗彝僚仡，是明太祖洪武年间征伐溪峒设置的烽火警讯之地，军户世代屯守，武官世袭其职。朱元璋曾经非常得意于自己创立的这种自耕自戍的卫所体制，他骄傲地宣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可惜到了明末，卫所制度已经彻底败坏，军户逃亡，民生凋敝。熊明遇在此之前曾在中央任职太仆少卿，掌管宫廷车马，后又擢任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编练长江水军，其间或许是感受到了卫所军制的败坏，他重新选练了一支“苍头军”以补充军队战斗力。这样一位金戈戎马的官员来到帝国的边镇卫所，受困于贬谪之身，虽不能整饬行伍，却吹起了一阵文明教化的熏风。平溪卫的世袭武将们对这位昔日的官长应该是仍然抱有敬意的，在他们的支持下，熊明遇在卫城西边的紫气山兴建“鸿雪草堂”，招揽当地士子才俊，开堂讲学，传经布道，培植了大批人才。“鸿雪草堂”顾名思义，取自苏东坡的诗句“人生过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由此可见，熊明遇正是发下了要在这西南边卫留下自己的“雪泥鸿爪”的大愿。 熊明遇这位当世大儒在平溪盘桓三载，不但兴学传道，还常偕士子游玩山水，赋诗饮酒为乐。“卫中名胜经其标目，人物经其品题，增价十倍，藉以造就成名者甚众。”今天玉屏的名胜万卷书崖、石莲峰、文水洲等，都得到过熊明遇的赏鉴。亲近东林党人的熊明遇，自然也会将自由讲学、评议时弊的东林士风传播到这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熊明遇的到来，为这些两百年来世居山区的军户后裔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引领着这些年轻人的眼界心胸跳出了㵲阳河的柔波媚影，在更为汹涌广阔的大江大浪中奔腾驰骋。 在平溪短短三年，熊明遇续修《平溪卫志》，编成《雄溪文选》，对当地的人文历史进行了一次总结与升华。据今天能够搜集到的作品来看，熊明遇在平溪期间所作，以及其它与平溪有关的诗歌有八十余首、文十余篇。天启七年至明末，平溪的文人学士多受熊明遇道德文章的影响，“大司马坛石熊公”的名号，在朝代更迭百年之后仍然广受尊崇。 这里还有一段颇具古典神秘主义色彩的故事。在平溪卫城东北角也就是今天县城老汽车站一带，有片草坪，名叫兔儿坪，据说有一年那里接连生出九朵灵芝，大家都认作祥瑞之兆。熊明遇听闻后，饱含深意地作诗二首，借此祥瑞勉励卫城学子。这两首题为《兔儿坪产芝九茎赋诗纪瑞》的诗，至今仍收录在县志当中，诗中写道：“离披野草挟菌芝，怪得书生喜上眉。三秀五云歌盛事，却将青圃当铜池”，“芝草由来未有根，郁蒸佳气彩云痕。曾经九朵甘泉殿，乐府斋房朝至尊”。吉言瑞兆果然应验，此后接连九届秋闱都有平溪士子高中，连续出了九名举人。这其中的张佐宸是南明永历朝的东阁大学士掌吏部尚书，台衡秉政，位极人臣,郑逢玄则官至南明永历朝的兵部尚书，曾总督滇黔楚蜀军务，俱为支撑南明统绪的股肱之臣。刘芳久不但中举，且高中全省头名，成为“解元”，后任浙江参政，“尤以廉能著声”。还有南明兵部主事洪运昌、刑科给事中章暗然、中书舍人洪恩荣、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府郑君锡、靖州知州郑民安、思州府（今贵州岑巩）推官刘芳早等，他们头顶着九朵灵芝的祥瑞光环，却身处江山鼎革易代之际，作为个人，他们无法改变时代的进程，只能凭藉一身孤勇，尽人事而听天命。 同在南明任事的平溪籍人士尚有兵部尚书、楚粤总督万年策，兵部主事万年维，洱海道台夏起龙、新兴州（治今云南玉溪）知州万年亨等。根据谱牒方志和民间传说，我们隐约可以探悉，南明抗清失败后，平溪一带曾经形成过一个明朝遗民的隐逸群体，他们或暗流涌动、伺机举事，或悠游山水、修身齐家，在那个天下大变的环境中，不愿与俗世同流，倔强地坚守着一份气节和理想。 永历帝仓皇流亡缅甸之时，大批文武官员流落滇西大山之中，一直坚持到永历帝遇难，以张佐宸为首的两百多位文臣武将才最终接受了吴三桂的招抚。做了降臣的张佐宸，从此消失在史籍的记载当中。今天玉屏县的丙溪，是张家老屋场，张佐宸的墓冢就蛰伏在这片苍翠的山林里，这位明朝宰相的悲惨结局，一直在当地张氏族人的口头代代流传：佐宸公晚年回到家乡平溪，目睹城乡凋敝、山河破碎的局面，忧愤填膺，暗中联络反清复明，机事不密，为清廷察觉，惨遭“五马分尸，点天灯”的极刑，佐宸公的至亲家人早已在战乱中失散，遇难后由他的侄子们协力收殓。幸而张佐宸并未绝嗣，他的子孙后来又回到了家乡，至今仍生息繁衍在紧邻玉屏的岑巩县水尾镇，他们生前都是杨姓，死后刻上墓碑才恢复张姓，形成了生前一个姓，死后一个姓的奇特风俗。 另一位在南明力任艰危的大臣万年策，早在崇祯时代就已任职南阳知府，督军平叛，折冲樽俎，政声卓著，百姓为他建祠塑像，离任之时，“南阳童叟，攀辕号泣，数千人送至襄阳境上而返”。弘光帝起用他为太常卿，他已看到时局难以挽回，萌生退志，居家奉母，上疏恳辞。战火延烧到湖广，总督何腾蛟败亡，局势危如累卵，他却再也坐不住了，毅然出山，主动请缨督楚。这次出山的结果，史书上的记载是：“年策既无殊才，抑老矣，不能驰驱……清兵猝至，惊遁归里。”大家可能觉得好笑，一介老朽，马都骑不稳了，居然还敢统军作战，最后一触即溃，岂不是误国误己？可是我们要看到历史的时与势，多少名臣宿将都已殒命疆场，就连江南士林领袖钱谦益，也已匍匐在铁蹄之下，万年策算是识时务者，只不过心中的责任感让他不得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后来永历帝逃到云南，又屡屡遣使敦请他出山，他知事不可为，一次次谢绝，最后还是扛不住良心的重压，风尘仆仆奔赴滇池，为日薄西山的大明王朝再尽最后一份气力。透过万年策的事迹，我们应该体会那个时代士人心中的纠结。据乾隆朝修的县志记载，云南陷落，万年策“幅巾归里，隐碧土寨（今玉屏县朱家场镇九龙村）别墅，足迹不履城市者几二十年。每岁时肩舆便道至祖坟祭扫，望城恸哭而返，曰：‘吾不忍见故乡皆荆榛瓦砾也。’”他与弟弟万年亨、万年维兄弟三人“俱年逾古稀，怡怡一堂，终身无间言”。万年策兄弟又同郑逢玄、夏起龙“皆庞眉皓发，朝夕过从，往来泉石间，悠游杖履，一时人心风俗，有所维系”。

二、定武帝与平溪即位之谜

对于南明的帝系，我们通常认为先后经历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也有将存续时间很短且与永历并存的绍武政权和以监国名义存在的鲁王政权列入的，但提到定武政权恐怕罕有人知。这位存在争议的南明皇帝，首先出现在明末清初史学家査继佐的《明书》（又名《罪惟录》）中，明史专家顾城倾向认为这是以讹传讹的虚构人物，其他明史专家如孟森、柳亚子、钱海岳则肯定韩王定武政权的存在，但是定武帝究竟是谁，各家又互存争议。那么定武帝究系何人？为何在平溪即位？我主要是采信了钱海岳先生的观点，因钱先生的《南明史》是足可以与二十四史并存不朽的煌煌巨著，堪称国家正史，凭国史为据，纵有疏漏，也不至于被人讥为“荒腔走板”吧。 在这里，我首先还是要谈一谈南明历史研究的“难言之隐”与钱先生治史的精神与遭遇。 有关南明的史料，被湮灭者甚多。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明清之易代，不同于中国历史以往多数的朝代变革。二十四史中《明史》的断代，在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之后，历史叙事的语境便进入了清朝，对于南明，清人视之为伪政权，南明的历史也就成了伪史，非但官方不予承认，对于民间私自修史也严厉查禁。加之清朝作为关外民族入主中原，六万铁骑横扫大江南北，以数十万满人凌驾于过亿汉人之上，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满洲统治者为了湮灭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维持这种奇特的“乾坤反覆”的统治，势必要推行异常残酷而且坚决的措施。清代尤其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推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大狱迭兴，株连甚广。甚至编修《四库全书》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其背后竟然也包藏着修书毁史的险恶用心，他们像过筛子一样查缴禁书三千多种，十五万部，焚毁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难怪明史专家吴晗会发出一声浩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对于入关后坚持抵抗的南方汉人政权，不仅要在事实上坚决消灭其政治实体，也要在文献资料上竭力抹煞，因为“南明”这个名号本身就是对满洲统治的巨大威胁，不啻于眼中钉、肉中刺。通过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性销毁和篡改，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是有清一代三百年不断重复的工程，顾颉刚曾痛心地说：“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亲治《南明史》的钱海岳更是深有体会：“清初文网森严，屡兴大狱，死者万人……凡三朝史料，及诗文有涉者，荡然无存，即有故家钞本，子孙亦多惧祸，眢井鱼腹，隐匿不出，以致湮没者伙矣。”这确是国家民族巨大的遗憾与创痛。 好在掩盖历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是，你不可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经过后世史家的索隐钩沉，那些在夹壁中残存的，在劫火后余生的资料被不断搜集整理，最终，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部煌煌百卷，体例完备的纪传体史学巨著历劫而生，这就是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 钱海岳出身于吴越钱门的士绅之家，师从过梁启超、辜鸿铭，是民国时代治南明史代表人物。钱海岳曾自述说：“予少有大志，束脩以来，欲尽读天下奇书，交天下奇士，穷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业。”先生之意气风骨可见一斑。青年时代投笔从戎，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后，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钱海岳深感“国耻蒙面”，而南明史是一段空白，对于当时的国家民族又独具特殊的借鉴意义，于是怀着忧患之心，以正统严肃的态度，严格按照《史记》表、书、本纪、列传的格式，自一九三一年开始，历经十余年，至一九四四年崇祯帝煤山殉难的甲申三百年之际完成一百卷的初稿，后来又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增修，卷帙增至一百二十卷，凡三百五十万言，广征博引，资料详赡，所引用书目竟达三千四百余种。顾颉刚先生认为这部书应置《明史》之后，《清史稿》前，“足备一代文献”。文革祸起，钱氏因曾撰文表彰过郑成功，竟然被附会为宣传蒋介石反攻大陆，遭到疯狂迫害，《南明史》的誊清稿与草稿被悉数查抄，先生竭毕生之力搜罗的装满一卡车的文献资料被付之一炬，其中很多都是珍贵的孤本。钱海岳本人被红卫兵拉至明孝陵，残忍地从高处推下坠亡。万难料到，满清覆灭半个世纪之后，南明文献史料会再次遭遇一场浩劫。

侥天之幸，大乱之后，经钱氏家人多方寻访，《南明史》前九十六卷誊清本和后二十四卷草稿才被找回，并最终得以点校出版。

据钱海岳《南明史·卷二十七·列传第三》记载，朱璟溧是韩端王朱朗锜之子，明太祖十世孙，不知何年袭封。南京沦陷后，辗转留寓贵阳，受到总兵皮熊的厚待，还将皮熊之女纳为王妃。朱璟溧与其他养尊处优的明朝藩王不同，他原籍西北，曾经饱经患难，操习过军事，身边始终跟随着一批关陇健儿，他不甘于祖宗基业的沦亡，转战于粤北韶州、仁化一带。隆武帝福京（今福州）沦陷后，朱璟溧“乃自立于平溪，称定武元年”。不久，定武帝听闻永历帝在肇庆即位，于是传书永历帝，“叙长幼，不称臣”。与永历帝的不断西逃不同的是，定武帝挥师北上，直面清兵，保有郧西房山，受到李自成余部郝永忠的拥戴，号令群雄，与李来亨、刘体仁、王光兴等夔东十三家相互呼应。永历帝遇难后，刘体仁等正式尊奉定武帝正朔，直至房山失陷，定武帝君臣殉难，定武政权前后持续了十七年。 由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到，钱海岳先生客观描述了定武帝于平溪称帝，与永历帝分廷而不抗礼的特殊关系。实力不济、自身难保的永历帝应该是不得不默认了这样的现状，于是在南明后期，形成了滇黔、夔郧两处抗清中心。另一方面钱先生还是认同永历的正统地位，毕竟永历帝是天启、崇祯、弘光这三朝天子的堂兄弟，他们同为神宗万历皇帝之孙，而韩王一系则是太祖洪武朝分封的亲王，与帝系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按照明朝的宗法顺位原则，永历是当时承统的不二人选，并且获得包括殿阁大学士、地方督抚总兵在内的更多更权威的拥戴，故而将永历列入本纪而将定武归于列传。应该说，这样的编纂既尊重了客观史料，也照顾了传统史观，是一种比较妥善的安排。 尽管满清政府极力抹煞定武政权的存在，但还是难以完全掩饰隐藏在一些奏章文牍中的蛛丝马迹，比如湖广总督祖泽远曾在给顺治帝的奏章中提及清军曾在鄂西茅麓山附近缴获“伪韩王龙扎三十二张，伪龙票一十八张，伪敕札一道，伪金印一颗”，这些清军的战报，让我们看到了一鳞片爪，由此我们似乎能勾勒出在这片大山之中，曾经隐藏着一条怎样的“真龙”。

从正史定武帝的传记中，我们知道定武帝在登基之前以韩王的身份活动于黔楚粤北一带，与贵阳总兵皮熊交情很深，还结成姻亲关系。转战粤北的时候，福州沦陷，隆武帝殉国，清军在明军降将的引导下长驱直入，形势迅速恶化，楚粤两省也危在旦夕。面对糜烂的时局，韩王朱璟溧既不愿意仓皇逃窜，一溃千里，却也无法继续在粤北立足，只能朝西北的五溪地区迂回，先到达平溪。当时局势瞬息万变，而四方扰攘音讯未通，各处宗室藩王都有监军、监国甚至自立的理由，例如级别为郡王的靖江王朱亨嘉便在桂林监国，准备登基，没有王位的宗室朱容藩也在四川监国，建天子城，设行宫，封赏文武百官，甚至于民间冒牌的假皇帝也能欺骗地方，作威作福，比如查继仁冒充弘光皇帝，骗得辰沅间地方官员纷纷上表进奉，据传还在平溪以南寺为行殿，置官吏，出警入跸，蛊惑民众，后为郑逢玄识破斩杀。作为亲王的韩王朱璟溧，雄心勃勃要肩负起复国的使命，登基称帝也在情理之中。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平溪卫确实是定武帝调控时局的战略枢纽。首先这里处在黔楚官道之上，水陆交通便利，驿站系统成熟完善，消息比较灵通，而且是屯兵两百年的卫城，忠勇遗风，武备成熟。明朝有天子守国门的传统，如果定武帝直接撤到贵阳，则有将已经地动山摇岌岌可危的楚地拱手让与清军的危险。黔头楚尾的平溪卫在当时属于楚地，立足平溪，既方便联络皮熊，使黔省成为自己比较稳固的大后方，又可以伺机延揽当时明军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湖广总督何腾蛟，如果北上，还能够借势整合活跃于沅澧荆夔一带由大顺军归附明朝的“忠贞营”。基于上述条件，我认为史籍中定武帝“自立于平溪”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定武帝离开平溪的时间，我认为应该不迟于定武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四七年，因为乾隆年间修订的《贵州玉屏县志》对这一年有过这样的记载：“总镇张先璧溃兵突至，城中焚掠一空。”这个时候的定武帝，应该已经撤离了平溪。隔年，转战于粤北、楚南、黔东一带的郝永忠因曾经的大顺军身份难以获得永历君臣的信任，愤而挥师北上，退回荆襄，而定武帝可能也就是在撤离平溪后，与北返荆襄的郝永忠部相遇，并受到拥戴。

三、郑逢玄与吴三桂集团的恩怨

郑逢玄，字天虞，平溪卫世袭指挥郑忠九世孙。“郑逢玄”是《南明史》中的名字，我们平时更常见的名字是“郑逢元”，如果要向“度娘”求助，只有输入“郑逢元”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相关信息，为什么与正史中的记载有一字之差呢？我猜测应该是中国古代荒谬的避讳制度造成的。避讳起于周，定于秦汉，盛于唐宋，极于有清，经过两千年专制社会的不断扭曲，朝着极端严苛而荒谬的方向发展，从一种古老的语言禁忌变异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等级纲常的工具。因为康熙皇帝名叫玄烨，所以往古来今都不得再出现“玄”字，哪怕是九百年前贵为帝王之尊的唐玄宗都得乖乖改称唐明皇，传了多少代人的“玄孙”也改成了“元孙”，更何况郑逢玄等皇清治下的芸芸大众。我认为正史中的“郑逢玄”恐怕确属本名，只是康熙即位以后因为避讳而改以读音字意都较为接近的“郑逢元”行世，谱牒方志概莫能外，所以今天哪怕是郑家后人也多只知道郑逢元而不解郑逢玄了。至于钱海岳先生立传时为什么写作“逢玄”，恐怕答案就在那被焚毁的一卡车档案资料当中，我们已经无由得见了。 出身于武官世家的郑逢玄，可谓少年得志。他十一岁考上秀才，十五岁时适逢熊明遇谪戍平溪，受到熊氏青睐，赞为“奇才”，二十岁中举，二十四岁被破格提任衡州府同知，不久更升任知府，从这一串履历来看，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可是才子遭逢乱世，终不免坎坷跌宕的命运。就在他衡州任上，大明江山已是烽烟四起，郑逢玄一面兴利除弊，抑制豪强，一面整军经武，训练乡勇，通过剿抚并用的灵活处置，使得地方安宁，因而“贤声益著”。崇祯十六年，三十岁的郑逢玄被委任为监军副使，加官参政，监滇黔楚蜀粤五省军，从此，为了延续这个最后的汉人王朝的命脉，这位倔强的才子耗尽了他的余生。在南明朝颠沛流离的十几年岁月里，他历任太仆少卿、太常卿、佥都御史、贵州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兼刑部尚书，还曾受赐尚方宝剑，总督滇黔楚蜀军务，而当时的帝国版图，也就只剩下这几个省了。无奈大厦将倾，难以挽回，在他四十九岁那年，帝国最后的一线血脉永历帝与太子在昆明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杀，郑逢玄彻底心灰意冷，奋斗了大半生，最终了却红尘，在将要知天命之年遁入空门，法名“天问”。《天问》是楚地先贤屈原的名篇，郑逢玄以此为名，其心可知。

同籍五溪之地的作家沈从文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回到故乡后的郑逢玄，其生活状态前文已有交待，虽然心中的隐痛可谓“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但是圣人之道还要传承延续，历史文献还需赓续梳理，故乡的民众还要一代代地生息繁衍下去。晚年的郑逢玄，在平溪卫城捐资助修圣宫明伦堂，振兴文教。主纂《平溪卫志》，使明末清初因战乱而散佚的文献资料得到收集整理。因卫城西面野鸡河常年水势湍急，致行人过往十分不便，他便主持筹款兴修了天星桥,也就是今天玉屏人都很熟悉的七眼桥，数百年后仍横跨于野鸡河口，方便着往来行人。

凑巧的是，同是在平溪卫到思州府一带方圆几十里内，一方面是活跃着以明朝遗民自居的一个士绅群体，另一方面又隐居着一群先反了明、后叛了清的吴周臣属和皇族后裔。当年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借虏平寇，形格势禁之下竟然从明朝的平西伯，摇身一变成为清朝的平西王，奔驰万里，降流寇、逐南明、杀永历，为大清开国立下不世之功，开府滇中，雄镇西南。不想鸟尽弓藏从来都是帝王之术，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急不可待的一纸撤藩令，彻底激怒了年届花甲的老王爷，正所谓“麾旌昨夜发滇中，何日归来唱大风。称帝自娱空复尔，神龟先以沮枭雄。”上天没有给这位大周太祖昭武皇帝吴三桂更多的时间，在他驾崩之后，他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 陈圆圆，我们已经无法复原她具有怎样倾城倾国的美貌，但我们大概都能闲侃一段她倾城倾国的传奇。吴三桂既然曾经为了她“任他宗社成灰烬，只要红颜幸瓦全”，“独怜一掬秦廷泪，不哭山河哭爱姬”，那她自然也要竭尽余生，将吴家的血脉呵护周全，这段传奇才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据当地的民间传说，陈圆圆在大将军马宝的护卫下，带着吴三桂的一子一孙逃到了思州府与平溪卫犬牙交错的黔楚边界，于龙鳌河畔、狮子山下，扎下了根基，数百年后的今天，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吴姓的千人大寨，却是以那位大将军马宝的姓氏命名为马家寨。马宝当年化兵为僧，在周边扩建了四大名庵，收买田土山林、广蓄财产，或许既是为了伺机再起，也是为了保护吴家血脉。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路良松林寺，茶籽一千坡；扁坡弥陀寺，柿子一千棵；混寨忠兴寺，谷子一千担；茂隆天罡寺，豆子一千箩。” 这段民间传说太具传奇色彩，其间虚虚实实的成分占比多少，还有待于今后的考证研究。我在想，如果这段传说属实，那么南明的遗民和吴周的遗民这两拨人倒是很有可能在这里存在交集。四大名庵之一的松林寺，就是购置张佐宸的府第改造而成；吴氏后裔所建的马家寨距水尾不远，至今仍属水尾镇管辖，水尾则是张佐宸后人聚居之地；天罡寺所在的茂隆塘，也正是天问和尚郑逢玄晚年隐居之所，他作有多首题为《茂隆塘即事》的诗，有人甚至从中品出了陈圆圆的味道。诗无达诂，何况身为遗民，本就不为现世所容，更有很多不能明言的东西，只能够隐晦地表达。我们或许可以更加达观地想象一下，这两拨曾经恩恩怨怨纠缠不清的人群，到最后，恐怕也只能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参考资料：
1.《南明史》，钱海岳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2.《贵州玉屏县志（注释本）》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3.《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平溪流韵——玉屏明清诗词百首》，於江主编，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20年版。
5.《玉屏文史资料》第二辑《玉屏古寺庙》，郑德诩撰文，政协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编。
6.《岑巩县文化志》，晏晓明主编，1989年印发。
7.《南明“宰相”张佐宸及其后裔》，张维军撰文，贵州人大网2019年12月12日发布。
8.《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王裕巽撰文，《中国钱币》 1998(3):24-31。
9.《美文玉屏》（2016年）《郑逢元传略》，杨元彬撰文，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玉屏侗族自治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