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小时以外的精神远行

逆流而上

——写在刘东升《过天阴》出版之际

续海亮

收到刘东升新出的《过天阴》，开本大于一般书，且厚，手里就有了一种厚重感。作为交谊深厚的同乡，我由衷为他高兴！这已是他的第四本文集，用他自序中自谦的原话说，“汰选”辑录了近年来他“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积攒下的文字资料”：有对人文史料的独特认知，有对“过眼的诸多事物”的文化观察，有率性赤诚感触深切的读书札记，还有回首童年遥望家乡的深情回忆……这些文章我大都读过并印象颇深，它们既有发表于全国性报刊杂志的，也有在微信公众号上被广为转发阅读量超常的；既有获得全国性大奖的，也有在本县征文大赛中折桂夺魁的……将这些在公务之余利用零碎时间写成的文章“零存整取”结集出版，正所谓积水成渊、聚沙成塔，让人感到成果丰硕蔚为壮观。

　　也正如扉页上“献给八小时以外”的题词所表明的，此书是作者以勤奋的读写充实八小时以外的结晶。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一个叫《八小时以外》的杂志曾很受欢迎，“八小时以外”也成为一个流行语。它源自八小时工作制，是指工作时间之外的私人业余时间，狭义上并不包括睡眠时间。如何度过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志趣爱好，精神追求。胡适认为对人生来说业余活动比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鲁迅曾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爱因斯坦则有句名言：“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生产着人才，也生产着懒汉、酒鬼、牌迷、赌徒，由此不仅使工作业绩有别，也区分出高低优劣的人生境界。”可见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道分水岭，决定着人生的价值走向，也可以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转折点，使不同的人生产生出巨大的差距。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和东升在微信聊天时，他说他正在整理藏品，并发给我一张照片，让我欣赏他收藏的一幅古代名家的书法拓片。不过，我在照片中却看到了拓片旁边的柜子上立着一排书，支撑它们的“书立”是两个金属小人儿，那小人儿立刻吸引了我。人小书大，两个看来只有十几厘米高的小人儿都是伸手往前推的造型，放在书的两边，就像是要把书籍奋力推到一块儿，推成书山稗海！那姿势非常有趣，透着一种调皮和机灵，让我想起少儿时代的东升，抑或更像是他现在的化身。东升的第一本文集名为《与书共舞》，在我看来这对小人儿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是对他八小时以外的传神写照——与书共舞！

　　作为一个检察官，刘东升让人最敬佩的就是有着超凡脱俗的爱好。他学历不高，像他这样笃志好学、醉心阅读的仕途中人殊为难得，当同僚们在八小时以外沉溺于各种社交圈或各种休闲娱乐活动时，他却与书共舞，为身处官场的自己开辟了另一个更为辽远深广的精神世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代名臣于谦的《观书》一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首诗所抒发的喜爱读书之情，正好可以用于刘东升，与书共舞的藏器庐主刘东升是完全可以与之对号入座的。“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诗句充分显示了人生层次的差异：“那些骑着饰金配玉的好马去寻欢作乐的权贵，哪能相信我书房中会别有胜景呢？”

　　吾生也有涯，且与书共舞。书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刘东升自述“对于文字和文化的崇拜是深入骨髓的”，购书读书伴随他“走过充实无憾的过往岁月”。晚清学者秦笃辉在《平书•⽂艺下》中说：“读书作⽂，以领悟为上。⽆所领悟，虽⼗年⼋年归于⽆益；有所领悟，虽⼀刻两刻可以有功。”通过读书作文，刘东升对文化的领悟是全方位的：文化又是那一方水土，文化还是家与国的遗传基因，文化是万物生长的沃土，文化是人类必需的阳光雨露……此外，在八小时以外一直坚持读书写作的他还深有感触：“文字是鲜活涌动着的基因，是我逐步打破旧我提升新我的不二法门……文字和文化的力量，始终笼罩着我所知的世界，也不断地打破我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

购书中的刘东升

刘东升书房一角

　　走出家乡的刘东升始终対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论身处何地，我们心中都有一块精神上仰望的圣地，有一种牵念一生的情愫，那就是家乡！”出于对文化的崇尚和对故乡的眷恋，他将自己八小时以外的主要精力浸润到家乡文史的滋养和书写中，他在家乡人文史料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钩隐抉微，考证阐释，从而达到“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的目的，并在追慕先贤中修为自我，开启他的精神远行。邑人杨尚文是清代道光年间“名动京师”的晋商文人，居京其间广交文苑名士，爱好收藏书籍字画，热心刊印书籍，其收集文人书稿编辑刊印的《连筠簃丛书》包括了历史、地理、金石、声韵、数学等方面的著作，有些甚至属于“久佚之秘籍”，曾在晚清及民国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刘东升“为故乡有杨公这样的名人而感到骄傲，藏读其所刊之书实为幸事。”他在得到这套丛书时不禁连写了四个“光荣”：“杨氏的光荣、灵石的光荣、读书人的光荣、文化的光荣。”欢喜之情难以抑制溢于言表。他一叹三叠，反复写下了《“名动京师”的灵石文人——杨尚文》《灵石张家庄杨氏家训》《杨尚文信札抄件发现的重要意义》以及《何绍基撰、书、篆的杨尚文兄弟墓志铭》《何绍基留在灵石的书法作品小记》等文章，对有关杨尚文的史料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拾遗梳理。

《连筠簃丛书》书影

藏器庐藏品：杨尚文之子杨昉墨迹

藏器庐藏品：杨家制墨

　　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刘东升对传统文化的缺失乃至面临断层的问题尤为关切：“而今，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门槛前，如何继续、发扬、传播中华文化值得深思。我们应时刻怀念那些为传承祖国传统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他说杨尚文“与他的名字一样，注定了他和文化不可分割”。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在他这个检察官文人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晋商文人杨尚文的一些影子：乐善好施，勤学不辍，博览群书，虚怀敬友，遍交一时贤士，爱好收藏典籍书拓等。

　　阐幽探赜，于史料典籍中发掘幽微深奥之意，是刘东升文史写作的一大特点。风尘三侠的故事出自唐朝杜光庭创作的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传奇中说，虬髯客是在灵石客店中得遇李靖、红拂女的，由此三人才结为兄妹，共同演绎了一段纵横乱世肝胆侠义的传奇故事。风尘三侠义结灵石，这个著名的故事也就等于始自灵石。对灵石来说，这样的人文资源固然属于小说家言、艺术虚构，当不得真的，有人会说没那回事！但唯其是艺术虚构，也就存在着一个虚构的必然，也就是说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朝，作为四川人的杜光庭在创作《虬髯客传》时为什么对灵石情有独钟，要将这部传奇的重头戏——风尘三侠的相会（包括传主虬髯客那个性十足的精彩亮相）安排在灵石的客店，而不是其他地方的客店呢？这就是刘东升在《风尘三侠灵石结奇缘》一文中提出的问题。是啊，为什么是在灵石呢？这还真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忽略的问题，也是个值得探讨的学术性问题。刘东升认为，除了地理因素而外，“三人的巧遇既是一种偶然，也是天意。灵石县因天外来石而得名，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石头命名的县城，可以说灵石是一块福地、一个安心之所，在此遇会，更显得三侠相遇之奇。”如此分析，在我看来虽不免有附会之嫌，或可商榷，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见出刘东升即使在幽微之处也要深度挖掘家乡人文底蕴的良苦用心。他还由此得出一种结论：“灵石人是讲义气的，或许是受三侠的影响。”他曾用手机拍照向我展示过他收藏的风尘三侠题材的各类文玩和画作，我想像着他在“八小时以外”抛却一切俗事杂念，把它们一一置放案头，观赏把玩，定会进入一种与之神交的境界吧。

藏器庐藏品：风尘三侠系列

　　说到收藏，东升也颇有见地，他把收藏视为一种文化活动。灵石收藏家协会成立之际，他在题为《一切含灵，石即是佛》的贺信中高屋建瓴地强调收藏要“为研究历史、研究文史、研究文化艺术、民间艺术等提供实物证据”，指出收藏的最高境界应“利于当前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存续”，倡导灵石藏家们“为灵石收藏，以收藏灵石文化为己任，在文化灵石的建设中大显身手，在文化晋中的环境中通过收藏提升灵石文化品牌和品味……成为文化灵石的建设者、推动者”。他在这方面是做出了表率的。风尘三侠题材的藏品只是他文化收藏的冰山一角，凡是与家乡人文风俗有关的物件如民间版画、月饼模具、泥塑鸽哨等都会被东升悉心收藏，视若珍宝。想当年我也搞过收藏，比如集邮，可我集邮的由来却很私密，羞于出口，收藏的目的也很渺小，与东升的大格局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藏器庐藏品：

　　就像把收藏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崇尚文化的刘东升总是善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待各种事物的，在各种事物上去寻找它们与历史文化的联系点，或者寻找和发现它们在文化上的意义。他在祁县任职期间，在一个雨天这样观察雨中的屋顶：“这些因为被淋湿而显得格外鲜艳的蓝色瓦顶，实际上都写满了历史、写满了名人诗词。”雨天受邀聚会让他得知了祁县有一种“过天阴”的民俗现象。对于这种极具随意性的非正式习俗，刘东升都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它，他文思神远思接千载，将这个摩诘故里的习俗与《诗经•风雨》联系起来：“‘过天阴’的祁县人把《诗经》中田园人家雨后恋人相见喜悦的场景再现了出来，并且进一步演绎成了亲朋好友相聚的活动。这或许就是祁县人‘过天阴’来由最恰当的解释了。”参与到这样的习俗中，刘东升展开了丰富的历史联想：“昭馀大地古往今来多少贤士俊杰，如《三国演义》中巧使‘连环计’的王允、《三侠五义》中的白眉大侠徐良、乔家大院乔致庸、渠家大院渠本翹、丹枫阁中反清复明的傅山……这些名垂后世的祁县人那些安邦定国、除暴安良、发家致富的各个大计，安知不是在 ‘过天阴’的时候酝酿成形……”继而对它作出了非常具有人文底蕴的评价：“要是以为‘过天阴’只是个吃喝的节日，那就又错了。祁县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县。在祁奚大夫的封地上，先民遗留的酿酒术、制肉术、面食谱和各种杂粮主食种类繁多，发源于祁县的心意拳、武秧歌、晋剧，包括剪纸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彩纷呈，凡此种种，又成为‘过天阴’的重要内容……祁县的农耕文化，就这样在‘过天阴’中酝酿、发展、传承……”这篇极具文学才情的散文获得《散文选刊》“2017年度中国散文奖”二等奖后在祁县引起了很大反响，让人们对过天阴这一习以为常的习俗有了新的文化上的认知，并让它进入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

　　东升感情充沛才思敏捷豪爽洒脱。文如其人，他的文章也思路灵动，多是富于激情和才情的书写。《过天阴》中对雨景的诗意铺陈、《看水头》中对洪水的气势渲染、《人人都说灵石好》中对陨石的瑰丽想象，《养心圣地石膏山》《石膏山林野趣浓》中对山野景物的繁富丰赡酣畅淋漓的描摹等等都让人过目难忘。

前面说过拓片照片中的小人儿书立让我感到十分有趣，最后再说说另一张照片，说说它对我的触动。它拍的是一份工作日志的手迹，编在《过天阴》一书的第四辑“影像”中，那是东升调离祁县检察院那一天的日程记录。早晨他一如往常地带领干警做集体早操。上午组织干警参加全国有关扫黑除恶的视频会，会前给干警发放《勤学铸检魂》一书。“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作为一个爱读书学习的单位领导，刘东升“独学学不如众学学”，《勤学铸检魂》正是2011年至2018年他在祁县检察院检察长任期内着力打造学习型检察机关时祁县检察人的学习调研成果集。午餐时“交本月伙食费215元”，然后就进入离别时刻，他十分精细地“环顾办公室，基本清洁，卧室卫生间水电关好，又看了一遍柜中有无杂物，俱已清理，便关上门，钥匙已交小强转办公室收。”没有告别宴会，也没有热烈的欢送场面，多少有点儿冷寂。一个单位的领导调离，不可能是这样的。我想这只能是东升有意为之，没有透露自己离别的时刻，“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才是读书人的本色。然而，“出办公楼，看了下整洁空旷的院子，阳光正好， 树木花草生机勃勃，陪了我七年。”却又是萋萋满别情！这段文字颇能让人产生代入感，惜别而伤怀。由此我想到目前东升已届退休年龄，即将告别工作岗位，浸淫官场多年的他并未异化人格，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傲慢而愚蠢的官气，像他这样的文人在告别权力后该不会感到失落空虚吧？时间已无八小时内外之分，东升可以心无旁骛地与书共舞，潜心于他的精神远行了。这里送他一句：行者无疆，大道无垠！