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罗布泊的回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作者:水波纹</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2, 126, 251);"> </b><b style="font-size:22px;">在我20年的军旅生涯中有十年半时间是在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工作。我曾经先后六次进入核试验场区,亲身经历了1970年、1972年、1973年和1978年的四次核试验。回首在罗布泊的工作和生活,往事历历在目。</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69年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全国人民都在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新疆从祖国的大后方变成了面对苏联的大前方,似乎战事一触即发。1969年12月我应征入伍来到马兰基地,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第546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任电影放映员兼广播员。当时听说国外敌对势力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中国核试验基地,医院干部的家属子女都疏散到内地去投亲靠友了。我们全院干部战士除了临床科值班人员以外,每天早、晚的业余时间,甚至上班时间都在周边杏树林子里挖防空洞,几乎天天晚上挑灯夜战干到11点多钟(新疆比北京作息时间晚两个小时),大家搬石头抬木头筛石灰担水泥浆……随时准备把部份病人和药品转入地下。后来终因难度太大,基地派了工程兵战士来施工。</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2, 126, 251);"> 第一次进入核试验区</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70年9月我随基地后勤部文艺宣传队第一次离开马兰基地,进入试验场区慰问部队。我们坐着大卡车在300多公里的搓板路上颠簸了七八个小时,一路尘土飞扬,军帽下外露的头发都成了灰白色,口罩外面就看见两个黑鼻印。晚上我们六个女兵住在一个小号帐篷里,是那种上下铺的军绿色帆布担架床,人趟在上面窝成一团,尤其是下铺的人几乎就象是半坐在地上,根本不能解乏。半夜刮起了大风,整个账篷摇晃得像要飞起来,眼看绑在铁架上的绳子越来越松,我们六个人整晩上就打着手电筒不停的爬上爬下反反复复的绑绳扣,我们怕帐篷刮走了我们也被大风刮走,后来在另一个兵站驻地,住的是中号帐篷,把地下的沙子堆起来用木板一档,上面铺上芦苇席子,就是我们的地铺了。那时候每人每天早晨只发一茶缸淡水用来洗脸刷牙,其它生活用水又苦又咸,还要节约,用过的水都得留着,洗手洗脚后都浑浊不堪了还要泼在地上用来湿润空气。戈壁滩一年四季都见不到一片绿叶,偶尔可见枯黄的芨芨草、麻黄草,空气干燥鼻子经常出血。早晚温差很大,在夏季的中午穿着衬衣,傍晚外出去厕所却要穿羊皮大衣。在后来的几年里随着场区张各庄供水站输水管道的不断延伸,部队用水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们遵照上级“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除了去各个驻地的参试部队巡回演出之外,我们还去了辛格尔和东大山两个边远的哨所慰问演出。哨所一担负着核试期间场区边缘的巡逻清场任务避免伤及偶然误入的牧民。那里有一个班的战士,他们远离场区中心,生活非常艰苦,身上的棉布军装都已磨损的破破烂烂。我们女兵帮战士们缝补衣服,男兵帮他们理发、打扫整理宿舍内外环境(我们进场区之前就从军需仓库领了几大梱旧军装做拆补用)。最难忘是有一天我们去工程兵部队学习,体验生活,先是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我们女兵每人每次搬一袋,男兵一次扛两袋。那天刮五、六级大风,有些水泥袋破损粉尘满处飞,弄得我们满脸满身都是灰。然后在一个正施工的飞机掩体洞里面(俗称机窝)与工程兵战士一起劳动,男兵打电风钻,装炸药,爆破后,冒着喷水降尘后仍然呛人的尘雾,我们女兵与战士们一起用铁簸箕扒石碴装车斗…。当晚所有的人胳膊酸痛,在兵站席地而坐吃饭时手抖得连碗盘筷子都拿不住,我的盘子边缘的一小部分都插进了地上的沙土里。我们真正体会到基层战士的艰苦,更加坚定了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兵服务的思想。</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这年10月14日在试验区里的参观场,我们有幸亲眼见到轰炸机空投氢弹试验成功。因当时条件有限没有那么多高倍数的护眼墨镜,在飞机投弹之前的几分钟,席地而坐的我们按照现场的广播指令:“背向爆心、双手捂住眼睛(避开光辐射)....面向爆心、双手捂住耳朵(避开冲击被)”,之后立即被一股巨大的蒸汽般热浪扑面而来推着向后倒,紧接着就看到天边一个红灰色的大火球不断的翻腾、升高,逐渐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白色蘑菇云,布满了整个视野。这颗核弹为340万吨当量!在现场人们的欢呼声中,我想起1964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时看过的那个中国首次核试成功的记录影片中,指战员挥舞帽子欢呼跳跃的场景,我为自己是一名马兰基地战士、能站在同一个地方亲历这一重大时刻而感到无比自豪。</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2, 126, 251);"> 山洞里的大“天窗”</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最难忘是1972年1月,在试验场区的南山里,医疗队为协助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给中央领导的汇报影片,派我们两个女兵和一名外科医生拿着两个外科急救箱,跟随摄制组和一个班的防化兵战士,进入了南山地下平洞核试验的爆心开挖现场、被为“天窗”的大山洞里面。这里是1969年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封洞两年之后的开挖现场。(当时听说活性炭在摄氏6000度以上的高温中会变成金钢石。从科研角度,这种方式是为了研究核能的和平利用,包括探索开发矿藏和制取特殊材料的可能性)。我们在洞口的医务所帐篷里,脱掉棉衣棉裤换上单层的防护服走进山洞,巷道里灯光昏暗,洞壁上密布着许多电线、电缆,时不时还踩到地下一滩滩积水。越往里面走温度越高,至少在摄氏四五十度以上。进入很长很长的巷道之后,在最后一段,两侧都挡着高高垒起的铅砖,施工的战士热得只好脱去外裤只穿上装防护衣干活,面部只戴着一个简易的三角形防护口罩(戴着那个大象鼻子样的防毒面具,呼出的气体影响视线)。在巷道尽头的上方有个直径一米多的洞口,有通风管和电线接入到里面去,两个战士用很粗的麻绳把我们一个个的吊拉上去,我们便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山洞中,这里,就是当初放置原子弹的爆室、爆炸点!爆后被称为“天窗”。</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八一厂摄制组的人说这个“天窗”比他们厂里最大的摄影棚还要大许多倍。里面的温度比下面巷道里还要高。那些防化兵战士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具,身背仪器,手持探测器沿着缓坡往上走,他们要还原最初开挖时的情景。时而有大小石块从山洞的四壁上滚下来,几次都险些砸到照明灯具。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防护服上衣已经被汗水浸湿出一片片的水迹,只觉得头晕脑胀眼睛充血、喘不过气站不稳,大家看我快虚脱了,便用绳索把我放下到“天窗”下面的巷道里。我是第一个退出来的。走出长长的巷道,站在洞口,我看到自己防护服上衣口袋里的辐射计量笔显示的数字已经顶到上限。重新换上自己的棉衣裤,我沿着出碴小轨道走到卸碴处,向不远处的对面山体望去,可见两山之间的深谷几乎被洞中挖出的石渣快填满了。山里的冬天下午四点钟天就黑了。山洞的最里面如同火焰山,而洞外却是冰天雪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冰火两重天!施工的战士们不得不分组穿着一年四季的服装,采取传递接力的方式运送石碴。在山脚下的医疗队驻地,每周都有防化团的技术员用仪器来测量室内放射性沾染的程度,那个探测头在我们床铺的枕头上、脚上的大头毛皮鞋上扫过时,仪表盘上的指针便快速摆动并发出吱吱的响声(也许因为静电吸尘这些物体上沾染的放射性灰尘最多)!一旦个人辐射剂量累积超标,便要回到基地医院去,重新换人进场区。可是几年后,却听说有些工程兵战士已经在那里施工一、两年甚至几年了。核辐射对他们的身体伤害真的是太大了!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他们献出的何止是青春和健康,或许还会危及自身的下一代!</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b><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2, 126, 251);">黄羊沟的风沙</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在试验场区里的201地区有一个地址固定的50张床位的小医院,从马兰医院派出工作人员,每半年轮换一次。遇有危重病人可用安二型飞机(七十年代)和直升机转送马兰医院。而医疗队则是基地医院中的一个相对固定组织(队领导是固定的,队员可轮换),有配套的野战医疗装备,随时准备在有核试任务时进入场区执行后勤保障工作。医疗队平时要去各个驻地的参试部队巡诊,而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任务待命期间时刻准备在核爆当天进行医疗急救。</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冬春季节戈壁滩的早晨寒风凛冽,每天清晨六点多钟,那些被选中的一线队员们(多为外科和手术室高个子身强力壮的)便戴着防护毒面具列队向远方跑去,他们要锻炼身体提高体力,为的是在核爆之后与回收效应物的部队一起进入重度核辐射区,救护那些意外受伤的人员。</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78年二、三月份,在场区黄羊沟的医疗队驻地,我遇到了平生见过的最大的风沙。当时大风刮了三天三夜昏天黑地的,电话线都被刮断了,由于对外失去联系,加上汽车兵行车困难无法送水,医疗队几乎要断水了。周围没有山,却不知从哪刮来的脸盆那么大的石块儿居然滚到了外面的铸铁水箱边上。虽然我们紧闭窗(简易门窗早已裂缝变形),把床上的帆布草垫子都堵在窗户上防止玻璃碎裂,但整个屋里还是沙土飞扬睁不开眼睛,我们只好把白色工作服蒙在头上,耳边是呼呼的风声,任凭风沙肆虐,什么事都做不成。午饭时间到了,风沙太大一个人根本无法出门,否则会被风刮走,我们只好几个人手拉着手头上蒙着工作服,背贴着屋外墙壁才蹭到伙房里,伙房更是被风沙搅得一塌糊涂,勉强可以煮饭,木柱上挂着一盏煤油灯照明,被风吹的摇摇晃晃。米饭和用脱水干菜煮的菜里有许多沙子,每吃一口,要用筷子夹着菜在开水碗里涮几下再入口,可还是有沙子咯牙。最发愁的是上厕所,那个用几根木桩和芦苇席子围起来的简易厕所几乎都找不到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2, 126, 251);"> 在指挥部当播音员</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72年和1973年我曾先后两次被基地政治部宣传处借调到试验场区,担任720(地址代号)指挥部广播室的播音员。这两次我都是与司令部机要处的两个女兵打字员住在打字室一则的“小套间”里。因我们的“卧室”没有门,所以整日都弥漫着油墨的气味,1972年3月那次因地方太小,放了三张行军床就没地方安装火炉,虽然每晚被子上面压着绒衣裤、棉衣裤和羊皮大衣,沉重的都不好翻身,为保暖还用毛巾裹着头,可还是夜夜冻得难以入睡。打字室里的文印件,我不能随便看也不能问。有时候我也协助打字员,去专门的焚烧炉销毁废弃的蜡纸和油印件必须烧成灰烬不留下一个字。规定必须两人同时完成还要登记。</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720地区广播室就是一个小帐蓬,每天早晨我要摸黑起床,拿着小闹钟走到百米开外的发电机处,先快速拉绳启动小发电机,等帐篷里的工作灯亮了、广播机器预热后才能播放起床号,于是720地区的又一天便开始了。与部队所有的机关单位一样,每天四、五次播音,播放作息时间的军号、转播中央台节目、适当播放些歌曲唱片。还要播报720地区的气象预报(每天下午四点钟,先电话联系场区阳坪里气象站,获得24小时气象数据)。场区风大,广播室经常落满了沙土,有时整个帐篷都在摇晃,我每天都得擦试机器和唱片、检查帐篷外的线路。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或传达中央文件,我这个普通战士则有幸与基地张志善副司令员、政治部余署主任等指挥部首长同室学习。在此期间我还兼任了两次核爆参观现场的播音工作。起初,我并未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因为每天反反复复地熟读那数页长的【核试任务介绍】,我提出是否用录音机更方便?后来领导告诉我,不用录音机是因为要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由于当年条件有限,尤其是在大当量的核弹试验时,参观现场还没有太多的高倍数护眼墨镜,假如播音出故障,现场人员听不到广播指令,个人不能及时做出相应的防护动作,爆炸瞬间产生的光辐射和冲击波就会损伤许多指战员的眼底视网膜和耳鼓膜!我这才明白自己的责任有多重!!</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参观场地设在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的安全区域。核爆的前一天,我与宣传处电影队的同志们乘车出发去佈置场地,我们挖坑埋杆架电线挂喇叭、支帐篷架(不能搭好帐篷怕晚上被风吹走)……,忙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返回驻地。核爆当天,我们凌晨四点钟就出发了,在现场搭好帐篷,安装好广播设备,为预防故障还有多带了三套备用的发电机和广播设备(当时的扩音机是电子管原件非常笨重)。参观现场有中央首长、国防科委的首长和各大军区的领导。有整装待发的参试部队指战员(每人都带着一壶水和一天的干粮)。周围停着许多贴着临时编号的大小车辆,远处还停着几架小飞机。任务开始,在投弹飞机绕飞靶场第三圈后,我也播完了好几页的本次核爆任务介绍,当飞机径直飞向靶标时,我按照指挥部首长的命令,把飞机上的无线电信号接入了扩音机,通过周围几个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向全场传出机长“准备投弹!开仓!脱钩!”的指令声音……。爆炸成功,指挥部首长拿起话筒下命令:“按预定方案进行回收!立即出发!”于是担任回收任务的指战员便乘车浩浩荡荡的出发了。人员全部离去后,我和电影队的同志们一起收拾广播器材和设备,最后离场。</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四十二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的记得试验区里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720指挥部地下主控站工壕,首次塔爆后那被炸成麻花样扭曲倒地的百米长的铁塔,首次地面核爆后那个似炒锅一样巨大的深坑以及靶场中心地底深处那个待试的“北京地铁站台”,那座部分损毁的“武汉长江大桥”,搁置在地面上的“鱼雷快艇”,穿越蘑菇云采样火箭的发射井,南山地爆巷洞里的大“天窗”,开屏洗消站,阳坪里气象站、辛各尔哨所……,仿佛又看见那些被损毁的坦克飞机大炮、看见生物效应大队的医学科研人员救治或解剖那些严重受伤、或死亡的各种动物……。</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我所经历过的仅仅是那个年代核验场区工作生活的沧海一粟。正是一代一代的马兰人用自己的汗水、心血、青春、甚至生命,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创造出奇迹,打破了西方的核垄断,使中国真正强大,改变了世界军事力量的格局!今天,我们记住那个年代,为的是传承那个年代艰苦奋斗、百折不挠、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2px;"> 2014年11月于广州</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22px;">收集的相关资料(部分源于网络)</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 1, 1);">核武器爆炸效应试验:</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直接参加试验的约10余万人次,其中直接从事一线试验的约万人次。参加效应试验的项目大体分为六大类。即核武器的杀伤破坏因素、生物效应、工程效应、武器装备效应、通信效应和物资装备效应。累积项目1600余项。共使用效应生物2万多只(其中狗8000余只,猴200余只,小动物12000余只),效应工事908个,其中永备工事104个,野战工事738个,人防工事数个,飞机84架次。舰艇上层建筑65艘座,其中快艇5艘,舱室57座,051舰艏楼3座,各类装甲车辆263台次,各种火炮488门,雷达94部,各种导弹24枚,有线和无线通信设备1600多套,由路500条,各类地面建筑14栋,地下铁道试验工事4个,模拟水坝4座,铁路桥梁56座),其中模型桥17座,各种汽车146辆,大量轻武器、地雷、弹药、食品、药品、农作物、物资及军需装备等。</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2px;">核武器爆炸试验目的有二:</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一是全面检验核武器性能,为发展和定型核武器提供依据;</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二是探索和掌握核武器的杀伤破坏规律,全面发展核防护和核反击的有关技术。我国45次核试验中,近30次安排效应试验。参加效应试验的有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学兵、铁道兵、第二炮兵、军事科学院、八一电影制片厂,各军区、各舰队、军区空军以及国务院所属的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水电部、建工部、建材部、石油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卫生部、邮电部、粮食部、广播事业局、合作总社,中国科学院, 多所高校等26个大单位。他们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马兰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将永载史册!</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我们是见证中国人民解放军跨入国盛强军的一代军人。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前!向前!永远向前!</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