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学习辅导材料集锦

极地

一、中国这十年

　　6月28日上午，中宣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这十年，我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在转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既保持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上升到超过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300美元上升到超过1.2万美元。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2021年我国创新指数升至世界第12位，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潜力不断释放。

这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正在加快形成，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加快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老铁路建成通车，雅万高铁等一大批项目扎实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境外投资存量从不足6000亿美元增至超过2.6万亿美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这十年，中国人民实现全方位生活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全链条精准防控“动态清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就业质量显著提升，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城乡基本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社会保障惠及全体人民，民生兜底保障网进一步加固。这十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大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坚决遏制高能耗、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约26.2%。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胜利完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这十年，中国经济安全得到全面加强。我国粮食生产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煤电油气产供储销体系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保障能力不断增强，5G、基础软件、工业母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步伐加快。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

山西省这十年的经济发展。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光辉历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正在加快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我们以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举世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中国答卷。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新的挑战，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大于挑战。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的坚实基础，有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丰富调控经验，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基础有条件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中宣部举办的“中国这十年”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极不平凡的十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十年来最突出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突出的实践成果就是经济发展有了大提高、生态环境有了大改善。

激起我主动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的积极性。

二、学习第六章：推动高质量发展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被迫接管“两房”。这一事件称美国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 ，也译为次债危机。

1、对美国经济：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急中“中标”，而且其次贷问题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其次，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健，不乏继续增长的动力。

这是因为美国的各方面仍然是世界最强的，如最新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显示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创新力仍然是世界第一，且在相当的时间内没有国家和组织能撼动；而且美国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像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就有效的缓解了当时的危机。

2、对中国影响：次贷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其中最主要是对出口的影响。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疲软，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美国次贷危机造成我国出口增长下降，一方面将引起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

　　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

此后，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7月29日，习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1月9日，习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上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准确研判了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充分展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决策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基于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准确研判。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0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按照IMF于2014年10月份最新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7000美元，位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收入分配问题很多。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划分标准，我国属于人均国民总收入3856-11905美元之间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同时意味着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截至 2014 年，拉美地区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为40年，其中智利43年，乌拉圭41年、墨西哥40年，巴西39年，哥伦比亚35年，阿根廷更是长达52年。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的发展阶段时，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收入分配等结构失衡。伴随着问题的累积，容易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严重下滑。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就要需要准确研判新阶段的特征，重新定位，实现转型升级。

“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研判源自，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开始结束近20年10%的高速增长，转而进入增速换档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7%；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4%。根据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预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左右。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的镇痛期，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政府出台的4万亿投资结构中，45%是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的投资，使得目前我国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国内经验表明，科学认识新常态，逐步适应新常态，必须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而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三期叠加”，这是研究和分析新常态的前提条件。

国际经济格局正在深刻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研判第三个背景在于，国际经济格局正在深刻调整。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强国重定游戏规则，各国在进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区域合作——重塑世界贸易版图，对我国等新兴经济体形成反制。

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形势，外部需求常态萎缩，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发出向实体经济回归信号，围绕信息、生物、环保等领域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愈演愈烈，我国的外部需求萎缩可能会成为“常态化”。

外需是支撑我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外部需求萎缩将成为常态化，这种变化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转向常态化的中高速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上看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实质是宏观经济背景下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及背景，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占斌，2016年1月9日光明网）

经济学概念三期叠加

1.增长速度换档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2.结构调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

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应从原来的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王东京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供给侧扩大内需，既不同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王东京，2019年3月11日，学习时报）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构筑坚实基础。

一、发展阶段转换亟待推进三大重要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依托于诸多条件。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底子薄、基数小、增长空间大，人类社会已经创造出的大量技术和经验可以引进借鉴；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口，意味着需求规模和潜力大，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成本偏低，生态环境约束较松；更重要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开放型经济，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上这些条件的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人口大国经济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同时也使这种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有数量规模快速扩张的特征，伴随着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

　　2008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采取了稳增长的刺激政策，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回升，并于2011年第一季度到达高点，此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条件看，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不少重要变化，包括我国15—59岁劳动力人数从2012年开始下降，农民工进城数量减少，工资水平相应上升，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减弱；房地产等终端需求和钢铁、煤炭等重要工业品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过多等问题突出；土地等资源价格上升，部分城市房价高企，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有些方面接近甚至超过承受底线；随着我国要素成本上升、出口基数增大以及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以往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必须更多依靠内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房地产与其他领域之间、实体经济内部出现严重不平衡，部分领域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增加，经济增长效率呈现下降态势。伴随着这些变化，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转变，经济增长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国内需求，更多地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相应地，经济发展阶段开始转换，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历史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符合规律，也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这种转换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机遇期的内涵出现重大变化。如果说以前主要是“铺摊子”，以后则主要是“上台阶”。尽管我国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每年的增量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在保持可争取的增长速度的同时，难度主要在如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挑战转换为新的发展机遇。

　　二、变革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的重要内容。

　　质量变革，包括通常所说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素质。这是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变革。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向国际先进质量标准看齐，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使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成为高质量的标志；推动企业和产品的优胜劣汰，资源向优质企业和产品集中，通过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逐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品牌企业和产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集聚，鼓励旨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各类创新，使创新成为质量提高的强大动能；把绿色发展作为质量提高的重要内容，从消费、生产、流通、投资到生活方式，加快全方位的绿色转型，使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重要特征。

　　效率变革，就是要找出并填平在以往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或忽视的各种低效率洼地，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一个效率和竞争力的稳固基础。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投入产出比较的竞争、效率高低的竞争。必须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依然突出领域的改革，重点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金融等行业引入和加强竞争，全面降低实体经济运营的能源、物流、通讯、融资等成本，提高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吸引力、竞争力；进一步实质性放宽市场准入，完善退出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使高效要素进得去，低效要素退得出，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企业兼并重组、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和治理各类经济泡沫，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化解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供有效金融服务；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稳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动力变革，就是要在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后，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加快劳动力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的转换。必须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劳动者的素质；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激励，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促进各类人才的合理流动，更大程度地调动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高一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打破阶层固化，拓展纵向流动、奋斗成才的渠道和机会。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三大重要变革中，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基础，关键是切实、持续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解决好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才能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开创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发展新局面。

三、实现三大变革必须深化改革、营造环境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较早阶段实现高速增长相对容易，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中，发展的难度明显增大。二战以后，许多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并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只有13个经济体。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迟缓甚至倒退。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数量规模扩张容易见效，短期内就能大变样，而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提高质量效益见成效、上台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将会遇到以往高速增长阶段未曾遇到的挑战，要面对并解决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营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

　　首先，要解决好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认识问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如果试图继续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长，不注重质量效益，要么速度上不去，要么短期内上去了，还会掉下来，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一个时期后算总账，实际增长速度反而是低的。所以，强调质量效益，强调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长时期看，实际上对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是有利的。必须纠正“唯GDP”倾向，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就业创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论是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优胜劣汰，还是稳定企业家预期、调动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要求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政府是否更好发挥作用，也要看是否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产权保护、国企国资、土地、财税、金融、政府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深化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明确方向、划出底线；同时要重视地方、基层和企业的改革探索，通过试错减少改革的不确定性，找到符合长远方向又切合实际情况的改革办法。

　　再次，更加重视创新环境建设。成功的创新取决于诸多条件，根本的一条，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条件，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科学家等创新主体的稳定预期，各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创新不同阶段金融产品的有效服务，产业配套条件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支撑等。国内外经验表明，成功的创新主要源于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就是由于这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具备更好的创新环境。必须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开放创新要素市场，形成改善创新环境的地区间竞争机制，推动更多的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脱颖而出。

　　第四，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关键是如何把理念转变为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战略理念真正落到实处。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不仅要做减法，治理污染，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形成新的消费升级动能、经济增长动能和创新发展动能。促进绿色发展，要注重生态资本核算的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步使绿色发展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的公益活动，转变为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的日常经济活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形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脱贫的有效途径。

　　第五，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处在追赶期，不能自满自负，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正是我国在总体上已不再缺少资金，但仍要引进外资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地走出去，对接国际上处在价值链中高端的技术、管理、供应链、营销渠道、品牌、人才等优质要素，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刘世锦，2017年11月16日 求是）

推动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意义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只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要求。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之举。只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提升我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整体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链和供应链“大而全”、“大而不强”问题较为突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在科技。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创新核心地位，我国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上升为中高端，占领一些领域的尖端，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我们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带来的粗放型快速增长，由此产生了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低端出口型的发展方式。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创新驱动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动力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抓住创新发展的主动权，打好创新发展主动权，才能赢得国家未来发展的优势地位。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是推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量子通信、大飞机制造等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些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发展也同步取得了巨大成绩。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万亿元，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引擎”、“定盘星”和“压舱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新的科学理论不断孕育提出，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带动了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只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升技术创新优势和经济质量优势，才能引领现代化潮流、赢得国际竞争主动。

　　创新是应对我国发展环境变化的主动战略选择。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从内部环境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从外部环境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催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了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大裂变，世界经济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只有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推进创新，打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现代化水平，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畅通循环和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才能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创新增强发展新动能，铸就未来发展新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理念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体现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高端创新性产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利用技术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在危机中抢占先机。

　　坚持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发展高质量实体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实体经济强，国家才能强。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着力点。没有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没有支撑。发展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必须改变过去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从追求速度规模的粗放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要积极适应新科技革命的潮流，重点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产业发展绿色化，打造实体经济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升级，全面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构建新发展格局。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根本需求的高质量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供给质量和效益、结构和水平及创新能力不够高，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要发展高质量实体经济，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同时，应聚焦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难题和关键性环节的改革。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提供有力战略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在发展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产业变革，就不会有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在科技，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拥有先进生产力、国际竞争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创新驱动和融合发展力量，将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形成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无论是培育新动能、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还是改善人民生活、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国家安全，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要紧紧围绕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大力推动数字化信息化的制造业发展，加快突破5G 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中的核心技术，拓展数字经济新产业链，建立先进的、完善自主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加快构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完备、资源配置高效、成果转化顺畅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红旗文稿》2021/3，作者：汤志华，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三、习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前的观点 政府与市场两只手

　　一、在浙江实践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完善，使浙江市场化程度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市场化这个概念，关键的是“两只手”，一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一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离不开这“两只手”，即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这方面浙江做了很多的探索，我们现在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特别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我们把过去3000多项审批项目减少到800多项，成为全国审批项目比较少的一个省。我们还通过机关效能建设，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审批项目减少了，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搞好服务；市场这只手壮大了，政府又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来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

（习近平2006年1月16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选自《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二、上升到国家政策

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这就要求必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

  通过持续推进改革，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市场经济激励不同市场主体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释放活力和创新力；社会主义制度则为全体人民共同利益提供坚实保障，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在实践中破解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可以实现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动平衡，政府干预则会扭曲市场机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片面夸大市场调节作用，严重削弱国家干预，导致经济增速低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些重要论述，破除了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错误观点，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但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表现是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健全、市场准入制度不够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等；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其表现是还存在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等现象。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此，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有效市场制度基础。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强化市场监管，让市场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着力完善经济治理，实现宏观调控创新，打造有为政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过程中，要切实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等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制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

  （怎样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2022-07-13 经济日报，作者何自力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宁德工作观点

　　1、闽东地区经济的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现有的产业结构难以进行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和协作配套，难以进行区域内部的互补协作，难以形成名优特产品的宏大阵势，致使沿海优势发挥不够充分，山区资源开发步伐缓慢。所以，制定和实施以完善产业结构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已是当务之急。

应该看到，当前正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大好时机。正在进行的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总体任务有两项：一是总量控制，表现为控制经济规模的过快膨胀和经济速度的过快增长，冷却过旺的社会需求；二是结构调整，表现为强化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弱化加工业。这正和我们制定产业政策的迫切需要相吻合——从某个角度来说，产业政策是对产业间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素质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政策。

（习近平：《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现实选择》（1989年7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2、要区别对待各类产业，对制约我区工业发展的“瓶颈”产业要优先发展，严格限制一般性长线加工业的发展。对于加工工业，要在总量抑制的同时，进行内部结构调整，以求规模适度和结构合理。总的原则是：从需求状况和消耗状况上说，对于那些长线而又高耗的加工产业，要坚决予以收缩乃至取消；对于那些短线而又低耗的产业，要大力予以扶持；对于那些短线高耗或长线低耗的产业，或者帮助其降低消耗，或者引导其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从加工程度和消耗状况上说，对于那些加工程度低而又高耗的加工业，要坚决停办；对于那些加工程度高而又低耗的加工业，要大力扶持；对于那些加工程度高而消耗也高的加工业和加工程度低而消耗也低的加工业，要帮助其降低消耗程度或增加加工深度、精度。加工工业总量收缩后产生的要素性资源相对增量要向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倾斜。

（习近平：《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现实选择》（1989年7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3、农业的深层次开发，即通过改造现有的中低产田，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保证农业的稳定高产；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开发荒地资源，以弥补非农业占地造成的损失；加强农业的水土保持工作，以提高土地生产率。我相信，搞好闽东的农业深层开发，将会产生多种积极效应：有利于改变农业生产的不平衡状态，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只要我们把农业的深层开发搞好了，我们就有资格说：闽东是农业生产的落后地区，却也是农业生产潜力极大的地区。

（习近平：《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1990年4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4、人口多地少和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闽东区情，决定了我们农业的发展必须把科技兴农作为一项基本政策，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形成一个高产、低耗、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

科技是生产力，重视科技至少能使我们从以下几方面获得好处：

（1）.依靠科技的力量来开发、利用原来不能利用的资源。例如，我们有那么多的海涂，能不能依靠科技的进步把它变成我们重要的土地资源？！依靠科技的进步，还可以使现有的资源利用得以延伸。这包括使潜在资源优势变为现实资源优势，使资源产品变为资源商品，使资源的初加工变为精深加工，使资源的一次增值变为多次增值。比如，毛竹是我们的一大资源，我们不能单纯出售原竹，而要发展笋罐头、竹编工艺品和制品，实现综合利用和多次增值。

（2）.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以节约要素的投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品种改良、栽培管理和施肥技术上。首先，改良后的新品种，可以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或少量增加的情况下，使产量获得较大幅度的增长。其次，采用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可以解决原来生产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并节约工本。第三，先进的施肥技术，可以大大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3）.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扩展农副产品销售市场。生产多了，销不出去，就会影响农业再生产的积极性。比如，有的地方有丰富的生产鲜活产品的资源，但当地市场却十分有限，因此资源优势难以转变为经济优势。如果我们采用保鲜包装，就可以把鲜活产品运出去，从而扩展它的市场。此外，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可以提高农副产品的品位，提高它在市场上的竞争的能力。这也是扩展销售市场的一个方面。

（4）.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善农民的生产水平。1968年我在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的时候，只不过是在全村搞了沼气化的科技活动，但却尝到了推广科技进步的甜头。家家户户煮饭不用柴，点灯不用油，乡亲们那种喜悦的笑容至今宛然在目。实践证明，科技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科技搞上去了，生产生活问题解决了，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习近平：《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1990年4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5、加强领导，改善和强化农村经济组织，增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机能。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切实重视，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检查、督促，要指定一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狠抓工作的规划和落实，并层层建立责任制，强化目标管理。

要以县为单位，制定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规划。立足自己的优势，将发展目标、对策与措施具体化，并使之积极可行。县、乡要把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尚未起步的行政村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狠抓配套措施的落实，保证在三年内使这些行政村达到基础指标要求。同时，要注意加强产业规划、行业管理和调整产业结构，防止乱铺摊子、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

要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组织机能。要加强乡村两级班子建设，集中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抓好乡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建立乡镇经济委员会，作为副乡级建制的一套经济工作班子，负责组织实施乡镇经济发展规划与管理，协调乡村企业，服务乡村两级经济。乡镇经济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可以乡镇企业站编制为基础，采取选调和招聘干部相结合的办法予以充实。其次，要加强村级班子建设，把农村中有事业心、创业心，有文化、年纪轻的党员和社会能人充实到村党支部或村民委员会任职。也可以从地、县、乡三级党政干部中选派有志气、有能力、能吃苦的青年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以加强基层经济工作领导。第三，要解决好乡村干部的待遇问题。村级干部除正常津贴外，各县可根据财力，逐步实行养老金保险制度。第四，对乡镇招聘主管企业的领导，工作成绩突出的，每年要进行表彰、鼓励。以往规定的“村级经济超过基数纯收入的30％作为村级干部奖金；乡镇一级企业超基数收入部分的5%—10％作为集体福利和奖励”的政策要兑现。

（习近平：《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1990年4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6、经济稳定发展是社会稳定、人心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我们要牢牢地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对闽东经济发展，要持一种辩证的态度，要坚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既要看到这些年我们取得了成绩，又要看到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我们要面对闽东的实际，消除一切超现实的幻想，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效益”的方针，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应时刻牢记“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的道理，克服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做长期艰苦的努力。

（习近平：《同心同德兴民兴邦——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1990年5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必然性

　　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广阔时代背景、深厚理论渊源和坚实实践基础，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鲜明的人民立场、宏大的全球视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结不同时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关系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崭新篇章。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创造性地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观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树立和坚持新发展理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原则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

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形成发展，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站在时代前沿，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提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确立了战略坐标、提供了战略指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坚持实践导向，着眼客观实际，深刻回答事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擘画推动了关乎基础和全局的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科学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精华，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从讲政治的高度做好经济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经济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把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强化进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加快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着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人民日报 》( 2022年06月22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