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往事——青海农场和农场人

毛正亚

我是农场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在农场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我的父辈和我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农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农场，是青海的劳改农场。
1959年我五岁时，跟随父母亲从上海来到青海，我在青海劳改农场长大，并且在青海劳改农场工作了二十六年。我在青海的两个农场生活、工作过，一个是地处海南州的塘格木农场，另一个是地处海北州的浩门农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青海农场人，我是数以万计的青海农场人中的一员。
青海的劳改农场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青海劳改农场的建立，是党和国家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公安部第一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后，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创建了数十个劳改农场，从全国各省市调入了大批的犯人。青海省的各个劳改农场共开垦了数百万亩耕地，在恒古荒原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劳改农场不仅仅是个经济实体，更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担负着惩罚与改造罪犯的艰巨任务。五十年代劳改工作的方针是“三个为了”即：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六十年代劳改工作的方针确定为“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这个方针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又确定为“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劳改农场不仅要完成改造罪犯的政治任务，还要完成生产上的经济任务，要给国家上交公粮。
关于青海的劳改农场，外面不了解的人，觉得农场有那么多犯人，以为农场的那些土地，都是由犯人劳动来进行耕种的，这就错了。其实青海劳改农场的农业生产，从秋耕、春播再到秋收，都是由广大的农场工人利用农业机械完成的。青海各劳改农场的耕地都在数万亩到十几万亩之间，有的农场甚至在二十万亩以上，犯人是根本无法替代农业机械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的，犯人只是从事一些农业生产上的辅助性劳动和从事一些其他的劳动。劳改农场是作为关押、改造服刑罪犯的场所，劳动只是改造罪犯的手段之一。后来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犯人就不再参与农场的生产劳动了，而是在监内从事一些劳务加工劳动了。
青海省的劳改农场，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为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为开发大西北、为青海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青海劳改农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当年青海劳改农场的建立，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全国关押、改造罪犯的“蓄水池”。
青海省在地理划分上，日月山以东是农业区，日月山以西是牧业区。农业区自然环境比较好，人口也比较密集。牧业区平均海拔高，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比较恶劣。青海的绝大部分农场就建在了日月山以西的草原深处和戈壁滩上。地处海南州的农场有：塘格木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新哲农场、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曲沟农场；地处海北州的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地处海西州的农场有：德令哈农场、诺木洪农场、香日德农场、查查香卡农场、赛什克农场；地处海东地区的有甘都农场。早期还撤销、合并了一些农场没有算在内。随着时间的推移，青海的劳改农场经历了一次次的调整，至今绝大部分劳改农场都已经被撤销了。青海的劳改农场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当年青海的劳改农场，在劳改系统内部都称为劳动改造管教支队，都是以信箱号码代替通信地址，如：德令哈农场为201信箱、赛什克农场204信箱、诺木洪农场为303信箱、香日德农场为401信箱、查查香卡农场为402信箱、塘格木农场为601信箱、哇玉香卡农场606信箱、新哲农场604信箱、巴仓农场为607信箱、吴堡湾农场608信箱、曲沟农场605信箱、浩门农场800信箱、青海湖农场901信箱等等。青海省地广人稀，劳改农场绝大多数都是地处偏僻的边远地区，农场人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青海的老一代农场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是真正意义上的五湖四海。最早进入大草原、戈壁滩开始开荒建场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部队专业军人。他们才走出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又奔赴建设大西北的疆场。在戈壁荒漠、在茫茫草原，他们铸剑为犁，在荒原选址、开荒、修路、建场。还有一大批内地各省市公安机关押犯来的干部，犯人押来了，押解犯人来的干部也留下了。还有大批随内地各个省市劳改单位整体搬迁、调犯而一起调过来的干部。那时候的干部是多么的纯朴啊，只要是革命工作，哪里需要哪里去，党叫干啥就干啥，无条件服从，毫无怨言。

农场的老一代干部当中，“大老粗”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中来自大城市、大单位的不在少数。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因为犯了思想“错误”，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支援青海建设”的名义也来到了农场。而调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中，各学科的人才基本上都有。有人说，劳改局如果要办一所大学，水平绝不会比社会上的大学差。
劳改农场建场的同时，为了使农场广泛使用农业机械，青海省公安厅还到四川、山东、江苏、陕西等地招募了一大批男女青年学生来青海农场工作。经过培训，这些青年学生，就成为了各个农场第一代农机队伍中的技术骨干力量，有的成为了机耕队长。
由于各个农场缺乏农机工人，农场就动员农场的干部们介绍自己的亲戚或朋友到农场来工作，这样就又有一大批内地的年轻人来到青海农场参加工作，这些人大部分一直在农场的农业机械操作和维修岗位上辛勤地工作，也有不少人后来转为干部，其中不少优秀者还逐步走上了农场的各级领导岗位。

当年农场干部不足，国家在五十年代末，还从四川广元县昭华荣军学校调来一批荣军学员（荣军学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因伤情而不能再归队的志愿军指战员，集中在荣军学校学习、等待分配工作）。调来青海劳改农场的荣军大概有几百人，由于青海劳改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再加上荣军自身的身体条件原因，基本上无法坚持在青海农场长期工作，所以大部分荣军在几年后，又被送回了荣军学校，只有少部分人坚持留了下来。
农场还有一些地方上调配过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以便于与当地少数民族接洽协调。国家又陆续给青海农场分配来了一些中、高等专科院校的毕业生，这些分配来学生充实了农场各个部门和行业的专业力量。
青海劳改农场部队转业的老一代干部中，陆、海、空三军都有。农场的老一代干部中不乏老红军、老八路、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青海劳改系统里的“万里长征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老革命、老资格在全青海省老干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青海省每五个离休干部中，就有一个是劳改系统的。而且在中国老龄委1993年编辑出版的《共和国奠基人 · 青海篇》一书中，劳改系统也占有相当的篇幅， 青海劳改系统的离休干部全部收录在此书中。
　　老一代农场人对党和国家忠心耿耿、工作上任劳任怨。老一代农场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他们以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亲手开创了新中国在青海省的劳改事业。青海的劳改农场在建场初期，生活和工作环境都非常艰苦。不仅自然环境恶劣，那时全国解放才几年，农场周边安全环境也不很稳定，甚至还有残余土匪出没，农场还要组织力量进行剿匪。塘格木农场有一个干部从恰卜恰（共和县）骑着马回农场时，被土匪所杀害。老一代农场人不惧艰险、不畏风沙严寒，风餐露宿，开荒建场。硬是在青海高原人迹罕见的戈壁滩、大草原上建起来了数十个劳改农场，使青海成为新中国重要的押犯基地，各个农场自身的建设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且日益壮大。当年青海劳改局是一级局，建制庞大，下属县级单位曾多达一百个以上。高峰时总人口多达XX万。青海各个劳改农场的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青海劳改系统的经济总量，占到了青海省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农场初建时人们的住所先是帐篷，接下来就是半地下的或者是依着山坡建造的窑洞，开始建房后，各个农场的建筑物也都是相差无几。早期的房屋，都是用手工制作的青砖、小瓦和土坯建造的平房，后来才有了机制的红砖和大瓦，但那时无论是生活用房、生产用房还是办公用房，都是平房，以至于从没有离开过农场的孩子，第一次到省会西宁时，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房子怎么都是摞起来的”？
青海的各劳改农场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基本上与世隔绝。但每个农场都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生产和生活保障设施，农场的建设者们不断地完善着这些保障设施，使农场人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得以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每个农场都有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商店、邮电所、储蓄所、新华书店、派出所等等。农场有自己的发电厂，提供全农场生产和生活用电。不过那时晚上一般都是在12点就停电了，只有在节假日时和过年的那几天，晚上才不会停电。那时农场每家每户都有煤油灯或者马灯，而且都有好几盏，这是生活必需品。每个农场都能自己生产面粉、菜籽油。每个农场都能生产粉条、豆腐、肉、禽、蛋等副食品和酱油、醋、青稞酒等等。农场还有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如：理发、缝纫、照相、等等。农场都有汽车队，运送进出农场的各种物资和人员。
农场的建制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农场场部是农场委员会、农场党委会和农场各个职能科室的所在地，再下面是若干个农业大队，再加上若干个工业单位和副业单位。农场场部都有大广播喇叭，每天早晨都会按时播放新闻和歌曲，让人感受到是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大家都是听着广播走在上班或上学的路上，朝气蓬勃地开始新的一天。
劳改农场虽然后缀有“农场”二字，但早期的农场却没有想象中的“鸟语花香的田园美景”。各个农场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都比较差，大多数农场都是干旱少雨，水资源匮乏，气候干燥，风沙不断。有时感觉一年里没有多少日子不刮风的，夏季应该是农场最美好的季节了，可是六月下雪也并不罕见，有不少农场夏季还要承受蚊虫的袭扰。秋季丰收在望了，可霜冻、冰雹又接踵而至。为防冰雹，农场人用高射炮和土火箭来驱散冰雹云。有时冰雹来势凶猛，高射炮和土火箭也无济于事。1976年夏秋之际，浩门农场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袭击，使农场十多万亩即将成熟的油菜毁于一旦，全场几乎绝收。

农场冬季冰雪严寒，春季大风扬沙。浩门农场春季的大风，有时能把播到地里的种子刮跑，致使一些农业大队不得不再次进行播种，有的大队甚至要播种三次。大部分农场在建场时，几乎都是没有一棵树的。每个农场为改善环境都曾大搞植树造林，为挡风沙而大力建造防风林带。我相信每一个农场人都参加过植树造林劳动。因受气候条件限制，农场种植的大多是杨树、红柳等。当年农场能把树木种植成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当年有首打油诗是这样说的：“春天植树热情高，夏天无水树半焦，秋天老乡牛羊啃，冬天死了当柴烧”。尽管如此，农场人还是年复一年地坚持植树造林，经过农场人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每到夏天，农场的道路两旁、田间道上、水渠边上、房前屋后等所种植的各种树木，也都是枝繁叶茂、绿树成荫，使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各个农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产和生活上也有一些差异，大部分农场降雨量比较少，农田要进行人工灌溉，只有少数农场雨量比较充沛，不需要灌溉。塘格木农场甚至都打不出水井来，靠水库供水。各个农场气候条件不同，所种植的农作物也不尽相同。海南、海西的农场以种植小麦为主，还种些青稞、豌豆；海北的农场以种植油菜为主，还种些青稞。

　　在六十年代中期前，农场人家做饭都是烧柴火，家家户户门前都码放着成堆的柴火。后来为了保护植被，柴火不让烧了，各个农场有煤的烧煤，煤供应不足的，就和当地的牧民一样烧牛羊粪。羊粪是公家派马车到牧民的羊圈去拉，拉回来后筛去土和碎末，供应给大家。牛粪可以自己到草原上去捡拾。因牛羊粪比较廉价，又容易获得，因此牛羊粪在一些农场成为各个家庭的主要燃料，家家门前都有个羊粪池、牛粪池。捡柴火、拾牛粪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牛羊粪不太耐烧，到冬天才会买些煤用于取暖。因为运输力量有限，煤在一些农场也是按户定量供应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烧牛羊粪时，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味，而且越烧越有经验。刚开始烧羊粪还要用风箱，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吸风灶，就不用风箱了，炉灶门一关，炉火呼呼作响，不用火时打开炉门就行了。

农场人吃的蔬菜，绝大多数是农场自己生产的。农场的每个大队都有菜园，菜园种植的蔬菜主要有白菜、包菜、白萝卜、胡萝卜、洋芋，还有莴笋、韭菜、雪里蕻、大葱、香菜等。阳畦或者温室可以种植菜瓜、西红柿、黄瓜，辣椒等等。温室里的产能就比较小了。每年农场也都会派出车辆，到外面去拉一些时令蔬菜，回来供应给大家。农场不出产水果（甘都出产苹果，其他农场就没有那么好的气候条件了），农场那时新鲜水果是比较少见的。每到秋季农场的车从外面拉一些瓜果梨桃回来供应给大家，这才能吃到新鲜水果。农场商店里有水果罐头，水果罐头在那时算是比较高档的食品了，谁家也不可能经常去买。农场还经常去青海湖拉湟鱼回来卖给大家，那时青海湖没有禁捕，湟鱼很便宜，农场人常有湟鱼吃。记得我参加工作后，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季，我们食堂几乎天天吃湟鱼，红烧、清炖、油炸，吃得够够的。现在青海湖的湟鱼已经是国家的保护物种了。

农场虽然生产粮食，但每个人的口粮也是按计划定量供应的，记得干部是每月31斤，工人45斤，家属和学生是28斤。粮食定量里不全是细粮，还包含一小部分粗粮，粗粮一般是青稞粉或豌豆粉。细粮是小麦粉和少量的大米。食堂平时都是供应馒头，只有每个星期天才供应一餐米饭。食用油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半斤，过年过节增加半斤。记得1963年，塘格木农场那时还提倡每家养猪，还给每家分了点地，地不多，大概有一分地，大家基本上都用来种了洋芋，人、猪都可以吃。记得这个政策只执行了一年，后来地又收回了，猪也不让养了，只允许养一些鸡。生活困难时期，农场还组织了打鱼队，去青海湖打鱼，以补充粮食的不足。那时塘格木农场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打猎队，去草原深处或是远处的山上打野兔、打黄羊、打狼等等。

农场秋收时，大家都会到收获过后的地里去拾麦穗、遛洋芋、扫油菜、捡豌豆、挖蕨麻等。对农场人来说，这是一场内容丰富的“小秋收”，而且所得收获归自己所有。

农场人冬天需要的蔬菜都是秋天存储的。秋天要挖菜窖，菜窖要挖到冻土层以下，把白菜、洋芋、萝卜等放里面保存，一直可以食用到来年开春。农场各个大队的菜窖都很大，架子车都可以拉下去。大队的菜窖是先挖一条深深长长的沟，再在深沟的两边各挖几个窑洞，这窑洞里就可以存放农场盛产的白菜、洋芋、萝卜了。菜窖的上面还要搭个棚子，菜窖里的蔬菜就不会冻坏了。秋天农场家家户户还会腌制各种咸菜，腌萝卜干、腌酸白菜、腌雪里蕻、腌莴笋等等。还晒干菜，豆角、菜瓜、莴笋等等都可以晒，先用开水烫一下再晒干，冬天食用时用水泡软，就可以烧菜了。还有的人用医疗用过的盐水瓶，清洗干净后，把西红柿切碎放进去，再蒸熟排出空气，也可以存放到冬天食用。农场各家各户养的鸡，为农场人提供了鸡蛋，还有些人家养兔，这些都是农场人餐桌食品来源的组成部分。自家养的鸡、兔在那时是高档食材，鲜美的味道，让人垂涎，但毕竟数量有限，下蛋的母鸡是舍不得杀的。鸡蛋为平时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还可以腌制起来冬天食用。农场早期吃的盐都是大颗粒的茶卡盐，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原盐。

农场的老一代人，都是来自内地各个省份的，在农场可以听到各种方言。时间长了我们也能听得懂许多方言，甚至还会学说一些方言，但是我们这一代农场人从小就说农场普通话。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跟随父母亲来到了农场，还有不少的人就是在农场出生的，我们常年在这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由于农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有不少农场的二代子弟，在参加工作前，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她）们生长的那个农场。父辈们自从来到农场后，也就很少有机会回老家探亲访友了，有的甚至自从来到农场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和故乡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到我们这一代更是从小不闻家乡事，直把他乡作故乡了。我们对户口本上所注明的（原籍）故乡，都不会有太深的印象和情感，而对父辈们和我们自己生活、工作过的农场却产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愫。

那时的农场不仅是交通不便，那时的通讯方式和现在也没法相比，那时是通过农场的邮电所，主要靠信件往来，而且州上的邮政车要每隔几天才来农场邮电所一趟。场部电话总机房可以与外界联系，凡是要与农场以外的联系电话都是长途电话。那时挂长途电话也是比较麻烦的，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通长途电话。有急事还可以到邮电所发电报，但发电报比寄信贵很多，寄一封信要八分钱，发电报一个字就要几分钱，因此在拟定电文时都是言简意赅。农场邮电所往外发电报，是把电报内容用电话告诉州邮电局，州邮电局才有电报房。农场邮电所接收电报也是通过电话接收的。汇款也是通过邮电所，收、寄包裹也是通过邮电所，各种报纸、书刊杂志也是通过邮电所，那时农场的邮电所是农场人与外界联系沟通的主要渠道。现在的邮局不知道还有没有发电报这项业务了。

农场的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后，都在农场子弟学校上学读书，那时的老师也都是农场的干部。农场刚开始只有小学，后来又有了中学。孩子们在子弟学校接受文化知识教育。那时学校的教学条件虽然比较简陋，但教材都是国家统一的教材，各种课本都是农场的“新华书店”从西宁购进的正规的课本。前些天我听见孙女读课文：“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哇，这段课文我小时候也读过的，我是六十年前在青海塘格木农场子弟学校读的，孙女是现在在福建省莆田市学校读的。她现在的语文课本上还有的《小小的船》、《乌鸦喝水》、《吃水不忘挖井人》等，都和我六十年前读过的一模一样，真的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农场虽然偏远，但教材绝不落后，教材和寒暑假作业都是和社会上同步的。课程内容和现在的也基本相同，不过那时我们还有“大楷”课，学习写毛笔字，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还有“珠算”课，背诵珠算口诀，学习打算盘，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

那时学校的围墙上写着毛主席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操场前的两排青砖瓦房上写着：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同学们除了正常的值日打扫教室卫生外，高年级的班级还要轮流打扫学校的厕所。到春天学校还会组织同学们参加植树劳动，秋收时学校会组织同学们去捡拾麦穗，拾豌豆，颗粒归仓。入冬前学校会组织同学们捡柴火、拾牛粪，以备冬天取暖生火用。这些劳动方面的锻炼，培养了同学们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热爱劳动的品质。

学校还会请老红军、老八路给同学们讲战斗故事。还记得有一个参加过袭击日寇阳明堡机场的老八路，给我们讲述当时的战斗情景：夜间冲进机场后，都站在飞机下面了，还不知道飞机在哪里，因为飞机在天上飞时看着并不太大，没想到身边这个大家伙就是飞机，也不知道怎么打这么大的飞机，排长大声喊着，让他们赶紧爬上去，把手榴弹和炸药包扔进了驾驶舱，二十多架鬼子的飞机在熊熊的烈火中燃烧。后来老师还让我们写了一篇记叙这个故事的作文。

1963年，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农场学校学习雷锋的活动也开展的热火朝天，对雷锋叔叔先进事迹的广泛宣传深入人心。做好人好事、拾金不昧、助人为乐蔚然成风。学校的这些活动为培养同学们良好的意志品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的未来美好生活和我们肩负的责任。如今农场的子弟学校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农场的学校在每一个农场孩子的心里，都有着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在农场学校的时光，是每个农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这一代农场的孩子都没有什么玩具，各个农场孩子们所玩的游戏内容也都差不多，男孩子都喜欢玩弹弓，几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自制的弹弓，弹弓是不能带到学校里去的，只能在校外玩。还有滚铁环，再就是玩弹玻璃球，玻璃球的玩法是在地上挖三个小窝窝，逐窝升级，干掉对方；打子弹壳，这种玩法是各出一枚子弹壳制作的“将”，相互抛掷，击中对方的“将”便赢得对方一枚子弹壳；打烟盒叠的三角、打纸叠的四角，以把对方的打翻转为胜。再就是骑马打仗（双方人背着人，相互拉扯对方，使对方失去平衡为胜）、斗鸡（抱起自己的一条腿，相互顶碰，使对方失去平衡为胜）、冬天多了一项游戏，就是滑冰。女孩子一般都是玩跳皮筋、跳房、踢毽子、打沙包、抓骨头子（骨头子就是羊腿关节上的拐骨，有四个不同的面）。小人书在男女同学中都很受欢迎。谁有一本小人书都会有一堆同学围在一起看，要想借来看，那必须是关系比较好的才行。

每到秋天男孩子们对农场大队的菜园子也是情有独钟的，常趁人不备进去拔个萝卜、莴笋什么的品尝品尝，还有大田里的豌豆角，都是孩子们的窥探目标。另外就是不少男孩子们都做过的事——到房檐下掏鸟窝。再就是用马尾制作成套子，到大队的麦场上套野鸽子，冬天到附近的山上或草原上用细铁丝制作的套子套野兔。 那时农场的男孩子大多数都会有自己的校外群体，这种群体一般是以家庭住地为基础。每群孩子里都有一个孩子王，孩子王在这群孩子中威信是很高的，也是比较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在校外孩子们玩什么，在哪玩，怎么玩，甚至打架或者调解矛盾等等，基本上都是听孩子王的。这种情形在上中学后基本就会自行结束。

我的中学校友可以说几乎是遍及青海所有农场。当年各个农场只有子弟小学，读中学要到省会西宁公安厅劳改局办的[公安中学]去读。所以[公安中学]各个农场的学生都有，西宁市里的劳改系统的学生也有。同学们之间在谈论自己所在的农场时，都是夸耀自己的农场如何如何的好，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对自己所在的农场有什么不满意的，可见农场的孩子们对农场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农场有父母、有家。在[公安中学]不仅知道了很多农场，还听到了许多与农场有关的或者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如：浩门河、橡皮山、八宝、唐渠、黄玉、八音河、怀头他拉、大水桥、汪什科、托勒台、白刺滩等等。

我们这一届是[公安中学]最后一届学生，1968年夏[公安中学]撤销了，交给了西宁市，就是现在的西宁市第十一中学。[公安中学]撤销后，塘格木农场开办初中，从西宁调来了三个原[公安中学]的老师，还有课桌等。那时新哲农场和哇玉香卡农场的同学也在塘格木农场中学读书。[公安中学]的校友们后来绝大多数人都在农场参加了工作，各个农场、各行各业的都有，继续在农场工作、生活着。在[公安中学]读过书的农场子弟，人数应该不足千人，现在年龄最小的也得六十七、八岁了。

对于农场的孩子来说，虽然身处偏僻的农场，但每个农场的孩子对未来也都有着美好的憧憬，对长大后的职业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幻想。不过都以为那是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没想到这么快就长大了，“遥远的将来”这么快就来到了，而且又是偏偏没有想到的，要在农场当接班人了。命运就像一个走不出去的圆圈，从这里开始，又回到了这里。这可能是连老一辈农场人也没有想到的。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老一辈农场人都在鼓励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努力考到外面去，离开农场。而他们自己却安于在农场干一辈子。

农场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农场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农场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里生活、工作、繁衍。农场的孩子们，在农场子弟学校读到中学毕业后，如果没有考上外面的学校，就等着被统一招工，分配到其他农场的各个单位参加工作。也有留在本农场的，但基本上都是分配到其他农场，都是劳改农场，是在本系统内安排工作。就这样农场的子弟，成为了投身于农场建设的新一代农场人。

　　农场的工作岗位，大多数是农场各个大队的机耕队，以及农场修配厂、汽车队、医院、学校、商店等等。分配到汽车队当驾驶员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那时没有驾校，都是师傅带徒弟。其他的工作岗位也是一样，基本上都是以老带新，边学边干，有时农场也会举办一些短期培训班，进行一些专业技术培训。分配到农场医院从事医务工作的人，还有机会到省会西宁的劳改局职工医院学习、进修。

记得从1973年开始，各个农场都成立了“青年队”，农场初、高中毕业的子弟，参加工作时先被分配到各个农场的“青年队”，要经过一年左右的劳动锻炼，然后再分配到农场的各个工作岗位。在“青年队”时，每个月也有二十几元的工资。

　　新一代的农场人刚参加工作时，工资基本上都是二十几元。两年后转正，三年定级。定级后工资一般在五、六十元之间。虽谈不上很富裕，但物价稳定、吃穿不愁、生活无忧还略有剩余。

农场的年轻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一部分人会被抽调到行政岗位，那时有个名称叫“以工代干”。各单位的会计、出纳、各个科室的办事员、内勤、大队的管教、生产员（带工员）、统计、管理员、保管等等，都可以安排“以工代干”。分配到医院和大队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学校的老师也都是“以工代干”。“以工代干”还要填写一张以工代干审批表。有时“以工代干”中也有极少的转干名额，每年每个农场也就三、五个。1983年劳改系统第一次大批转（考）干。大部分“以工代干”和一些工人转（考）成为干部。1984年恢复押犯后，又从农场的“待业青年”中，经过考试招录一批干部。1993年和1994年又从“以工代干”中连续转（考）了两批干部。新一代的农场人为农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继承了老一辈开创的事业。老一代农场人离、退休以后，新一代的农场人成为农场各行各业的主力，许多新一代农场人成长为农场的各级领导。

新一代的农场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后，因与外界基本上是很少接触交流，只有少数人的婚姻脱离了农场这个圈子，而大部分农场人都是在农场的这个圈子里找对象、谈恋爱、结婚成家。结婚也摆酒席，那时不兴送红包，前去喝喜酒的亲朋好友们，都是带些热水瓶、洗脸盆、枕套、床单之类的作为贺喜的礼品。酒席一般也都是在单位食堂办，酒也是农场自己生产的青稞酒。相当多的农场人，因新一代人的婚姻而有了亲戚关系。
农场都有一个电影队，看电影可以说是农场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活动了。每次放电影时都是万人空巷。农场早期基本都是看露天电影，有电影时孩子们早早地就拿着凳子去占位置。后来农场才建了大礼堂。农场刚开始用的是16毫米的放映机，每放完一卷就要停下来换片子，后来有了35毫米的放映机了，就不会停了。每次放映正片前都会先放映【新闻简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农场以外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以及一些有点过时的国内国外新闻。还看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纪录片，放映过多次，印象深刻。有时还加映动画片。
虽然农场地处偏远，但农场电影队放映过的电影片还是很多的，当时社会上发行的电影，农场电影队差不多都有放映过。现在还能想起许多影片名字，如：白毛女、五朵金花、柳堡的故事、苦菜花、战上海、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红旗谱、虎穴追踪、秘密图纸、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党的女儿、战火中的青春、红日、狼牙山五壮士、金沙江畔、突破乌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舞蹈史诗东方红、刘三姐、李双双、渡江侦察记、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永不消逝的电波、三进山城、51号兵站、冰山上的来客、烈火中永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芦笙恋歌、边寨烽火、枯木逢春、雷锋、哥俩好等等等等。许多电影中的插曲，流传至今，经久不衰。还有苏联电影、朝鲜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南斯拉夫电影等等。我们在农场还是看了相当多的国产和进口影片的。可以说我所看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在农场看的，离开农场后我基本上就没有看过什么电影了。
还记得当年塘格木农场学校有一本【大众电影】杂志，在老师办公室里，我们也看过。当年的【大众电影】是一本非常受欢迎的杂志，里面有电影剧照，还有演员照片。赵丹、秦怡、于洋、王心刚、王晓棠、王丹凤、孙道临、陈强、田华、张瑞芳、谢芳、上官云珠、陶玉玲、于蓝、李亚林、庞学勤、祝希娟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明星。
文 革开始后电影队就没有什么电影可以放映的了，基本上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大家戏称电影队是“三战一队”电影队。再往后就是“八个革 命样板戏”和“钢琴伴唱红灯记”热播了，尽管是反复放映，但人们依然是兴趣盎然、热情不减。许多人都能将其中的一些样板戏的整部唱腔和对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还别不信，我那时也可以将某些样板戏电影背下来。农场看露天电影不仅仅是来欣赏电影故事的。电影开始放映前，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嬉闹，大人们三五成群叙事聊天。看露天电影也是农场人的一种聚集、交流的时间和场所，这是现在的电影院所不具备的功能。
那时极少有外面的文艺团体到农场去演出，记得在我读小学时的某个寒假，农场来了一个京剧团，在学校操场上搭起戏台，演了几天京剧。那几天学校院子里热闹非凡。小时候还以为古代的人，说话就是用唱的呢。我还记得京剧里的一个场景：一个文官拔出宝剑，对着自己的胳膊一挥，一条假手臂从袖子里飞出。长大后才知道是京剧《王佐断臂》。还有一个戏是有孙悟空的，演孙悟空的演员金箍棒耍得特棒，他还从戏台上摞着的好几层桌子上，一个跟头翻下来，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和掌声。
农场有时也会组织些文艺演出活动，一般都是年轻人比较多而活跃的单位出节目，如学校、修配厂、医院等，在节假日期间为大家演出各种自排自演的小节目。塘格木农场当年还排演过话剧《年轻一代》，在农场演出过好几场。

文 革开始后，西宁的红卫兵也来农场串联了，接着农场也成立了革命造反团，记得塘格木农场是“十三革命造反团”，是按农场劳改支队的编号顺序排的，是属于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的组织。农场也轰轰烈烈开展了文 革运动。不过文 革开始没多久，整个劳改系统就都实行了“军管”，各个农场都由“军事管制领导小组”掌管大权。人员比较多的单位和大队都有“军代表”进驻。1968年，巴仓农场的军代表门合同志，带领巴仓农场的工人制作防冰雹的土火箭，在制作过程中突发意外，门合同志为保护在场的二十七个工人同志，英勇牺牲。门合同志被中央军委授以“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好干部”，并在全国掀起了宣传、学习门合同志的热潮。青海的劳改系统自然是开展得轰轰烈烈。
文 革期间各个农场都组织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聚集了农场的有各种文艺才能的年轻人，他（她）们排演一些自创自编的歌颂党、歌颂毛主席以及宣传、学习英雄门合的文艺小节目，为农场人演出。有的宣传队还可以排演样板戏的一些片段（折子戏）。劳改局还组织过农场宣传队的调演，到各个农场巡回演出。农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时，不仅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英雄人物，也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农场的文化娱乐活动。那时全国都在提倡学习内蒙古的乌兰牧骑，以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让革命的文化艺术面向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
每个农场在省会西宁市都设有一个办事处（早期叫采购站），那时大部分农场的办事处都设在南大街的农建巷里。农场驻西宁办事处主要任务，是负责为农场采购各种生产和生活物资；农场到西宁拉运进出物资的汽车都在办事处停放，还有驾驶人员的食宿、农场各种因公因私人员的往来住宿等等。那时农场人因公出差、回家探亲、到西宁看病等等，都愿意在办事处落脚。
农场办事处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了“春运”。因为劳改局从七十年代初就陆续开始将各个农场的子弟，大批的分配到各个农场参加工作，虽然有些子弟是在本农场安排的，但大部分被分配到了其他农场。青海地域广阔，农场之间相隔都在百公里以上。孩子们在没有结婚前，每年都有探亲假。每年过春节前，那些被分配在其他农场工作的孩子们，都会回父母亲所在的农场探亲、过年，都会路过西宁，都会在办事处歇脚等车。那时候农场还不通班车，都是农场自己的车辆运送进出农场的人员。春节前这段时间，办事处都是人满为患。有时大轿子车来不及运送，办事处滞留人员太多，办事处就用盖上篷布的卡车运送人员。探亲假结束后，这些孩子们又要回各自的农场上班，又要路过西宁，还是在办事处落脚等车，办事处又会热闹好几天。这种状况一直到这些青年男女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各自的农场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后，就没有每年一次的探亲假了，再回父母亲所在农场探亲的就渐渐少了，而且也不一定集中在春节这段时间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国际形势比较紧张，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为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毛主席作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部署。因此各个农场都要求各单位积极组织力量挖防空洞、挖地道，以防苏修的入侵和空袭。那时每个农场都有民兵组织，每个农场基本上都是一个民兵营的规模，政治科有专门的干部负责民兵工作。民兵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兵，另一种是基干民兵。基干民兵人数少于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是配发枪支和子弹的，因此政治条件要求比较严格，一般都是政治上可靠、根红苗正的年轻人才能入选基干民兵。农场的每个大队都有基干民兵。场部每年都会组织基干民兵进行训练，以熟练掌握手中的武器，以及射击、投弹等知识技能。经过训练后还会组织实弹打靶，有时还会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
1969年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后，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全国都积极加强战备。那时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许多精神，都是通过“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内部文件”传达的。当时党中央分析，说是苏联很可能从两个方向（钳形攻势）入侵我国，其中的一个方向是河西走廊。为了备战，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省的几个劳改农场也搬迁撤销了，甘肃省这几个撤销的劳改农场的40以下干部以及全体重刑犯，全部调到了青海省的巴仓、吴宝湾等农场。这些调来的干部和犯人都是乘坐闷罐子火车到湟源火车站，然后再换乘汽车到巴仓、吴宝湾等农场。这就是青海劳改农场的“蓄水池”功能。

　　当年青海劳改农场的建立，在当地率先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还有农场的工副业、养殖业、建筑业等等，这对繁荣农场周边地方的市场、推动和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相当大作用。柴达木盆地的两个城市——格尔木市的发展和德令哈的建市，可以说格尔木农场和德令哈农场功不可没。（格尔木农场1955年建场，1965年交给军垦农建十二师。德令哈农场1954建场，1988年交给海西州人民政府）。还有那些在调整布局后撤销了的诸多的农场，土地和房屋都交给了当地政府，成为当地政府扶贫脱贫、安置移民的新的乡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还有如今的浩门农场不仅仍然是青海省重要的油料生产加工基地之一，而且浩门农场的油菜花，已经成为青海旅游的网红打卡地，为青海旅游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诺木洪农场的枸杞产业，也为柴达木盆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劳改农场的建立，也给农场周边的当地居民带来了不少好处和便利。比如：农场水库放水时，也会顾及到周边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当地居民生病了，也会到农场的医院来就医；当地居民也会到农场的商店来购买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当年塘格木农场周边的牧民们，特别喜欢农场酿造的青稞酒，农场商店里的手电筒和水果糖也很受他们的喜爱。当地的牧民也会搭乘农场的汽车，渐渐地他们又跟农场的人们开始了互通有无。我在塘格木农场时，附近红旗公社的藏族牧民们，到秋天会来场部商店门前卖牛羊肉。他们不用称重量，是把宰杀好的牛肉分成一堆一堆的，论堆卖。羊则是一群活羊圈在一旁，任由你选，选好后帮你宰杀，连羊皮都是你的，整只卖。也可以用茯茶跟他们交换，一块茯茶就能换一只羊（那时农场商店的茯茶是定量供应给农场自己人的）。在浩门农场时，当地的村民也会在场部食堂前宰杀牛羊，现场售卖。农场的人们还向附近的牧民购买羊毛、羊羔皮、虫草等等。

农场的家属们也向当地牧民学会了用很简单的自制工具，把买来的羊毛捻成毛线，再把几股合成一股，根据需要染成不同颜色（或不染色）。这种自制的毛线可以用来织成毛衣、毛裤、围巾等等。这种工具非常简单，就是在一段约20公分长的木棍（或牛脚骨）中间，钻一个小孔，再穿上一节铁丝，就像个“丁”字，只要挂上羊毛加以旋转，就可以把羊毛捻成毛线了，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无疑是一项非常实用的自力更生措施。有些心灵手巧的农场人，甚至还自制出了脚踏的半机械化捻羊毛机，效率成倍提高。农场干部和工人有和当地牧民关系好的，也会去牧民家做客，好客的牧民会用奶茶、酥油、糌粑、曲拉和酸奶等来招待，有时还会杀羊煮手抓。
农场拉车和骑乘用的马匹，大多也是从当地公社购买的。塘格木农场早期还有自己的畜牧场，就在场部南面的洪沙沟，后来不知为什么撤销了，我们小时候也常去那里玩。还记得当年塘格木农场组建了一个民兵骑兵排，红旗公社的牧民赶着几十匹马到场部马号来让农场的人挑选。我们班有几个同学也被选进了这个民兵骑兵排。
当年马车在农场各个大队是主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到场部拉物资、拉生活用水、往地里拉肥料、拉柴火拉煤、去草原拉羊粪、到地里拉麦梱、到学校接送学生等等，基本上都是靠马车。即便是有了轮式拖拉机和汽车，也没有完全取代马车，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马车才逐渐从农场消失。
那些早期就来到农场的家属们也很令人敬佩，她们义无反顾地跟随丈夫从不同省份来到了青海，来到了农场。农场当初的艰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每户分一顶小帐篷，就是家，晚上一张毛毡地上一铺，一家人席地而卧；土坯房不够分，还得两家合住一间房；住地窝子、住土窑洞，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随便遮挡一下，做饭时烟熏火燎，下雨时雨水倒灌；晚上照明全靠煤油灯、马灯，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黑黑的；生活用水是马车到水源地去拉回来，每家再分，冬天就拉冰回来分。
后来修建了水库，生活用水靠大水坑蓄水，大水坑里的水是水库沿着水渠放下来的，沿途牧民的牛羊也在水渠里饮水，这水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所以农场一般都是白天水渠里的水都是浇地的，到夜深人静时渠里的水比较干净了，再往大水坑里引。冬天因为结冰，水库没法放水。大水坑也会结冰，就在冰上打个窟窿取水，冰越结越厚，水越来越少，最后就只能把冰砸下来挑回家，靠化冰融水了。农场后来条件好些了，都有房子住了，但打不出水井的农场，生活用水还是从水库引下来的水，即便是有水井的农场，水井的水质也非常硬，水垢非常多，烧水用的水壶用一段时间，就会结厚厚的一层水垢，水质和城市的自来水是没法相比的。

农场的家属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陪伴着丈夫在农场生活着。她们背井离乡，在农场一住就是几十年，她们在农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家属在身边，男人们才能更加安心踏实地在偏远的农场兢兢业业地工作。六十年代末，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农场的家属们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了家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她们是农场人家庭的坚强支柱。
在新中国监狱的发展进程中，青海的劳改农场应该占有浓重的一笔，而亲手书写这一笔的正是我们成千上万的青海农场人。我们国家在一九九二年，曾经出了一本《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在此白皮书中也提到了青海的劳改农场，并给予了充分肯定。正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海农场人，参与和见证了我们国家某个侧面的某段历史的发展进程。
青海的劳改农场在创建时，收押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警、特和其他刑事犯罪的犯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青海劳改农场关押的犯人陆续刑满释放，各个农场押犯人数越来越少。七十年代初，劳改局进行了一次押犯布局调整，把犯人集中关押至几个农场，其中浩门农场的犯人调到塘格木农场，部分浩门农场的干部也调到了塘格木农场。这样一来浩门农场就不再关押犯人了。青海湖农场的犯人也调出去了。从那以后，一部分农场就没有关押犯人了。七十年代中期，根据中央的部署，对于原国民党政权的将、校级军官以及县、团级以上党、政、军人员，全部予以特赦释放。八十年代初期，又将原国民党政权校级以下军官和县、团级以下党、政、军人员全部予以宽转并遣送回原籍。我当年也曾参加过遣送工作。（无家可归者仍可留场，享受农场职工待遇）。
1983年全国严打，大批“严打”中判了徒刑的犯人，被收押到青海的各个农场。那些从七十年代初起就没有押犯的农场又恢复了押犯。青海的劳改系统又一次发挥了“蓄水池”的作用。那时的要求是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那时由于犯人的劳动场所和看押条件的限制，脱逃率是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的）。
青海劳改系统由于对那些刑满释放人员，一直实行“多留少放，就地安置”的政策，大量刑满释放人员被安置在农场就业，使农场各方面负担逐年加重。而农场学校毕业的农场子女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八十年代开始连续几年都没有再大规模招工，各农场的“待业青年”越来越多。直到1984年末，恢复押犯后，农场从“待业青年”中，通过考试招录了一批干部，1985年末，通过考试又招收了一批农业工人。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为了安置农场逐年累积的“待业青年”们，也为了拓宽农场的生产门路，增加经济收入，一些农场在西宁等地，创办起了一些小型的工业企业，如：塘格木农场在西宁南川的铁合金厂、浩门农场在乐都的玻璃厂、巴仓农场在西宁的硅铁厂、哇玉香卡农场在西宁多巴的工字梁厂等。甚至有的农场还在北方的某沿海城市，承包宾馆经营，以安置农场的“待业青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在青海海南州境内开始建设龙羊峡水利工程，因为龙羊峡工程建设的需要，八十年代初开始，海南州境内靠近黄河的曲沟农场、吴宝湾农场、巴仓农场的白刺滩等陆续撤销，人员都分流到了其他农场。现在来看，就好像是拉开了青海劳改农场撤销的序幕。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已传说要撤销一些农场，把农场交给地方政府，农场的人员进行土地承包，自负盈亏，或买断工龄，自谋出路，国家不再负担。干部也可留职停薪，自谋职业。这似乎不像是空穴来风。

农场的撤销，对于长期生活、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农场人来说，有一种难言的痛楚。他们亲手开垦了这片土地，他们用汗水和青春浇灌这片土地；把一片片荒芜的戈壁滩、大草原，建设成为一个个生产生活设施基本完善的大型国营农场，这足以让他们引以为豪。他（她）们对这片土地有很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情感。那么多年所付出的心血说抛弃就抛弃了，会那么轻松、那么坦然吗？因此有不少干部、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情绪激动，难以接受。有的农场家属们，甚至围堵了到农场去视察工作的劳改局局长，表达对撤销农场的不满情绪。当初她们的丈夫服从组织分配，为新中国的劳改事业，来到青海高原，几十年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可一下子要转这么大的弯，那种失落、茫然、悲愤的心情可想而知。

那些农场的家属们，她们跟随丈夫来到了农场，在青海她们举目无亲，农场就是她们的家。他（她）们就像一个搬迁过来的部落一样，拖家带口，在农场落地生根了。他（她）们在农场繁衍生息，农场虽然贫瘠，但农场人已经习惯了在农场这个偏僻的、小小的社会圈子里生存。对于他（她）们来说，农场已经是他（她）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哪怕再困难再艰苦，只要农场在，他（她）们的心就是踏实的，就有归属感，因为农场是国家的；如果农场一旦没有了，就完全是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他（她）们把农场当成自己的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她）们当时的心情。
在此后数年间，德令哈农场开始撤销了，原德令哈农场，是青海各劳改农场中规模最大的（耕地面积达二十二万亩）。浩门农场也陆续撤销了几个农业大队，把几万亩土地交给了地方政府。青海湖农场也开始撤了。就连九十年代初，因为地震灾害遭受严重毁坏，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重建的塘格木农场，最终也是被撤销了。从八十初期曲沟农场撤销开始，之后的二十年间，青海的劳改农场几乎被撤光，如今仅剩下浩门农场和诺木洪农场。
当初曲沟、吴宝湾等劳改农场是因龙羊峡水利工程而撤销的，但其他农场的撤销跟龙羊峡工程是没有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青海整个劳改系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不是几句话能解释清楚的，这是因青海劳改系统，几十年间所执行的政策积累起来出现的问题。这些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困境，使青海劳改系统的困难积重难返，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到九十年代中期，有的农场甚至连干部和工人的工资都开始拖欠了。为了能使青海劳改系统走出困境，于是劳改农场的撤并和劳改工厂的破产重组、劳改系统的布局调整等，就成为一系列重大措施。
青海省司法厅和监狱管理局组织人员前往北京，向司法部汇报青海监狱系统的重大困难，恳请得到上级部门的帮助支持。于是促成千名青海监狱系统干部的统一外调，并且将三千个干部编制，也同时随调出干部调往外省。
老一代农场人，为青海的劳改事业，为开发和建设祖国大西北所做出的奉献，是我这支拙笔所无法描述的。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扎根高原、艰苦奋斗、勤奋敬业、任劳任怨。正是这些老一代农场人，开创了新中国在青海的劳改（监狱）事业，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为当今青海的监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是这些老一代农场人，在扎根农场、建设农场的过程中，把吃苦耐劳、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新一代农场人。老一代农场人是值得我们敬重和记住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劳改系统大批老干部陆续达到离（退）休年纪，青海省劳改局为农场老干部的实际状况着想，在省、市政府的支持下，在省会西宁市建造了四个干休所，实实在在为青海劳改系统的老干部们做了件大好事，使那些常年在高寒、缺氧的农场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们，晚年生活有了一个较好的归宿，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干休所设有专门的服务、管理人员，还有老干部活动中心，让离（退）休后的老干部们仍然能得到组织的关怀和照顾，让他（她）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我们青海农场人，是特定的年代造就的特殊人群。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和青海农场同龄，我们参与了农场的方方面面，我们见证了青海劳改农场的兴衰，我们应该算是最后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劳改农场”人了。许多老一代农场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们这代农场人，大多数也是年逾花甲了。我们中有许多的人像是无根的浮萍，我们远离故乡，寄身他乡，许多原青海农场人，都分散在了全国各地。我们都不会忘记青海，不会忘记青海的农场，不会忘记在农场逝去的亲人。青海的农场人把青海当作了第二故乡。在青海西宁，现在还居住着相当一部分已经退休的原农场人。
现在的“农场”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的农场不再叫“农场”了，改称“公司”了；现在“农场”的房子也摞起来了（楼房），电视、手机早已普及，也不用拿着扁担去挑水挑冰了；捡柴火、拾牛粪、煤油灯、马灯那都是传说了。还有人乘坐马车吗？现在都是用汽车、摩托车代步了。往日的“劳改农场”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以后也不会再有“劳改农场”了。
青海省监狱局建了一所“青海监狱历史博物馆”，这所博物馆收集了不少原青海劳改系统的图片和文字史料，陈列了许多原劳改工厂和劳改农场所使用过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少原劳改农场使用过的农业机械和运输车辆。我去参观过两次。
有时候我就想， 真的应该把那些具有历史特征、有代表性的农场老建筑物多多留下一些， 这些老建筑代表着农场（监狱）的历史，在若干年后， 这些历史遗迹会更加显现出它们的价值，或许还会成为近代文物。现在德令哈当地政府在原德令哈农场场部基础上，建了一个“柯鲁柯农垦文化风情小镇”。我没有去参观过这个“柯鲁柯农垦文化风情小镇”，但据去过的原德令哈农场的人说，风情小镇周边还保留着几处农场遗址，有监狱、201医院、砖瓦轮窑、德令哈农场大礼堂，原德令哈农场场部建筑群落已经修旧如旧，与德令哈农场大礼堂一并改造成了“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面积约有3000平米，概述了德令哈农场成立、创业、发展和退出的34年艰难历程，其它的大部区域基本上都是新建的移民新村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可以从中领略到当年农场的一些历史风貌的。

青海原来的劳改农场绝大部分都没有了，原农场的建筑物也在被陆续拆除， 或者仅剩下一些断壁残垣。但无论这些农场现在有没有了，他们都将永远载入青海监狱发展的史册！
劳改农场虽然没有了，但是老一辈们在青海开创的事业仍在继续，且愈加现代化，正规化。如今青海的监狱事业，已经由新一代的监狱人民警察接班。新一代监狱人民警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在为青海的监狱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农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她并不富饶，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农场人；她并不美丽，却让农场人难以忘怀。
你知道什么是农场吗？是童年？是青春？是父辈的身影？是萦绕在梦中的传说？
昨天的故事越走越远，戈壁滩、大草原是曾经的家园。。。。。。

上图是当年塘格木农场老场部（学校）后面北山上依山而建的窑洞。

下图是当年北山下部队的营房。

这张照片非常珍贵，这是六十年代初塘格木农场部分老一辈的合影。
这张合影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我现在还可以认出其中的一些人。我把这张照片放在这里，塘格木农场的二代们可以仔细看看，说不定在这五十二人当中，能找到你们父辈的身影呢。（张延岐提供）

邓玉才：贵州大方县人。长征干部，老红军，1934年参加革命，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1949年随第一野战军解放青海，转业后，先在地方工作，五十年代调都秀农场，后又调塘格木农场，曾任塘格木农场党委书记。1966年离休。（邓贵青提供）

马治龙：山西太原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八路军晋绥军区学员、副指导员、主任等职。1949年随第一野战军三师七团解放青海。转业后曾任化隆县三区区长。调劳改系统后，曾参与组建省监狱及德令哈农场。曾任省监狱支队长、德令哈农场党委副书记。还曾经在塘格木农场、巴仓农场、第三劳改支队等单位担任过场长、党委书记、支队长等职。1984年离休。

右中：和战友的合影。后排中是马治龙。

右下：和塘格木农场部分老一代合影。前排左起：刘芳普、周日祥、陈英（军代表）、马治龙、刘玉明。后排左起：XXX、丁仍全、李安邦、马英杰。（马晓青提供）

矫怀忠：山东吕南县人，194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参加革命。建国后历任青岛海军炮兵四营政治教导员、 海军烟台巡防区政治处主任；1958年4月转业到青海，曾任青海浩门农场金台分场场长、塘格木农场政委。1986年离休。

左下图是矫怀忠和爱人的合影。（矫秀兰提供）

马英杰：河北孟村县人，1945年8月参加革命，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美援朝。1955年转业到青海，曾任塘格木农场纪委书记。1985年离休。

左下图是马英杰和爱人的合影。（马小雷提供）

公耀文：河南洛宁县人，1949参加革命，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奉调押解罪犯至青海塘格木农场，1970年调曲沟农场。历任劳动改造管教支队中队长、指导员等职，曾多次荣获先进表彰，出席青海省政法系统“双先”表彰大会，被司法部授予“二级金星”荣誉奖章，1980年离休。

右边两张二人合影是公耀文与塘格木农场干部杜政。（公宏伟提供）

赵玉珍：河南内乡人，1948年参加革命(南阳军区教导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转业到青海(新生建筑公司)，1958一1960年，曾在曲沟农场、都秀农场工作，1961年到的塘格木农场。1985年离休。（赵春伟提供） 张汉民：河南洛宁县人，1949年参加革命，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押犯到青海，先后在都秀农场、塘格木农场、曲沟农场工作。1985年离休。（张延岐提供） 赵德全：辽宁锦州人，1948年参加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并参加过上甘岭战役。1956年转业到青海，曾任塘格木农场财务科副科长。1980年离休。

右下图是赵德全和战友的合影。（赵雪梅提供）

师耀文：山西孝义县人，1949年4月参加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1955年转业到青海，先后在劳改局医疗队、塘格木农场工作。曾任管教员、队长等职。出席过省政法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1985年4月离休。（师新民提供） 范春佳：福建仙游县人，1949年4月参加革命。1960年从江苏调犯到青海，曾在都秀农场、塘格木农场工作。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离休。（范超峰提供） 郝书英：河北邢台县人，1948年参加革命。1960年从江苏调犯到青海，曾在都秀农场、塘格木农场工作。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离休。（范超峰提供） 张念祖，江苏溧阳人，1949年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958年转业到青海塘格木农场。1985年离休。（张建国提供） 牛长久：辽宁锦州市人，1947年4月参加革命，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转业到青海塘格木农场。曾任指导员、队长等职。1985年离休。（牛国际提供） 王宇年：辽宁兴城人，1950年参加革命，1958年调到青海。曾在都秀农场、塘格木农场工作。1989年退休。（王铭中提供）
于 一：河南新安县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0月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1955年转业到青海，曾任都秀农场场长、塘格木农场子弟学校校长等职。

右上是1953年抗美援朝回国后，和战友的合影留念，左一是于一。

右下是1957年全国劳改农场场长参观学习清河农场留影。第二排左二是于一。（于东风提供）

张松仁：河南平顶山人，1947年参加革命，1957年从河南商丘公安局押犯到青海浩门农场。1970年调塘格木农场。1985年离休。（张永朝提供） 左：王希悦，河北唐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1956年转业到青海，曾在都秀农场、塘格木农场工作。1986年离休。（王洪涛提供）

右：项安州，湖北人，塘格木农场工作，1985年离休。（项青兰提供）

左：盛爱文，浙江杭州人，1949年4月参加革命，1960年调青海塘格木农场。

右：毛学精，广西临桂人，1945年2月参加革命，1959年调青海塘格木农场。1985年离休。

左：刘汉文，江苏泗阳人，1952年参加革命，1958年从江苏大丰农场押犯到青海塘格木农场。1986年退休。（刘霞提供）

右：丁明松，浙江三门人，1957年部队转业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丁淑芳提供）

左：谢有榕，青海乐都人，六十年代中期分配到塘格木农场工作，曾任塘格木农场机务科技术员，农场场长等职。（谢有榕爱人提供）

右：顾元庆，五十年代调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曾任塘格木农场民兵营长等职。（顾元庆提供）

左：吕明元，江苏人，1958年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吕明元提供）

右：赵秀诚，1958年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吕明元提供）

左：张海，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丁淑芳提供）

右：李正联，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丁淑芳提供）

左：程明金，四川秀山县人，1956年2月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吴太仁提供）

右：吴安宪，四川秀山县人，1956年2月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吴太仁提供）

左：戴建国，江苏人，1958年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吴太仁提供）

右：李喜宝，山东人，1958年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吴太仁提供）

左：杨庆春，江苏泰州人，五十年代后期调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吕明元提供）
右：熊荣适，湖南人，五十年代调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 左：徐云娜，五十年代调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
右：钱玉琴，五十年代调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 左：张大昌，六十年代中期分配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吕明元提供）
右：周铁军，六十年代中期分配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吕明元提供） 左：李淑英，六十年代晚期分配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郭青理提供）
右：郭理政，六十年代晚期分配到青海塘格木农场工作。（郭青理提供） 左：王正玉，甘肃武都人，1969年从甘肃劳改农场押犯到青海，曾在巴仓农场、德令哈农场工作。（王明华提供）
右：叶迎泽，江苏姜堰市人，1958年到青海巴仓农场工作。（叶明凤提供） 孔瑞征，山西祁县人，1949年7月参加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1957年转业到青海海南州工作，后调到青海曲沟农场工作。1985年离休。（孔令卫提供） 黄兴厚，福建永安人，1948年参加革命，1958年3月从山东威海转业到青海新哲农场工作，1970年离休。

右：黄兴厚和家人在青海时的合影。（黄圣志提供）

这是1964年青海塘格木农场几位领导的合影。
左起：马治龙、赵文奎、矫怀忠、贺树林（矫秀兰提供） 这张照片很珍贵，这是我见过的最早的劳改工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合影。这是1956年劳改局召开全省劳改工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这张合影是海南州几个劳改农场出席会议的代表，代表们着装整洁，还佩戴着代表标识。

　　这些代表中我能叫上名字的只有一个，就是前排左二，我的同学的父亲，叫张汉民，是塘格木农场的。后排左二脸也很熟，也应该是塘格木农场的，我记得姓薛，陕西人。

（张延岐提供）

这两张照片是青海曲沟农场和青海塘格木农场的老干部。

右边一张左起：铁连文、XXX、张汉民、公耀文（张延岐提供）

左边一张左起：汪世华、孟宪州、李发太、李春义（李爱民提供）

曾树珠：江苏盐城人，1940年参加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1958年转业到青海。曾任省监狱支队长。1966年调浩门农场任场长。1976年离休。

左下是和战友的合影。后排左1是曾树珠。（曾美华、乔鸽霞提供）

孟宪亮 ， 河北邢台人， 1948年参军，二野十纵28旅。南下干部。1952年从广西桂林押犯到青海，是最早参与了浩门农场建场的老干部之一。 左：董麦仓，河南伊川县人，1958年到青海浩门农场工作，曾任浩门农场党委书记、青海省劳改工作管理局局长等职。
右：杨金芳，河南新乡人，五十年代从河南调犯到青海浩门农场工作，曾任浩门农场政治科科长、浩门农场政委等职。 朱正金，江苏泰兴人，1956年到青海浩门农场工作，曾任浩门农场政治科科长、浩门农场纪委书记、门源监狱党委书记等职。1998年退休。（朱正金提供） 左：巩玉杰，河北高阳县人，曾任浩门农场生产科科长、浩门农场场长等职。
右：王建章，河南许昌人，浩门农场老一辈。曾任浩门农场大队长等职。 孙旭东，江苏盐城人，1953年参加工作，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押犯到青海大通石灰场，1965年石灰场撤至浩门农场。曾任浩门农场党委委员、劳资科科长、管教科科长等职。1992年退休。

左上左起：李爱民、马长恒、孙旭东在办公室。

左下：孙旭东和爱人的合影。（孙蓓提供）

蔡宏官：江苏泰兴人，1958年8月到青海浩门农场工作，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浩门农场一大队大队长、巴仓农场场长、贵南监狱监狱长、党委书记等职。2001年6月退休。
左：宋国志，河北易县人，1948年参加革命，1955年转业，到青海浩门农场。曾任浩门农场中队长、指导员等职。1979年离休。（宋建新提供）
右：张祖德，上海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左：刘正印，陕西大荔人，浩门农场老一辈，曾任浩门农场财供科科长等职。
右：杨桃成，河南濮阳人，浩门农场老一辈。曾任浩门农场办公室主任等职。 左：范帮纪，陕西华县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右：何松炎，浙江衢州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左：李殿合，山东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右：肖德斌，河南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左：高盛山，江苏泰兴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右：马长恒，重庆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左：夏国仁， 江苏江阴人， 1958年5月在浩门农场参加工作，曾任浩门农场教导员、大队长等职，1997年4月退休。

右：孟坤华， 河北邢台人，1964年在浩门农场参加工作，1996年1月退休。

左：陈安清，江苏泰兴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右：陈蕴文，江苏泰兴人，浩门农场老一辈。（陈蕴文提供） 左：田振虎，陕西合阳县人，浩门农场老一辈。（张斌儒提供）
右：孙慎言，河北人，浩门农场老一辈。（张斌儒提供） 左：王庆霖，天津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右：杜冠风，天津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左：朱玉珍，河北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右：陈宗博，四川人，浩门农场老一辈。 张斌儒：河北清苑县人，195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6月在青海浩门农场参加工作。

右上是张斌儒全家合影。

右中是郭青理、张斌儒、倪斌、高盛山合影。

右下是张斌儒、夏好君、兰孝堂、吕瑞林。（张斌儒提供）

这是六十年代初期，塘格木农场水库至农场场部的主干渠竣工，有关领导和有关科室人员在进行检查验收。（张延岐提供） 这是七十年代初，巴仓农场党委书记马治龙（后排站立者左三）和农场有关人员，在新建成的黑刺滩隧洞前留影。

（马晓青提供）

上图是塘格木农场第一代机耕队技术员杨庆春和机耕队长吴安宪。（吴太仁提供）

下图是吴安宪、杨庆春及第一代农机手工作时的留影。（吴太仁提供）

上图是塘格木农场部分老一代家属合影。（吴太仁提供）

下图是塘格木农场部分新、老干警合影。（吴太仁提供）

这是七十年代塘格木农场，参加先进表彰大会的代表们，在场部八角楼前的合影。

（丁淑芳提供）

这是1979年，塘格木农场汽车队全体人员的合影。 这两张是浩门农场老一代的照片

左图前排左起：陈太忠、田振虎、张斌儒。后排左起：左俊民、孙慎言、庄德民。

右图前排左起：张斌儒、王庭惠。后排左起朱亚夫、庄志云、刘厚山。（张斌儒提供）

上图是当年部分农场的大礼堂。其中两张黑白的是我所藏，三张彩色的来自网络。

下图是当年塘格木农场场部院子里的大影壁，影壁上面的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是不同年份的。我想塘格木农场的很多人都应该记得面影壁吧。

上图是六十年代塘格木农场子弟学校少先队员们的合影。

下图是农场的孩子们。

上图是塘格木中学首届毕业生的毕业证，毕业证上盖的是农场军管组的印章。

下图是塘格木中学毕业生的毕业合影，以及三、四大队分校小学生毕业合影。

上图是塘格木农场部分刚参加工作的二代子弟。（吴太仁提供）

下图是新哲农场部分刚参加工作的二代子弟。（张建国提供）

上图是巴仓农场的二代子弟。（崔亚民提供）

下图是香日德农场的二代子弟。（崔亚民提供）

上图是七十年代浩门农场的农机手。其中两张程孝雄提供

下图是当年部分农场使用的汽车。

上图是七十年代浩门农场的民兵。

下图是当年浩门农场防冰雹用的三七高射炮。此炮已陈列在青海监狱历史博物馆。

上图是塘格木农场4.26大地后，隆重召开在震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塘格木农场一大队被司法部授予集体一等功。一大队教导员闫选政被司法部授予个人二等功。

下图是当年哇玉香卡农场撤场时，闫选政作为最后一任监狱长，和同事一起亲手摘下了青海省共和监狱、青海省共和监狱委员会的牌匾。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令人思绪万千。（闫选政提供）

下面是部分农场二代的照片

上图是塘格木农场二代，公宏伟。（公宏伟提供）

下图是塘格木农场二代，闫选政。

左下角是闫选政和吴太仁在塘格木农场。（闫选政提供）

上图是浩门农场二代李爱民，左下是孙旭东、石元山、李爱民、肖占杰在浩门农场医院。（李爱民提供）

下图左是浩门农场二代吕瑞林。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吴太仁。

（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浩门农场二代王连珠。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矫秀兰。

下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赵雪梅。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程仁英。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巴仓农场二代李志评。右是曲沟农场二代徐红忠。
下左是诺木洪农场二代白凤英。右是德令哈农场二代王仕珍。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巴仓农场二代叶明凤。右是吴堡弯农场二代黄曙娟。
下左是诺木洪农场二代樊凤梅。右是香日德农场二代孙敏。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浩门农场二代刘玉萍。右是青海湖农场二代李学娥。

下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刘霞。右是诺木洪农场二代黄雅珍。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浩门农场二代陈罗彩。右是巴仓农场二代李志民。
下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王洪涛。右是浩门农场二代王明杰。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张建国。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毛正亚。
下左是浩门农场二代张永朝，右是新哲农场二代熊海民。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青海湖农场二代黄笑青。右是浩门农场二代赵东。
下左是浩门农场二代田卷营。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郭青理。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王铭中。右是浩门农场二代蔡更升。

下左是诺木洪农场二代任苏宁。右是青海湖农场二代王东。

（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于东风。右是曲沟农场二代孔令卫。

下左是巴仓农场二代崔亚明，右是巴仓农场二代王明华。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陈涛。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崔宪龙。

下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范小宝。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牛国际。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左是新哲农场二代孔祥生。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韩新华。
下左是塘格木农场二代师新民。右是塘格木农场二代冯广义。

（皆由照片主人提供）

上图是浩门农场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回访门源监狱合影留念。（张斌儒提供）

下图是塘格木农场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回访塘河监狱合影留念。（顾元庆提供）

我使用的这些照片，大多数都是来自同学、朋友和同事以及部分老干部。在此，我向提供照片的同学、朋友、同事及老干部表示真挚的感谢。这些珍贵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老一代农场人的风采。还有我们这些二代农场人，当年也是风华正茂，如今已是儿孙绕膝了。
　　农场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摇篮，无论当年的农场多么偏远，交通多么不便，自然环境多么恶劣，生活条件多么艰苦，我们还是在这个闭塞的小天地里长大成人了，而且我们在农场的这片土地上参加了工作、成家立业，成为农场建设的参与者，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农场人。我们的父辈们在农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这一代人中，在农场长大、在农场工作，并且在农场一直干到退休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这代人，曾希望能离开条件艰苦的农场，融入外面的世界，可是当我们真的离开农场后，我们能忘记那个农场吗？有多少农场人，时常会想起那个父辈和我们都为之付出过汗水和青春的农场，一直没有忘记养育和庇佑了我们的那片土地。即使后来离开了那里，还是有很多人总想着再回去看看。于是，这些年一批又一批的农场人，又千里迢迢去到原来生活、工作过的农场，去探望那片熟悉的土地，以慰藉内心的农场情结。尽管大部分农场都撤销了，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回去探望的人们从仅存的一些残垣断壁的旧址上，寻找着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回味着当年的青春往事。

我也是不止一次地重返农场，每当踏上农场的土地，目之所及，皆有回忆，心之所想，皆是以往。虽然农场曾经给我的并不一定都是温暖，但农场这片土地承载了我几十年的喜怒哀乐，在农场我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几十年的时光。农场是我的终生难忘。
大部分农场都撤销了，建场时如火如荼，撤场时不免有些凄凉。沧海桑田，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说吧。。。。。。

你还会想起从前的那个农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