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院大大

马效民

梦里常常走回童年，遇见最多的人就是腰院大大。

五十多年前，我的家住在一个狭小的山沟里，北面是荒山，东西两面是高高的黄土梁。这里稀稀落落住着三十几户人家，一座座又矮又破的土平房毫无规则地散落在一条河沟两侧。这是当年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村里的住户都姓马，本是一个家族。村庄南北长东西窄。按当地习俗，称呼谁家不称姓名而称住的方位，腰院大大住村中间，因而被称为“腰院”，这里称伯父为“大大”，这就是我要说的“腰院大大”的由来。

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腰院大大已经年近七旬，是个单身汉。他住在三间矮小的土平房里，院子低洼，院墙东倒西歪，院门口用一扇槐树枝编成的大门挡着。别看腰院大大家破，这里可是最招人的地方，一天的劳累之后，人们吃过晚饭都凑到他家聊天消遣，炕上地下，连泥垒的锅台上也坐着人。那年月人们过的日子穷，经常有外来讨饭的，也在他家过夜。

我依稀记得，腰院大大中等个儿，隆起的鼻子，稀疏的几根胡须，下唇总是向外咧着，头顶有两道深深的沟，我听爷爷说那是长蝼蛄疮落下的疤。他说话总是娘声娘气，不时地歪头咧嘴，好像个鹦鹉。村里老人都说腰院大大年轻时娶过媳妇，可是没过上一年就生病死了，因为家里太穷，再没续娶。

腰院大大脾气没准儿，高兴时对人挺热乎，三句话不投张嘴就骂人。一只小鸡崽死了，他会坐在门口的大土堆上一骂就是半天，诬赖别人给打死的，娘老子爷奶直到祖宗八代，骂个透心凉。村里人都不跟他一般见识，谁家要是吃一顿玉米饸饹面，也会端给他一碗。他年老又无儿女，是个五保户，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了，可是生产队长怕他闲着骂人生事，安排他放牛，给他记高工分。于是，腰院大大当上了十几头牛的牛倌儿。

我刚升小学四年级，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开始了。那年，父亲在县城的一个小工厂里做临时工。一天下班回来对我说，城里的中学生都成了红卫兵小将，把一些老师和干部捆起来拉到街上游街示众，头上戴着高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个大牌子。

没几天，这运动就来到了我的学校。一群身穿军绿色上衣，腰扎武装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宣传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校门，他们臂上的“红卫兵”袖标分外醒目。桌椅板凳被砸碎了，几位老教师被关押起来了，“破旧立新”，“横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大字报贴得满墙都是。红卫兵的行动让我害怕，可我还是非常羡慕他们那一身装束，特别是那鲜红的红卫兵袖标，觉得戴上去神气威武。校园里响起了红卫兵战歌：“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根据红卫兵指挥部的精神，学校要停课闹革命。我失学了。

十岁的我回到家，把书包和课本抛到了一边，整天和小伙伴们去山上玩耍，每天汗水裹着尘土糊得满脸，母亲新做的鞋子穿在脚上不到三天就扎个稀烂，母亲每天看着我皱眉叹气。那时我家八口人，爷爷奶奶年过七十，姐姐、我和弟弟妹妹都小，父亲也因为厂里搞运动不能上班，一家人只能靠父母下地劳动挣工分领点口粮。为了减轻压力，父亲找到队长大军哥，求他让我跟腰院大大去放牛挣点工分。正好腰院大大需要帮手，队长答应了。于是一老一小两个牛倌搭上了伙。

一开始，我一点也不愿意和腰院大大一起放牛，嫌他唠唠叨叨地胡说八道。父亲总叮嘱我要多跑腿赶牛，照顾腰院大大，不要惹他生气。时间一长，我也就习惯了。腰院大大本来无知，看了生产队里贴的宣传画，听了广播，就乱说一气。今天说，你看那个林副主席，长个鹰钩鼻子扫帚眉，一看就是个奸臣；明天说，毛主席接见了“一棵葱”（尼克松），那“一棵葱”接见它有啥用？逗得我笑个不停。我告诉大大，这样的话千万不能让红卫兵听着，要挨批斗的。“我才不管他‘红尾兵’、‘白尾兵’！”腰院大大嘴一撇，脖子一歪。

别看腰院大大犟头倔脑，可他爱牛如命。他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木棍，赶牛时高高地举着，从不让它落在牛身上。有调皮的牛偷着去吃庄稼，他扯着嗓子高声吆喝，也舍不得打一下。冬季里的一天上午，天空飘着雪花，一头黄母牛要生牛犊，我俩赶紧把牛群赶到避风的山沟里。大黄牛趴在地上足有半个钟头也没有生下来。腰院大大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大牛的状况，不时地摸摸牛肚子。

“牛犊还挺大，不太好生。得想个招儿啊！”大大摇着头对我说。他顺手把扎在破棉袄外面长长的布腰带解下来攥在手里，两个人继续看着大黄牛的动静。

当我们发现犊牛一伸一缩地露出前蹄和嘴巴的时候，腰院大大兴奋地叫了一声“好嘞！”只见他敏捷地抓住犊牛的前蹄，把腰带的一头牢牢地栓在犊牛的两只前蹄上。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大黄牛的脑门儿，鼓励它：“别怕，使劲儿就成！”紧接着对我发出号令：“拉！”我俩绷紧腰带用力拉，连喊着“一二三”，大黄牛也配合着我俩的节奏一起使劲。几番努力，助产成功，一头胖乎乎的小黄牛诞生了！看着大黄牛不顾一切地舔着牛犊，牛倌儿爷俩格外开心。

一天傍晚，我和腰院大大刚把牛群赶进圈里回家，迎面碰上父亲正往外走，他说：“腰院二大大回来了，你不去看看？”

“二大大？”我摸不着头脑。

“就是你大大的兄弟呀，他自幼好吃懒做，不安心劳动。在外面跑了十几年盲流。病倒了，被公安局收容遣送回来的。”父亲说。

我飞跑着去看，只见队里的马车停在腰院大大门口，车上躺着的人盖着破被子，露出精瘦蜡黄的一张脸，一双深陷下去的眼睛微闭着，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赶车的四哥喊来三四个人，七手八脚地把二大大托起来抬进屋里。这时才见腰院大大气得跺脚击掌，又坐在土堆上开骂：“你死在外边多清净，我这儿不缺老祖宗！”众人知道他的脾气，劝说也没用，各自回家。

腰院大大嘴赖，照顾兄弟的方式也很特别：做好了饭菜端过来喂二大大，你不吃不喝我就骂。不管怎样，没到一个月，就把起不来炕的二大大伺候活了。好起来的二大大不再想跑，老老实实惟命是从。老哥俩过了两年平静日子。

我升中学那年腊月，腰院大大病倒了，此时二大大也因为上了年纪，犯了支气管哮喘。生产队里安排人轮流协助二大大伺候腰院大大，医生请过好几个，可是病情一天比一天重。

一场大雪，把小村庄盖住，土平房变成了一个个硕大的馒头，平地积雪没膝盖深。这天晚上，腰院大大死了。大清早，村里早早地冒起了炊烟，家家都铲出了去往腰院大大家的通道。院子里人们进进出出，为他张罗着后事。二大大为了把大哥的丧事办得圆满，特意找人进城，给两个远在绥中县城的堂妹发去了电报。两位姑姑一进村就一声声哭叫“大哥”，哭得悲悲切切的，把村里人的眼泪都引了下来，她们是腰院两位大大的唯一近支血脉，大家都为腰院大大命运而叹息。队长给腰院大大选择了坟地，全体社员一齐出动，铲雪、挖坑。因为三九天冻土层挖不动，大家决定放土炮炸开冻土。几个老采石工打出一排炮眼，装上雷管炸药，崩得冻土块满天飞舞……

全村人忙碌了一天，腰院大大得以入土为安。

埋葬了腰院大大，趁外来的客人还没有散尽，母亲特意做了小米饭，蒸了鸡蛋羹招待绥中来的两位远房大姑姐——我叫她们二姑和老姑。二姑和老姑一看就是城里人。举止言谈，衣着打扮，都和乡下人竭然不同。她们先称赞爷爷奶奶身体结实，晚年有福。见了我们姐妹兄弟四个，又夸我们长的俊，弄得我们很不自然。母亲则盯着二姑和老姑的漂亮衣服，上下打量，嘴里还说：“缝纫机做出来的活就是不一样。”看得出来，母亲羡慕两个大姑姐穿的衣服，胜过我羡慕红卫兵的红袖标。我看看刚满四十五岁的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和那打着一块块补丁的棉袄，心里酸酸的。

四哥套了马车，送走了二姑和老姑。母亲让我送点饭给二大大。一进门，只见二大大流着泪，嘴里嘟嘟囔囔：“你二姑和老姑把你大大预备做单衣裳的两块布给卷走了！”我一听瞪大了眼睛，还以为听错了。帮二大大做针线活儿的三婶证实说：“就是她们拿的，我进来从窗外看见她们正在往包里塞。”要不是三婶在村里老实厚道有名，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穿戴讲究，能说会道的两位姑姑能干出这种下作事。我瞒着母亲，怕她伤心。

腰院大大死后，队长大军哥为了稳住二大大不让他再跑，安排他当了饲养员，七八匹骡马交给他喂养，二大大干了一年。第二年冬天，二大大因感冒，又引发了咳喘病，整夜里咳嗽吐痰睡不着觉。父亲怕他熬不过冬天，买了几盒青霉素，每天给他打两针，整整打了一个冬天，二大大好了。到如今让我不解的是，父亲从没学过医，打青霉素也不会做试敏，他咋就那么大胆。

二大大又活过来了，他那好跑盲流的本性也又激活了，一把铁将军扣住破木门，二大大人不见了。这回，他再没有回来，回来的是锦州市公安局给生产队的一封公函：“今有你处一马姓老人流落我市，因车祸死亡。尸体已经火化，请你处尽快来人处理善后事宜。”消息传开，村里人唏嘘不已。

二大大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腰院两个大大与村里人的故事也悄悄地结束了。腰院的三间小屋，经过生产队的翻建成了队部。半个世纪过去，记得腰院大大的人已经不多。而我，却时常在梦里回到那个虽然贫穷、愚昧，但是交织着更多淳朴和善良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在腰院大大身边，曾经晃动着我童年的影子。

202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